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节和妇女节之争的本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中国化
自从“女权主义”的思潮在中国流行起来后，每逢3月8日临近，网络上就会掀起一场关于女性到底应该过“妇女节”还是过“女生节”、“女神节”、“女王节”的大讨论。
“3·8妇女节”又称国际劳动妇女节，是一个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节日，之所以日期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俄国“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劳动妇女为了向沙俄政权索要选举权，而开展的口号为“面包与和平”的罢工行动。
在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3·8妇女节的政治色彩被当局有意识地削弱，随后，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这个劳动女性罢工的纪念日又逐渐被赋予了类似于西方“母亲节”、“情人节”的新涵义。同时，对“妇女”一词的污名化，又导致这个节日越来越无法受到年轻女性的认同，这也是高校女学生开始主动创立“3·7女生节”的原因。
那些更愿意过“女生节”的女性，往往是因为不愿以“妇女”自称，或讨厌自己被他人称作“妇女”。因为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影响下，“妇女”一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早就成为了“青春不再、人老珠黄的大龄已婚女性”的代名词。
而且“三八”在我国闽南地区的方言里也是一句专门用来侮辱女性的脏话，人们很容易将其与妇女节的日期联想起来，导致更多女性产生对3月8日过节的抗拒心理。
而随着电商平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强势崛起，狡猾的资本家们发现了“女生节”这一商机，他们不仅将高校女生节打造成了专门针对女学生的电商节，还用“女神”、“女王”等字眼抓住了年轻女白领的消费心理。
在新形式的营销手段和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送的助力下，“女生节”、“女神节”、“女王节”一度取代了“妇女节”，成为了女学生和女白领们普遍接受的新节日。
但网络世界日新月异，原本只存在于小圈子内的“女权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想，在近年来因为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而成功“破圈”，渐渐成为了年轻网民普遍接受的主流思潮。
在“女权”和“左翼”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这些节日的消费主义本质，并开始用女权主义的理论对这些节日中暗含的父权思想加以批判。
比如“女神”一词来源于网络上的男性对自己正在追求的或者求而不得的年轻漂亮女性的代称，资本家强调“女神”这样的称呼的目的，显然是一种对女性的“性化”，他们刻意将年轻、漂亮的女性从女性群体中挑选出来，从而鼓励男性在3月8日去为了这些女性而消费。
但女权主义者想要通过网络上的呼喊来撼动“女生节”、“女王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网络上经常能看到对“女生节”这类节日的抵制倡议，但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些节日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受众，一年一度的在网络上的小规模批判难以在短时间内掀起变革的浪潮。
而且若是这些电商节日能够鼓励女性多赚钱、为自己而消费，相比鼓励女性结婚生孩子做家庭主妇，也算是一种相对进步的女权思想了。
更何况，愿意去为此而争论的女性往往都是有消费能力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她们只是女性群体中的少数，更多的女性，或因为不够青春貌美，或因为教育程度和消费能力的欠缺，而并非这些电商节日的目标受众，她们显然不会主动去参加这类议题的讨论，在网络上依旧是“失语者”、“沉默的大多数”。
由此来看，“女生节”与“妇女节”的争论，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中国网络上部分基进女权主义者出于对现实的无力感，而将批判的目标转向了女性自身，她们将自由主义女权视作“平权仙子”、将异性恋女性统一视作“婚驴”，也加大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比过去任何时期更需要女性们团结起来的时代，如何弥合各类女性群体之间的分歧，找到各个阶层之间的共同点，将所有女性“拧成一股绳”应该才是未来中国女权运动的重点。
为此，部分左翼人士寄希望于恢复“3·8妇女节”最初的政治涵义，他们认为每个女性都应该自豪地称呼自己为劳动妇女。这样的斗争策略在官方推崇马克思主义且民间“左翼思想”开始回潮的中国无疑是合理的。
但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苏联等国家最初设立妇女节的目的，并非鼓励女性游行、罢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苏联当局在每年的3月8日纪念的是“英雄的妇女工作者”，其意图显然是借助宣传这些“模范女性”而完成对女性群体的统战，他们希望的是女性能够“为了伟大的事业牺牲自我，像男性一样成为社会生产的零部件”。
所以，如果参与者无法甄别当局的哪些宣传是统战手段，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这种国家主义叙事的陷阱之中。
那么，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还有没有别的路径可以参照呢？事实上，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与中国女权运动的现状非常相似。
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起源于1848年塞内卡福尔斯会议，是一场由民主国家女性发起的，为了争取跟男性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而开展的社会运动。
“第二波女权运动”在上世纪60年代反越战、反帝国主义、支持性解放、种族平等的“新左派”浪潮中孕育而生。那个年代的欧美女权主义者起初试图通过参与式民主，比如美国女性希望能通过修改宪法来确保女性跟男性在各项权利上都拥有同等地位。
但由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没有成功拉拢那些持保守价值观的女性的支持，导致美国宪法平等权利修正案（ERA）最终未能通过。
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开始放弃了通过参与式民主来改变现状，转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轻松的道路，去追求个人在财富、社会地位上的成功，而非解决系统性的不平等。
这就导致了“第二波女权主义”最终完成了跟消费主义的合流，因为精英女性不得不通过消费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至此，女权主义者们不再将市场经济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视作主要的批评对象，转而将重心放在了挑战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上。
对比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和中国当代网络女权主义的发展，我们能够发现二者之间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比如都是在左翼思潮下诞生，但又都被消费主义所俘获，都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不得不从追求法律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转变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都因为女性群体内部未能达成共识而导致斗争暂时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但二者根本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经历过“第一波女权运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利。换而言之，就算中国人没有政治权利去进行参与式的民主，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也被证明是会自然而然导致某些普世思潮的诞生的。那么，一旦没有了政治参与上的限制，这里的女性将会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呢？
作为一个基尼系数非常高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因为精英女性跟消费主义的合流而导致女权运动的退潮，而已经进入公共文化的思潮也不会因为绝对力量的打压而消失。
只要这里还存在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就会长久地存在下去。相传秋瑾在日本时曾因鲁迅在行动上不够激进果断而拔刀威吓他，如果属实，那就说明这里的女性一直都比男性更加勇敢、更加有行动力。
僵局也许会被女性率先打破，不知道男人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