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利伟自辩词 ｜反对知法犯法、人为制造冤假错案涉黑案 （下）

打准打实    扫黑除恶

得民心

拼凑拔高    指鹿为马

失民意

    ——自行辩护词（反对知法犯法、人为制造冤假错案涉黑案）

三、关于本案涉黑组织的经济特征问题

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它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一）公诉人指控“该组织”利用组织势力或影响力，采取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用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P24。上述指控违背事实根据，所指控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任何事实证明采用暴力或威胁等犯罪手段。更没有用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通过仔细分析，公诉人指控的行为事由，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公诉人指控地“该组织”在逻辑上的混乱和事实上的不成立；在今天的法庭上，有必要对公诉认罔顾事实、谬误百出的错误指控逐一揭穿，以示正听：
公诉人起诉书P25指控：该组织通过串通拍卖等方式获得吉安县敖城等地白泥矿开采权，攫取经济利益1.1亿余元。
(1) 起诉书P21页指控“该组织”成立于2010年11月7日，而吉安县敖城矿取得于2009年10月，先于“该组织”成立时间一年之久。说明二点：要么2010年11月7日“该组织”没有成立，当天所发生纠纷不是“该组织”的组织行为；要么取得吉安县敖城采矿权的行为不是“该组织”的组织行为。此谬误一；
(2) 指控“通过串通拍卖等方式”取得，此说违反事实。2009年10月吉安县敖城矿采矿权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拍，参加竞拍的企业、个人数千家，后由赣中房地产公司合法竞得，没有串通拍卖得违法行为。此谬误二；
(3) 指控获得吉安县敖城“等地”采矿权，事实当天拍卖取得的仅敖城竹马桥一地的采矿权，没有其它地方；此谬误三；
(4) 敖城竹马桥采矿权的资源为“高岭土矿，不是白泥矿”，矿产资源品类错误，此为谬误四；
(5) 指控攫取经济利益1.1亿余元，数字虚假，且故意混淆经营收入与利润概念，事实该项目投资一直亏损，至今成本都未收回；此谬误五。
在事关案件当事人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等重大事实的认定问题上，仅所举一例，侦办单位、公诉人根本没有依法认真核查、前后矛盾、谬误频出，法律的客观、公正遭到质疑。
(1) 起诉书指控P25“该组织”经营吉安县砂石项目获得经济利益1.4亿余元，该项目系公开竞拍合法所得，公平公开，严格按照竞拍规则进行，其项目来源无任何违法违规之处。且2012年中标赣江河道采矿权后，2012至2015年第一轮采砂期内，皮冬云只是小股东。三年的采砂经营管理工作并非皮冬云组织领导，皮冬云不是第一轮三年期采砂权经营的主要负责人。第二轮采期2016年-2018年才是皮冬云及其合伙人中标经营管理，因投资大，合伙股东人数多，生产能力有保障，中铁一局昌赣客专项目为使该项目原料供应得到保证，确保工期，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友好条件下合作签订供应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暴力、强制交易行为，所得经营性收入从无违法之嫌。
(2)指控“该组织”经营开元洲际大酒店获取收入1.2亿余元。酒店筹建于2006年，开业于2009年，一个完全市场化竞争下的服务性项目，比公诉人指控“该组织”成立的时间早了三年。说酒店经营行为属“该组织”利用违法手段所得，风马牛不相及。
(3) 指控“该组织”经营房地产项目P25，获得1.2亿余元收入，实际情况为开宏置业投资永和木叶天目西区项目，投资期2015年至2018年，皮冬根项目负责。木叶天目东区属皮冬云2013年个人出资挂靠于开元投资公司，其部分房产因开元投资公司另涉一经济纠纷财产被保全，导致皮冬云挂靠资产被错误查封，部分被售房屋已售但并未交易过户登记，涉嫌违法所得2000万余元未成事实，且已承诺消费者赔偿其所致损失，项目来源合法。二项目互不交叉，相互之间亦无经济交叉，且1.2亿只是销售收入，不是投资利润，强行指控为“该组织”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难以自圆其说。
(4)指控“该组织”通过放高利贷攫取非法利益260万余元，发生于2016年至2018年间，属皮冬云个人出资与肖锋、解晓兰等多名合伙人的民间小额借贷行为，涉及吉安县、青原区、井开区、永丰县、吉州区等多地，时间长、区域面宽、数额小、分散，剔除本金获利扣除未收回本金损失，获得总额仅20多万元，且皮冬云仅是与合伙人出资，借款方的债务人根本不清楚资金来源，亦不清楚资金出资人为皮冬云，何为“该组织”所为？
（二）指控为获得一定经济利益后，将部分资金用于维系组织的生存壮大毫无事实依据。
其一，期间并无组织性的任何重大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违法犯罪行为，所谓购买作案工具纯属无因指责；
其二，应聘于各项目中的务工人员，有权利提供劳务后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企业或项目投资方也不能违反刑法第276条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以不能视企业支付劳动者工资或报酬凭空指责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或股份;
其三，仅列举指控的涉嫌收入达5亿多元，时间跨度长达十年，毫无根据地泛泛指控几条资金用于成员吃饭、住宿，给组织成员购物、零花，接风洗尘，既没有针对性，又说明不了任何社会危害性，如此推测性地不顾证明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要求地说辞，永远无法成为所谓“经济特征”的证据材料。事实上，公诉人所列举的所谓“该组织”通过数项合法项目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客观上没有起到任何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的作用。而且列举的项目与自身主张的“该组织”行为互相矛盾，与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相悖离。

四．关于本案涉黑组织的行为特征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
（1）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2）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
（3）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为、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
（4）由组织成员为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或者按照组织纪律、惯例，共同遵守的约定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5）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其它犯罪活动[座谈会纪要](法[2009]382）20091209发指出：暴力性、胁迫性和有组织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的主要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有一部分能够体现出较明显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本特征，否则，定性时应当特别慎重。
 在公诉人指控的行为特征P26列举的53起犯罪行为事件，共涉11个罪名，仅涉嫌催收非法债务犯罪行为就达33起，且都是极其轻微的违法治安的催收行为，占全部案件64%（36/53=64%），而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2016-2018年间，共发生43件，占总案件43/53≈81%。在长达10年的被指控的“该组织”53起涉45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中，仅有4人相互发生拉扯推搡造成轻微伤，且其中一个发生于10年前的轻微伤在10年后按侦办人员的意见，作出的伤情鉴定被庭前会议上质证为不存在，且医疗费用不足800元。一个轻伤二级，没有一个人重伤，没有任何一起犯罪行为所体现出明显的暴力或暴力胁迫的特征。而且所有的所列违法犯罪行为均不符合2009年《座谈会纪要》规定的五种情形，都与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和经济实力无任何关联，更不是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契约而实施的，完全是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行为人个人的涉嫌治安违法行为。
由于被指控的所有犯罪行为事件中，完全没有暴力性这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属性，而且仅有的被指控的数起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事例并不是以非法控制为目的。暴力色彩极为轻微，既没有带领组织成员打打杀杀的行为，也没有通过暴力对人民群众形成事实上的心理威慑，所以本案公诉人指控的行为特征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极为不符，却恰恰暴露出办案单位违法以刑事手段粗暴地插手、干预经济行为。

五.关于本案涉黑组织危害性特证问题

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从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2009年《座谈会纪要》明确了可以认定为“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八种情形，根据（法（2009）382号、法（2015）291号）二个《座谈会纪要》规定，对公诉人指控的本案涉黑组织所犯罪行，形成的“所谓非法控制，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指控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未经核实偏听偏信，有的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第一：关于白泥矿行业非法控制问题
（一）公诉人指控P27-14“该组织”在经营吉水黄桥白泥矿期间为攫取矿产资源，对“维权”村民殴打、拦截、追逐致多名村名受伤，一村民逃跑中被运输车碾压致死。此段描述与事实相差甚远，主要为：其一指控“该组识”成立于2010年11月7日，而吉水黄桥白泥矿采矿权于2005年就通过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标合法取得，不存在“攫取”矿产资源之说；其二，当地少数村民在依协议得到合理补偿后，多次违约索要额外补偿，包括村庄内修建宗族祠堂索要30万余元及其它诉求。一旦未满足，则以各种手段强行阻工、拦车，占据磅房、不准装车，甚至将废机油倒入饮水井内、打砸厨房生活用品，当地政府多次进行制止仍无效果。公司安排数人为维护生产经营秩序，阻止少数村民敲诈勒索，在生产区内履行内部的安全保卫行为，才是真正的维权行为。少数村民是“维权”还是以敲诈勒索为实的寻衅滋事一目了然；其三，仅二村民在推搡过程中有轻微皮外伤，医疗费300余元，双方协商得到妥善处理。同时间段矿区内异地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属意外事件，为个人过失犯罪，相关部门已依法处理，驾驶员被判形。十一年后的今天，毫无事实依据地重新指控为一村民在“逃跑”中被碾压致死与事实不符。且在2010年11月7日交通事故发生后，该矿被迫完全停工停产，被迫低价转让，造成公司巨大经济损失，不存在“该组织”经营白泥矿的事实期间。
（二）公诉人指控“该组织”p27-18“串通几家企业违规竞拍吉安县敖城白泥矿并最终将开采权收归己用”。此指控严重失实，且在讯问陈述中作过详细说明，仍完全失实指控，值得深思。首先，2009年参加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拍，竞拍者多达数十家，其中吉安等十二家人口头约定联合竞拍，后赣中房地产开发公司依法竞得，竞拍合法有效，无任何违规之嫌。其次，赣中公司取得采矿权后，依法协商转让给开元投资公司及刘军、熊柱德等股东，并依法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股东间又协议进行股权转让，已部分支付转让款，尚未完全履行协议约定。有偿、合法、公平、自愿的民事形为，公诉人指控为“最终将开采权收归己用”，不知公诉人要的证明效果是什么？第三，该矿是高岭土矿，不是白泥矿。该矿取得于2009年，不是“该组织”行为。“该组织”被认定为2010年11月7日成立，前后矛盾。
（三）公诉方指控“该组织”为夺取（p27倒5行）吉安县凤凰田垅白泥矿的开采权，谈判协商未果，后通过威胁、恐吓、寻衅滋事等手段多次有组织地阻工，导致该企业长期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该指控事实调查不清楚，主观下结论。明显带有倾向性偏见，不利于查清事实真相，化解社会矛盾。第一，2010年11月凤凰圩田垅白泥矿在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拍采矿权，参与竞拍的有20多户，皮冬云参与竞拍合法有据，不足评论。为“夺取”采矿权，公诉人主观臆断、依法无据；第二，安福天安公司拍得采矿权合法有效，无权干预。事后有过接触，尚争取过能否参股，且因他们股东间出资经营矛盾深重，拟受让黄懿等股份协议后亦未履约。此接洽过程平等友好，从无言语威胁说辞，故此强烈要求当事人当庭作证，以证视听；第三，皮冬根等人与杨光辉等在2013年9月30日因林地占用问题发生争执，现场杨光辉侄子杨朋拔枪行凶危极众人安全，被扭送至当地派出所，后经公安处理，杨朋涉枪一案，亦不了了之，此后双方再无接洽。该矿事后生产经营情况，因为股东之间诉讼不能与当地村民打斗不清，至今连竞拍款都一直未缴清，何故如此？我们毫无介入。公诉人据此推定因“该组织”导致该企业长期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依据何来？请查清事实真相，自求结果而勿强加于人。
综上所述，吉水黄桥矿2010年即被迫转让停产，2009年合伙取得的吉安县敖城高岭土矿主要含量为玻璃生产原料的多晶硅，直至2019年才开始加工生存。近10年间基本没有生产。吉安县凤凰圩田垅矿一直未能生产，完全系自身原因。与本人及家人无任何关联。可以看出，公诉人指控“该组织”通过上述手段，在吉安县的白泥矿行业内造成了一定的非法控制，在吉安市级周边区域造成重大影响，产品不同且无生产量。与事实出入如此之大，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指控，“非法控制”及“重大影响”何在？何来？且黄桥矿、敖城矿、凤凰圩田垅矿所发生的生产、经营、纠纷事项与皮冬云无任何内在联系。
第二、指控“该组织”经营吉安县砂石公司对吉安县砂石行业形成非法控制问题

1. 吉安县河道赣江段采砂项目分二期，第一期为2013年至2015年，期间皮冬云只是小股东，生产经营行为不是皮冬云主导；第二期2016年至2018年期间，系皮冬云个人与其他股东合作出资经营。由于该河道与青原区砂石公司赣江河道采砂权系一江二岸，河道中间没有明显的水域分界线下，双方采砂船越界行为时有发生。而且皮冬云自己也是青原区砂石公司的股东，在经济利益上没有打压、排挤其它砂石公司的动机和意图，且行为结果影响微弱。

2.吉安县周边与吉州区、泰和交界，吉州区、泰和水域赣江段采砂资源丰富、采砂量大，105国道及赣粤高速与吉安县交通便利，且吉安县内尚有禾埠砂场、高塘砂场、永阳砂场、横江砂场等多个砂场独立拥有采砂权，所以吉安县砂场市场仅凭皮冬云等股东经营的吉安县砂石公司无论是生产量还是经营区域、经营时段，都无法对吉安县的砂石行业形成控制，该项目从投资到经营行为及利益分配均与皮利伟、皮冬根无任何实质性关联，指控其为“该组织”经营并对吉安县砂石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与事实完全不符。
第三、指控“该组织”在经营永和、北源定点屠宰项目形成非法控制问题
1.定点屠宰，是国家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的而实施的重要的行政管理措施，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定点屠宰的许可，是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家行政规定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的，其加入、退出、经营、竞争不是企业自行决定的，所以“控制”和“垄断”之说根本不成立，其经营主体的唯一性是合理的。
2.生猪定点屠宰，只是猪肉市场供应的一个中间环节，人民生活中菜篮子工程中猪肉的价格还受到生猪的供应、市场零售环节的影响。近几年来，受生猪养殖供应市场的影响，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很大，波及范围影响至全国，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供应，严抑价格，而且对肆意，哄抬物价行为进行了严加管控，指控其“非法控制”猪肉市场并严重影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而且该两方镇定点屠宰项目皮冬云只是项目合作人之一，并不具体实施日常市场经营、管理工作，更没参与任何违法违规实际行为；该项目与皮利伟、皮冬根无任何关联，仅仅是皮冬云与相关人员的合法投资行为。

第四、关于指控“高利放贷严重扰乱生产生活秩序”问题
自2016年至2018年间，公诉人指控在吉安县、井开区、青原区、吉州区、永丰县五县区，皮冬云先后与肖锋、周秋平、解晓兰等合作进行高利放贷。据证据显示，在五个市区三年时间里，发生放贷业务仅130余笔，借贷金额仅30.5万元。在被指控的涉黑违法犯罪53起行为事件中，因催收违法债务罪被指控的事件就达33起，占整个案件起数的64%，而其中语言威胁达16起，喷字等行为16起，有暴力行为的轻微伤人一起，涉及催债行为的借款人借款额仅为30.5万元。催收非法债务，按刑法p293条规定，要“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本罪，而本案中的催收债务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明显轻微，算不上严重。而且总额小、分散、无法也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影响。在吉安市的主要行政辖区内，不可能形成和扰乱当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整个借贷催收过程中，皮冬云也仅只是出资人而已，自己没有亲自参与到任何一起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当中。该借贷的所有33件案例及整个借款事件，自始至终都与皮利伟、皮冬根无任何关联，不足以也不应该认定“该组织”之行为。
第五、关于ktv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控制性问题
1、ktv是依法注册且具有经营许可的合法娱乐场所，指控其为专门容留他人吸毒品的场所与事实相悖离。在经营过程中有消费者在包厢内吸食毒品，现场经营管理人员有义务制止或报警，否则应该承担法律后果。至于在消费场所内发生有消费者被人砍杀的事件，属行为人故意伤人的刑事案件，而毒驾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与ktv的正当合法经营没有必然内在联系。金钱宝ktv在吉安市经营长达10余年，其社会影响力非金鼎豪门一新开营业时间仅三年余的ktv所能比。
2、一个ktv空间范围有限、人员流量小、影响面窄、且经济影响微弱，与“一定区域”的控制和影响要求相差甚远，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控制和影响的“一定区域”。
综上所述，公诉人指控的“涉案犯罪组织”的全部犯罪行为，对应两个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没有违反两个会议纪要的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同时，已发生的53起违法犯罪行为中，没有基于争抢势力范围，树立非法权威，攫取不法利益等非法控制目的而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没有在较长时间内连续、多次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他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干扰或破坏。在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中，被侵害对象的数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任何事件达到或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严重程度。所以，本案的危害性特征不能认定。社会危害性极不明显。

六．根据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应的组织、经济、行为、危害的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公诉人指控皮利伟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毫无事实依据，定性严重不当，依据不足，指控根本不成立

（一）组织特征指控完全是文字虚构
第一，指控皮利伟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且为“该组织”的核心、绝对权威，却完全没有皮利伟发起、创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直接任何证据和事实；也没有皮利伟作为组织、领导者对组织及其运行显示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的事实依据；更没有皮利伟作为“一把手”对组织具有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重要作用而进行的任何违法犯罪事实，因为“该组织”自始至终就不存在。
第二，皮利伟、皮冬根、皮冬云是同胞兄弟，基于血脉关系的来往不能等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之间聚集和联系。皮利伟与皮冬根、皮冬云之间，和皮冬根与皮冬云之间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公诉人所指控的积极参加者及骨干分子，与被指控的所谓组织者、领导者之间，也没有任何相对固定的位置及从属关系。他们都不具有认定为积极参加者的法定条件。
第三，2009、2015年二个《会议纪要》及法（2018）1号《指导意见》均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一般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类为发起创建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合并、分立、重组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类为实际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运行、活动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本案中指控的皮利伟为组织者、领导者，皮冬根、皮冬云为领导者，对照《指导意见》对第一类、第二类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标准，皮利伟、皮冬根、皮冬云三人除因血缘形成的亲人关系之外，从来没有发起创建或者对某一犯罪组织进行合并、分立、重组的行为事实。也根本没有对任何犯罪组织进行指挥、协调、管理的行为。事实证明，三人共同或个体之间都不具备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特征，也就是说，本案中被公诉机关指控的虚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始终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四，2019年2月27日，皮冬云被青原区公安局以涉嫌参加青原区砂石公司文善焯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羁押，尽管只是入股了青原区砂石公司，于2020年8月被吉安中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判处犯有参加文善焯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寻衅滋事被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青原区砂石公司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在今天庭审的本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皮冬云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却是：一是2014年10月，皮冬云投资文善焯青原砂石公司入股十股的行为被指控为强迫交易罪。即皮冬云以“小弟”“马仔”的身份，强迫“黑社会老大”文善焯低价让出自己的股份。且该事实在文善焯涉黑案中被办案机关提起立案后又被该案的公诉机关撤诉。二是2015年皮冬云等人合伙的吉安县砂石公司收取文善焯保证金30000元未退回被指控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即“马仔”、“小弟”敲诈“黑社会老大”3万元。三是吉安县砂石公司郭春林等人在2013年4月于青原区文善焯的砂石公司在赣江越界采砂并损坏对方财物2590元，被指控为寻衅滋事。四是指使肖小斌等干涉青原区安顺砂场供货高铁项目取而代之涉嫌强迫交易罪。这四起被指控的犯罪行为，都是在皮冬云作为参加以文善焯为首的青原砂石公司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皮冬云以该组织“小弟”、“马仔”成员身份对“黑社会老大”文善焯实施的“强迫”、“敲诈”、“寻衅滋事”之犯罪行为，从本案公诉机关的指控意图很明显能看出，皮冬云、郭春林等人是“加害者”，而文善焯这个被一、二审生效判决确定了的“黑社会老大”却是“受害者”，而事实上皮冬云却同样被认定为文善焯黑社会组织成员而被判刑，那么皮冬云针对青原区文善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抵抗”或“打击”行为，难道不是“正义之举”？或者皮冬云在该犯罪组织中的行为及身份特征是“卧底”？既如此，皮冬云就必然不是青原区文善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或者今天庭审所指控的上述罪行不能成立，一江两岸的人民公诉机关，不能在同一柜台同时售卖“矛”和“盾”？
2010年11月7日发生的吉水黄桥事件是企业生产时部分村民突发性地、没有事前约定的干扰性事件，是企业现场生产负责人梁志盛个人应急性地、偶发性通知有关参与人阻止村民骚扰生产的行为，被指控的组织者、领导者皮利伟、皮冬根、皮冬云三人均不在现场，没有参与、事先也不知情，指定该事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成立的标志性事件，悖离事实，毫无作用和意义。

(二）经济特征指控有编造之嫌
所有项目来源均为合法，生产经营过程合法，所得经营性收入自然属合法收入。过程中少许违法行为，有的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性的犯罪，没有将合法经营性收入用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或维系犯罪组织生存、发展。指控缺少事实依据，司法鉴定单位不依法履职，越权鉴定经营收入的违法性，脱离事实，按委托人意志作违法结论，可笑可恨至极。
（三）行为特征有拼凑之嫌所有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暴力性特征，也没有胁迫性和组织性特征。在长达十年的时空里，将多个行业、多个没有内在关联的事件拼凑在一起，且不是为了组织利益，不是以组织名义实施的轻微的危害程度的违法事件堆砌在一起，以血缘关系株连整合，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要求。
（四）危害特征有拔高之嫌
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是确认黑社会性质组织危害性特征的内在要求。将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时消灭于雏形或萌芽状态，防止其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绝不允许其坐大成势，但绝不应被理解为对尚处于低级形态的犯罪组织不加区分地一律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处理。既不“降格”，也不能“拔高”，切实做到不枉不纵，是党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准打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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