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六）：小人物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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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精神和肉体都经受了残酷的打击。但他也因此接触到了社会下层。当他深入民间、了解到民生疾苦的时候，个人的荣辱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他只能拿起笔做武器，毅然将目光投向社会的下层，为一系列小人物写文章写传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捕蛇者说》。他写这些文章和传记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小人物的经历，来反映社会的大弊端，从而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自己从未低头的革新精神。那么，除了《捕蛇者说》之外，柳宗元还为哪些小人物写过传记呢？他又从中揭示了唐朝什么样的弊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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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讲，我们先从毒蛇开始。这关于毒蛇的故事，也是柳宗元写的，就是非常著名的《捕蛇者说》。说永州这个地方产一种毒蛇，黑底白花的，剧毒无比。草、木、人、畜，碰着就死，挨着就亡，特毒。可是这个毒蛇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药用价值，你把这蛇抓住之后，拿回家里头，洗剥洗剥，挂起来给它晾干了、晒干了以后，能治麻风病这样的疑难杂症。蛇它死了它也有绝活。朝廷知道这个蛇的好处，就下令，你们定期要给朝廷上贡这种毒蛇，这黑底白花的蛇。当然作为报偿，作为奖励，凡是抓着蛇的，上交了蛇的，你就可以免除当年的租税，苛捐杂税。所以你看，要么你就是交税，要么就是冒生死的风险。
在永州当地，有一个姓蒋的这么一个农民，柳宗元采访过他，这个人祖宗三代都是干这个活的，抓这个黑底白花的蛇，他爷爷就死在这蛇的上头，他父亲也死在这蛇的上头，他自己已经抓了十二年了，好几回都差一点就死在这毒蛇的身上。谈起往事，这蒋先生面有忧戚之色，也是非常地伤心，也是非常地苦恼，他就是再会抓蛇，那蛇总归不会听他的，该咬你还得咬你。柳宗元很同情他，说你看，老蒋，既然你这么痛苦、这么害怕，我好歹也是在永州是个官对不对，我跟他们说说去，恢复您的苛捐杂税，咱不干这个脑袋拴在裤腰上这买卖了，太危险了。这老蒋本来面有忧戚之色，一听他说要给他换回去，改成交苛捐杂税啊，不是忧戚之色，脸上都有死人的颜色了。说不弄这个，您与其让我去交苛捐杂税，不如让我还干这个冒死的买卖。哎，柳宗元说你这人还奇怪了，你不是说这活干得你自己觉得很危险吗、很冒险吗？给你换你还不答应。（老蒋）说哎，您不知道啊，有所不知。我给您提供一组数据，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恢复到苛捐杂税的状态了。想当年，跟我爷爷住邻居的人，现在十户人家里头连一户都找不着了，跟我父亲住邻居的那些农户，十户里头连两三户都找不着了，跟我住一块儿的，现在十户里头连四五户都没有了。这些人干嘛呢？有两个前途：第一，受不了苛捐杂税之重，被迫背井离乡，跑了。第二种什么呢？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死了。我在这一年当中，按朝廷的规矩，只用抓两次蛇，也就是说我一年当中有两次玩儿命的时候。可是我的邻居们每天都在玩儿命，整个这一年360多天，天天都在玩儿命。我跟他们比起来，那就已经过的是神仙日子了，我活得已经够长的了，我死得已经够晚的了，我怎么能换这个呢？您这账你得这么算啊。柳宗元一听，这么回事啊，哎呀就想起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叫“苛政猛于虎”，那种残暴的政治、残暴的政策，是比老虎都要凶猛的。可咱们这得
换一句话说，就是唐代的这个残暴的政治、残暴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个残暴政策的残暴的人，他们也是比毒蛇还要歹毒、还要可怕，他们甚至比死亡更可怕。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位老蒋的身上就看到了唐代当时政治和政策的一个缩影，通过他，我们就感觉到当时的老百姓生活在怎样的状态当中，苛政猛于虎，甚至苛政毒于蛇。那可能有的人就问了，说康老师你这个说得也不确切，我们知道唐朝是个什么社会，唐朝在中国古代社会，那都算是很辉煌的一个王朝，出现了很多的明君，出现了很多的好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勤政的官、天天为民所思的官，这样的官就一定受老百姓欢迎吗？他们所做的事情就一定有益于老百姓吗？换句话说，他们做的事的效果就一定好吗？有人说，不一定。这话还真不是柳宗元说的，是什么呢，是柳宗元笔底下的一个小人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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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当年风华正茂、仕途通达，被贬永州的柳宗元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在对这些小人物寄予无限同情的同时，也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作为文学大家，柳宗元只能通过自己的那支笔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他的下一个主人公又会是什么样的小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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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姓郭，什么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他有个生理上的特征，他是个大驼背，他特别严重的驼背，不是驼一点，整个那个背、那个脊梁骨全都隆起来，像骆驼一样，大家就着这种形状叫他“橐驼”，就是骆驼的背的意思。他这个人自己想得很开，他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符合我的外形特征，我认可，就要这名字吧。他种树种得好，为什么种树种得好啊，成活率高。这京城里头啊，有钱的人要造个园子啊，要种点果树，他种的树枝叶繁茂，而且结的果又大又多，很多的同行，一块儿栽树的、种树的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他这树就种得这么旺，成活率就这么高？是吧，结的果就这么多？也都想从他那儿偷点技术。没门儿，一点戏都没有。有人就问他说，橐驼呀，您这树怎么会种得就这么好呢？橐驼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就是个种树吗？没什么特别的秘诀，说到底就是两条，说：
“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总的一个原则，就是顺应这棵树本来的规律，让它去生长，不要强拗它。他具体怎么说呢，他说就这两条，第一，这树的根很重要，这个树的根就跟我们人的脑袋一样，你脑袋不养好了，这人就废了。树也一样，根要养好。根怎么养好啊，土要培好，要用原装的土，那土要给它拍瓷实咯，土要给它拍均匀了，让根部处在一种松弛的、舒展的状态，让它非常地舒服，能够很舒服地生长。根得伺候好了，这是基础。等根弄好了，剩下的事我就不管了，它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它本来想怎么长就让它怎么长。人说这也太抽象了，您这说的，那谁还不都是这样长，你这还是不愿意说你的秘诀啊。这橐驼说你是不知道别人怎么养树的，我一告诉你，你就知道我这办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看那有的种树的，那真是要了命了，早上起来摸一摸那树，看那枝长得直不直，饱满不饱满。刚一回身，又返回来，再摸一摸。有那特神经的，给树皮扒下来，看里头、摸摸里头到底怎么样，还有的可能做得更过分的，唯恐这树长得还是不够快，得拔起来，先看看这根上到底是怎么个状态，是吧？你说这人吧，他真的是爱树，操心这棵树，可是这么个操心法挺吓人的，这就不叫操心了，这叫折磨。你想你这样去干扰这棵树，这棵树光顾着你了，它还哪顾得上自己生长啊。
有人说，哟，橐驼您这树种得我觉得挺有水平的，您这套办法能不能用在咱们政府管理的方面？提供一些借鉴？橐驼很谦虚，橐驼说，哎哟，我就是一个种树的，都不太识字，你问我政府管理我一点都不懂，可有一样，我在我们乡里头，见过咱们唐朝的政府官员是怎么管理的，我跟您说说，您就明白了，这些官员都是好人，一片好心，勤政爱民。早上来了说，哎，赶紧的，该播种了，早点赶紧去种，该播种了，该耕地了。大家说好好好，去耕地。还
没过多长时间呢，晚上过来了，又说，该喂猪了，该打农药了，该收庄稼了。说好好好，再去。这儿还没完呢，正吃饭呢，突然又说，哎，孩子一定得养好，得重视教育。这儿饭碗还没放下呢，那儿锣又敲响了，说是要开会。你那功夫都废在这上面了，正经的庄稼活顾不上了。
为什么我们就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块儿讲？前面的那拨官员，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直接的暴政的体现，后边这拨官员，貌似非常地勤政，但实际上，他的基本的观念上，还是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管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没把自个儿跟老百姓看成一拨人。你们是受我管束的，而不是说，咱们是一群人，我是为你服务的。所以，后边的这种所谓的勤政，从其本质上来讲，是更具有隐藏性和欺骗性的暴政。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实惠，对老百姓的发展，是没有利的。所以你看，一个郭橐驼，一个抓蛇的，一个种树的，就这两个小人物，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经过柳宗元的发掘发现，提炼以后，总结出来唐代的政治有着两大弊端，而且这是非常要命的、本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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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京城的柳宗元从捕蛇农民和种树老人的故事中，揭露了当时两类官员的嘴脸，反映了暴政和所谓“勤政”给百姓带来的灾难。那么柳宗元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官员又是什么样子呢？他又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小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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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给一个木匠写过一篇传记，叫《梓人传》。柳宗元说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在长安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姓杨的木匠，这个木匠很特别，第一，柳宗元看他们家桌子腿儿坏了，说你怎么不修修，你木匠啊。那人说我还得请个木匠来修呢。那说你怎么不会啊？（木匠）说我不干这个。说你们家里头怎么就连个刨子、连个斧子、连个锯子都没有，只有一些墨斗什么之类的测量工具？说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个真木匠，像是个冒牌货。这老杨不高兴了，说你别这么说啊，我要给官府里打工，官府给我的酬金，相当于一般人的三倍。我要给私人打工，包个工段，我的酬金相当于这个工作团队里边的三分之二还要强呢。柳宗元很纳闷了，就觉得这个人吹牛真不用上税，这怎么可能呢？你自己什么都不会，连桌子腿、凳子腿都不会修，你的工钱比别人高？哪有这么牛的事啊？这人还真牛。为什么呢，那一年啊，京兆尹修政府楼，也就是长安市市政府修楼，柳宗元看见这位杨木匠就在工作的现场，这木匠在干嘛呢？第一，他站在那儿，周围站了、围了一群的其他的木匠，大家都看着他，他在墙上画了很大的一幅这个政府办公楼的设计图纸，然后，对于那些建筑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甄别。过一会，给甲木匠说，你去，拿斧子把这块木头砍了。又给乙木匠说，你去拿锯子把这块木头给它锯咯。指派所有的木匠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分工特别明确。凡是干得不好的，当场就训斥，毫不留情。凡是干得好的，当场给予肯定，也绝对不会隐瞒他的工作。干得是热火朝天啊，分工明确，等到最后末末了，这楼盖起来了，大梁上要落款，这楼是谁建的的，时候，就这老杨的名字写在上头，其他的木匠都不能具名。就这么牛啊，是吧，人不动手、只动嘴，就把事全办齐了。柳宗元这才知道，原来这位爷，人家是整个这个楼的总设计师、总建筑师，难怪他用不着修桌子腿呢，他关心的是大事、大局。
柳宗元就很有感慨，为什么有感慨呢？在他看来，这个杨木匠，那都是个宰相的材料，为什么，他设计总的建筑图纸，这就好比宰相制订政府的若干年的发展规划纲要一样，是吧，政府要发展、要规划、要设计总的蓝图，这就跟木匠设计建筑图纸是一样的。第二，这个木匠，他对所有的、其他的木匠，是让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号施令，是令行禁止，这就好比宰相把政府整体的工作，分派到各个部门，然后去具体地实施。第三，这木匠有个特点，老杨，他把工作分下去之后，绝不搀和具体的工作，绝不干扰具体的工作。这就好比一个宰相，把任务分给各部门之后，交代清楚之后，那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绝不干涉具体工作。这个木匠从来不会，看见这个人锯木头，哎，你这锯得不好，我帮你锯。或说你砍得不好，我帮你砍。他不弄这个事，他举重若轻，只关心大局，只看整体的建筑的结构。所以柳宗元总结了一句话，叫什么呢：
“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柳宗元《梓人传》）
这个木匠的道行，就是跟宰相差不多，所以我才把他的事记下来，收藏起来，以便于将来的政府官员看到之后有所借鉴。柳宗元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头这样说：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
你知道一个地方官的职能是什么呢？他就是给老百姓当仆人的，他不是到这个地方上去鱼肉百姓的。所以我们说，柳宗元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脑子非常清楚。他还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他说，一个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官员就好比是老百姓花钱雇到家里边的一个管家，好嘛，现在唐朝的官员做了官之后，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这就好比说我花钱请了一个人到我们家来当管家，这个人不但不干活，反而偷我们家东西，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打？该不该送官？该不该判刑？当然应该。柳宗元说，那现在为什么唐朝的老百姓治不了唐朝的官呢？因为这老百姓跟官之间的距离，这种落差太大了。但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道理是对的。那就好，只要道理对，那唐朝的上上下下的官员该不该好好地反省反省，到底怎么摆正自己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你要是一天摆不正，你再勤政那都没用。你只有摆正了关系，你的政治、你的政策、你的措施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不然就是南辕北辙。
你看，我说了，这就是柳宗元给小人物写传记的一个很强大的动因。柳宗元少年得志，很快被贬永州和柳州，他一生在政治的道路上是个悲剧，他如何才能够让自己在这个悲剧的情境当中，心灵得到稍稍的缓解呢？正是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他发现了宝贵的、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他为小人物写传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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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永州的柳宗元，通过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和故事，揭露了社会的弊端，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果说在永州期间，他职位低下，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么，等到他后来官阶提升，有了机会之后，柳宗元自己能够说到做到吗？他还会给小人物写传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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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下来大家可能就问了，说柳宗元他不是年轻的时候就仕途很顺畅，后来虽然被贬了，但是在永州也做过司马。在柳州官做得比较大了，是柳州市的市长，他不能光说不练啊。他有这么先进的理念，有这么好的想法，到底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呢？有没有什么实践呢？让我们见识一下。我们说确实有，柳宗元在柳州办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杜绝贩卖人口、贩卖奴隶。我们大家知道，在唐朝，法律是严禁贩卖奴隶和贩卖人口的，但是在柳州这样的贫困地区，贩卖奴隶和人口的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第一，家里头穷啊，穷怎么办呢？穷就得借钱，借高利贷。可借了高利贷你得有所抵押啊。你说咱们现在买一个房子或者买什么，你都有抵押，银行得有抵押，是吧，抵押了然后你才能贷款。拿什么抵押呢？他们的风俗是，把自己的孩子，儿子、闺女交给对方，抵押。这里边有一个诀窍，抵押了之后，比方说我借了你100文钱，到了规定的时间，你还没还这本金，如果有一天，你借的钱的利息也达到了100文，跟本金相同，那对不起，您这俩孩子，儿子闺女都归我了，做我的奴隶，跟你就没关系，等于是把孩子就卖了，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还是穷。因为太穷了，养不起孩子，等孩子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把孩子卖了。有的人家什么呢，卖了孩子，你不能生一个再卖一个，为了要挣钱再生再卖，他没孩子卖了怎么办呢，他就绑架别人家的孩子，把他卖掉，卖为奴隶。有的成年人也被绑架，甚至有的身体比较强壮的少年也参与绑架。这种绑架的风气跟刚才前面做抵押的那种风气，
在当时在当地，都已经是“蔚然成风”，所见不怪了。当地的官员也是麻木不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管他呢，只要老百姓别闹事就行。所以当时主要就是两种倾向。
那么针对这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柳宗元是有作为的。他想了很多办法。首先他想什么办法呢，他想这欠钱那一方实在是太穷了，他还不起。那么就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能不能给他一定的补贴，帮他把这钱还上，但这个办法很被动，因为你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他想了一个变通的法，你不是说我孩子给你做抵押了吗？当人质啊，行，我没钱，可我们孩子能干活啊，对不对，我给你们家干活，等干活干得够了那100文的时候，那工钱累计到100文的时候，我也不要你工钱，我就以工代款了。只要我干的活，我的工作量达到了100文的价值，孩子就回到家里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他的上级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高兴，就把这个办法推广到了当时整个的广西地区。当年就因为这个举措的实行，那些人质回到家里跟家人团圆的有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办法的解决。
第二种办法呀，那真得是“公检法”一起上，不是短期内就能见效的。可是呢，柳宗元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他工作的特色，他善于抓典型，抓正面典型。我抓着了一个敢于跟绑架犯奋力抗争，争取自己权益的人，我就大做宣传，要张正气压住邪气。在这方面大家都很清楚，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记叙文，就是《童区寄传》。说有个小孩儿打柴的，叫区寄，就是当地人，才11岁。那天又打柴了，打着打着呢，碰见两个绑架犯，就把他绑架了。那肯定啊，绑了干嘛呢？拿市场上卖啊，卖给需要他的奴隶主啊。绑架了以后呢，绑得很远，离开他的家四十多里路。这个区寄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小孩，他假装很害怕，浑身发抖，他不是真的害怕，因为大部分小孩是真害怕，他假装很害怕，不停地哭、不停地闹，浑身发抖。这两个强盗一看，这孩子这么害怕，没出息。就放松了警惕。两个人把他的嘴堵上，给他手绑起来，然后就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其中一个人醉醺醺地到市场上去找这个买家，另外一个人呢，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他睡着了这倒问题不大，可是他有一个疏忽的地方，因为他喝醉了，再一个他实在没把这个11岁的少年放在眼里，他就把匕首顺手就插在地上，就睡了。我们刚才说了，区寄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胆子很大的孩子，他这会儿用不着再假装害怕了，他瞅这家伙睡着了，他就就着那个刀刃，把自己的绳子就割开了以后，当机立断，拿起刀来，一刀下去，强盗甲就不存在了。然后区寄是一阵狂奔，想快点跑回家去。你说，事情就这么寸，他跑啊跑啊跑啊，那强盗乙就回来了。哎，一撞见，这怎么回事啊？那你活了，你跑了，那甲呢？那甲肯定是死了。这人起了杀心要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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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岁的儿童区寄，此刻命悬一线。那么，他究竟是怎样脱离险境的？而柳宗元这样一位地方长官和文学大家，为这样一位儿童写传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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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啊，他不但是要有胆量，而且他还得非常聪明；他不但得要聪明，而且他得有智慧。不能光瞎抖机灵。哎，你别杀我，你杀我你就亏本了。你想想，你要让我当你的仆人，你说我给你们俩人当仆人好呢还是给你一个人当好啊？你就是要卖我，你说卖了钱你们俩人分好呢还是你一个人拿好啊？这账、你得会算账啊。那个人对我不好，你要对我好点，别杀我，你可以卖个好价钱。哎，这个强盗一听，道理很对，我要把他杀了，我不是白干了吗？那我干嘛来了呢？好，不杀他，不杀他是对的，但也感觉到这孩子不一般，你想11岁的孩子，手起刀落就把他那兄弟给结果了。这回嘴巴堵得更紧了，捆得也更牢实了。因为他已经谈好了，直接就把这孩子带到集市上去了。去了以后天色已晚，那买主还没来呢，怎么办呢，反正给你捆结实了，刀也掖在衣服里头，然后他就又睡了。你不能睡啊，你一睡，区寄的机会就来了，你在屋里睡着，原来在那外头的时候，有匕首你可以这么噌，现在没有匕首怎么办呢？你还有火塘啊还有炉子呀，所以不但要机智，不但要智慧，不但要胆大，而且还要什么呢，还要不怕疼痛，不怕死。这区寄就把捆着的绳索放在这炉火当中，给它烧断以后，当机立断，拿起他（强盗）怀里那刀，又是一下，这强盗乙也消失了。这回聪明的区寄再也不跑了，因为他不知道再会跑出什么结果来，他就放声大喊，我是区家的孩子、我被人绑架了，怎么怎么着，哎，一喊，集市上的都起来了，看着这孩子。然后他很从容不迫地给大家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要求见官，哪儿也不去。我不知道你们还要给我带哪儿，我要见官。好，带着他见了镇长，镇长见了，哦哟，太了不起了。带他去见县长。县长见了，哦哟，太了不起了。又带他见什么呢，见这个应该什么，地区专员。地区专员觉得还不解气，带他去见省长。大家都觉得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了不得。最高长官说你要不然在我们政府里头办个差什么的？我不干，我柴还没打完呢，我回去接着打柴去。区寄的意义并不是只在于这个故事的过程很精彩。关键意义在于后期的威慑力。那些绑架人的强盗，没有一个人敢从区寄家的门口过，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为什么呢？说当年跟着荆轲一起去刺秦王的秦舞阳，杀人的时候13岁，区寄比他还小两岁，那等区寄到了13岁的时候，那得是什么样啊？就是这么个故事，非常地传奇。
大家注意，几乎所有读这篇故事的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少年的小英雄，是如何的机智勇敢，在罪犯的手中顺利地得以逃脱。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没想过，就是柳宗元这个大文学家为什么会为这么个砍柴的穷小孩，写了这么详细而周到的一篇文字？我们可以说第一，它很像是一个详细的案例报告。第二，我们说它是一个讴歌小英雄的报告文学。第三，我们说它可以说是一篇震慑罪犯的檄文，而且它还是一个关爱下层民众的、一个调研的报告。所以以往我们只是注意到了情节的生动，但是没有想到柳宗元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只有这样写了，才能够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所扭转。连一个11岁的小孩都敢于从土匪的手中把自己的性命解救出来，你们难道还要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虎狼之口里头去吗？难道你们那些被劫持的人质，被劫持要去卖作奴隶的人不会自己抗争吗？而且这对当时的犯罪分子也是一个巨大的威慑。所以我们说，柳宗元这篇文章是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挑战，它特别像是一颗春雷，炸响之后，对当时官场上那种陈腐的风气，对于腐烂的、落后的社会风气是一个警醒。我想这个《童区寄传》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这也是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柳宗元被贬永州，被贬柳州之后，意气一段很消沉，怎么才能拯救他的心灵呢？他前面写了很多小动物的故事，从那些故事身上，从那些小动物的身上，他能够反省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的人性，反省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那么，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他又进一步的思考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以及人生问题。我经常就在想，像柳宗元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肯定有一天他会死去，他也会消失，但是他的这些宝贵的思考是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死亡，他会随着这个民族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晰，他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政治智慧、哲学智慧和社会生活智慧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和重要的启示。韩愈曾经评价柳宗元被贬永州，他说：
“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意思是说，柳宗元身处这被贬之地，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是阅读诗文、创作诗文，他写的文章博大精深，汪洋恣肆，像海洋一样看不到边际。他投身到山水之间，跟山水进行对话，写了大量的山水文学，那么柳宗元到底是怎么跟山水跟自然进行对话的，他的著名的山水游记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呢？这就是下一讲我们要接着给大家说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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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期间，心情极度抑郁苦闷，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他却写出了名传千古的山水游记，成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那么，在与大自然的对话中，柳宗元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第七集《与大自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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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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