从充满生机的自我，重新出发
©
ECHO
回响书房
我是在孤独中不经意遇见米歇尔·亨利的，先是在网站上读到一篇书摘，然后买回这本《走向生命的现象学：米歇尔·亨利访谈录》。阅读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懂得他在讲什么，但一段一段的观点在我胸中激起潮涌般的热浪。那是一种暗自挺过许多无人的夜晚，心绪翻起又归于平静，终于习惯了一个人待着，突然从一个远方的陌生人那里得到的深深的理解和耐心的宽慰。对我身上的这些反应，他一无所知，但他大概不会感到意外。
亨利的思想为孤独者提供了坚实的支柱，他以先知一般的语言说：“个体的拯救不可能来自世界。”这像是解放了我们，又像是宣判了不死不休的劳役。
米歇尔·亨利，20世纪下半叶法国最为著名的现象学家之一，1922年出生于越南的海防市。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但是在亨利出生后不久就因车祸而去世。1929年，为生活所迫的母亲带着亨利和另一个儿子回到法国，定居在巴黎。
这是一个简单的生平介绍。但是当记者问“这些环境是否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您”时，亨利断然表示，这些外在的东西对于理解他并不重要。一个人的历史，以及周边的环境，只是造就了一副面具，“这副面具无论多大程度上讨人喜欢，都只是他本人与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协商一致从而加之于他的”。
亨利在意的是内在自我的觉醒与展开。这让我们想起心理学家荣格在自传中说的：“我的一生是一个潜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故事。”
荣格手绘书《红书》配图，该书记录了他在1914~1930年间的“自我实验”。
引导亨利走上哲学道路的，是中学哲学老师勒内·贝特兰。从第一堂课开始，课程就是完全抽象的，大家都听不懂，大部分同学窃窃私语，玩打仗游戏。但是亨利坐在第一排，只能一直听课，所以他最终听懂了，“因此进入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观念世界”。
哲学逐渐变成他的唯一学术兴趣。但是很快二战爆发，法国被占领，哥哥去了英国，加入“自由法国”。亨利则留在法国，加入了游击队，抵抗德国占领者。在游击队的这段地下经历，对亨利发展自己的思想起到了关键的催熟作用，其情形正如里尔克《秋日》一诗中的诗句：“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这种地下状态，每一天都强烈地让我感受到某种匿名状态的意义。在这整个时期，人们都必须隐瞒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行为。归功于这种持续的伪装，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向我揭示出来，也就是说，真正的生命是不可见的。在最糟糕的时刻，尽管世界极为残酷，我在自我之中体验到了真正的生命。如同一个有待保护的秘密，这一秘密也保护着我。这是比世界的显现更深刻、更古老的一种显现，规定着我们的人之为人的条件。”
《像盘子一样大的眼睛》系列作品，由挪威摄影师 Karoline Hjorth 和芬兰造型设计师 Riitta Ikonen 共同创作，主要拍摄各行各业的沧桑老者，老人们穿着自然外衣，既是主角，又是环境的配角，每张照片都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故事和北欧民间传说。© Karoline Hjorth & Riitta Ikonen
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亲身的体验之后，亨利发现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是不对的。在政治之下，还有更基础的东西，就是生命本身。
战争结束后，亨利与他的大多数战友分道扬镳，他决定效仿卡夫卡，“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加入历史和社会的宏大运动之中”。就这样，他返回学术研究，并且下定决心，“在公共空间之外来寻找我的生命意义”。
亨利花了10年时间，写了一本书《显现的本质》，孤独，贫困，仿佛被世界遗弃，但是“持续不断地受到写作的支持和激励。”书完成之后，受到法国哲学圈的热情欢迎，亨利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他却选择了去远离巴黎的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去任职。他说：“在地中海的边缘，我只须静静地等待时尚的消失。”
贾科梅蒂 三个行走的男人 1948年
刻画了战后重建时期，在巴黎动荡不安中人们短暂的相会。
亨利的全部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回到生命自身。这似乎是人人都可以讲出口的正确的空话，但很少可以比他讲得更犀利：“生命已经不再成为我们社会的基础。”
在他看来，问题从上溯到现代社会的开端，也就是伽利略、笛卡尔等科学天才那里。这些天才创建了现代科学，但是创建的方式是“对生命加以排除”。这不是源于对生命的敌视，而是纯粹的方法论要求，因为生命是感性的，不稳定的。科学只能处理物质的、非感性的对象。
从这时起，整个现代科学就走上了一条“去生命化”的快速路。现代人获得的知识都是客观知识，“我们不再关心我们自身的问题，即关于主体性和生命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独有的问题。因为在过去的伟大文化中，“生命本身既是能量又是力量，投入各种生产，包括文化的生产，这些生产与生命相适合。”现代的科学知识并不是这样与生命融合在一起的，而是高傲地矗立在生命外部，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知识。
在做科学研究的伽利略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前沿的那些生命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不是已经回到生命本身了吗？科学发展的方向确实在向生命回归了，但是离情感、意识、主体性这些最根本的事物，还有遥远的距离。
澳大利亚认知科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虽然科学可以解释意识的功能（比如信息处理和行为反应），但这并不能解答“主观体验”是什么。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大脑如何工作，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或如何这些神经活动会伴随主观体验，比如感觉痛苦、快乐或颜色的感知。
亨利认为，我们必须回到内部视角去认识生命：“我就是这种观看、这种聆听、这种感觉、这种运动或这种饥饿。我完全沉浸于它们的纯粹主体性，及至不再能够将我自身区分于这种饥饿、这种痛苦，等等”。他相信肉身是第一位的，“我们自身的一切都无法用客观性加以解释。”
巴基斯坦摄影师阿迪尔·阿齐兹 Adeel Aziz作品，多聚焦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引发观众共鸣。© Adeel Aziz
难道我们不是时不时就会大梦初醒般地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只能感受到系统想让我们怎么转，却很难感受为什么要这么转？
亨利并没有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技术，他不是那种浪漫派。毕竟智人本身就是技术性的，语言、文字、建筑、火、农业，都是技术。亨利只是提醒我们说，技术并非一直如此，比如人类最早掌握的技术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身体。以前技术与人的生命相联，与人的工作、身体活动协调一致，但是现在的技术变成了科学所构想的无数客观程序的集合，生命则被弃置在一旁。
云南沧源崖画，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有狩猎、放牧、舞蹈、归家、娱乐等内容，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先民们生产、生活的各种场面。
与生命逐渐脱离开来的技术，一开始是仆人，后来却想要僭越成为主人。随着数字技术以及各种智能穿戴设备的发展，我们的身体指标正在被深度数字化、理性化，我们其实越来越搞不清谁在管理谁，谁在控制谁了。
人们会越来越体会到亨利所言的“主观身体”的重要性，他说要用感受性来取代理性，因为通常所说的理性只是事物的理性，感受性才是真正的理性，也就是属于人的理性。他认为只有感受性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可能消弭冲突，实现联合。康定斯基是亨利经常提到的艺术家，他援引康定斯基的话说：“对人们而言，问题不再是描绘世界，而是描绘焦虑、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生命的爱，正是他的生命在体验自身，生命是他与世界的关系的钥匙。”
康定斯基，20世纪早期抽象艺术的先驱之一，对包豪斯及二战后的现代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亨利数十年如一日在角落里安静地思考、著述、讲学，更重要的当然还有，就像他自己说的，感受自身的存在，感受生命内部的激情与冲动。但是他对重大事件的判断和分析，却格外准确有力。
苏联东欧剧变发生后不久，亨利说，这些制度的失败要归因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个体的危机。政治混乱只是经济萧条的后果，而经济萧条是因为不再有人愿意做任何事情。一个否定生命个体的社会，不可能取得繁荣，道理再简单不过，“每当人们不再鼓励个体，不再承认个体的贡献，例如以恰当的价钱支付他的劳动，个体就会放弃他的努力，变得装模作样，这就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装置停止运行。”
1956年波兰波兹南六月事件，工人实行大规模罢工，高举“我们要面包”标语游行。
对个体的打击最终会毁灭制度本身，但地球上不同时间的不同地方，似乎总在重复类似的悲剧。“以一种总体的名义，个体被贬低，最终被碾碎，人们宣称总体高于个人，这个总体可能是国家、人民、社会、阶级……然而，所有这些现实，都是由个体组成的，并且只能通过个体才能存在。”
亨利对现代传媒文化也忧心忡忡。那时他还无缘见识网络的巨大威力，他谈的是电视，但他的观点对我们仍有很大启发。他说电视让人们获得了每时每刻自我逃逸的机会，逃逸到毫无价值的图像之中。电视图像代表的是一种虚无，是无意义的、不自洽的、无用的，迫使我们不断转到另一个图像。
亨利推崇的是从前那种温情脉脉的大众文化，“在乡下，农民们到了晚上就互相聚集起来”，因为这种大众文化迫使每个人进入一种真正的个人活动。而现代人接受文化的方式是，一个设备负责提供所有的图像、梦想、幻想、思想。在人与设备的关系中，受众成为被剥夺的对象，人的心理内容是由非人格的、无名的、刻板的东西产生的，人们习得的是越来越模式化、越来越贫乏的语言。
德国艺术家Aram Bartholl 作品《Unknown Gamer》，人们如此专注于手机屏幕，以至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被近距离地拍摄。© Aram Bartholl
但是对于未来，亨利却并不绝望。他说：“我相信，因为生命本身就承载着最伟大的力量，例如爱的力量，生命最终会战胜一切想要碾碎它的力量，包括生命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力量，如经济、政治等。在今天，唯一的、真正的危险，无所不在的危险，就在于生命丧失了对自身的信心……”。
换言之，只要我们对生命本身有信心，所有焦虑与痛苦都不是可怕的。弗洛伊德有句话：“焦虑是我们所有感受的必经之所。”亨利把这个命题整合到了自己的哲学中，将先验的感受性视作生命的基础。
他还说，虚无主义的产生源于对痛苦的拒绝：“因为痛苦属于生命，痛苦内嵌到生命的本质中，作为其可能性之一，生命对痛苦的拒绝就是生命的自我否定。”
思考中的弗洛伊德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可这样的分析，但是当你下一次感觉生活被卡住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进路：迫使自己在负面情绪中多停留片刻，不要急于用便捷的方式去躲避它、忽略它、忘记它，看会不会有新的东西在体内滋生、汇聚。
大约在一年之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那是我持续数年在体内艰苦跋涉之后一个小总结：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里有一种残酷的温柔。那就是当痛苦将你逼得无处可走，你不得不返身面对，却会意外地发现痛苦是一种养分。你的视觉在黑暗中变得灵敏，于是看见原本以为的黑压压密不透风的墙其实有那么大的缝，风能进雨能进你也能进。在你返身面对痛苦之前，所有的机会都是不存在的。”
生命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从充满生机的自我，重新出发。
理查德·朗，大地艺术家
阿拉斯加的圆圈 / 北极圈白令海峡浮木 / 1977
©
撰文 | Echo
平面设计 | 俊儿
排版 | L
监制 | 子溪
新媒体运营 | JEAN
往期精彩回顾
回响TALK | 王斌：在土崩瓦解的时代，尽力缝合一点点秩序
我们的生活如何经得起推敲
黑河：北方的想象
©
扫码添加回响之外编辑部官方微信
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