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讲】赵鼎新：帝国政治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主持人语

为了纪念浙江大学建校125周年，历史学院（筹）举办竺可桢史学系列讲座，今天（3月15日）是第一讲。赵鼎新老师是麦基尔大学社会学博士，自1996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过大量重要论文，在多个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力。英文专著《天安门的力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英文专著《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图书奖。中文专著包括《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民主的限制》《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以及《合法性的政治》。

讲座纪要

历史学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母学科，代表了两种讲故事的原逻辑。这两种叙事在日常中是混用的，但是一到专业化，这两种叙事就没有对话，成了两个学科了。这两个学科是紧密连接的，从《儒法国家》到今天的讲座——讨论民族主义，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叙事逻辑背后既有结构，也强调历史时间。

西方学界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存在几个主要误区：认为民族主义有着单一的起源；民族主义蕴含“民主”因素；有好民族主义和坏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客观基础；民族主义能保护地方文化。事实上，首先民族是一种认同，而家庭之外认同感的建立主要依靠某种形式的外在强制性想像，或者说家庭以外认同感的建立主要凭借的是意识形态和强制（即政治），而非什么客观基础。其次，政治——意识形态互动框架应该是理解民族主义这一现象最为有效的视角。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对全世界的强加。所有的非西方民族主义，包括“中华民族”，是被动回应而不是客观事实。虽然这一被动回应在西方思潮和西方政治主宰的客观条件下非常有必要，但并非唯一有效的回应方式。

基于这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框架，可以将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现状和未来分成九个阶段，也就是九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犹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人类认同感的突破性发展。欧亚大陆从史前到轴心时代，是多神教的天下。彼时的征服活动往往伴随着“胜者所推崇的神为大”这个规律。随着某些政治势力的兴盛，某些神的影响逐渐强大，但这一发展并不改变多神教世界的基本宗教生态。突然之间，小亚细亚和近东这一块地区出现了一大堆一神教，其中犹太教脱颖而出。犹太教代表一个转折点，它具备了初步的排斥性认同感，形成的是你大我小的关系。犹太教既扩大了内部群体的“犹太人”认同，也和其他人群的区分更加清晰。犹太教在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传布，为了适应帝国各地的具体环境，逐渐形成各种派别。基督教就是“新”的犹太教。犹太教是“民族”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帝国的宗教。中世纪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欧洲国王对本国宗教控制的加强使得欧洲世界的基督教“民族”化了。

这就是第二个转折点，特征是基督教的“民族”化与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诞生。没有基督教的“零和扩张”意识形态特性，十字军东征、再征服运动和宗教战争都不会发生。基督教对真理的狭窄定义造成了众多教派的出现。宗教改革运动中各新教教派都加大了对其成员的宗教参与和道德规范要求，同时也加强了教会的社会功能。宗教战争撕裂了基督教世界，给了君主在基督教式的理念下加强对本国宗教的控制和改造以合法性。国家强行推行君主推崇的宗教或者教派和强行改教，造成了“现代”第一波大规模“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西欧各国出现大规模认同感整合，民众的国家认同开始加强。

第三个转折点是七年战争（1756—1763）和美法革命。七年战争以英国、普鲁士联盟为一方，法国、奥地利、俄国联盟为另一方，是一场由英法主导的欧洲帝国在欧洲本部和殖民地的争霸战。美、法革命都是七年战争的产物。七年战争和美法革命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国家认同成为西欧部分国家一些普通人的认同，并且人数在逐渐扩大。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西欧国家开始兴起。革命和民族主义都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帝国政治的企及和非企及结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占据了主导，使得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第一误解——即民族主义有民主意义，是“公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因而寄予厚望。而实际上比如浪漫主义音乐对地方音乐就造成了一种“文化清洗”。

这里我还希望强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具有“帝国性”。原因有三：

第一，推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侵略成本低。因为这套地域性隐藏在意识形态后边的语言，比较容易获得被侵略国家中价值观相近人士的同情甚至支持。

第二，一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背后的自由民主话语成为主流价值观，甚至被认为是历史使然，掌握这套话语的自由主义国家精英就容易在堂皇的理由下侵略它国或者干涉它国内政。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极力支持英帝国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扩张；苏联垮台后美国也特别热衷于输出民主，实施干涉它国内政等帝国行径。

第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弱地域／强价值的特性，容易让一些有独立野心，但又缺乏血缘、语言、宗教、历史等基础的政治精英声称自己所掌控的群体是同一价值观下的“想象共同体”。该群体在建构“民族”时的地域／族群基础越弱，有独立野心的精英就越可能会在寻求独立时在群体内强行制造认同，在外寻求价值观相近的大帝国的支持，从而沦为该帝国的棋子，间接成就了大帝国的帝国行径。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政体形式的国家强大后多少都会呈帝国景象，但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弱地域／强价值特性的确给帝国扩张提供不少便利。

第四个转折点就是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族群民族主义的形成。在前现代受过族群侵袭的法、英等国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拿破仑带领的是法国人组成的军队，扩张的旗号是以民族主义解放各国。这些地方移民更多，国家力量也比较弱。民族主义随着拿破仑帝国的战争几乎扩散到了整个欧洲，族群民族主义在德国和东欧地区开始出现。这使得知识分子产生了第二次误解，即好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的区分。

第五个转折点是帝国的全球性扩张/冲突和民族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蔓延。如果说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仍然主要是欧洲现象，此后它则开始向北非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扩散。扩散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帝国政治，特别是近代欧洲帝国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殖民和争霸，以及在这些帝国的挤压下传统帝国的衰弱和垮台。具体言之，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特征有四点：

第一，民族主义运动在欧亚大陆的扩散过程中形式变得日益复杂，其实很难用自由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这两个理想型来概括。宗教民族主义正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但彼时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会与旨在赶超西方和支持改革的宗教教义结合，其宗教性的一面容易被知识分子所忽视。

第二，西方帝国的侵略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刺激了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产生，但是西方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人才的培养地和书写非西方国家“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库，从而影响着这些国家历史的书写方式。

第三，族群清洗和强制性移民现象在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为常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四，虽然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已经渗入到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大多数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的殖民地中其实没产生很大影响。即使是在发生了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直到抗战前夕也未能深入到农村。

第六个转折点是一战、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民族运动的兴起。一战导致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英法帝国的衰败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帝国的垮台”这么一个印象，但一战后主宰着世界政治的仍然是帝国。就更长远的历史后果来看，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是这阶段的亮点。俄帝国则以苏维埃形式得以保留，上层少数族群占比非常多的布尔什维克采用共产主义，代表了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理想型，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使得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了第三个误解：民族存在的基础是经济不平等，而共产主义能超越民族。

第七个转折点是二战、英法日帝国的垮台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全球化。日本帝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它的作用跟拿破仑战争很类似），对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有着三个方面的推波助澜：它的“成功”提供了模版、侵略造成了刺激、作为“解放者”成了传播者。而随着日本、德国，以及英、法帝国的垮台，大量“无历史民族”开始涌现和民族认同的基础进一步主观化。这一阶段新独立国家的内部出现了大量分裂运动、族群冲突和清洗。当时新独立的国家很多来自西方的殖民地，是反西方的，更亲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造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主宰世界和美苏帝国政治争衡的局面。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第四种误解，或者说对民族主义客观基础的误解，即认为反殖民和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本源性质。

第八个转折点是“第三次民主浪潮”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自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曝光后，苏联的软实力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逐渐减弱。在勃列日涅夫任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十八年（1964-1982）里，美苏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美国的战略目标从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转变到推广民主、发展人权外交。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和苏联的解体，美帝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美国大力推动自由主义，造就了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又回到了第一误解）。这些运动也伴随大量的族群清洗。民族认同的基础也进一步主观化了（比如香港和台湾民族主义）。

第九个转折点是第三次民主浪潮的终结和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多样化。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实际上宣告了自由主义的破产。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化（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民粹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始终是和特定时空的主流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结合的。世界面临了启蒙运动之后的最大危机，没有独于一尊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多样性不但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政治以及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且进一步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

对民族主义发展做了通盘考察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犹太/基督教意识形态和西方近代政治的产物，与东方文明无关。它的形成是一个发展过程，并不由单一原因决定。

第二，民族主义不是保护地方文化的法宝，而是地方多样性文化的杀手。

第三，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帝国的坟墓。帝国政治既激发了反应性民族主义，又是民族主义的推手。

第四，民族认同不仅仅是反抗者的武器，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精英群体也会很有兴趣甚至野心来构造民族认同。它是一个上下都有“帮手”的意识形态。

第五，民族主义没有本源性质，它总是能与影响正在上升的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多种变种。任何意识形态都会过时，唯独民族主义很难过时。

第六，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主观、客观、主/客观三个发展阶段。在今天，产生了独立欲望的群体即使没有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想象基础，他们也能声称自己是“想象共同体”，用当前世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强行制造认同感。它是可以无中生建构的意识形态。

第七，虽然民族主义意识形类型很多，但一般不会超出四个理想型的范围：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都是族群/地域性较弱的意识形态，但它们都很容易产生帝国倾向。族群民族主义有很强的地域性，虽然它的帝国倾向较弱，但却有触发族群清洗的倾向。宗教民族主义的性质要看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宗教教义的性质而定。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零和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会发展出族群/文化清洗倾向；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扩张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可能发展出帝国倾向；而对于一个同时具有很大的零和及扩张倾向的宗教来说，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会有对内搞族群/文化清洗和对外搞帝国扩张的倾向。

主持人评议

赵老师的讲座瓦解了我们对西方文明史的整体认识框架，但并不是完全地破坏它。他用帝国政治和民族主义做线索，重构一套叙事。中国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叙事框架的问题。赵老师的讲座启发我们什么是构建起来的事实，具有前瞻性，比如他注意到了我们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近年来全球原教旨主义的回潮。原来福山认为在苏联解体后历史就终结了，世界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下，实现了全球统一。但实际上，现在各种的原教旨主义都有再现趋势，如美国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伊斯兰的瓦哈比派、东正教的神秘主义等等。有的时候研究历史会让人觉得悲观，有时候人类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

问答环节

Q1：我是学法国史的，对法国民族建构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就我了解的法国建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十八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旧制度的波旁王朝，当时建构的是爱国主义，就是忠于代表整个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国王。但还有另一种不一样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是从古典共和主义兴起的，强调对城邦的效忠。这后一种民族主义不断侵蚀着前者，最终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基础。它强调的是政治认同，不太强调文化根源。所以，从前现代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概念的兴起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A：现在的我幸亏是40岁去读的社会学，如果年轻时去西方读，读到最后可能就你这样子。你刚才那个对法国历史理解的结构叙事就是高度mechanic（机械化）了一点。首先，他们对国王的效忠和我们说屈原和岳飞精忠报国是差不多的。法国人在建立他们的civic nationalism，也就是大巴黎地区的这批启蒙者搞的这一套，实际上他们当时想的也不是什么共和，也没有想到政治参与在当时的社会要实现。只不过是他们的这套话语体系被泄露了。但是他们有一个从前现代开始的，无意识的民族主义建构。国王和启蒙者都不知道他们的historical road是什么。法王也是，和亨利八世一样，就想把自己权力做大。先是想办法做大支持的宗教，后来又害怕掌握主流话语的教会权力太大。于是英国就支持世俗意识形态发展，而启蒙在法国得到发展其实也是因为得到了国王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并不知道自己在搞民族主义，不知道民族主义以后会变成主流，也不知道他们搞的东西叫革命。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国大革命其实是后来的建构。

Q2：就四九年以前来讨论的话，会发现当时的这些民族主义者，它呈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现代主义”，这个现代主义又可以具体化为您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这种转折性在中国现代史上是虚悬在地方上的，上面那么想，下面未必有回声。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中国基层有一个自治的传统。它的作用是不是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粘合了各种民族主义和传统乡村社会的地方逻辑，这样一个特殊的本土底色的问题。相较西方的市民社会，它应该是有其独特性的，不知道您怎么看？

A：中国社会肯定是有独特性的，这不用说，但要注意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是高度多元化的，比如虽然是中国的社会，对19世纪到清朝以后的情形，如果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idea type（理想型），会发现你在idea type距离完全不一样。又比如说，当时有的搞连宗祠（指不同血缘关系的同姓家族）。这是为什么呢？新的做生意的方式起来了，新的联系方式起来了。它促成了不同社会结构的高度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个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导致有些组织就不行了。有点像韩森讲的宋代以后宗教比如妈祖信仰的兴起——肇因于航海的兴盛。当时中国各种不同的人群，比如客家人，回族人，维吾尔族人，都想改，有的有意识地想改造成现在的市民社会，有的只是为了做生意。不过这个过程中是有无意识筛选的，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已经很难抗衡。而像盂兰盆会这些，把东南亚连成了一个很大的区域网络，它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时间线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和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跑在百分百一条车上。当时世界每个国家的时间线都在转，欧洲也在转，但欧洲离心力越来越大转成直线了，有方向了。这个时候，又把我们整个欧亚大陆往当中拉。但这种拉成直线的力量，在我们这还没有覆盖到地方，造成了平行的、多元的时间线，它们同样存在但起了不同作用。共产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经济分析，那是一种机械的、社会学的结构视角。更靠的是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统一战线”这些理路，也就是在地方网络里寻求资源。

Q3：我想问一个关于理论和逻辑的问题。按照您今天讲的整个内容看，感觉好像您的内在逻辑是认为帝国和民族国家是完全对立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又发现，您讲的民族主义和我们理解的自由主义不是完全对等的，它与宗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一个结合。似乎您认为的民族主义是对内进行清洗，对外进行扩张的，那么好像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帝国主义。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认为的帝国和民族国家是否完全是对立的两个概念？

A：纯粹的族群民族主义有扩张性，但是有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扩张就比较厉害。还有一点，就是分析策略问题。实际上人是一个非常promiscuous（混杂的）的animal，他从来不会以单一方式或者原因做事情的。这样一来，其实我们人类创造的很多社会制度都是不存的。比如你去了解文革时期派系斗争的内部讨论，会发现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实际上那些参加的人嘴上一套，背后却有很多原因，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出于个人野心加入这个运动等等。做知识性分析就会发现每个概念都不能用。但如果说我是个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就可以解构刚才的报告。每个名词都是essentializing（本质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都不是绝对的。不过具体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差不多把它们当做idea type来处理，看它的纯逻辑在什么地方。纯粹的national state（民族国家），这世界上是没有的。法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modern national state，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华民族、美利坚、法国都是国族，不是民族。要抽象背后的规律，就是要把这些概念设立成一个idea type。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王志坚、教育学院刘超、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张佳峰、历史学院（筹）姬凌辉等参加本次讲座。孙英刚主持讲座。

文字：刘益民

图片：朱小巧

编辑：孟舒涵

审核：孙英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