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训练与规范 | 荣新江：如何撰写书评
编者按：荣新江，1960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留校，现为北大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著有《于阗史丛考》 （合著）、《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敦煌の民族と东西交流》、Eighteen Lectures on Dunhuang、《于阗与敦煌》（合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主编《唐研 究》（1-23卷）、《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粟特人在中國——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西域考古 ·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等，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 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
研究生的科班训练，除了要会写论文和专著，也要会写书评和札记。要做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学者，特别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因此，在这一讲中，我重点谈书评。
书评有不同的种类，有长有短，长的过万字，短的只有几百字而已。
一种书评是属于介绍类的，往往只有500—1000字，把书的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如果写得凝练，也可以看出书评作者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予以的点评。像美国《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Asian Sudies）、法国《汉学评论》（Rew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等刊物上的书评，就是这种类型，主要目的是想多包含一些书的书评，使杂志学术范围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发表的书评，很像是往这个方面发展，而这本企图涵盖中国学术许多方面的杂志，也确实应当向这个方面发展，但目前来看，书评量太少。
一般的书评在3000—5000字左右，也就是既可以概述原书的内容，又可以加以评论。这是书评的主要形式，大多数的杂志采用这样的书评，我所编的《唐研究》也是如此。
还有专门就一本书进行广泛商榷的书评，称作“书评论文”（Review Artiele）， 字数较多，有的超过一万字。书评论文对于所评之书来说，可谓重磅炸弹。我曾经在《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海外书话2）中举过一个例子，即达菲那（Paolo Daffina)的《评<汉书·西域传>的新译本》一文，这是对莱顿大学汉学院前院长何四维( Anthony E. P. Hulsewe)教授《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一书的批评，发表在《通报》里。原书作者何四维先生对我说：看我这本书，一定要看达菲那的书评。可见书评论文的重要。
我们应当学会写不同类型的书评。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相反，给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读物，普通的概述或综述，则不一定在纯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当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评介文字。
值得评论的书，从我们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包括专著、论文集、史料集、考古报告、学术性的展览图录等。因为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学术贡献，所以，要有专家用简洁的语言，把这些书的内容和成绩勾勒出来，特别是一些论文集、考古报告，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翻看书评以后，可以决定值得不值得去找这本书来读。
但是，要知道，从一本杂志来说，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评论的图书的书评作者，所以虽然有的书，我很想在《唐研究》上发表一篇书评，但往往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而只好作罢。这又说到书评的作者问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史学界，我们拥有众多各方面的专家，但老一辈的甚至略微年轻一点的专家学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不愿意写书评，使得在国内找寻一个所评之书的最佳专家的做法，有时难以成功。因此，我们也约请一些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来撰写书评，几年的实践证明，中青年学者不仅有实力写，而且敢于写，甚至一些博士生因为较长时间关注一个课题，他们所写的同一专业领域里的书评，很有力度，受到读者的好评。因此，只要大家努力，中国的书评制度可以创造性地建立起来，中国的书评内容也可以充实起来。
在老一辈的学者当中，在写书评这一点上，周一良先生是个例外。我在《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中有如下一段介绍：
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不论在燕京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因此，他在撰写论文、札记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书评。他对书评的看法，可以从他表彰杨联陞先生撰写书评的文字里体现出来：“我认为莲生（即杨联陞）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文章是写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就行；写书评是写别人，往往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加以评述，有时比写文章还难。周先生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当然无法和杨联陞相比，但他写书评的作法，是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比他年辈还晚的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周先生的书评范围很广，从早年的《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到晚年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和《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都是按照书评的学术规范，提出了严肃的商榷意见。在敦煌学方面，他撰写过《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对王梵志诗的校本提出批评意见。还有《读<敦煌与中国佛教》》，虽然以介绍为主，但也有指正的地方。我们从这些书评中，可以窥见周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
他曾特别送我上面提到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抽印本，说明他自己对这篇书评的欣赏。
前面说到标题的写法，即“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按照规范的书评做法，下面要括注原书的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书号、价钱，如“（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17+263页+39黑白图版+8彩色图版，100元）”，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如果是给不采用像《唐研究》那样的书评标题方式的杂志，最好就用中性的语言，写“某人著《某书》评介”，表明有评论，有介绍。
书评的内容应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是内容简介，即让没有见到书的读者可以通过你的介绍，大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介绍一些方面较广的论文集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有所选择地重点介绍一些文章，而简单介绍其他一些文章，或者只列其名或其类别。
第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选题和内容的价值、特点，如果是前人研究过的课题，那么这本书有没有新的角度，有没有新的材料，有没有新的笔法。如果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说研究很薄弱的方面，则从研究的题目和范围来说明作者的贡献或尚不完善的地方。
第三是本书的不足，包括题目与内容是否对应，内容包含的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材料的缺陷和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在指出别人不足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材料、研究论著/参考文献等方面举出证据，加以论述，避免空论。
第四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加以补正，包括订正书中的错误，补充书中的不足，这些部分一定要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写出来。如果只是根据可以有两种解说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作者的观点。
最后，对于一些古籍整理、包含新史料的著作，要校勘错字，以免贻误后人。
这些只是主要的方面，书评的内容没有特别的一定之规，是最容易表现个人学术思想的一种文体，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书评来发挥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很早就开始给别人写序、写审查报告，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你可以利用写书评的机会，把写刻板的专题论文时所不能表达的学术思想，通过书评表达出来。
书评的写作也没有一定之规，上面所列的几点，不一定按照上面的次序来写，比如在介绍内容的同时，就可以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提示优点，指摘缺陷，这样有时显得平和一些，但不减书评的分量，我常常采用这样的写法。现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的许多书评在写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话以后，最后来一句：“瑕不掩瑜”“金无足赤”，“由......原因，书中也有错误之处，相信再版时会修订”之类的话，是很不好的八股文，说了等于没说。
我在上面提到的《海外书话》中说：“我平日里最喜欢读[西文杂志]的书评，它不仅能让你了解所评之书的大致内容及其学术贡献，还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书评者往往还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补充该书之不足，特别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补充参考文献和相关材料；而且大多数书评都会有批评在内，有时往往是按页码顺序来一一挑错。这和我们在国内报端看到的书评迥然不同，因此读起来就像喝咖啡一样，精神不时为之一振。”
在写书评时，有时会混淆书的作者和书评作者的指代词，因此我建议这样写：
作者：指所评书的作者。也可以直呼其名，不过在中文的语境下，有些不太礼貌。如果加“先生”，则浪费文字；如果加“氏”，又有些像日文敬语。也可以用“以下敬语全略”，但遇到业师之类的人物，还是不略为好。
笔者：指书评撰者。也可以说“我”“本人”。
本书：指被评书。书名较短的可以直接称书名。或者在书名第一次出现时起一个简称，后面就用简称。每一类称呼，可以变换使用，免得文字太过拘谨。
第一，评书不评人，但要了解作者。在写书评时，千万要记住你可以说这本书如何好，如何差，但切不可说这个作者如何好，如何差。当然，我们最好能够了解这个作者的学术出身、学习和工作单位、已经有过什么学术成果，这些对于了解本书的学术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对作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做一些介绍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书评里不要对作者进行大肆吹捧，更不能对作者加以人身攻击。
第二，要注意书的出版时间。一般来讲，我们往往只评最近一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对于再版书也主要评新增订的部分。但有时我们没有那么快地得到新书，有时我们需要把几年当中出版的同类著作放在一起来评。这时候，我们要切记不能用书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来批评作者，应当站在和作者同样的起跑线上来写书评。比如我在评刘统先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时，注意到他的书基本上完成于1988年，而直到1998年9月才出版，所以尽可能避免用1988年以后的新材料说话，这些新材料只能给作者做补充，而不能据以批评入家。我过去不认识刘统，由于这篇书评，成了他的好朋友。
第三，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现在学术十分发达，很难把资料和研究信息全部收集齐全，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漏洞，甚至是硬伤。对待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指出的，但不要揪住不放，更不要以此否定全书的其他贡献。过去有人给《唐研究》投稿批评张弓先生的《汉唐佛寺文化史》，我以为用词太厉害而没有采用。后来这篇书评发表在别的刊物上，但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口气缓和多了。某位权威学者在其高水平著作中，把一条张大千写在西千佛洞宋人壁画榜题中的文字（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证）当作宋代的史料来运用，这可是硬伤啊！我撰写书评时，考虑再三，还是用通信告诉他了，没有写进书评，因为我觉得太伤人了。
第四，要礼貌用词，不用“怪圈”一类的语言。因为有些字眼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让别人有不愉快的语言，而是用事实说话。其实，有分量的书评最容易引起书的作者的反批评，如果书评作者以事实说话，那么反批评往往是无力的。这时反批评者常用的方法就是以“礼”来干预“法”，批评批评者用词不当，有失礼法，从道德上给你上纲上线。所以，一定不要用无礼的语言撰写书评。
第五是写完以后，多请一些同行和专家来审读，避免一些错误。我喜欢读书评，也喜欢写书评。本着以文会友的原则，我写了这么多年的书评，批评了不少著作，我没有得罪什么人，而换来的是更亲切的友情。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也是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传统，如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钱大昕就曾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来源：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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