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建构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导 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本质要求作出了集中阐释，同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创造重大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谱系，能够且必将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为此，致力于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政治命题的话语叙事体系，让这种“新的选择”逐步走向世界场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一种全新方案，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作者：吕列霞 陈锡喜
摘 要
在新时代的中国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背景之下，建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政治命题的话语叙事体系，对于让这种“新的选择”逐步走向世界场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一种全新方案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在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出以历时与共时的时空叙事、一般与特殊的比较叙事、宏大与微观辩证结合的方法叙事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以立体式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特质、比较优势以及对外传播的可能性；进而置于这一话语叙事结构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话语的创新创造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通融中外的叙事话语。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话语叙事结构 叙事话语建构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在此基础之上，还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2]。由此，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政治命题纳入习近平于2021年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指出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3]的叙事学新论域，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体系，并利用元叙事传播战略，让这种“新的选择”逐步走向世界场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一种全新方案，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作为建构性概念的话语叙事，是指“以语言为载体抑或是媒介遵循一定的方案再现发生在特定时空限度中的事件”[4]，其目的在于通过向受众叙述与传达主题的意义，以引导他们按照传播者的预设去解读议题。从政治层面分析和探讨话语叙事的本质，其并非是纯粹的事件描述，而是兼备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话语表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5]党的二十大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明确规定其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这就明确表征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创造重大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谱系与呈现形态，能够且必将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由于当前西方一元现代化话语霸权尚未在实际中完全破除，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及其内蕴的比较优势也尚未完全成功转化为实质性话语权而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劣势，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建构其话语叙事体系的必要性。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指的是坚守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性政治立场，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理论及话语，以贯通性的话语叙事逻辑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及其所内蕴的思想理论、价值理念与精神力量叙述和传递给国内外受众，以期在国内层面赢得广泛认同，在国际层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通往现代化的“新的选择”，进而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其更深层次的意蕴则在于，既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现代化模式，是全球多元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形态，故须将其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审视与传播，而以战略思维建构其话语叙事体系以体现中国担当这一必要性则必然内蕴其中。
其一，西方现代化话语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特质，且话语表达背后内蕴之实践本身存具诸多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唤着现代化的多样可能。毋庸置疑，现代化一词肇始于西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进而形塑出“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话语表达方式，并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目的需要确立了现代化话语的边界，同时在不自觉中对差异性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此类话语体系，如“资本权力宰制”的经济现代化话语遮蔽着“群众史观”的价值逻辑，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宪政话语意图消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普世价值观”为底色的诸多西方思想文化观念妄图代替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散溢化效应。尽管从历史逻辑层面来看，现代化的文明意蕴是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且这种意蕴在历史长河中曾一度代表着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并将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但从实践逻辑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已在长期的实际运行中弊端丛生。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使其不断陷入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性危机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治理危机，日渐频发的经济危机下产生的“无效的抗疫、分裂的社会、高涨的民粹主义、堕落的精英、互相否决的两党政治”[6]等结构性难题，已经切实地改变着人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知。西方现代化话语既无力解决自身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难题，更无法解答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与问题，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唤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多元现代化方案的出场。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初步破解了“后发国家如何走向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难题，其内蕴的实质优势能够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中国自1840年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自此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开始了艰辛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仅70年的时间内，就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之治”奇迹。作为一个曾经现代化基础分外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以其强大的精神主动性与历史主动性探索出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贯穿其中的成功密码则是“中国共产党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行！”[7]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奋斗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实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和体制机制保障；开展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更为丰厚的物质条件、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及更为主动的思想与精神力量[8]。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现代化得以开辟和不断拓展，中华民族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其内蕴的实质优势可以概括为：强有力的政党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纵观这些优势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为后发国家追求独立与建设现代化提供了启示。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创造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形态的史实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历史是多元现代化交织互嵌的历史；现代化理论并非定于一尊。各个民族国家要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境遇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要在总结本国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创新现代化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而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融合中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资本主义一元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及其绝对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宣告了“历史终结论”和“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9]。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成就辉煌，但在话语叙事上却相对薄弱，因此亟须建构其话语叙事的结构体系促使这种“新的选择”走出去。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可谓做到了“行动的巨人”，但尚未能够把行动上的成功完全转化成为话语权，掌握话语权的关键除了国家硬实力外，还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仍需不断提升自主性、原创性和时代性，故在运用中国特色话语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方面还未能完全形成自身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提出以来，学界对其科学内涵、特征本质、价值意义、生成逻辑、比较优势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学理研究，各个领域的学者也着力从政治学、哲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文明学等多重视野对这一命题开展了全方位研讨。具体在叙事学维度，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叙事视角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文明旨归、文明实践等问题。例如，有学者从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的三重叙事逻辑中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10]；有学者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带领人民在百年文明实践中生成的具有文明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特征的新道路[11]；也有学者基于世界范围内文明实践的视角叙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下中国人民探寻出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治理形态[12]，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更新传统文化、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原创性特征”[13]，彰显出中国文明创造的大国担当，等等。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从道路的价值意义的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为这一命题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理论与价值基础及合法性依据，但如何深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特质，紧扣其内涵与外延叙述其生成与发展、价值与优势，还需要秉持战略思维架构起一般性的叙事结构与方法，并在持续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其叙事的学理基础、丰富其叙事话语内容，才能叙述好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形象的建构与认同的重大政治命题。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指对某一命题进行阐发时所构建的内在逻辑框架。如何叙述好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首要的就是要建构其基本的叙事结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大致可遵循“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叙”的逻辑导向，即：首先从历时与共时的时空结构中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特质，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其次在一般与特殊的比较叙事中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回答“为什么叙”；最后在宏大与微观辩证结合的方法叙事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的可能性，回答“如何叙”。
（一）历时与共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是涵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总体性概念，也历经“被动追赶西方现代化”到“主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变迁，要在具体的时空结构中才能准确把握其出场意蕴。由此，须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历时性观察，同时基于共时性维度审视其总体样态及本质特征，即要在大历史观与中外比较互动中立体式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
所谓历时性叙事，即强调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归纳和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逻辑。这需要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溯源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逻辑起点，即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从哪里起步。现代化的概念和理论诞生于西方，现代化的实践也从西方起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谈及的“现代”“现代阶级”“现代社会”“现代生产方式”等与“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相勾连的特定概念。即，无论以何种理念或方式定义现代化，其在本质上都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体性过程”[14]，而这种过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进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的过程。近代较为落后的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则基本“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6]。在中国的场域中溯源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起点，须明晰两点：第一，中国现代化运动和中国式现代化是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其历史起点也存在区别。中国现代化运动自洋务运动开始，历经从器物、思想到制度层面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及其道路的探索则生发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其领导和叙事主体。当然，二者的时间序列从一开始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紧密相关，由此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外发的特质。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7]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直至新时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并给予阐释。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和探索有一个从单一到全面、从模仿借鉴外部到独立自主创造的渐进性生成与发展历程。
所谓共时性叙事，即强调从横向的空间维度归纳和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样态及其内蕴的精神实质。第一，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样态而言，其是内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政党、生态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多维形态共存的并联式结构，且这些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相互建构的逻辑关系。第二，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言，其在共时的空间结构中也呈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分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时性叙事意蕴主要在于，倡导不同民族和地区基于自身的存在空间，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形态，以形成共融共生的多元现代化格局。这与资本主义一元现代化所主张的，“将多元差异的空间融进线性时间序列，以时间征服空间，将空间时间化”[18]的霸权主义逻辑显著区隔。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时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时间叙事为主导的西方一元现代化的绝对普遍主义逻辑，现代化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的场域转换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叙事要放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之中，在“纵”“横”交错的广阔时空领域中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多元可能。
（二）一般与特殊：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叙事
叙事的本质是一种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或价值观念的全方位展现，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叙事内容能占据合法性而被认同，即元叙事强调的具有合法化效能之意。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自主探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9]。由此，决定其话语叙事在突出“中国式”之“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其遵循世界现代化建设之“一般”规律，要找到一般性意义才能被其他国家主动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之特殊性在于，其是根据时代发展大势及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实践、历史与文化传统所生成的现代化方案。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选择，其与西方现代化相比较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在基本国情上，统筹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如此大的人口体量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由此决定推进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第二，在社会层面上，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逻辑，区别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且追求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而全然不顾社会大众利益的价值理念。第三，在目标导向上，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这种追求“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发展逻辑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绝对理性规律。第四，在发展战略上，践行新发展理念，力争实现多元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并联式”发展目标，超越了资本主义的“串联式”发展逻辑。第五，在实现方式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与世界各国的互利互惠与合作共赢，区别于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上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其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0]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着眼点，并致力于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所有这些所谓“特殊性”的伟大创造都归功于集“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与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之“能”。党“在领导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思想与制度基础，从中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21]。这种以革命为手段开辟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在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式现代化之一般性在于，其遵循了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得出，其都是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也是如此。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探索都是致力于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现代化建设的一般性规律：第一，都是以现代化的工业和科技作为根本推动力，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都是以工业化建设为起点，进而扩展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引发整个社会渐进式与全方位的变革。第三，都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诸如气候变化、贫富分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普遍性难题，中国同样也在经历并致力于给出中国的解决方案。为此，绝不能将中国式现代化独立于世界现代化建设之外，过分强调特殊而忽略其一般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接的重要分支，而不是与之相独立抑或是相脱节的孤岛”[22]，其在总体上符合世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只不过由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23]造就了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
由此推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叙事要置于“中”与“外”的国际视域中，在突出“中国式”之内在规定性的同时，探索与世界现代化总体图景互动融通的可能。
（三）宏大与微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叙事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政治命题的叙事，不仅要遵循宏大叙事的政治言说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宣传，也必然要遵照微观叙事方法进行分众化、差异化地传播。
所谓宏大叙事，是指运用完整性与连续性的话语表达方式，以阐释恢宏的历史与现实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语词，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实践生成，其总体上呈现出的主题性、宏观性、必然性特质完全符合宏大叙事的条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层面分析，其既面向历史又内含现在且兼具未来。从历史层面看，近代以来诸多志士仁人先后提出的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方案及其为之付出的努力，以及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在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结合中，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主动探索与创造的现代化新形态，而这一切的艰辛探索最终都指向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史，生动演绎出近现代中国历经苦难到辉煌的历史记忆，表征出中华民族从“自在”“自觉”到“自为”的觉醒历程，也是当下全体中国人民生存与发展境遇的真实写照，更是着眼于未来的规划蓝图。这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生、发展具有必然性。
所谓微观叙事，是指侧重以社会个体对生活经验的感知与表达为基础的叙事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叙事，是指在极具差异化的现实空间中对其进行弘扬和传播时，要避免其在宏观叙事体系的影响下被过度抽象化、理论化、政治化及泛意识形态化。具体包括两点：第一，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层面进行叙事。中国式现代化虽属于政治命题，但并非是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由无数鲜活的实践组成，由此决定其话语叙事必然要致力于观照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才能强化叙事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例如，其叙事既可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与叙事，也可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案例进行叙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与可实践性。第二，要区分不同的时空场域进行叙事。就国内层面而言，要扎根大众话语叙事策略促使社会大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优势；就国际层面而言，则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境遇、历史传统、政治实践进行延展性思考，贯彻求同存异原则调整叙事方法。同时要注意，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进行微观叙事的过程中，也要“避免因过度微观化、平面化的解读而遮蔽其宏大的叙事主题”[24]。
基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叙事要综合发挥宏大与微观辩证结合叙事的方法优势，构建全面、立体、生动的话语叙事体系，增强其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话语建构
上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进行了学理上的初步构建。那么，如何打造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通中外的叙事话语，从而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传播给国内外受众，则是实践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以下主要侧重于从思维逻辑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建构的三个着力点进行分析。
（一）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质，恪守其叙事话语的边界
从历时与共时的时空维度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特质，即是要在厘清其生成与发展的时空结构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其内在规定性；而要把握这种内在规定性，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扎根其实践特质，准确把握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问题域。
其一，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实践特质，打造标识性概念、范畴及话语以形成完整、严密的叙事话语体系。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革命的实践及其话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直至新时代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这一切都充分印证着，以“自我革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及话语，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与壮大，是贯穿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和重要政治话语，也必然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革命话语是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实践特质建构其叙事话语。在此须驳斥“告别革命论”将革命与现代化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逻辑，充分彰显出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革命和现代化交织发展共同构成了百年党史奋斗的主题主线，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在中国政治舞台中相互建构。但也要明确，革命是以现代化为皈依，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二，准确把握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问题域，在强化理论与话语的创新创造中不断丰富其叙事话语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要在致力于回答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中进行有效建构。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结构中理解其出场、生成与发展得出论断，谋求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是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追求，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化”这一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坚守初心使命的话语下催生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目标导向性话语，以及革命、斗争、改革等方法论层面的话语，由此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现代化”的问题，进而生产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叙事话语。这些日益丰富的叙事话语是党在百年奋斗史中通过不断地坚持理论与话语的创新创造取得的。因此，必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问题域，在坚持实践导向与问题导向中自主构建具有解释力、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理论与话语，以在持续丰富其叙事话语内容的同时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这也就实现了理论、话语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实践特质，抑或是准确把握其独特的问题域，都要恪守意识形态边界与价值边界。即，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明确规定了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显著区隔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质；规定了其价值目标是谋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致力于为世界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智慧。由此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话语建构要保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限度以内，以推进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为价值准则。
（二）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协调好其叙事话语的“普”与“特”
上文指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要基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视角，这要求其叙事话语的建构也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之“特殊”与话语形式之“普遍”相统一的内生性结构。即，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表征着党探索现代化的“特殊”思想价值观念，其必然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如若要将这一命题置于国际场域进行传播，则须将其“特殊”思想价值观念孕育下的叙事话语转换成为“普遍”话语，而将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建构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则利于对其进行普遍性建构。
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其内蕴的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标识，以有效建构其叙事话语。现代文明的要素生发于对现代化的探索，而现代文明的中国样态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与立体化呈现。此时的现代化一词已经内化抑或是外化为一种“文明范式或价值规范”[25]，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方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解决了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实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6]的时代之问，又蕴含着诸多解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普遍难题的丰富资源，由此决定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建构必然要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层面，挖掘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标识。例如，力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探索，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贡献；力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探索，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力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的探索，为全球的和平进步事业贡献中国力量等，从中衍生出的人类共同的文明进步理念及其内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家治理等现代化话语完全可以置于国际话语场域内，在与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形态话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普遍性建构。这也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建构要在保持内外张力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节与重组，同时着力打造趋向于现实化的表达方式和话语言说风格，避免使用空洞乏力、抽象晦涩的言语。
需注意的是，要辩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关系。部分研究在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时，不自觉地将两者放置于对立面。但要厘清的是，西方现代化曾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所融生出的现代化方案，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即学界提出的“超越论”[27]观点。这里所说的“超越”，并非是完全绕开西方现代化的一切价值与标准，而是规避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让现代化说中国话[28]。
（三）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多维度整合其叙事话语资源
从宏大与微观辩证结合的方法叙事中叙述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的可能性，要求其叙事话语建构不仅要讲究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更要讲究科学性，而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政治命题转化为学术命题则是打造其叙事话语的科学性特质的主要方法。
其一，要在促进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融合中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学理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中央提出的政治命题，其叙事话语在当前呈现出政治性较强而学理性偏弱的态势。要对这一政治命题进行大众化、国际化的传播，必须要围绕其出场、生成、发展演进的实践历程深化学理研究，为其叙事话语的学理性建构奠定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推进学术话语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与其政治话语的互动融通。需要厘清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话语规定着其学术话语的性质与方向，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则在贯彻“用学术讲政治”的原则中为其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性支撑；同时，这两种话语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即两者具有互嵌互构的关系，但实则“和而不同”。如此才能在话语共振层面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促使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实践特质、理论内涵、价值目标以及比较优势等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并加以研究和回应。
其二，要依托多学科的合作优化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内容生产。提起现代化范畴，一般认为其属于政治学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则主要基于历史学与政治学视角，其叙事话语的创造创新也主要发端于这两类学科。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一个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并联式的、整体性的发展演进历程，牵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类学科，当前学界对于此命题的研究甚至已涉及到哲学、美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创造创新，理应形成“学科协作、知识共享、理论互补”[29]的多元互动格局。
四 余 论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建构，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为此，本文尝试从历时与共时的时空叙事、一般与特殊的比较叙事以及宏大与微观辩证结合的方法叙事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特质、比较优势和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基于此初步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并进一步论述了如何在这一结构中，打造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通中外的叙事话语，以促使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贯通国内国际舆论场进行广泛传播。本文仅侧重于从思维逻辑层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几个着力点，接下来的研究要在继续追踪其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底蕴、理论基础、实践特质、成功经验、独创性优势、世界意义等，以全面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及外在相关性，从中创造创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为其叙事话语的创新注入活力。
注释：
[1][2][7][19][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7页。
[4]杨明星、潘柳叶：《“讲好中国故事”的外交叙事学原理与话语权生成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6]郑永年、杨丽君：《如何叙述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青年探索》，2021年第4期。
[8][21]陈锡喜：《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和“两个创造”的历史观审视》，《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10]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叙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11]鲁明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生成与文明叙事》，《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12]王世泰、余达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13]管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文化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归》，《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9期。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第68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第29页。
[18]夏银平、何衍林：《从时间叙事到空间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现代性的话语重构》，《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4期。
[22]林伯海、李潘：《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若干辩证统一关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11期。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
[24]周忠元、赵光怀：《“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构建和全民传播——兼论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契合与背反》，《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5]王岩、吴媚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理路》，《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11期。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0页。
[27]刘军、李爱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超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28]陈曙光：《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哲学研究》，2019年第11期。
[29]宋雄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 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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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研究专项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阐释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JDSZKZ0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话语向度研究”（项目编号：2021EKS004）。
作者简介
吕列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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