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清此:清朝的社会与文化》基于浙江大学通识核心课“清代文化史”的教学讲义编写而成，试图以长时段的研究视角，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文字，介绍清代皇权权限、八旗制度、内阁与军机处的关系、地方社会管理、科举取士与地方士绅、司法检验与司法正义、帝国财政与军事支出、妇女权益与社会地位、旗人特权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借以探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实力、司法权益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演进趋势。作者简介尤淑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研究领域为明清政治文化史、近代东亚国际史及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目录导读／001第一章

一、论坛宗旨“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我国研究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旨在扩大院校之间、学科之间、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由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主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2023年全国博士生（历史学）学术论坛将于2023年10月28日－10月29日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全球史”，旨在交流研讨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区域国别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诚邀海内外高校历史学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参与，以文会友。

❖2023年6月24日—25日，由《民国档案》杂志社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档案与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次会议自2月发布征稿通知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累计收到论文276篇。经专家严格评审，31篇论文入选，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民国档案》杂志社、《湖北社会科学》杂志社、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等2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本次会议。1开幕式

2023年6月16日，副校长何莲珍带队来历史学院开展调研，与历史学院班子就学科建设、人才引育以及主题教育开展等相关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和深入交流。会议由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卢军霞主持，学校人力资源处、人才办和社科院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会上，何莲珍听取了历史学院近阶段的发展情况汇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宣莹以“史料、问题与语境：近代早期英格兰史料的分析教学”为题，介绍了她开设《外国历史文选

2023年6月9日下午1点30分，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第9讲成功举办。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受邀作了题为《医匾：19世纪的中国医院空间与新式医患关系》的精彩讲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姬凌辉担任主持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晓红担任与谈人。本院杨雨蕾、叶君剑等老师以及来自各院系的数十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高晞教授对国内医史学科具有重要的前驱先路之功，自上世纪80年便开始耕耘医学史，所撰写与编纂的诸多专著和史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晞指出，作为一种“物化史料”，医匾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可以作为观察近代中国医疗空间与医患关系的绝佳切片。可以说，一部医匾史便是一部别样的近代中国医学史。医匾文化是传统中国医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医匾既是中国传统表彰医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医生宣扬自身医术医德，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工具。在近代“西医东渐”的大潮下，医匾在近代医疗空间中呈现出诸多新形态，但也保有许多传统的特征。就所用语辞而言，医匾的颂词融入了许多基督教用语，许多中医会模仿西医悬置毕业证书的传统，将自己“科班出身”的证明刻于医匾上。此外，晚清民国数十年间大量的医匾颂词将外国医生比拟为中国古代的名医，并运用“中医西传”的叙事模式。二者以巧妙的方式将西医嵌入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外国医生得以栖身于中国人的文化网络与生活圈，国人可以像信赖老中医般相信外国医生与西方医学。就评价体系而言，中国人评判医生素来并重医术与医德，甚至对于后者更为推崇。因此，近代医匾也呈现出很明显的医德与医术的“双轨评价”取向。送匾与收匾的行为本身同样意涵丰富。许多患者并非出于感激医生的治疗而送匾，而是为了避免再次染疫而“还愿”。西医也在逐渐接纳医匾文化，由于西方并无悬挂医匾的传统，外国医生在初入中国时对医匾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疏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外国医生开始理解并接纳了医匾文化，并很快发现了医匾的“妙用”：由于许多医匾的题写者为当时的名流，因此，作为名人墨宝的医匾溢价极高。医生将医匾售卖后获得的丰厚资金用于扩建医院与购买医疗设备，从而促进了医疗体系的自我生产。概而言之，医匾书写的体例与规范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医生的价值取向，近代医匾文化的嬗变体现时代风气的转变。相较于技术、科学与知识而言，医匾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与谈环节，赵晓红表示受益匪浅，她指出，传统史学研究更专注于解读文本类史料，对“实物”存在一定的忽视，而高晞教授以医匾为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对近代医匾文化的解析视角都对后续研究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从近代医匾文化的迭变中可以看出，近代中西文化间的关系绝非单向的冲击与反应，而是“双向奔赴”与相互交融。问答环节，高晞教授耐心细致地对大家的疑问一一解答，并补充说明道，近代医患关系仍有很多复杂多姿的面相有待发掘，同时，医史研究不可单纯地“从文本到文本”，一定要关注经济问题，可以发现许多问题的本质。大家均表示受益匪浅，感谢高晞教授倾囊相授。最后，主持人姬凌辉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姬凌辉认为，高晞教授的讲座生动凝练，视角非常新颖，以既往为史学研究所忽视的医匾作为分析对象，很好地透视出近代医患关系发展演变的实态，并匡正了医患关系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倒放电影”的倾向。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的系列讲座。文：关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持人陆敏珍教授

❖2023年6月8日中午，历史学院教工午间沙龙第9期在成均苑4幢3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午间沙龙由百人计划研究员张燕飞主讲，题目是“基于API模型的语言系统在科研中的应用探索”。沙龙由副院长张凯主持，学院近20名师生参加。张燕飞老师先从图灵的模拟游戏引入，详细梳理了语言模型的演变，并特别指出人工神经网络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一款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近期十分火热的Chat-GPT使用了Transformer神经网络架构，依托于丰富的数据和强大的算力，拥有语言理解与文本生成的能力，可以进行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等任务。Chat-GPT虽然能够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尤其是它所生成的内容不一定准确，需要研究⼈员进行筛查和纠正。张老师最后介绍了OPEN

讲座题目数位与传统的对话：以避讳研究为例探索文科主讲人黄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持人韩琦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题目古波斯帝国时期中亚地区的宗教景观主讲人吴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持人刘寅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时间2023/06/08（周四）上午9：30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5月18日下午3点，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旭日-支遁人文讲座第33讲在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了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陈瑞峰博士担任主讲。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罗帅研究员主持。多位同学来到现场聆听。陈瑞峰，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后。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研究专业博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在T’oung

题目医匾：19世纪的中国医院空间与新式医患关系主讲人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与谈人赵晓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持人姬凌辉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主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时间2023/6/9(周五)13:30-15:30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蒋研中心(人文古籍图书馆103室)主讲人简介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公众号编辑：徐夏树审核：瞿萧荻

2023年5月8日下午，浙江大学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第14讲在紫金港校区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主讲嘉宾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龚缨晏教授。龚老师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地图学史等领域的专家，他此次演讲的题目为“单幅‘天下图’——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内在延续性与域外元素的吸收”。讲座由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罗帅研究员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刘进宝、韩琦、孙英刚、杨雨蕾、杜正贞、秦桦林、潘敦等老师与学生们一起现场聆听，另有百余位同好线上参与。讲座伊始，龚老师强调了古代中国人绘制地图的基本观念，即“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早期中国单幅“天下图”主要为绢绘，至宋代出现了石刻版本。现存宋代石碑主要有5幅，分别是：四川省博物院藏《九域守令图》（1121年）；陕西省博物院藏《禹迹图》及其背面的《华夷图》（1136年）；镇江博物馆藏《禹迹图》（1142年）；苏州博物馆藏《地理图》（1247年）。此外，还有一幅绘制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的石刻“天下图”拓片，即日本京都东福寺栗棘庵收藏的《舆地图》，该图是现存明代之前的中国地图中注记数量最多、历史及地理信息最丰富的单幅地图。接着，龚老师指出，从16世纪中期开始，大型单幅“天下图”开始从官府走向民间。主要特点是采用木版印刷，绘制者往往是民间知识分子，绘制目的是为了在民间销售获利。最早的实例是1574年中国商人运到菲律宾马尼拉，后又呈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古今形胜之图》，这也是迄今所知最早传入欧洲的中文“天下图”。类似的例子还有藏于日本尊经阁的《备志皇明一统形势分野人物出处全览》。

❖2023年5月12日晚7时，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8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在历史中寻找意义：传说与记忆”，由石硕教授主讲，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主持，浙江大学韩琦教授、冯培红教授、秦桦林副教授，潘敦副研究员等30余位师生参与。石硕，四川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民族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民族组会评专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民族史、藏彝走廊、汉藏关系史等。出版《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青藏高原碉楼研究》《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等14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讲座正式开始前，石教授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一文为例，对竺可桢在物候学、气象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进行了追忆。他表示，尽管气象和物候方面的资料十分零散，但竺可桢先生通过考古和对历史文献的爬梳，最终能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清理出中国气候五千年的脉络。石教授就此引入讲座主题：如何在传说和历史记忆中寻找意义？讲座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STUDISS主讲人简介刘晓原教授，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艾奥瓦州立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David

2023年5月16日晚7点，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第8讲成功举办。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志云受邀作了题为《晚清海关协定关税的成型：关税细则、领事议允与值百抽五（1842-1905）》的精彩讲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尤淑君担任主持人，来自各院系的近百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如何科学收税是一门复杂且精妙的学问，相比于传统税种，关税具有收取成本低、税收收入高、不易激变的特点。晚清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与近代中国财税体制的转型使得关税的重要性“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关税体系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自1842以来百余年的贸易制度。此外，其影响力已然溢出经济、政治领域而达致更广阔的思想文化领域。张志云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定义讲起，引出近代中国关税体系的“四大时代”，不同时代关税的收取法则各异。关税抽收的方式主要有“从价”与“从量”两种。在商品价格游移不定，难以把握的时代，“从量抽税”是一种可行性极强的收税方式，但也相当程度上导致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一般认为，关税自主的丧失肇源于中英《南京条约》，张志云根据条约英文本与海关进口税的数据，指出《南京条约》有关子口税的条款显示当时中国仍有若干程度的转圜空间，而中美《望厦条约》才是中国真正丧失关税自主的祸源。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确定了“值百抽五”的税则，但切实落实于1901年《辛丑条约》与1902年的中英商约。值得注意的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赔款性质不同，其“债主”存在根本差别，前者为银行，后者是国家。银行聚焦经济利益，可以将债务商品化，因此《马关条约》导致后续欧洲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国家追求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且长远的利益，会根据需要进行利益置换，一般不会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因此，为了避免清政府出现因债台过高而崩溃导致无法还债的局面，《辛丑条约》切实落实了“值百抽五”的原则。但是，此原则在1902年签订的中英《商务条约》中被确定为整个出口税的法则，由此，中国丧失了征收出口税的自主权。不过，“值百抽五”原则的应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因为价格浮动，通货紧缩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可以有效防止逃税、走私问题的发生。但是从长远来看，束缚于中外条约规定之下的晚清税则多有弊病，中国必须连年修订税则，否则无法达到“值百抽五”的标准，这是近代中国发生关税自主运动的根本原因。此外，晚清税则确立的征税模式以及协定关税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存在，也导致近代中国往往不能及时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海关税则来调节中外贸易平衡，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关税的协定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超脱既有观念，置身历史空间，可以发覆关税体系更为丰富的面向。问答环节，张志云耐心细致地对大家的疑问一一解答，并对近代中外条约的文本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近代中外文的条约文本存在诸多差异，导致许多问题聚讼纷纭。张志云指出，考虑到中英《天津条约》中已经写明以英文文本为依归，因此一定要注重英文文本，可以厘清诸多问题。大家均表示受益匪浅，感谢张志云倾囊相授。最后，尤淑君老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她指出，张志云教授的讲座要言不烦、言语晓畅，为大家详尽梳理了晚清协定关税的复杂历程与“值百抽五”的特殊意义，极具启发性。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的系列讲座。文字：关傲

2023年5月9日下午2点，“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7讲于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龚缨晏教授主讲。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英刚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多位教授、研究员及众多同学共同来到本次讲座现场聆听。龚缨晏教授于1978年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跟随毛昭晰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1998年跟随黄时鉴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同年升为教授；2010年调任宁波大学，现为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兼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制图协会地图遗产数字化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地图学史及浙江历史文化。毛昭晰先生和黄时鉴先生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优秀的前辈学人，毛先生长期从事史前史、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文物、古迹的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外交流史、地图学史方面的研究，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学者。龚缨晏教授首先介绍了毛昭晰先生和黄时鉴先生的家世以及早年的求学经历。随后，龚缨晏教授讲述了自己在进入到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后的日常生活，回忆起二位先生对他是如何学术上的指导，以及二位先生在科研学术、日常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龚缨晏教授的讲述风趣幽默，向与会的各位老师、同学生动活泼地展现出了杭州大学历史系老先生的人格魅力和风采。龚缨晏教授总结到，杭大老先生们教书育人理念的核心，即是让学生成为“追求真理，享受知识”的人，使学生拥有“有趣的灵魂”。在讲座的最后，张凯教授、刘寅副教授与龚缨晏教授就杭大老先生的学术理念、教学方式等话题进行了交流，认为龚教授本次讲座意义重大，追忆老先生的风采和精神，有助于增强历史学院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还发挥了赓续学脉，传承优秀学人精神等重要作用。在满座掌声之中，本次讲座圆满完成。文字：吴一尘

讲座题目佣书成学：中古知识的结集、生产与传播主讲人曲柄睿

2023年4月12日晚7点，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6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受邀主讲，题目为《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潘敦副研究员主持，韩琦教授、冯培红教授、吴铮强教授、秦桦林副教授、罗帅研究员与30余位同学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伊始，楼劲老师表示，前两讲从西汉革命论的退化开始，其实是在强调古典革命论向中古革命论的转变。古典革命论退化为中古革命论以后，其中一支即禅让革命的思潮，影响到魏晋宋齐梁陈、西魏北周隋唐的易代过程；另外一支没有采用禅让，而是直接利用汤武革命的旗号来建立政权，即“北族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古“革命”三论基本上涵盖了唐以前大一统王朝更替的所有例子。那么为什么十六国的北族领袖们，以及冉魏的冉闵、北燕的冯跋，不采用禅让的方式呢？这让我们意识到禅让是需要条件的，如汉赵国，即便掌握了晋怀帝与晋愍帝，刘聪甚至还将小刘贵人赐予怀帝为妻，似有利用二帝之想法，但整个舆论并不认为其拥有禅让的资格。所以十六国北朝君主纷纷标榜革命、比附汤武，同时也比附曾经打着举义抗暴旗号的汉高祖与光武帝，这种模式即“北族革命”。在对“北族革命”的概念进行定义之后，楼劲老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五胡豪酋的“革命”举义楼劲老师首先列举李庠、刘渊、石勒的例子，认为当时的巴氐、南匈奴、羯人等少数民族的确身处歧视和压迫之中，所以五胡豪酋建国的例子多有举义抗暴包括反抗民族压迫、歧视的内涵。身为汉人的冉闵也打着“汤、武亲行诛放”的旗号要诛除“暴胡”；前秦苻坚杀苻生而自立，亦用“行汤武之事”进行自我辩解。在十六国北朝，无论是反晋还是胡汉、胡胡相争，亦或是一国之内的平难定乱，都利用了两汉四百多年以来深入人心的“汤武革命”旗号。同时，利用汤、武、汉高帝、光武帝这些已经符号化的革命象征人物自比的，都是称帝（天王）为天子者。这又说明汉代以来“革命”内涵中突出的改朝换代之义，已被各族广为接受，“汤武革命”是建立王朝过程中获得大义名分的固定路径。然而标榜“革命”不等于从无通过“禅让”登极的想法，汉赵国手握晋怀帝、晋愍帝，但仍然阻碍重重，“自古岂有胡天子”之说就是一个集中体现。所以“汤武革命”的路径是五胡豪酋基于对王朝体制认知及所处夷夏关系现实的清醒选择。十六国时期比附汤、武等象征人物的现存记载仅余零星，其中有些且可考知其曾被北魏崔鸿编纂《十六国春秋》及唐初再修《晋书》时删改。比附汤武这些属于各国建立时国策性质的事件肯定记载于各国的史书当中，其被删改的主因是北魏与晋皆视十六国帝王者为“僭伪”，故《十六国春秋》《晋书》多视之为无谓之文。楼劲老师还指出，光武帝登位之初报书公孙述称“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而建武三十年封禅泰山刻石文则称“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这样的变化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二、“北族革命”的发生背景楼劲老师认为，十六国以来的“北族革命”能够成为在中古史上与禅让相辉映的易代模式，有两个背景需要特别关注。其一是汤武革命说或革命论在两汉的流变，此前的第一讲已经提到，自高祖刘邦标榜革命举义反秦以后，整个西汉至新莽时期革命论退化的主要表现，是“革命”等同易代改姓，禅让入主“革命”内涵，改制成为“革命”外延。楼劲老师接续第一讲的内容，指出两汉之际的公孙述、刘秀，都打着“汤武革命”的旗号。正是由于刘邦、刘秀皆曾标榜革命推崇汤、武，举义抗暴这种对于统治者来说极为危险的革命理念在两汉一直被限制防范。楼劲老师指出，班彪的《王命论》值得我们反复细读，其中的讨论在理论上大抵是循荀子至董仲舒以来的路数，通过强调天命来调和革命放杀与君臣大义的关系，其实际影响看来主要是提高了“革命”易代的门槛。平定黄巾起义的皇甫嵩对阎忠的劝进惧而不从，袁术虽欲创业而臣属不从，都反映了“革命”的门槛不断被强调、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膺有天命并平乱定难成为了东汉以来豪族枭雄的理论武器，这实际上也是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的一个理论前提。其二是两汉四百年统治对胡汉各族及其关系的深刻影响。儒学形成于尊王攘夷的背景之下和尖锐对立的夷夏关系之中，所以儒学经典中从来都不缺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类的论说。当儒学成为两汉统治的指导思想，加之长期的汉匈、汉羌战争，两汉的民族理论是朝着民族对立方向发展的。《礼记·王制》有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种说法直接杜绝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可能，此后每当民族矛盾凸显之际，史书都会以此为蓝本进行论述。如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江统《徙戎论》，就是汉晋关于夷夏关系的主流看法，与之相随的就是歧视和压迫。这种两汉以来的民族矛盾与土地、豪族等问题不断积累进而集中爆发，催成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动荡局面。但隔阂、对立、歧视和压迫远远不是两汉以来民族关系的全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身受其害的五胡群雄为什么一定要建立王朝和比附汤武革命的事实。历史是光明与黑暗的复合体，自汉代步入正轨的王朝体制一方面带来了压迫与对立，但另一方面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卓越的体制一定会导向新的局面，并不断致力于解决新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体制。在主导王朝体制形成、完善的儒学中，除了强调民族区隔的一面，还存在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等理念，在政策和制度上也有相应的安排。王朝体制的成功集中体现为四夷对之的接受、认同以至向往，楼劲老师列举秦汉以来各族接踵托祖华夏的浪潮与各族人口大量的内徙，说明王朝体制对于境内和周边的族群实有包容和吸纳。这种成功的现实与“不可推移”论带来的歧视和压迫并存，不断积累矛盾，构成了对王朝体制的新挑战。同样由于“不可推移”论的存在，决定了身为单于、可汗的五胡豪酋不能名正言顺统治华夏，亦不能采用禅让，必须举义抗暴、比附汤武，才能有助于其政治目的和所建王朝的正统地位。刘渊所述“帝王岂有常哉”的“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说，早在孟子之时已有雏形，经过魏晋以来的发挥，成为北族国主的理论武器。这种被陈寅恪先生总结为强调文化而非种族的“有教无类”之说，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理论中伟大的闪光点。十六国北朝的历史走向，就在于突破“不可推移”论的禁锢，再造“可以融合”的新公理，从而再造王朝体制的民族关系内涵，揭开隋唐王朝的序幕。三、从“革命”回归“禅让”就程式而言，北族革命既非禅让易代，自无先加九锡等例行的禅让步骤及由前朝之君承秉天意让授大位的环节，而是像汉高、光武那样登坛承受天命。在五胡酋豪登位之后，一般进行郊祭告天与大赦改元，此外还有追尊祖宗、封拜功臣等例行之务。需要特别注意在十六国北族豪酋称帝之时，会去大单于之号，将其授予太子或重臣。单于号只意味着北族诸胡共主的身份；而皇帝（天子）意味着天下共主的身份，建立王朝体制，囊括胡汉，弥合民族关系。而五胡豪酋称帝、建立王朝的程式，与禅让的程式越来越接近、靠拢。正是在这些程式的进行之中，汤武革命所寓举义抗暴顺天应人的内涵，已悄然而被命世之主顺天应人完成易代的主题所置换。楼劲老师总结道：首先，郊祭告天与大赦改元也是汉魏、魏晋完成禅让的基本程式。其次，五胡酋豪标榜革命的改制举措亦与禅代大同小异。第三，北族枭雄建立王朝后，也像两汉那样迅速地从标榜革命转向了防范革命。从这三点来看，在北朝后期，“革命”与“禅让”之间的鸿沟被填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民族关系理论中的“不可推移”逐渐转向“可以融合”，这种理论转向在政治实践中的高潮便是孝文帝改革。孝文帝改革打通了五胡时期开辟的胡、汉杂糅走向各族融合之路，也从根本上解除了当年制约五胡酋豪难行禅让的桎梏，不再需要“汤武革命”的旗号，遂有魏齐、魏周及周隋、隋唐纷纷回归禅让易代的谢幕演出。四、“北族革命”的多重影响综上所述，五胡酋豪标榜“革命”比附汤武，有其虚夸矫饰成分，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力图建立正统王朝，成为胡汉各族共主以巩固统治的真实内容。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之所以发生及其终究回归于禅让的历程，呼应的是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思想潜流，在北朝后期至于隋唐产生了以下影响：影响之一，是北族革命与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双轨并行又理念互摄，一起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说所寓的政治原理，使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和举义抗暴顺天应人等思想观念，得以通过长达百年的探索不断深入胡汉各族人心。影响之二，是北族革命以“帝王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的理论和实践，冲破了两汉以来夷夏关系问题上偏于歧视、对立的旧论，开启了从各族天性“不可推移”转为“可以融合”的新论。这一理论甚至影响了高句丽与日本。影响之三，是北族革命不仅破除了“自古岂有胡天子”之类的魔咒，更构成了北族立国建政的一种模式。其过程虽多曲折，最终却还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成功并对内亚各族部具有空前影响的北魏样板。因此，无论是特定政治原理和准则的普及、领悟和实践，还是王朝体制或多民族统一国家制度的完善；无论是先秦、秦汉以来民族关系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整部中国史的东亚、内亚史的影响，北族革命所具的多重面相和内涵，都构成了中古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最后，当发展到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以后，“禅让革命”模式的重心开始偏向“革命”一侧，这实际上是中古史上禅让易代走向终结的前声。楼劲老师指出，隋文帝杨坚“先即位—再告天”的例子，一改过去“先告天—再禅让”的程式。这是因为杨坚要尽可能淡化周帝禅让政权的份量，从而凸显自身作为拯难定乱革命之主顺天应人理当受命的地位。此后如《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高祖李渊在隋唐禅代的过程中，抨击魏晋以来禅让易代流于形式以掩其恶，强调自身起事立业“颇似汉高”，实以禅让革命模式中的革命举义内涵来质疑近世禅让故事的虚伪，从中可见这一模式所寓矛盾发展到隋唐之际，几乎已走到了否定禅让的方向上。虽仍以禅让完成易代，却循用了杨坚“先即位—再行告天”的程式，更取消了魏晋至周隋旧主禅位策书中例所当有的诫勉之语。魏晋以来禅让革命和北族革命的不断展开，不能不引人深思“革命”与“禅让”的理论与现实，质疑、反省其间发生的问题和流弊。李渊所示与其凿枘不合仿效尧舜不如因势利便取法汤武的倾向，即在这一渐趋高涨的思潮下产生。而魏末以来群雄举义浪潮与北族革命传统的激荡，则因其影响直接而冲击强烈，更在当时相关思想理论的转折尤其是禅让革命模式的衰落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至于后来的辽、金、元、清等北族所建王朝，又因其与北族革命形势、任务多有相近，经验教训足供借鉴而取法乎此调整发挥。是其余绪绵亘长达千年，影响所及而叠起波澜，可谓良有以也。随后的问答环节，楼劲老师与在场师生就“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冉魏政权的特殊性”、“北族传统与中原传统的互动”、“北朝后期北族回归禅让模式的原动力”、“革命与禅让在中古以后的线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文字：向鋆君照片：向鋆君编辑：吴一杭审核：瞿萧荻

2023年4月11日晚7点，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5讲于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进行讲授，主题为“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也是本次“中古革命三论”系列讲座中的第二讲。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英刚教授主持，冯培红教授、潘敦副研究员及多名同学来到讲座现场共同聆听。楼劲老师在前一日的讲座中，业已介绍了西汉以来“革命论”的退化与政治思想的变迁，指出“革命”抗暴举义的内涵逐渐消退，被窄化为“革政改制”和“易代易姓”，同时“禅让”被整合进“革命”的内涵之中，被视为政权得以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革命”和“禅让”两种内涵完全不同的政治理想在这一时期被嫁接，从而“合二为一”。此后，虽然有王莽“禅让”失败的先例，但是“禅让”仍反复地在政治当中被实践，无疑是这一时期政治运作和思想演变的重要表现，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楼劲老师指出，汉至晋易代的基本特征是号称“革命”，实为“禅让”，与原本汤武举义抗暴的内涵相去甚远，故将其称作“禅让革命”。虽然“禅让”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替，但是其中仍含有抗暴的内涵：“禅让”的受益者多强调自己德比舜禹，而让出大位之人朝政败坏、已失天道，新的皇帝凭借戡乱定难之功登上大位。“革命”和“禅让”二者内涵被整合为一，新的统治者可以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自身统治合法性进行不同的阐释。实现这种整合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禅让”的前提是“公天下”，既然要接受“禅让”则天下必然不为“一家一姓”。但世殊时异，如今已不可能“以圣传圣”，要由在位皇帝禅让给新君，就必须强调当前在位之人天命已终，强调新君是举义抗暴之人。这也是将“公天下”时期的“禅让”延用于“家天下”之时必然作出的调整。其二，随着两汉以来儒学的发展，“革命”实乃“以下犯上，”与儒家纲常伦理有着天然的矛盾。因而统治者不断限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方式，同时强调“禅让”背后“传圣”的原则以及实现天命转移的价值。魏晋时期的“霸府之主”多是以臣子的身份谋取皇位，又多出身寒门，平难于末世，则将“革命”和“禅让”整合为一，实乃历史的必然选择。楼劲老师认为，前人多以“禅让”为掩耳盗铃之举或将之归结于政治厚黑学，反而掩盖了其背后权力更替和思想变迁的跌宕起伏，也无法解释其为何在前有王莽之辙的情况下反复上演。“禅让”使得政权更替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较之“弱肉强食”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禅让”不仅与汉代以来形成的统治合法性原则兼容，又强化了改朝换代的规则，正因其严肃性，该程序在易代时必然反复上演。要通过“禅让”完成易代，则“天下为公”是最大的前提，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就消解了汉代以来形成的君臣大义对易代的限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则必然应当凌驾于“君臣大义”之上，直接赋予易代的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后世易代之时，就不得不努力塑造出受禅之人德比尧舜的神圣形象，以符合“天下为公”的准则；也不得不确定前朝曾经拥有天命，如今天命已经转移至受禅者，这样才能使得本朝成为正统王朝谱系中的一环。随着“革命”和“禅让”被整合为一，“革命”中“顺天应人”的原则，也成为论证“禅让”合法性的充要条件。班彪《王命论》云：“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因此在“禅让”的程序中，又不得不以进献祥瑞、三辞三让等固定程序来说明受禅者是天意、民心所向。论证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归于“顺天应人”后，问题便转向天与人的关系该如何协调，即二者孰轻孰重。虽有“天视自我民视”的说法，至魏晋时人所论，则更重天意。然而天意难测，且未知其是否能表达民意，则必然连天意都要遭受质疑。最终的结果是导向神秘主义：天意无法揣度，人心难以尽显，故只能以祥瑞或谶纬来作为二者之表现。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多个王朝相互对峙中，各政权易代时也就更关注本朝为天命正统所归的唯一性，尤其注重天象背后所蕴含的天意。不过，“天意自我民意”的原则仍未走远，“重天意”实际上是要利用中立的“天意”来统一易代之际人心对立的政治现实。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楼劲老师进一步关注到神学化的儒学对论证“禅让”合法性的影响。天意看似中立，但现实中的人可以通过效仿圣贤之制，以沟通天地，符合天道。这种通过改制比附圣政王道以表现民意，证明政权是天命所归的做法，无疑是直承王莽而来。因此这一时期在禅代后，往往采取改正朔、易服色等措施，以表明新朝已得天命。“改制”又与“因循”（即承前朝旧制）所对立，实也表明“禅让”中仍然含有“革命”的因素。“改制”被纳入到“禅让”程序中，也补足了“禅让”的最后一环。“禅让”和“革命”两个似乎完全不同的概念最终相互交织、涵化，最终“其揆一也”，成为解决此期政权更替时论证合法性的终极答案。讲授完毕后，楼劲老师与在场的各位老师同学就“魏晋时期为何以‘禅让’作为主要的政权更替形式”、“宋辽以后‘禅让’退出政治舞台是否与北族传统有关”、“‘公天下’对魏晋政治和君主的影响是否能够算得上信念和规则”、“汉魏禅代与蜀汉正统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文字：吴一尘照片：向鋆君编辑：赵晶审核：瞿萧荻

讲座题目追求真理，享受知识——追忆毛昭晰和黄时鉴老师主讲人龚缨晏

讲座题目单幅“天下图”——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内在延续性与域外元素的吸收主讲人龚缨晏

“民族”与“边疆”问题一、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观念与实事二、汉族与少数民族三、边疆与民族四、中华民族是一个五、外来理论概念的再调适第十二章

2023年4月10日晚7时，浙江大学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4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319会议室举行，本场讲座由楼劲教授主讲，主题为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孙英刚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四十余名师生现场聆听。楼劲，浙江绍兴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岳麓书院讲座教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近年主要关注中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研究，历年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北魏开国史探》《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等专著5部，发表《西汉以来“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五四所存沈约文笺解》《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系——兼论“宋承唐制》说之兴》等专题论文百余篇。楼劲老师首先回顾了“革命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变迁脉络，他认为革命论在西汉王朝地位特殊，相关讨论贯穿于其兴衰存亡始末，有关革命论的研究呈现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种是清代以降今文经学的研究，将革命论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一种是由经入史的“斫雕为朴”，将革命论的叙事各还原至其本来所处的语境和历史过程之中。楼劲老师认为“斫雕为朴”的研究取向存在碎片化的危险，应该探究革命论与当时政治思想转折和政局演化之关系概要。楼劲老师接下来从四个方面对西汉时期革命论的退化过程进行展开。第一部分，楼老师回顾了革命论的传统以及先秦至汉初涉及革命论的争议。“革命”的较为原始和为人熟知的概括，出于《周易·革卦》的《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反映了政治转型过程中人们对被统治者权利和要求的集中思考。然而革命论的发展过程非常曲折，战国时期诸子为革命论辩护的同时反对革命论的声音日益高涨。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社会主流对待革命抗暴的基本态度正在从以往有条件的肯定，向着秦汉以来的无条件反对倾斜，汉景帝时期关于革命论的讨论则是重要的转折点。第二部分，楼劲老师认为武帝以来为汤武革命辩护的理论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以董仲舒为代表认为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故汤、武放杀桀、纣不为“弑”，第二种是以谷永为代表的天道“去恶夺弱”，故汤、武放杀桀、纣为理所当然。第三种则是以《齐诗》和纬书为代表的天命依历数气运而转移，故汤、武放杀桀、纣合乎天道变易之理。第三部分，楼劲老师讨论了汉代从革命到执政政治转型过程中对革命论的修正，从汉初比高帝为汤、武而称颂其起义创业的伟绩，到景帝以来越益否定汤、武放杀所代表的伐无道、诛暴君之举，意味的是从讴歌革命到怀疑革命，从推翻黑暗统治到维护现有秩序的深刻转折。汉代在修正革命论的过程中把革命窄化为易代改姓或泛化为革新改良的努力，抽去了“革命”所本来寓有的被统治者抗暴权利，同时又提高了“革命”的门槛，这一过程抑低了革命的价值，限制了革命的条件。第四部分，楼劲老师认为景帝以来革命论退化使得“禅让”与“革命”真正交集到了一起。这个交集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前面所述“革命”内涵被窄化为易代改姓或泛化为各种“革政”的过程。同时，禅让入主革命内涵而革命成为易代别名的状态，从而将革命论退化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王莽在易代过程顺利进行中“以禅让为革命”则是这种退化后革命论的实践，王莽在这一过程中治历明时为先导的一系列改制活动，从此渐被公认为“革命”的必要程序和组成部分。楼劲老师总结了汉代革命论的退化过程：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之后，王莽时期的实践，又为“革命”增添了新的样式，由“治历明时”导出的特定改制活动，开始成了“革命”外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即汉初以来革命论退化的基本阶段和过程。革命论被剥离了反抗暴政的内涵，从被统治者的思想武器转变为易代改姓的舆论工具。而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革命论所呈现的曲折变化过程中已体现了我国近代以前所有“革命”事件及其理论形式的基本要素和轮廓。孙英刚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精要的点评：楼老师今晚的讲座加深了我们对政治史的认识，政治史的研究除了以往讨论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分野以外，还需要关注学术、思想观念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也影响了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楼劲老师通过梳理西汉革命论的退化过程为我们解决了政治实践中思想资源库的问题，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讲座的最后老师与同学们就“如何看待汉武帝封禅事件对革命论的影响”“王莽在治历明时过程中如何确定尺度以及对后世历法的影响”“汉代中晚期的皇帝是否接受了汉家天命”“研究中古思想史中如何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等问题与楼劲老师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楼劲老师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文字：张子良编辑：吴一杭审核：瞿萧荻

浙江大学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第13讲敦煌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兹水》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预结项会议顺利举行2023年4月14—17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13）预结项会议在杭州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河北社科院、浙江社科院及浙江大学的4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由于本课题主持人和参加者基本上都是敦煌学和古代史领域的学者，而敦煌学学术史主要的材料是近现代档案和现当代学者的书信、回忆录、日记等，还有新闻媒体的报道等。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使其更加完善，课题组主要邀请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编辑出版方面的专家提建议和意见。参加会议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研究员、王慧慧副研究员、《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王洪波编审、复旦大学历史系鲁西奇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云南大学历史系齐春风教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邵宁宁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立望研究员、浙江大学文学院张广海副教授、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冯培红教授、罗帅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陈先春副主席、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周江洪院长、科研管理部黄骏部长、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卢军霞莅临指导。“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预结项会议现场15号上午的大会由项目首席专家刘进宝教授主持，周江洪院长代表社会科学研究院致欢迎词，并对项目的成果予以肯定。浙江省社科联陈先春副主席高度肯定了项目组的工作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之后由刘进宝教授介绍项目背景、源起、最终成果。子课题成员分别就所主持和参与项目的成果做出汇报，并就成果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注释、断代等问题希望与会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本项目结项材料分为资料整理与研究两部分，资料整理部分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史事编年》《国家图书馆敦煌学史料编年辑证》《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书信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日记、回忆录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诗歌、游记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新闻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论文卷》七部分，凡400余万字。研究方面包括刘进宝《继承、发展与创新：敦煌学学术史探微》和课题组成员《敦煌学学术史论文集》两部分。部分参会专家点评合集与会专家首先肯定了项目成果的价值及意义，指出项目选题具有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以及成果具有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这些成果对于我国敦煌学史、石窟寺研究、近代西北考察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其次他们就书目繁简体转换、注释范围、学科界定、体例编排、子课题各卷的交叉内容以及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区别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认为史料范围宜繁不宜简，注释宜简不宜繁；在材料选取时宜博收而慎取；并建议后期注意对所有成果的整合与统一。15日下午和16日，评审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最后项目组成员针对体例、材料取舍等问题进行详细商讨。“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预结项会议持续两天多，项目组成员的报告呈现了项目的整体成果。专家的评议可圈可点，尤其指出了项目进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指示了项目的发展方向，为项目成功结项奠定了基础，使大家受益良多。撰稿：闫丽编辑：孟舒涵审核：瞿萧荻

2023年4月15日，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萧山河上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协办的“台湾民众抗日运动史料与研究：第二届回望与前瞻学术沙龙”在浙江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吴敏超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忠纯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龙向洋研究馆员，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所长肖如平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台湾民众抗日运动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课题组成员、蒋研中心师生等20余人参加了工作坊。01沙龙的第一部分，由杜继东研究员主持。“台湾民众抗日运动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首席专家陈红民教授汇报课题的学术价值与进展情况。陈教授指出，台湾民众抗日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开始早、时间长、形式多样等鲜明特点。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既与大陆民众的抗日活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因此，本项目试图将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研究置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日的框架与进程中，完成抗战研究工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拼图。同时，也能批驳当下某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课题自立项以来，从学界与浙大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之下，进展顺利。课题组子课题负责人尤淑君副教授梳理了1945-2020年间台湾地区对台湾抗日运动史料的编纂情况，指出台湾学界存在从“去殖民化”到“本土化”再到“后殖民”的变化趋势。课题组成员徐伟信博士介绍了日本学界对台湾民众抗日运动的研究历程，并分析原因。子课题负责人、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负责人黄晨研究馆员介绍了CADAL的情况，以及未来在CADAL平台建立“台湾民众抗日运动数据库”的构想。02沙龙的第二部分，是在肖如平教授的主持下，由各位专家对项目进行了点评。陈忠纯教授指出，以往学界对台湾的历史叙事多偏向于悲情史观，当下我们应当建起台湾的奋斗史观，强调这一时期台湾和祖国母亲的共同奋斗，关注台湾抗战史与祖国抗战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吴敏超研究员对该课题的研究内容及对象做出肯定，并提出我们不但要关注浙江、福建和台湾抗日之间的联系，也要注重台湾民众历史的书写，学会倾听静默的声音。龙向洋研究馆员则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检索民国时期文献目录和国家图书馆过程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抗战和台湾抗战的资料情况。03沙龙进行到最后，由张海鹏学部委员做出总结。张先生充分肯定了课题组的工作与专家们的意见，并向项目组强调，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不能拘泥于材料的堆砌，而要进一步做好分类工作，力求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向上的引导。陈红民教授代表课题组感谢张海鹏先生与各位专家的指点与建议，表示将在未来的工作中克服困难并全力落实，以求如期高质量地完成项目，为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尽一份心力。撰文：赵晓红编辑：赵晶审核：瞿萧荻

2023年4月14日下午3点半，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第7讲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张海鹏先生受邀作了题为《关于台湾问题的几点认识》的精彩讲座，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担任与谈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本所的数十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以下是讲座内容纪要。张海鹏从近期马英九的大陆之行谈起，首先肯定了马英九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马英九作为台湾“政坛”的巨擘，其反乡之旅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反复强调对于促进两岸交流、缓和两岸关系无疑具有很大的正面意义。但马英九对于民国“法统”的刻意强调，张海鹏予以严正批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华民国政府法统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国土和人民，正如历史上中华民国继承清朝中国的国土和人民一样，合法完成了政府继承。这个继承，不仅是继承了中国大陆，也包括台湾。台湾不存在独立主权，没有所谓“法统”。这个立场，无论是根据国际还是国内相关法规，均是无可辩驳的共识。张海鹏指出，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实际上是在台湾“政局”的变动中发展壮大的。退踞台湾的“国民政府”残余势力与大陆对抗，依靠美国的支持，抗拒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施治。在这种背景下，台湾逐渐培养了一股“台独”势力。随着80至90年代台湾当局的解严与历次“修宪”，“台独”势力快速膨胀。近些年来，“台独”顽固势力拒绝“一国两制”，拒绝“九二共识”，大搞“去中国化”，与和平统一国家的意志渐行渐远。张海鹏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分割。从大的历史纵深来讲，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统一的传统贯穿始终。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分裂时期，也都是各势力在争夺国家统一的主导权，其时代主题是“走向统一”而非分裂。就小的历史阶段而言，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台湾明郑时期的统治者拒斥清朝的统一措施，在多次谈判无果，即和平统一条件失去后，康熙皇帝武力征讨，于1683年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清朝统一台湾的理由也很简单，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不能允许自立。因此，“台独”顽固势力应认清大局，顺应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切勿逆势而动，违背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意愿。最后，张海鹏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概括起来便是：国家必须统一，根据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既要认识到上述原则，也要厘清台湾历史的总体脉络，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趋势。与谈环节，杜继东高度评价了张海鹏先生的讲座及其对学界的巨大贡献。张海鹏先生时刻秉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为祖国统一事业与两岸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台湾史研究，张海鹏先生筚路蓝缕，从2002年4月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台湾史研究室至今，张海鹏先生为台湾史研究奉献了20余年，擘画了台湾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具有前驱先路的开拓之功。此外，张海鹏先生视野开阔，学术旨趣精深又不失广博，除台湾史外，在中共党史、抗战史、民国史等众多领域，张海鹏先生均是重要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推动者与引领者。在工作与学术研究方面，张海鹏先生不辞辛劳，朝枚之年依旧奋斗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笔耕不辍，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随后，杜继东分享了许多投稿与发表论文的经验。杜继东认为，青年学者一定要细致了解主流期刊的“刊情”，写作和投稿时打开思路，做到知己知彼，“对症下药”。问答环节，校内外多位师生踊跃提问，张海鹏和杜继东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师生们的疑问，大家均表示受益匪浅，感谢二位老师倾囊相授。最后，主持人陈红民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张海鹏的讲座高屋建瓴且条理明晰，有力驳斥了“台独”谬论，表达了正义之声。对于台湾80至90年代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于师生认清台海局势的由来与打开今后学术研究的思路大有裨益。作为历史研究者，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史是正确认识台海局势的基础，希望大家致力于台湾史的学习与研究，为学术的推进与祖国的统一事业做出贡献。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的系列讲座。文：关傲图：陈怡编辑：孟舒涵审核：瞿萧荻

4月13日上午，纪念蒋百里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海宁举行。研讨会由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浙江省社科联、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嘉兴市社科联有关领导，全国各地的相关专家学者，以及蒋百里先生亲属等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海宁市委副书记、市长许红莲、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范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卢军霞分别在开幕式致辞。卢军霞在致辞中强调，蒋百里先生是著名军事教育家、军事理论家，早年曾在求是书院学习，是浙江大学的杰出校友，他始终践行“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校训，一生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中国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抗战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上午的学术研讨会上，湖南师范大学吴仰湘教授、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李继锋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肖如平教授就蒋百里的国防思路分别进行了主旨演讲。下午，学术专题研讨会继续举行，来自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社科院、上海政法学院等专家学者以及征文获奖代表，分别就蒋百里的军事思想、文学翻译、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编辑：孟舒涵审核：瞿萧荻

日前，由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南大学共同主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隋唐五代的中原与四方学术研讨会，于河南省开封市成功举办。我院刘进宝教授在第十四届理事会选举中连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个人简介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现任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敦煌研究》编委等。内容来源：“历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编辑：孟舒涵审核：瞿萧荻

2023年4月6日19时，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成一农研究员受邀作了题为《“国号”还是“天下之号”，“王朝”还是“皇朝”》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古史问学”系列讲座的第二讲，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担任主持人，杨雨蕾教授担任与谈人。成一农研究员以“顺时而观”与“后见之明”这两种历史研究视角为讨论的切入点，分别介绍了“国号”与“天下之号”、“王朝”与“皇朝”这两组概念在历史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接着，成一农研究员通过展示“大明混一图”“大明九边万国

2023年4月6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教授莅临我院，应邀作了题为“日本史研究方法刍议”的学术讲座，并与在场师生交流。本次座谈会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王海燕教授主持。在会议中，徐建新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分析了当前国内日本史研究的进展与不足，并就论文的选题、用语、写作立场等方面分享了心得。他认为，论文应重视语言表达，尽可能减少照搬日文词汇的现象，专有名词应根据需要在行文中进行解释或添加注释。他特别强调，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目的是建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体系并从中总结经验，不可盲目追随日本学者的理论。在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就日本史研究中遇到的困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徐教授一一作出解答。针对如何与国内外学术界对话的问题，徐教授介绍了近30年来我国在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进展，如实评估了中日学者研究兴趣的差异，并建议青年学者根据文章受众调整其写作风格与内容。他鼓励大家重视史学理论，在透彻地掌握了代表性观点及其重要概念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并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同时，他也提醒青年学者要注意每种理论的局限性，不可用一种理论解释所有现象。两个小时的讲座，气氛活跃热烈。徐建新教授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座谈会。座谈会现场大家积极参与讨论，从多个角度加深了对日本古代史及史学史的理解。在场师生都受益匪浅，本次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编辑：吴一杭审核：瞿萧荻

西汉“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第15讲

❖讲座简介2023年4月1日上午9时30分，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文明研究中心、公众史学中心共同举办的“沈炼之史学讲座”第109讲暨“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15讲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成功举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前进教授作了题为“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此时此地、深层情感与人工智能”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刘寅副教授主持。讲座纪要讲座伊始，主持人刘寅老师对徐前进教授及其讲座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徐前进教授从题目入手，直言此次讲座的内容是关于未来的问题，他首先提到历史学家写历史的功能，主张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一点。徐前进教授坦言，自己早在2014年便开始关注人工智能。随着人工智能进入人的各个领域，人们关于人工智能的各种讨论逐渐涌现，人工智能似乎已有能力介入许多学科。面对人工智能的这一挑战，徐教授在与人工智能及相关研究人员交流思考的基础上，指明了人们的应对途径。接着，徐前进教授抛出了历史档案是否为真正的历史或历史源头之问，就问题的是与否两个方面作出分析。徐教授指出，肯定的回答将面临三个关系问题：1、生活与文字的关系，2、感觉与文字的关系，3、权力与文字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决定了文字制度的特点。在此，徐前进教授提出了“文字制度”这一概念，他主张这一制度管理支配着这一领域内的所有人，而该文字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过滤、选择。也就是说，当人们全心全意依赖“一手”历史档案时，这些档案也反过来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因为它把整个世界的状态做了删减和限制。而实际上，人人心里都有一部史诗。而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徐教授指出，人们也要面临其他窘境，因为很多时候历史档案就是人们探知已消失的一切的起点，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出现于历史档案之后而非之前，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写历史的功能正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这两个时间结构上。在研究历史成为大势的当下，徐教授依据自身研究经历谈论历史学家如何与其研究对象建立密切的关系。接下来，徐前进教授谈到自己三部作品的写作逻辑：此时此地。依据的逻辑是其判断被档案所删除的东西。徐教授分享了自己早期研究卢梭的经历、写作局限与压力、后期研究视角转变的启示等，表达了希望从日常场景中发现新方法、新理论，具体阐述了《流动的丰盈》《驶于当下》《现代精神之花》这三部作品的内在视角。反之，徐教授也分析了历史学家放弃“此时此地”的后果，展望在即将开启的时代，历史学家应有所作为。而后，徐前进教授谦虚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人工智能的表达在深层情感领域是有缺陷的，因此特别强调了情感史的重要性。最后，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这个问题上，徐教授从具体、抽象、魔幻三种风格及三种层次上展开了详细的阐述。交流互动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刘寅老师首先就徐前进教授讲座内容给予自己的启发作了简要谈论。随后，现场师生学者围绕史料与想象力、档案价值、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情感史转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汤晓燕老师也作了补充回答。讲座在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本文转载自“浙大世界史”微信公众号文稿、图片：顾诗兰编辑：王楚浩审核：瞿萧荻

❖2023年3月31日下午1时30分，由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竺涯共语”开放日第49讲在成均苑4幢311会议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汤晓燕教授作题为“失落的证据——图像与历史”的主题讲座，五十余位学生参会。讲座内容新颖丰富，现场座无虚席，参与气氛十分活跃。汤晓燕教授首先从同学们身边经常使用的微信表情包引入图像的概念，并由此阐发说明了图像资料作为历史证据的特殊性。随后，她以《马拉之死》为具体案例，分析了刺杀者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2023年3月31日下午3点，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第5讲成功举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马振犊受邀作了题为《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研究新进展》的精彩讲座，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担任主持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肖如平教授担任与谈人，本所尤淑君、赵晓红、姬凌辉老师与数十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马振犊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民国史研究者，在民国档案的保藏、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马振犊以“档案”的词源作为引言，简要回顾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史，并引出了民国档案在我国档案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就民国档案的保藏而言，主要分为国、省、市、县四级机构。民国历届“中央政府”档案与部分民国政要的个人档案主要保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台湾地区的档案馆；伪满档案散见于东北三省的档案馆，曾遭日军大量焚毁，因而总量相对有限。此外，各地档案馆也藏有许多极具特色的档案，如上海苏州的商会档、四川的盐务档等。总体而言，民国档案的藏量浩如烟海，但仍有相当的整理与发掘的空间。民国档案的利用方面，马振犊通过展示几份极具误导性的档案，强调利用者应当秉持理性，善于拨云见日，揭开部分档案的假面，还原历史的本真。此外，马振犊还分享了许多自己查阅与利用档案的心得，师生们均表示获益匪浅。最后，为了给师生们指明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马振犊分享了近几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多套史料汇编，包括《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中央通讯社参考消息》等等。与谈环节，肖如平对马振犊的讲座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二史馆所藏档案对于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极有帮助。随后，肖如平分享了个人学术研究中利用档案的经验教训。肖如平认为，切勿尽信档案，应当保持警惕，善于考证。问答环节，本所多位师生基于自身的研究方向踊跃提问，马振犊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师生们的疑问，大家均表示受益匪浅，感谢马振犊倾囊相授。最后，主持人陈红民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马振犊的讲座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不但对民国档案的保藏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对档案的甄别与利用方面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对于今后师生的研究工作极具启发意义。史料是史学的命脉，希望同学们多去档案馆，多查阅档案，对于发散思维、启发灵感大有裨益。文字：关傲图片：闫文元编辑：赵晶审核：瞿萧荻

2023年3月24日，杭州市文史研究馆举行首批馆员聘任仪式，我院陈红民教授获聘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桑兵教授、陈红民教授、吕一民教授、和楼毅生副教授获聘首批馆员。据悉，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此次聘任旨在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杭州文史工作的重点和方向，以新聘馆员为契机，发挥和利用好文史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主阵地作用。依托新聘馆员的职能发挥，植根杭州历史文化，共同推动杭州文史研究工作高质量前进。聘任仪式由市政协主席马卫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为馆长、副馆长和首批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右）为陈红民教授颁发聘书3月28日，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在位于岳官巷4号的馆舍吴宅内举行了首批特约研究员聘任仪式。我院教师梁敬明教授、肖如平教授、吴铮强教授、张凯教授和陈志坚副教授被聘任为首批特约研究员。市政协副主席陈新华出席并讲话，市政协第十一届副主席、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叶鉴铭为特约研究员颁发聘书，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王利民主持仪式，副馆长杜卫、陈红民参加。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2017年3月，2020年12月11日正式开馆，位于拱墅区岳官巷4号。文史馆分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杭州足迹”、“全球文明交流中的杭州角色”和“中华文化史上的杭州韵味”三个展厅，集中展示了杭州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图文来源：江南文脉公众号、杭州文史公众号审核：瞿萧荻

题目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此时此地、深层情感与人工智能主讲人徐前进东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刘寅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时间2023年4月1日（周六）上午9点30分—11点30分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文科组团人文学院大楼（成均苑4幢）319讲座内容大纲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此时此地、深层情感与人工智能一

题目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主讲人孟宪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持人刘进宝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时间、地点2023年3月29日上午9：30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均苑4幢210）线上观看渠道腾讯会议号：727-508-812密码：230329主办单位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主讲人简介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学术专长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史等。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出版专著《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老营房手记》《武则天研究》（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十余部，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等多部。编辑：孟舒涵审核：瞿萧荻

第六届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通启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单位发起，以探讨闽浙赣区域史研究的困惑、前沿、趋势为主要内容，旨在提供一个学术合作及人才培养的平台。工作坊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第六届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将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以及宁波市鄞州区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会议拟于2023年6月30-7月5日在宁波市举行，并开展“从东钱湖地区看两宋东南区域开发”“海上丝绸之路”与“宁波近代城市发展”等主题考察，通过具体研究成果与实地考察体验，深入了解浙东滨海地域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意与会学者请于4月30日前提交回执，6月10日前提交参会论文。我们将组织专家进行审稿筛选，在6月20日之前公布入选论文并发出正式邀请函。我们期待大家踊跃投稿，切磋砥砺，以推动区域史研究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本次工作坊的主题：（1）

2023年2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线致敬盛典，隆重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单，这是本届华人国学大典以公益延伸致敬的创新之举。我院文科资深教授桑兵老师入选“国学星斗计划”。个人简介桑兵，中国近现代史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3月出生于广西桂林，籍贯河北威县。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83年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1988年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1983至2018年任职于中山大学，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8年受聘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治学力求整体贯通，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枢纽，逐步探索总结出一套处理史料繁多与史学复杂关系的有效路径和办法，陆续扩展研究的范围和主题，先后用力的方面有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晚清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清季新知识界的社团、清代以来的学人与学术、庚子勤王、近代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史、经学与经学史等，已出版十余部高水平专著，先后主持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孙中山史事编年”“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主编《清代稿钞本》《民国稿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等多种大型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多次荣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1年，荣获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编辑：孟舒涵审核：瞿萧荻

❖内容简介2020年“浙江地区海外韩国学研究”得以立项，由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资助，浙江地区的韩国研究机构和韩语教学院系，得以形成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展示新的研究成果。《浙江地区海外韩国学论文集之一》便是主要成果之一。

根据中央宣传部文件批复精神，由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于2023年2月22日评选揭晓。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设图书奖、音像电子出版物奖、出版科研论文奖三个子项奖。本届获奖图书100种、提名奖100种；获奖音像电子出版物30种、提名奖80种；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30篇。其中，我院韩琦老师的著作《梅文鼎全集》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书籍简介《梅文鼎全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康熙时期西方数学传播与影响新探”的成果，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全书分八册，首次全面系统整理了梅文鼎作品，对《历学疑问》《历学疑问补》《历学答问》《杂著》《中西算学通》《勿庵历算书目》《绩学堂文钞》《绩学堂诗钞》以及梅氏之孙梅瑴成的《赤水遗珍》《操缦卮言》进行了标点整理，影印了稀见的乾隆十年承学堂刻本《宣城梅氏历算丛书辑要》、梅瑴成《兼济堂历算书刊缪》乾隆刊本，整理了各种梅文鼎历算著作的序跋，广为收录了康熙朝诗文集中有关梅文鼎与师友交往的史料，以及清人文集和梅氏家谱中梅氏的传记资料，对梅文鼎年谱作了大量增订，书前有导言，全面展现了梅文鼎的生平和学术思想。整理时系统参考了国内外所藏康熙刊本、魏荔彤编兼济堂刻《梅勿庵历算全书》雍正元年刊本及日本内阁文库藏雍正二年刊本。作品收录全、范围广，版本权威，全集的出版为清代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献，对研究梅文鼎以及康熙时代的学术史，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曾获得第23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特等奖（2020年度）和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1年）。作者简介韩琦，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科领军人才，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中国科学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图书奖，荣誉提名奖）《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中国印刷史》（合著，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编有《〈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等。曾应邀作国际数学家大会45分钟报告（2014年）。现为国际科学和文化多样性学会第二副主席，欧洲科学史学会科学委员会委员，Archive

亚当·斯密相关主题的研究；3、

China等发表中、英文论文70余篇，校译英译中专著2部，还承担多篇英译中、中译英论文工作，发表学术札记、随笔多篇，另有1部英文专著即将付梓。目录自序：“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导论

《平坡遵道集》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年：2022-10页数：309定价：68.00元装帧：精装ISBN：9787550637351作者简介李华瑞，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敦和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个人专著12部、编著8部、合编著作9部，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著有《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宋夏关系史》《宋史论集》《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夏史探研集》《西夏史探赜》《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宋夏史探知集》等；主编《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宋辽西夏金史青蓝集》《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认识》等。内容简介本书是李华瑞教授的读书与生活随笔，书名来自李华瑞教授的故乡“平坡镇”以及祖籍“遵道镇”。本书共收录了36篇随笔、杂文，包括书序、书评、纪事和追忆，涉及中古经济史、中古政治文化、宋辽夏金史、宋史研究史、忆师友等方方面面。通过李教授先生的指点，读者可以饱览宋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仿佛回到宋朝，比如：为何宋代有繁华的夜间经济？北宋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了吗？北宋轻视武人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王安石与孟子有什么关系？宋代的第一文臣是谁？学者是如何复原死语言——西夏语？以上问题均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此外，李华瑞教授的处世、问学之道也值得读者朋友们学习，他对邓广铭、漆侠、陈守忠等著名宋史前辈学者的感人至深的回忆，让人无不感叹老一辈学者的人格与学术魅力，也激励后学者，求学的基础贵在“尊师重道”。目录001.自序第一辑.中古经济史003.《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评介007.走出“宋代近世说”——《宋夏史探知集》自序013.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了吗？——评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019.从矿冶业看宋代经济022.宋朝的“夜间经济”缘何兴盛035.评《明清高利贷资本》043.《北宋黄河水灾防治与水利资源开发研究》序046.杨芳《宋代仓廪制度研究》序第二辑.中古政治文化053.历史学视野下的政治文化——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058.重建北宋政治文化的扛鼎之作——读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062.《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评介065.《司马光与王安石——中国历代人物研究系列之一》序069.宋代践行孟子的仁政思想076.宋太祖的恻隐之心——孟子思想对宋代的影响083.王安石读史断想089.中国图像史学学科的性质及特点094.评《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第三辑.宋辽夏金史105.《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后记108.《宋夏史探研集》序言111.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118.《宋代西北方音》简介123.“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西夏开国皇帝元昊128.宋朝第一文臣：范仲淹第四辑.宋史研究史137.中国宋史研究会四十年历程的见证159.从落后到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172.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176.开拓宋史研究新格局184.也说“大宋史”193.与研究生谈读书心得第五辑.忆师友201.纪念太老师邓广铭先生213.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漆侠219.难忘师恩——怀念陈守忠先生243.学界巨擘

11月18日下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2022级新生之友见面会在紫金港校区求是咖啡吧顺利举行。历史学院2022级新生之友教师、2022级新生参与了本次活动。见面会伊始，由学院党委委员鲍永军老师为新受聘的2022级新生之友颁发聘书。后由浙江大学2021级“优秀新生之友”荣誉称号获得者姬凌辉老师分享工作经验。见面会过程中，同学们就在本科阶段可能会遇到的学业以及生活上的困惑询问老师，老师们也给予了悉心指导和解答。在欢声笑语的交流与讨论之间，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新生之友”寝室联系制度是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卓越教育体系，体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举措。“新生之友”寝室联系制度把教学相长、人生规划和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帮助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对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主题宋金盟誓岁输“绿矾”事解主讲人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11月12日，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主办的“朱舜水的活动场景和人际网络”主题交流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来自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关西大学、佐贺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云端共聚一堂，围绕朱舜水的活动场景、人际网络、思想互动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通过走近历史场景、梳理人物关系、探讨时代背景，为深化朱舜水认知、推动朱舜水研究夯实基础。以下摘编交流会上的专家观点，供分享研习。锦织亮介（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朱舜水与长崎》朱舜水从初次渡日的正保二年（1645），至留居日本并被招请到江户的宽文五年（1665）为止，20年间共计7回来航长崎。在此期间，朱舜水一直以明朝遗臣、抗清志士以及海外贸易者的身份活跃，这与其后世的学者形象颇有乖离。检点长崎的日中贸易、中国人社会，以及长崎唐寺及中国僧侣等史料中有关朱舜水的事项来看，直到第7回次确定留居日本为止，在上述史料中未见朱舜水以儒者的姿态示人。长崎三唐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在当时深度参与日中贸易，实际上充当了走私贸易机构的作用。既而通过条理朱舜水与同时出入兴福寺东庐庵的隐元、默子、逸然、澄一等人的联系，揭示朱舜水从事抗清复明的情态。田渕义树（浙江大学）《关于朱舜水来崎及留住诸事的再讨论》通过利用日本柳川古文书馆所藏“安东家史料”以及关东大学残存的朱舜水书信等原始史料，重新考证朱舜水在长崎留住初期的相关事迹——包括朱舜水在万治二年（1659）的冬天，第七次来日本定居之事；第二年即万治三年（1660）秋冬时期，朱舜水第一次在长崎与安东省庵见面之事。以朱舜水对安东省庵“敬称”的变化为线索，指出朱舜水第七次抵长崎时间并不是1659年冬天，而是在第二年的1660年四月，朱舜水当时出国并没有打算留居日本；安东省庵和朱舜水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宽文元年（1661）四月，针对学界认为“幕府根据长崎奉行黑川正直的建议，承认朱舜水在长崎留住”这一观点，指出宽文元年黑川下发长崎留住许可后，宽文三年（1663）八月幕府就批准了朱舜水留住日本的许可。以上史实的考证将为《朱舜水先生年谱》修订工作夯实基础。中尾友香梨（日本佐贺大学）《朱舜水与小城藩主锅岛直能、下川三省》以朱舜水写给小城藩主锅岛直能的书信和文章为线索，探讨朱舜水与下川三省的交流。下川三省是朱舜水长崎流寓直至离世，在其身边最久的弟子，来自肥前小城藩。小城藩不同于水户藩、加贺藩的小藩，出生如此小藩的下川三省能够成为朱舜水的门生，与水户藩、加贺藩的青年才俊们进行激烈竞争，这本身就是奇迹，而让这种奇迹成为可能的是藩主锅岛直能重视人才培养的远见，以及朱舜水关爱年轻弟子的深情。虽然有关下川三省的境况，朱舜水和锅岛直能的想法有所不同，但在把三省培养成为一个出色人才这一点上的共识是显而易见的。仓员正江（日本大学）《安积澹泊对朱舜水的追慕及其后的展开》在研究朱舜水时，以安积澹泊为首的水户藩彰考馆馆员和《舜水朱氏谈绮》《舜水先生文集》两书的编纂情况是绝不能遗漏的。通过对大高阪芝山《芝山会稿·答鹈真昌书》《与村篁溪泉竹轩书》《舜水朱氏谈绮序》及其他书籍、信件的解读，可以看到安积澹泊对朱舜水追慕的热情。另外在用《甲子夜话》考察宽政改革时期朱舜水被人们再次提起的情况又会发现，安积澹泊也被人们一起记住，并且和朱舜水一起被提及。而这些材料所揭示的，正是书籍的编纂、发行中包含着的不可思议的人性和感情。钱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朱舜水与德川光圀》朱舜水与德川光圀的关系，是师生、朋友又加主从之间的关系，而朱舜水对德川光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上。在兴盛圣教方面，光圀大致有三项诉求：一是传授祭祀礼仪，二是普及儒学知识，三是提倡排佛尊儒。朱舜水在帮助德川光圀兴盛文教并要求其“加意民生日用”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史学，视史学为“实理实学”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其所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这部史学巨著中。但需避免在朱舜水与《大日本史》的编纂或水户学的互动关系上随意拔高或者漠视前者。至于德川光圀与朱舜水的真诚友谊，后来还在舜水孙子朱天生身上得到了再现。舜水殁后不久，光圀便热情接待了舜水的孙子朱天生的来访：1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