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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也深感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弄虚作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后在其领头人陈永贵的带领下,开辟了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而“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影响深远,陈永贵甚至因此出任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然而,真实的大寨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真实的陈永贵和宣传中的一样吗?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把时间的坐标前推移,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但结果上达中央之后,毛泽东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于是,如何对待大寨的粮食产量问题便转化成了对伟大领袖是什么态度的政治问题。中国的任何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就没有科学可言了。这样一来,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便度过了政治危机而安然无恙了。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板,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的模范。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至于昔阳粮食产量则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交。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2000多人,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3000,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就必须制造更多的谎言。大寨的土地亩数和粮食产量一直是当时的政治机密。1964年新华社《记者反映》内参上刊登了一份材料。这份内参写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说大寨报的耕地是802亩,这是十几年前土改时的老数据。内参说根据一名在大寨工作的技术人员从播种的种子推算,大寨耕地亩数可能是1200亩。这份内参里还写到陈永贵骄傲自满,说当地有人反映大寨是“一俊遮百丑”。1200亩比802亩多出近50%的耕地,这实际上就涉及大寨1964年粮食亩产有没有“过长江”的问题,更是涉及大寨这个全国农业先进的真实性问题。这份内参是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主任李玉秀写的。李玉秀后因这份内参,“文革”中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挨了批斗。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或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的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令人不解的是,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达960万人次,但是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去过一次,甚至都不曾提出过什么时候要去大寨看一看。陈永贵在1980年辞去了副总理职务,随之,党媒开始集中批判大寨,陈永贵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1983年,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3月,因晚期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去世后,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华国锋一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转变。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陈永贵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当我向马烽提及这些变化时,马烽叹息说:“陈永贵是个悲剧。他一个农民,就弄不了政治,硬是把人家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