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村”里人的故事
“过去，中国人只能吃外国人的创新药。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外国人能吃上中国人的创新药？今天，这个梦想正在实现，就发生在中关村。”
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崛起为中国重要的科创高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一个个像陈春先这样的“孤勇者”勇于开拓，竞相把技术变为生产力。
“创业，九死一生，是极其艰难的事。中关村的土壤独一无二，龙头企业的带动不可或缺，我们孵化器的模式创新让创业成为一门科学。”
苏峻（左一）与团队在讨论产品方案
春天，是拂过万物萌发的一地盎然悄然降临的，也是踩着一个个破土而出的新成果，来到中关村的。
国际首创消化内镜单目3D成像系统、AI光芯片“太极”、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一个接一个颇具分量的创新成果，刷新着国际前沿科技的进度条，也托举起中关村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的重量。
2024中关村论坛到来之际，我们走近这张耀眼成绩单背后的一个个中关村人，读懂他们眉宇间敢为人先的“闯精神”“创劲头”。
见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的那个下午，他一身深蓝色卫衣、戴一块黑色运动手表，微笑的脸上泛着健康的光泽。
“我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回想起二十年前回国执掌北生所的那个决定，王晓东直言“很纯粹”：要做中国自己的原始创新。
这二十年是中关村、也是我国生物技术实现跃升的二十年。“过去，中国人只能吃外国人的创新药。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外国人能吃上中国人的创新药？今天，这个梦想正在实现，就发生在中关村。”王晓东说。
中关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而2003年回国的他正是生命科学领域这方“科技改革试验田”的田长。
王晓东指指对面的生物科技企业百济神州：“2023年，中国第一款获FDA批准的抗肿瘤创新药、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已突破十亿美元。这一年，中国本土药企License-out（对外授权）的数量首次超过License-in（授权引进）。”
新药研发谈何容易。二十年前的中国，虽有着让人艳羡的医药消费市场，创新药研发却几近空白——几千家制药企业，绝大多数都在生产仿制药。原研药举步维艰。
一场谋求以原始创新推动生物医药跨越式发展的改革试验在北生所悄然开启。头号大事是吸引有才华、有实力的人加入进来。王晓东斟酌很久，提出建议：“能不能把引进人才的年薪开到人民币税后30万？”
这不是拍脑袋凭空而来，而是考虑到了国外相应机构在招聘人员时的待遇水平。想要跟这些国际一流机构“抢人”，收入太低了不行。
那时有人问他：“部长一个月才拿几千块钱，你要招的是什么人？”……
不只是待遇，等待改变的还有许多。“做真正原创性的科学，不会一帆风顺，总是要经历各种冷暖。”王晓东说。
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研究真问题，是王晓东执掌北生所的重要理念。机制上，这里不设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不重论文、不唯奖项，而是进行五年一次的国际同行匿名评议。有充分的自由、信任，也有明确的导向：必须瞄准国际最前沿，必须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这样的理念在二十年前无疑非常超前。
做有价值的研究、培养有价值的科学家成为北生所的使命。“我们这里要让科学家增值。”王晓东立下两个“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展示中国人的原始创新能力。第二个十年，把成果带到“实战场”，撬动创新药研发。
如今，这两个目标在二十年间已交错实现。北生所蹚出来一条路，不仅带出了一支成才率极高的科学家队伍，还带出了一个闪耀的科学家“创业天团”——
2012年，李文辉发现了乙肝和丁肝病毒受体，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3年后，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一步步将乙肝、丁肝抗病毒药物研发变为现实；
2015年，研究细菌入侵与人体免疫系统反入侵“战争”的邵峰仅43岁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基于他的天然免疫与细胞焦亡通路研究，2020年北京炎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开发治疗炎症和肿瘤的革命性创新药物；
……
迄今，伴随多项世界级原创突破的，还有7家从北生所里走出的创新药企。
如果说，多篇刊发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论文，证明了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突破和实力；那中国顶尖科学家牵头，把世界前沿的原始创新成果直接搬进企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改写中国创新药“只进不出”的历史，则更让中关村人的创造熠熠生辉。
“硅谷可以，我们也可以。”
如果时间能够折叠，北生所的科学家“创业天团”也许会遇见“陈春先们”。他们身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敢为天下先”的气质。
时至今日，中关村的创业者们还常常回想起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没有鞭炮声，也没有剪彩。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中关村一间简陋的仓库里悄然开张——这是北京乃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
就在这间小平房，一群一技傍身的技术人员开始创业。“破冰者”陈春先原本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名年轻的核聚变专家。1970年代末，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的他三次访美，特别是目睹硅谷等地高科技公司的繁荣后大受震动。他直觉地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硅谷，来把那些沉睡在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有市场价值的产品。陈春先对同事们说：“这不是梦话。硅谷可以，我们也可以。”
陈春先干脆自己下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用实际行动去探索如何在中国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新技术扩散试验。
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崛起为中国重要的科创高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一个个像陈春先这样的“孤勇者”勇于开拓，竞相把技术变为生产力。
1984年，揣着20万元启动资金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信念，11名科研人员在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一间传达室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联想的前身。
1987年，愿做“摸着石头过河”的那块石头的四通（STONE）以死磕的精神磕出了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MS-2401，让中国在IT界拥有了姓名。
1988年，24岁的王文京决心告别“米缸里的工作”。他向第一个客户借了5万元，过上了“白天跑推销、晚上敲代码、在办公室倒头就睡”的创业生活，并最终打造成当今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用友软件。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登上《人民日报》。“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依托、技工贸相结合”的新路子、“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让更多人听到了科技春天到来的号角。
顺应潮流，北京市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海淀区划出一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鼓励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一种或多种技术密集的新技术新产品，并给予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及定价、贸易等方面的便利。
此后，乘着改革的春风，许多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学历、拥有不同背景，但怀揣同一个梦想的创业者，在中关村这片热土上演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联想、方正、搜狐、百度、新浪、中芯国际、京东方、龙芯、小米……
走近这个“村”的历史，不难发现，一种精神贯穿于这个“村”的今昔。尽管一代创业者有一代创业者的使命，但不同的时代，相同的是那股“敢闯、敢拼、敢赢”的韧劲，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锲而不舍的气魄。
站上北四环中关村大街北侧的天桥，桥下车流人流川流不息，像前浪接后浪，奔腾向前。
人头攒动的中关村，早已不限于北京西北角的这100平方公里，而延伸至一区多园，扩展至488平方公里，并走出北京，花落津冀，创新版图遍及海外。
中关村“未来之花”的绽放，离不开土壤肥沃的创新雨林，离不开“园丁”的耐心陪伴、悉心浇灌。
走进谷仓智能硬件孵化器共享实验室，电子电路实验室、测试实验室、快速成型实验室。
它的创始人，曾是一名高校教师，浇灌的是工业设计系的学生。如今的他，化身北京标杆孵化器的创始人，浇灌的是中关村的创业伙伴。
“谷仓是我一小时就决定要干的事。”2015年教师节前夕，洪华停下了“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与曾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杨小林一起筹备谷仓。2016年1月，谷仓成立，洪华离开校园，在中关村的产业园承担起小米生态链“指导员”的角色。
洪华的人生轨迹从此不同，而他也让许多人的命运在中关村发生改变。
苏峻，北方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教授，追求生活品质，喜欢音乐。在洪华的“浇灌”下，短短数年时间，苏峻就从一个有着艺术气息的“文青”，变成了一个需要植发的“老男人”。但同时，他也成为一家“大号”独角兽企业智米科技的CEO。公司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小米空气净化器投入市场的第一个财年就摘得全国“销冠”，公司成立第3年就成长为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
昌敬，曾是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喜欢穿冲锋衣。一大爱好是拆装物件，曾买了两台几近报废的同款车，想把它们拆开来然后拼成一台能坐能开的车。在洪华及谷仓的帮扶下，7年多“扫”出一家市值数百亿的上市公司。
“创业，九死一生，是极其艰难的事。中关村的土壤独一无二，龙头企业的带动不可或缺，我们孵化器的模式创新让创业成为一门科学。”洪华说。
陪伴苏峻、昌敬等中关村创业者的成长，洪华创建谷仓8年，孵化项目超300个，投资增长100多倍。这其中，走出了9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8家专精特新企业、7家上市企业、2家独角兽企业……
更为可贵的是，“指导员”洪华将小米生态链企业在实践中用真金白银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论，手把手传授给更多的中关村企业，降低创业门槛与成本。不久前成立的谷仓智能硬件孵化器共享实验室涵盖测试、调试、样机快速成型全流程，快速将创业者的“一个想法”“一个创意”落地为产品。全方位提升创业成功成材率，谷仓深度整合硬科技供应链全球资源，为创业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我的目标是培育100个单项冠军，让新国货迎来春天。”洪华说。
往期 · 推荐
李开复：中关村有全国最好的创业环境｜《我与中关村论坛2024》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