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5讲】 楼劲：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2023年4月11日晚7点，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5讲于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进行讲授，主题为“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也是本次“中古革命三论”系列讲座中的第二讲。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英刚教授主持，冯培红教授、潘敦副研究员及多名同学来到讲座现场共同聆听。
楼劲老师在前一日的讲座中，业已介绍了西汉以来“革命论”的退化与政治思想的变迁，指出“革命”抗暴举义的内涵逐渐消退，被窄化为“革政改制”和“易代易姓”，同时“禅让”被整合进“革命”的内涵之中，被视为政权得以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革命”和“禅让”两种内涵完全不同的政治理想在这一时期被嫁接，从而“合二为一”。此后，虽然有王莽“禅让”失败的先例，但是“禅让”仍反复地在政治当中被实践，无疑是这一时期政治运作和思想演变的重要表现，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楼劲老师指出，汉至晋易代的基本特征是号称“革命”，实为“禅让”，与原本汤武举义抗暴的内涵相去甚远，故将其称作“禅让革命”。虽然“禅让”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替，但是其中仍含有抗暴的内涵：“禅让”的受益者多强调自己德比舜禹，而让出大位之人朝政败坏、已失天道，新的皇帝凭借戡乱定难之功登上大位。
“革命”和“禅让”二者内涵被整合为一，新的统治者可以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自身统治合法性进行不同的阐释。实现这种整合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禅让”的前提是“公天下”，既然要接受“禅让”则天下必然不为“一家一姓”。但世殊时异，如今已不可能“以圣传圣”，要由在位皇帝禅让给新君，就必须强调当前在位之人天命已终，强调新君是举义抗暴之人。这也是将“公天下”时期的“禅让”延用于“家天下”之时必然作出的调整。
其二，随着两汉以来儒学的发展，“革命”实乃“以下犯上，”与儒家纲常伦理有着天然的矛盾。因而统治者不断限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方式，同时强调“禅让”背后“传圣”的原则以及实现天命转移的价值。
魏晋时期的“霸府之主”多是以臣子的身份谋取皇位，又多出身寒门，平难于末世，则将“革命”和“禅让”整合为一，实乃历史的必然选择。
楼劲老师认为，前人多以“禅让”为掩耳盗铃之举或将之归结于政治厚黑学，反而掩盖了其背后权力更替和思想变迁的跌宕起伏，也无法解释其为何在前有王莽之辙的情况下反复上演。“禅让”使得政权更替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较之“弱肉强食”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禅让”不仅与汉代以来形成的统治合法性原则兼容，又强化了改朝换代的规则，正因其严肃性，该程序在易代时必然反复上演。
要通过“禅让”完成易代，则“天下为公”是最大的前提，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就消解了汉代以来形成的君臣大义对易代的限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则必然应当凌驾于“君臣大义”之上，直接赋予易代的合法性。
在这一前提下，后世易代之时，就不得不努力塑造出受禅之人德比尧舜的神圣形象，以符合“天下为公”的准则；也不得不确定前朝曾经拥有天命，如今天命已经转移至受禅者，这样才能使得本朝成为正统王朝谱系中的一环。
随着“革命”和“禅让”被整合为一，“革命”中“顺天应人”的原则，也成为论证“禅让”合法性的充要条件。班彪《王命论》云：“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因此在“禅让”的程序中，又不得不以进献祥瑞、三辞三让等固定程序来说明受禅者是天意、民心所向。
论证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归于“顺天应人”后，问题便转向天与人的关系该如何协调，即二者孰轻孰重。虽有“天视自我民视”的说法，至魏晋时人所论，则更重天意。然而天意难测，且未知其是否能表达民意，则必然连天意都要遭受质疑。最终的结果是导向神秘主义：天意无法揣度，人心难以尽显，故只能以祥瑞或谶纬来作为二者之表现。
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多个王朝相互对峙中，各政权易代时也就更关注本朝为天命正统所归的唯一性，尤其注重天象背后所蕴含的天意。不过，“天意自我民意”的原则仍未走远，“重天意”实际上是要利用中立的“天意”来统一易代之际人心对立的政治现实。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楼劲老师进一步关注到神学化的儒学对论证“禅让”合法性的影响。天意看似中立，但现实中的人可以通过效仿圣贤之制，以沟通天地，符合天道。这种通过改制比附圣政王道以表现民意，证明政权是天命所归的做法，无疑是直承王莽而来。因此这一时期在禅代后，往往采取改正朔、易服色等措施，以表明新朝已得天命。“改制”又与“因循”（即承前朝旧制）所对立，实也表明“禅让”中仍然含有“革命”的因素。“改制”被纳入到“禅让”程序中，也补足了“禅让”的最后一环。“禅让”和“革命”两个似乎完全不同的概念最终相互交织、涵化，最终“其揆一也”，成为解决此期政权更替时论证合法性的终极答案。
讲授完毕后，楼劲老师与在场的各位老师同学就“魏晋时期为何以‘禅让’作为主要的政权更替形式”、“宋辽以后‘禅让’退出政治舞台是否与北族传统有关”、“‘公天下’对魏晋政治和君主的影响是否能够算得上信念和规则”、“汉魏禅代与蜀汉正统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吴一尘
照片：向鋆君
编辑：赵晶
审核：瞿萧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