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训练与规范 | 研究者如何进行田野调查？（附范文目录5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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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fieldwork，field research)是指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内通过参与观察、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它涉及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的角度和互动，展现出最接近活态的文化本身的模样，提供了他者对文化不同的理解方式，并为提出合理的文化解释打下了基础。
现代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而成型于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19世纪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大多都不从事田野调查。他们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探险家、政府官员和旅行家撰写的关于各地土著民族的资料，致力于重建人类文化的历史，解释各地文化差异的原因。摩尔根是19世纪与所研究的对象直接接触过的少数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多次访问北美印第安人居留地，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世纪末是田野调查方法的萌芽时期。第一位到原始民族中从事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民族志的学者是英国人类学家B·斯潘塞，他曾与F·吉林合作调查研究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民族。1898-1899年，英国人类学家A·C·哈登率领考察队到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土著民族中进行了为期五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与此同时，美国人类学界也产生了相似的方法，被誉为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是这一方法的创始人和推行者。博厄斯原籍德国，他于1883-1884年曾作为德国的地理学家参加了加拿大巴芬岛考察团，并在爱斯基摩人中生活了几个月，从而认识到人类学的重要性并转向人类学研究。1886年，他又到美国西北沿海地区考察印第安人，并于1887年定居美国。在他的指导下，一大批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关于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
20世纪初，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直接到土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活动。马林诺夫斯基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14年，他参加罗伯蒙特人类学考察团，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殖民该地的英国与波兰分属不同的阵营，他被迫留在当地超过了两年。由于长期地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学习当地语言与文化，以及参与许多次的观察，马林诺夫斯基于1922年出版了他在初步兰群岛研究的第一本书《南海舡人》，开创了田野调查的新局面。他提倡“参与观察”,即研究者应该在当地社区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相当的一段时间,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且在田野调查中搜集三个方面的素材：一是制度和风俗的概貌,二是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笔记,三是对当地人语言、风俗、仪式等的说明。这种田野调查方式成为了后来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经典范式。
人类学家在民族学实地调查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以下列举的是最常用的调查法。但田野调査具体采用哪种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特点。
（一）观察法
直接观察，又称“现场观察”，是指人类学者短时间内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并记录所发生的事。一方面,当地的自然地理、人工建筑等均要尽收眼底,这是对静态的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对当地的日常活动、生活礼仪、人际交往等更要留心,这是对动态的人的观察。
参与观察，又称“局内观察法”或“居住体验法”，是指人类学者长时段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和非日常的活动，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观察法。参与观察者一定是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之中，以当事人的角度观察并理解诸文化事项及其行动的意义，梳理其整个的文化脉络并加以诠释。其先决条件是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至少要一年时间，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调查民族的语言，“入乡随俗”，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像一个“尽量合格的当地人”。
（二）访谈法
由于社会规则与现实行为存在着差异，研究者通过访谈了解当地人的观念和想法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访谈的对象以个人或一个家庭为单位。内容既可以围绕访谈对象自身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其他问题。对访谈的对象要精心选择，或者有阅历，或者是知情人，或者具有典型性。
“正式访谈”通常是在人类学者的精心策划和设计下，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通过访问收集信息与资料；“非正式访谈”是指人类学家通过非正式谈话和闲聊获取信息和资料的方式。有时在非正式访谈的轻松气氛下，采用无拘无束的拉家常的形式，往往可以得到一些公共场合不宜言表的较为深邃的话题。同时，非正式访谈内容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常常可以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调查会
在民族地区，调查会已是一种易于被接受的形式。调查会之前，应例行听取当地主管部门领导的介绍，一是熟悉当地情况，二是取得地方领导的支持。调查会有多种层次，比如到一个县，首先可在县城召开有关工作人员的调查会，一般称为座谈会。这类调查会要开的比较正规，到区乡可开各种不同人员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选需周密考虑，尽量避免让彼此间人际关系不融洽的两个人参加一个调查会。基层调查会，到会的人不宜多，一次有四五个人就可以。调查者要善于引导发言者把话题集中在所调查的问题上。每开一次调查会，都要做详细记录，会后及时整理。
（四）问卷法
问卷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中采用的一种由调查对象填写表格来获取资料的方法，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关心的程度、态度及心理状态。与社会学家不同，民族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定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倾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的是，民族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采用填写问卷表的办法，而是由调查者直接向调查对象进行口头提问。当然，人类学家也把问题调查表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用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
（五）谱系调查法
谱系调查法，又称“谱牒分析法”，即收集家谱并编辑成系谱表以确定亲属制形式及其结构性质的研究方法。对被调查人的家谱、族谱和亲属制度的调查分析，对于调查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民族迁徙等都有价值。谱系调查由现今一家一户的姓氏和名称、亲属称谓、直系和旁系的姻亲关系为出发点，一代一代地上溯到不能记忆为止，是田野工作中解开人群分类的第一件事和出发点。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特殊的命名制度，如彝族的父子连名制、怒族的舅甥连名制等；还有许多有特点的家族制和亲属称谓制，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宝贵资料。进行这种调查，要掌握必要的语言学和语音学知识。
（六）自传调查法
自传调查法，又称“个人生活史”，在人类学研究中，生活史或生命史访谈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生活史是指研究者通过对被调查人进行深度访谈，将被调查人个人全部或部分的生活以口语或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回顾式叙述。这种方法，以个人为对象，全面记录其生平经历，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全部历史，而且反映出他们家族史、行业史以及民族史的某一侧面，因此，研究者能够进一步透过个人互动关系来认识社会机制和本质。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使他能吐露真情，谈出秘密，是这一方法取得成功的关键。同一类型的人，要选择多个对象。对同一对象，也要进行多次调查，真实的材料，往往得之于最后几次调查。
（七）定点跟踪调查法
定点跟踪调查法，又称“历史溯源法”，是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或个体进行有间隔性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或个体在总体上、局部上发生的演变，并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老代人类学民族学家常运用此方法对他们的调查点进行长期跟踪。比如费孝通“五访江村”，林耀华“三上凉山”，都是以“定点跟踪法”来探索民族社区的变迁。
（八）文物搜集法
民族文物是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实物资料。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研究民族历史，特别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民族文物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类型性，即富有民族特点。与常规文物不同，少数民族文物存在于少数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需要注意的事，搜集民族文物要依照国家民族政策，不能强取硬索，更不能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尤其注意不要因搜集民族文物伤害民族感情。另外，搜集民族文物以后一定要做好该文物的一切相关资料的记录并做好文物的登记卡片，妥善保藏。
（九）概率取样
在面对一个范围较广、人口较多的复杂社区时，研究者不可能对社区内的所有研究对象逐一进行观察或访谈，同时为了避免资料的收集过程和结果不具有代表性，人类学家一般都会运用概率取样的方法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样本或对象。概率取样系指通过一定方法从研究对象总体中科学地筛选出一部分样本作为调查对象，将这部分样本视为整个研究总体的缩影。概率取样可以分为随机取样和非随机取样两大类。随机取样是按一定的几率来取样，所得资料可以进行统计分析；非随机取样则不受几率限制。抽样方法过去多用在工业社会或城市社区中，然而随着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很多问题需要掌握大量数据作量化分析研究，概率取样方法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应用实践。
田野调查是科学认识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方法，它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不同，但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调查研究一样，必须遵循科学调查研究的一般原则。
（一）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包括真实性和可靠性两方面。真实性要求调查资料必须与事实的实际状况相一致；可靠性要求做到不偏不倚，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不为主观意志所左右。田野调查者必须客观地观察事物，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调查的材料必须反复核对，不能只凭一人所说为根据，同一问题应该向多人了解，如果各人所说均一致，说明材料是可靠的。调查材料不求其多，但不能有假，以免假材料流传，贻误他人。简单地说，客观性原则就是既不“唯己”，也不“唯他”；既不固执己见，也不唯他人马首是瞻，在事实面前敢于否定自己和他人或权威的错误理论和看法。客观性原则要求在田野调查中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和资料可靠，杜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造、伪造和弄虚作假。
（二）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研究结论的逻辑性和普遍性。科学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可靠的、真实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重视因果关系、相关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在调查中多问“为什么?”此外，调查资料和结论必须具有普遍性，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不具有普遍性和逻辑性的事实，不能作为科学的根据。资料的收集必须全面、系统，不能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以偏概全，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科学、全面的资料。坚持科学性原则，应该注意四点：一是要把握信息的全面性；二是把握信息的关联性；三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差异性；四是坚持理论与调查相结合；五是既要坚持人类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基本原则，也要重视吸收社会学等学科定量、定性调查。
（三）系统性原则
任何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都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之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元素所构成的系统。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在系统中，各种元素的性质和行为影响到系统的性质和行为，相反，系统的性质和行为也影响各种元素的性质和行为。因此，系统并不是各种元素之和，各种元素在孤立状态下没有任何功能，只有在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和特性。系统的纵横联系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任何一种元素的变化都会影响系统的功能和其他元素。系统的整体性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在田野调查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整体性。系统性原则在田野调查中的运用，必须注重四点：一是调查构成系统的结构要素；二是调查系统的内部结构，即各种构成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三失调查研究系统的整体特性和功能；四是必须调查系统的外部环境。
（四）尊重性原则
尊重被调查者，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习俗，也是田野调查的重要原则之一。尊重对方，是田野调查者的职业道德。
其一，必须尊重当地人的礼仪、习俗、禁忌和宗教信仰等，尤其是禁忌，调查者必须首先了解清楚，绝不能伤害当地人的感情；
其二，不做不利于调查对象的任何事情，尊重他们的人格，前往观察或访谈必须征得当地人的同意，不能随意进入外人不能进的地方；
其三，尊重当地人的个人隐私权，本人不愿意公开的事，有义务为之保密，如果需要该材料说明问题，则应隐其真实姓名，以其他名称代替；
其四，对当地古老的习俗，如一妻多夫习俗等，不能当面说他们落后或原始。
（一）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
综合调查通常是对当地社会、文化和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既调查其物质文化，也调查其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既调查其自然环境，也了解其与其他社会的联系和交往；既调查其文化的功能和结构，也探讨其变迁和发展。总之，凡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语言、文学、艺术等均在调查之列。
专题调查即集中调查文化的某一个部分而不是文化整体，也就是对一个或几个群体或地区做专题调查，以了解某一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或用以验证、检验某一理论的真伪。例如，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调查，都是专题性调查。
典型调查是从调查总体中有意识地挑选出少数具有代表性、较有特色的地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以达到了解整体的特征和本质的调查形式。典型调查要求全面性和深入性，搞清所调查的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并作系统、细致的解剖。典型调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和应用性。
个案调查是以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单位作为对象而进行的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个案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或家族。个案调查是一种定性的分析研究方式，在方法上强调细致、深入、全面，强调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个案调查中，一般采用参与观察、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来搜集资料。
四类调查各有特色，但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的。综合调查也往往包含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而专题性调查也通常涉及文化整体的内容。从20世纪20～60年代，综合调查占有较大的比重。20世纪70年代之后，较为重视专题调查和个案性调查。
（二）无理论假设的调查·有理论假设的调查
田野调查是否需要理论指导，是否需要有假设，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田野调查没有必要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必要为田野调查构建假设。进入田野之后，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社会和生活之中，客观观察各种现象，在充分熟悉和掌握当地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或假设。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理论支撑的田野调查是盲目的调查，主张必须以理论或假设作为指导，否则不可能获得较好的田野调查资料。
（三）无问题取向的调查·问题取向的调查
无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是早期田野调查的基本形式，其特点主要有：一是选择一个乡村或一个社区，长期居住于调查点内，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并与当地人交朋友，深入了解当地人各方面的情况；二是全面调查被调查点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方面的详细状况，完整地记录调查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全貌；三是文字记录之外，通常还包括录音、录相、照相等。
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的特点是带着问题进行调查。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调查，是典型的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根据这一次调查，米德写了另一本名著《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中译本译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于1935年出版。
（四）一点调查·多点调查
一点调查是传统的田野调查，一般选择一个社区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他们日常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活动，探究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切身经验来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观点认为，一个乡村或一个部落是相对独立的空间，对乡村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研究常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就是“社区”，即通常所说的“微型社区研究法”。
多点调查即选择多个乡村调查，并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调查大多以专题调查为主，带着问题进行调查。多村落的田野调查超越狭小的村落社会，使人类学的视野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从而为人类学提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也为理论建构和问题探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五）历时性调查·共时性调查
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田野调查可分为历时性调查与共时性调查两大类。
历时性调查主要是根据当地文字记载、家谱或族谱、口耳相传的历史、家族史或个人史、文化交流和传播等，重构当地的历史。共时性调查主要围绕当地文化现状做静态的调查，包括调查文化的结构、功能或象征意义等。
另有一些调查往往是历时性调查与共时性调查相结合，既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收集现状资料。中国近百年来的田野调查，大多是历时性与共时性调查相结合的，例如，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属于此类调查。
（一）调查课题的选择
田野调查一般分为全面调查和定向调查两种，但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对某一地区或群体的详细调查，得到一个详细的认识，希望能够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课题的选择本着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和推广意义的原则。
（二）调查方案和调查提纲的拟定
调查方案主要有：调查地点和对象的选择、调查日期和预计的时间长度、调查课题及其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自己具备的条件及准备如何进行调查等。调查地点或目标社区的选择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在调查提纲中应列举调查中准备提哪些问题等。
（三）进行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要深入了解该地区的地理和历史材料，对该地区的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等也应该尽量了解清楚；并通过对前人的调查研究成果的文献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知道新的调查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便于我们更深入的开展田野调查。
（四）组建调查队伍进入田野
通过各方途径组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队伍，便于深入开展调查。我们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要注意熟悉环境和查阅地方文献，进行基本信息的采集以及进行试点调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修改调查方案和提纲。在正式调查中应该准备两个本子，一个用来记录调查内容，一个用来每天坚持撰写调查日志，特别是我们在进行民族教育的田野研究中，更应该注意田野笔记的整理和研究。
（五）调查报告的撰写
田野调查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本次调查的调查报告的撰写。调查报告的撰写应紧紧围绕本次调查，尽可能详细说明调查收获。调研报告要在整理和综合分析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一般来说，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单一社会作民族志的描述与分析，能为文化人类学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数据，而民族教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更应重视田野调查，作好田野调查中的每一环节的工作是我们更好的开展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基础。
（一）调查时间的“长”与“短”
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这样整个年度的活动都得以看到。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深度了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其效果也是不错的，甚至有可能比做长时间调查所取得的效果还要好一些。这种调查方式主要是指，在2-3个月的短期调查之后，回到书斋去研读他人的作品，发现自己调查的漏洞后，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返回书斋。这种“几上几下”式的田野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节约经费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周期可根据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熟悉程度来适当调整。若研究者对调查对象比较熟悉，就可以酌情缩短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与“短”，往往代表着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关系的“亲”与“疏”；调查时间，是反映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时间性累积指标。调查时间“长”和“短”的确定和调整，除了要考虑研究目的、性质以及各种实际条件外，调查前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的原初状况、调查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的发展情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二）调查地点的“生”与“熟”
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地点。可以说，以“生”地为调查点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以“生”地为调查点更利于初涉田野者从事调查，培养其跨文化异文化研究的视角，利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便于揭示当地社区深层次的文化运行规则。以“生”地为研究地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以及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
“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研究地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对研究者往往有重要的帮助。但是，如上所述，以“熟”地作为调查地点，确有其缺陷的一面。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即，进行所谓的“回访”，是调查地点“生”与“熟”有机结合的体现。也正由于“回访”所具有的这种优势，目前它已经成为人类学界“时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式。
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实际上，是反映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空间性累积指标。一个好的调查点，应该利于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既“生”又“熟”的矛盾张力状态。
（三）参与观察的“入”与“出”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观察者的参与，参与到田野中，但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参与者的观察，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能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观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参与观察中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最难做到的就是上述的观察者的参与。一方面要求能参与进去，能被“田野”接受，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客观地去观察。
一项比较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者应该妥善处理参与观察中的“入”与“出”，即，努力把握参与观察的参与程度，保持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合理的矛盾张力关系。
（四）深度访谈的可信性与有效性
除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另一种基本研究手段。有一些问题是难以直接观察出来的，而只有通过深层次访谈才能把这些问题“聊”出来。毋庸置疑，这种深度访谈在效度上是很高的，即针对所问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真正需要的满意程度很高的材料。但是，其信度却不一定高，即每次所问的结果未必相同、不一定能重复。与此相对照的是社会学中多用的问卷调查，即每一个题目都一样，怎样发问，怎样解释都是标准的。无论谁去问，结果大概都一样。问卷调查的信度很高，具有可重复性，只是其效度可疑，即得到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
一项好的人类学深度访谈，应该既能体现有效性，也要有一定的可信度。这又涉及到研究者如何合理调整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即，在一两个或三四个有代表性的村落里做深入的调查、深入的访谈，然后将正确应问的问题纳入问卷材料，做成合理的问卷，训练访问者去做调查，看大城市、大区域有无这种情形。
（五）研究预设的“悬置”与“利用”
有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基本逻辑结构，是研究者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后，不带任何假设进入到现场或对象所生活的背景中，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各种定性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归纳后，又开始进一步观察和进一步归纳，通过多次循环，逐步达到对现象和过程的理论概括、归纳和解释。但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观察的前设性条件是观察的形式和结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从理论预设开始的。研究预设的“悬置”与“利用”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另一对重要的矛盾关系。实际上，在进入田野之前，无论是首先排除研究者个人的理论预设，还是将个人的理论预设视为田野调查之始端，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和理解调查对象，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究竟是“悬置”预设有利于研究者处理与调查对象的关系，还是“利用”预设有利于协调与调查对象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尚无定论。
（六）研究目的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一般而言，科学主义追求通则，人文主义追求特例。首先，人类学是研究文化通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研究对象有种种的感情因素，研究者在对文化的解释上也会因人而异。因此，除了追求文化通则即追求科学性之外，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从个体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具有丰富感情的研究对象，即强调人文性。早期的人类学，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还是布朗，都把科学性作为人类学的追求目标。这与他们个人的自然科学出身的学术背景以及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学术特点息息相关。但是，自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志公开以后，特别是当弗里曼全面批驳了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在萨摩亚所做的田野调查后，当刘易斯质疑了雷德菲尔德在特波兹特兰村所做的田野调查后，人们开始对田野调查的科学性表示了怀疑。以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为代表的意在追求人文性的阐释人类学应运而生。总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目标在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摆动，一直在试图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这也是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
（一）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区别
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是指通过各种图书报刊、档案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而田野调查则更强调依靠现场的事实资料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虽然当代文献研究的“三维空间”已被大大地拓展了，“文献”的概念囊括到网络、数字文本，研究手段也强调使用多重证据法，即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头传统或口述史、礼俗仪轨、文物及图像、异邦资料进行综合互证，但其基本方法还主要是建立在文本解读之上的，这与田野调查依赖现实生活并以其为资料来源的研究旨趣有着较大差异。由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各有其优势及局限，故有些学术研究力图借助双方优势进行方法交叉，于是就出现了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
（二）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的区别
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生活中，通过观察、访谈、参与形成深入细致的记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属于典型的质性研究。它能经过“深描”而较好地揭示被研究对象不宜量化出来的心理、体验等文化内容，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及整体面貌，但缺陷在于其研究结果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不易适用于覆盖较大范围的宏观研究项目。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法”看成是一个类型。人类学者形象地将田野调查法比喻为“鼹鼠”法，而将那种覆盖较大地理范围的问卷调查法比喻为“蝗虫”法，这一比喻生动说明了二者的不同特点。
（三）田野调查与实验方法的区别
科学实验是通过操控某种自变量来观察因变量变化以：检验假设的研究方法。其长处是可以脱离现实的“自然状态”，可以反复验证研究结果。但其远离现实的“自然状态”，有时会导致外部效度的降低，尤其实验对象是人的时候。人的行为复杂性、变异性都很大，较难纳入控制体系，加之诸多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也使研究人的实验活动面临一定盲区的限定。相比之下，田野调查亲近“自然状态”的方式则可弥补科学实验这方面的短处。甚至有田野工作者认为，通过可重复验证的实验程序只能部分地回答他们调查的问题，田野调查者所研究的现象具有情景：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它们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重复出现。
（四）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的区别
案例研究也称个案研究，它是将能够分解为具体单位的社会事物（参与人、活动、现象、事件）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解读的一种研究方法。通俗的说法就是“解剖麻雀”。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的研究旨趣几乎是相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田野研究更强调研究者进入田野参与观察，而案例研究既可以进入田野也可以在田野之外（如利用实验、文献计量、历史阐释、档案分析等进行案例研究）。当然，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核心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田野研究必要时还要结合口述史、谱系图、档案资料、问卷调查等，这些也应属于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只不过没有田野的参与观察，这就不是田野调查了。
首先，面面俱倒的综合性调查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这两种调查方式有利于较深入地研究某一问题，可以避免空泛议论，可以避免村志、乡志、县志式的调研报告。
其次，带着问题调查有利于撰写高质量的调查报告。一是可以围绕该问题进行调研，全面收集与之相关的有价值的资料；二是可以集中精力思考该问题，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调查资料论证自己的观点。调查结束后，很快就可以写成论文或专著。
第三，带着理论假设调查有利于检验理论、修正理论或创建新理论。通过调研，可以检验该理论是否科学，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研究。如发现该理论不符合中国社会时，可以提出修正理论或独自创立与之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
第四，多点调查有利于归纳理论或法则。在当代社会，一点调查已失去优势，一个村落或乡镇的文化现象往往不具有普遍性，难以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或法则。而多点调查可以进行比较，比较差异，归纳规律或法则。多点调查可以超越狭小的村落社会，使人类学的视野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从而为人类学提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也为理论建构和问题探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田野调查方法理论研究文献
23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探讨》22
《“以写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兼说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21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20
《直接调查模式与间接调查模式——田野调查中单语者与双语者的重要区别》19
《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18
《田野调查的身份转变与调适——新闻生产田野观察的方法学反思》17
《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16
《民俗学者的田野介入与社会现实的再建构——通过田野调查构筑现实》15
《基于技术需求挖掘的创新驿站田野调查方法》14
《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诸对矛盾与“主客位”研究》13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12
《田野调查现场进入方式与民族志作品的信度、效度关系》11
《宗教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几点认识》10
《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回顾与反思》09
《凌纯声先生的赫哲族田野调查——从现代中国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谈起》08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07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06
《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05
《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与未来》04
《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03
《田野调查：修辞与问题》02
《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01
《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应用研究文献
32
《“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31
《生产的市场结构——基于中国市场田野调查和工业普查数据的经验研究》30
《谁的“非遗”?——东莞木鱼歌的田野调查与思考》29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分析——东巴跳与达巴跳的田野调查报告》28
《田野调查与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转型——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27
《精神家园的迷失:远离自然的儿童游戏——基于柳溪村儿童游戏的田野调查》26
《社区情境视角下都市拾荒者的“生活图景”——基于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社区的田野调查》25
《班干部权力的架构:一项田野调查》24
《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23
《孰优孰劣:旅游在线调查与田野调查对比分析》22
《“成长为基督徒”——一个神学班青少年宗教信仰社会化的田野调查》21
《渐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打破了“利率限制铁律”?——来自中国农户田野调查的证据》20
《“双轨治理”:“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广西圆村的田野调查》19
《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专业化重构:当代新闻生产机制研究——来自某自媒体“虚拟编辑部”的田野调查》18
《打工潮背景下农村80后返乡妇女家庭地位崛起研究——基于黔东北D村的田野调查》17
《“国家在场”与族群法治知识功能再造——基于西北T自治县生态保护的田野调查》16
《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的生计与困境——基于341户“代耕农”的田野调查》15
《裂变中的传统:再论土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变迁——基于对青海互助东山乡联大村与吉家岭村的田野调查》14
《神圣与世俗的通约:原生态体育发展的人类学考察——基于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活动的田野调查》13
《农户分化对农业保险巨灾理赔政策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种植业农户的田野调查》12
《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1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户农业保险偏好异质性研究——基于9个粮食主产省份的田野调查》10
《生活世界中的疾痛声音:基于贵州、重庆两地返乡工伤者的田野调查》09
《电商企业顾客赢回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一项基于田野调查数据的Logistic回归分析》08
《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的生计与困境——基于341户“代耕农”的田野调查》07
《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多维效应与内在逻辑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区A村的田野调查》06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病”及其应对——来自多点田野调查的思考》05
《“分”与“合”:集体行动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有效规模研究——基于广东省龙川县山池村谢氏宗族的田野调查》04
《“地方性知识”与农村高危人群自杀行为的社会环境——一个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报告》03
《创业的民族景观与全球化身份的建立──对台北女性创业者的田野调查》02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01
《影响群体合作的因素:实验和田野调查的最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