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与升级：为什么俄罗斯自由派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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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媒体如何报道中东冲突升级？社交媒体上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自由派闭口不谈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历史学家、记者弗拉基米尔·梅捷尔金谈俄罗斯人对以巴战争的最初反应。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战争正在分裂全世界人。但这些分歧在讲俄语者中间似乎尤其令人痛苦。这不仅仅是基本的政治分歧。从20世纪初第一波阿利亚[1]开始，好几代俄罗斯家庭与当代以色列社会紧密相连。由于始于1970年代末的来自（后）苏联空间的移民潮，超过一百万讲俄语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定居（即所谓的“大阿利亚”[2]）。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又有4万俄罗斯公民移民到以色列。包括那些在战争爆发和动员后离开俄罗斯的人在内，许多俄罗斯人在以色列都有亲戚和朋友。在俄罗斯公共领域，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人呼声最高。
当代媒体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占领、种族隔离，以及以色列政府中极右翼势力的强化并非无动于衷，他们通常会诉诸巴以冲突的历史。如今，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记者——无论有着左派还是进步自由派的政治倾向——都在使用这一视角。例如，CNN就为巴勒斯坦官员提供发言平台[3]。就连以色列最大的报纸之一《国土报》也公开指责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应为事件转向暴力负责[4]。
然而，俄语媒体空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国营媒体重复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或是通过回避有争议的问题来保持与克里姆林宫的默契。
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克里姆林宫宣传就在为中东的不稳定和以色列面临的难题幸灾乐祸[5]。尽管冲突规模很大，且面临升级风险，俄罗斯的宣传员们仍不断冷嘲热讽那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离开俄罗斯前往以色列的人，嘲笑他们从一个交战国逃到了另一个交战国。“那个不和自己邻国交战的国家又在和自己的邻国们交战了。我们等待着俄罗斯的和平主义者们再次出逃。不过说实话，不，我们没有在等。”RT主编玛格丽特·西蒙尼扬在她的电报频道上写道。亲克里姆林宫的记者们试图将所有国际政治与美国和乌克兰联系起来，这种企图几乎已成为一种恒常的习惯。这一回，俄罗斯宣传大谈所谓乌克兰人把美国武器倒卖给哈马斯[6]。
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官方场合表达了俄罗斯一贯的立场，即支持联合国关于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尽管如此，普京还是不失时机地再次声明，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例证。普京的激进派虽然没那么高调，却具有典型的挑衅性。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谴责“攫取巴勒斯坦土地”，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则不急于同情巴勒斯坦或以色列。
主要面向俄罗斯公众、报道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俄罗斯独立媒体依然存在。这些媒体中的多数已被查禁，其编辑团队和部分记者流亡海外。不过，通过社交媒体以及使用梯子，在俄罗斯一定程度上仍可以访问这些媒体的文章网站和视频。
如今这些媒体在报道俄罗斯政治和乌克兰战争的同时，也会报道巴以冲突。比如，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电视频道之一“雨”电视台（目前在荷兰播出）最近的话题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亲巴勒斯坦立场”。不仅如此，主持人和专家们在讨论欧洲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时表达了明显的不赞同。
还有一次，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一名前摩萨德员工和一名以色列议会议员应邀参加直播。他们的主导叙事是，面对恐怖威胁，以色列变得团结一致。“雨”电视台主要关注的是对以色列受害者进行动人的报道。与此同时，电视台对大规模轰炸加沙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加沙地带生活的关注则要少得多。而对巴勒斯坦立场的同情被解释为支持恐怖主义。“雨”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之间的典型对话如下：
“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我对此非常愤怒，我要气疯了。怎么能在倡导人权的同时支持一个恐怖主义政权？”
“此外，有些全球主要媒体也持这一立场，并从‘脆弱、受伤和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的角度解释一切。”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偏颇的言论，还有新闻报道的结构和受邀专家的名单。例如，《欧洲新报》发表了一篇两位军事专家关于战争第一周的报道。两人都明确支持以色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人甚至是前以色列警察和情报官员）。两位专家声称，“以色列方面遵守了所有的战争规范和规则”。讽刺的是，这篇报道是在人权观察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使用白磷弹之后发表的。
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不断受到批评，被认为有失偏颇，对冲突的另一方缺乏足够的关注。监测媒体如何报道冲突的研究者指出[7]，记者不可避免地会转变新闻叙事。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族裔中心，失去对其他观点的敏感，从而支持冲突升级。记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从消息来源处收集到的信息。但最大的问题来自文化、情感和政治方面的转达——即记者以特定的方式使信息适应其受众。值得注意的是，去语境化、轻视“外群体”、缺乏对他们的同情、拒绝考虑民众诉求是报道冲突的新闻的一大特点。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双方的力量明显不平衡。研究者指出，在此类冲突中，弱势一方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发布目击者叙述和参与社交媒体讨论来获得推广自己立场的新机会。
然而，从俄语社交媒体上很难全面了解战争最初几天发生了什么。以色列受害者的叙述和图像占据了主导。哈马斯对音乐节和边境集体农庄的袭击（毫无疑问是骇人听闻的行径）所造成的后果的照片和视频充斥了整个议程。许多报道和对这些恐怖事件幸存者的采访被刊登出来。网上充斥着网民要求彻底夷平加沙的愤怒呼声。
独立记者、文化界人士、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和公共专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积极而激动地表达了他们对冲突的看法。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反对派空间中，亲以色列的“反恐战争”叙事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许多自由派公众人物爆发的仇恨不仅针对巴勒斯坦本身（例如将巴勒斯坦民众等同于恐怖分子），还针对那些试图让人关注冲突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的人。记者和公众人物呼吁立即进行报复，并将有关以色列侵略和系统性压迫巴勒斯坦人的讨论推迟到更好的时机。当哈马斯和以色列国防军（更具破坏性）的火箭弹瞄准平民，一切汇成了一股密集的愤怒之流。其他各方都有可能积极参战，并将这场冲突变成一场地区灾难。
情绪化反应和对以色列升级局势的支持在最初的公开辩论中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鉴于其中许多作者一贯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立场广为人知，他们关于巴以冲突的言论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读到和看到了各种事实，俄罗斯反对派的受众还是很轻易地就认同侵略成性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或至少认定以色列平民是唯一的受害者。
当大规模种族清洗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的报道至关重要。
左派（包括以色列国内的左派）经常受俄罗斯自由翼反对派的批评，说他们（在“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关键时刻）不恰当地大谈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与自由民主的常识背道而驰。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自由民主派支持战争升级多少有些令人惊讶。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自由派完全放弃了讨论人权——俄罗斯自由民主的一大核心支柱。
我们左派单纯只是指出，有必要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人权（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生命权）和以色列的战争罪行：杀害平民、轰炸民用基础设施和使用国际法禁止的武器。我们还需要讨论如何最小化平民伤亡的替代方案，以及战争的人道主义后果。结果我们只看到了各种激进立场和抱团思维的泛滥，以及试图维持一种过时且问题重重的全球主义叙事，即正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与独裁者、恐怖分子的斗争。
近年来，以色列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活动家和社会自觉的公民开始呼吁缓和局势，改变媒体对不对称冲突的报道。巴以专家强调了这种改变的必要性。自1967年以来，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8]，负责调查以色列侵犯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最近的一份报告呼吁进行范式转换，摒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叙事”，承认以色列“蓄意进行贪得无厌的、种族隔离式的，镇压成性的定居-殖民占领”[9]。在另一份报告中，一名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权专家呼吁结束种族隔离，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长达55年的占领[10]。
生活在被占领土[11]上是一幅可怕但熟悉的画面：土地被攫取、吞并、割裂；犹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例行暴力，包括杀害平民。
20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被以色列国防军封锁的加沙地带[12]。加沙地带经常被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13]。加沙地带无法全面获得电力、水或药品，被以色列控制的经济根本无法运作，且巴勒斯坦人被禁止自由前往巴勒斯坦其他地区或出国。
联合国专家指出，国际社会试图解决这一长期冲突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使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正常化，而非向其发起挑战。这是不道德的，且剥夺了国际法体系的意义。”联合国巴勒斯坦地区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表示。
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许多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其中包括以色列的人权组织）都承认以色列的行为是占领和/或种族隔离。与此同时，人权活动家的研究、调查和报告却经常被指控为反犹主义。例如，哈佛大学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和活动人士签署了一份声明，为巴勒斯坦和加沙居民辩护。他们遭到了侵犯性的“开盒”（doxed）。一个保守派活动团体以“哈佛的反犹首领”为题曝光了签名者的照片和身份。
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许多人反对盲目支持以色列，呼吁缓和局势、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对他们（而非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具体声援。然而，指控他们反犹主义、教条主义和乌托邦倾向的做法阻碍了政治辩论，并迅速破坏了那些坚持认为有必要讨论反人类罪且立即降级局势者的声誉。
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化帖子和反对派人士的强硬评论背后往往是对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正义的绝对信念（有意或无意）。按照一种常见的说法，以色列被视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可靠伙伴[14]。进步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一种痛苦结合将俄罗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亚非国家归为“落后”国，并与“正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形成对比。
后苏联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化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危机和冲突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罗森·贾加罗夫指出的那样，苏联自由派异见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历来位于两种逻辑的交汇之处：否定官方宣扬的苏维埃价值观（国际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对反殖民斗争的支持），以及接受以西方为顶端的文明层级制[15]。当前俄罗斯的自由翼反对派延续了这一传统。
“我不在乎民主的美国向不民主的伊拉克发射了多少枚火箭弹。要我说越多越好。”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16]曾如是说。
类似的言论在俄语世界公域一再出现并不奇怪。在“黑命攸关”抗议、移民危机和巴以冲突升级期间，我们也听到了类似言论。如今，许多独立俄语媒体已将第三次世界大战描绘成独裁与民主间的全球性对抗。那些不愿将以色列等同于正义力量和民主典范的人被想象成哈马斯和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这些批评者是俄罗斯、欧洲还是以色列公民，这一点并不重要。
另一种“文明逻辑”也在俄罗斯自由派话语中发挥作用。“野蛮”（原文如此！）将不可避免地输给“文明”的以色列。因此，从业30年的资深记者（前“莫斯科回声”电台节目主持人）克谢尼娅·拉林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如下言论：“我们都陷入了一场如此致命的大火。以色列和乌克兰正试图拯救世界免遭毁灭，拯救文明免遭野蛮人入侵，代价是国民生命的巨大损失。”
忽视复杂分析，历史、社会和经济语境，以及全世界的结构性不平等，这是俄罗斯公域蜕化的可悲症状。克里姆林宫及其宣传分子的官方立场或许会导致俄罗斯自由派愈发拒绝改变对巴以冲突的看法，无论加沙有多少平民伤亡。只看到国家和文明，却不愿去看社会和族裔群体，这会导致侵略一再爆发。显然，在一团混乱的当代全球政治中，这么做不会巩固和平。
[2] https://mosaicmagazine.com/essay/israel-zionism/2020/11/israels-russian-wave-thirty-years-later/
[3]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world/2023/10/07/mustafa-barghouti-palestinian-national-initiative-hamas-attack-israel.cnn
[4] https://www.haaretz.com/opinion/editorial/2023-10-08/ty-article-opinion/netanyahu-bears-responsibility/0000018b-0b9d-d8fc-adff-6bfd1c880000
[7] https://www.routledge.com/Media-in-War-and-Armed-Conflict-Dynamics-of-Conflict-News-Production-and/Frohlich/p/book/9780367583613
[9]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10/1129942
[10]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3/israels-55-year-occupation-palestinian-territory-apartheid-un-human-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