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这出戏票价太贵

作者：黄永玉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当年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也好，“地煞”也罢，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顶住啊，老头！”

苦禅先生当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70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也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却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我有一个学生，他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裤子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却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他被命令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提要他说得出话。

我心里向着他，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但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给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人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他发抖的手总是将一个馒头掰得一大一小，而且相差悬殊，这当然又挨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用断锯条给他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

我一口应允。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

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当年“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革”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光荣户，永远到湖北农村落户生根。走前校门口还敲锣打鼓地，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气得要死，也哭得要死”

“文革”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文革”末期，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都被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那一场浅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

我们的劳动地点在16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大家就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32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70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农闲之余，我经常与杨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我和先让便到他的班上去看望，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儿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杨先让侨居韩国的爹，气得杨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

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

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儿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

“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于是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

“文革”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出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那是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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