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问题——逃不脱的“历史周期律”？

历史的真问题——

逃不脱的“历史周期律”？

编：屏营

《左传》中记载，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宋国发生洪灾，鲁国君主派大夫臧文仲前去慰问。听闻宋国君主将洪灾归咎于自身，臧文仲深为感动，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熟料此言一语成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的一条兴亡周期律。其后两千六百多年间，每当中国再度面临前途和命运的抉择，关于这一“历史周期律”的讨论总能一次次的引起世人的关注。

▌“窑洞对”——中国历史的演进模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等一行六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

毛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率之问”：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这场历史性的对话因发生在延安的一处窑洞里，又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刻，因此被称为“窑洞对”。

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规律性崩溃与兴起的历史演进模式，被学者金观涛归纳为“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简单说，这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有以下几个特点——

◎政治形态：效率第一的强人政治

中国政治的内核源自——周秦之变，其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是为了将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通过君主专制的方式加强集权。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谁拳头硬、手段狠谁就是老大。国家越来越少，杀人越来越多。只有效率最高、道德水准最低的国家能够幸存。

因此，封建制、贵族制和礼制等一切“温文尔雅”、“含情脉脉”的东西，都逐渐让位给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

◎社会形态：一元结构的“超稳定形态”

一元结构的文明，世俗政治和权力是核心，整个国家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信仰、文化教育都围绕它展开，都为它服务。

传统的古文明大多都是一元结构，比如孟子说：“天下定于一”，波斯人说“国王是一个绝对君主：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力和法律。”

传统中国的一元结构虽然比较稳定，但很容易陷于长期停滞，无法避免社会的内卷化发展——往往表面看来有发展，而实际没有发展，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在资源稀缺导致的竞争激烈下，做无谓的内耗。

因此在传统王朝的中后期便开始变为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无能、缺乏弹性又喜欢乱作为的政体。

◎演进形态：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

自秦以来，中国帝制绵延2000余年（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2年），诞生了一系列的强盛王朝，例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然而这些王朝无论鼎盛时期多么辉煌，都没有一个超过300年。

承平之时，“帝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而衰落之时又会造成空前的浩劫，据学者测算，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逃不脱的“历史周期律”？

中华民族极具历史智慧，治史，是中国人的强项，历代治国者也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汉朝汲取秦朝的教训，唐朝汲取魏晋的教训，宋朝汲取唐朝的教训……

然而，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这一历史的周期律呢？

为何产生如此戏剧性的现象？无数的历史经验，为何没有换来持续的自由繁荣，也没有催生出现代文明，反而被西方后来居上呢？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周有光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可见，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固然是事实。但如何走出这一“怪圈”才是中国历史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大部分史书，都是在不断阐述这一事实，却很少思考到更深层次。这类史书，读得越多，反而越糊涂。

文明的毁灭、朝代的反复固然是悲剧，但更可悲的是，毁灭后，曾经的文明成果既没有保守下来，也没有创发出新文明，一直在动荡中轮回。这时，更应该从世界看中国，以文明看待发展，从人类文明的大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

梁启超先生说，历史是“益民智之具”。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与信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有洞见、有态度的史书，思考历史的发展逻辑，去寻找真理和自由——而研究中国历史的翘楚，莫过于以哈佛、剑桥与京都为代表的三部中国史。

◎《哈佛中国史》，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多重角度重新定位中国：四位国际著名汉学家，倾十年之功完成。主编卜正民将自己最擅长的全球史观，融入了《哈佛中国史》。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史被放到了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这本书沿着帝制的主要脉络，延伸出环境、宗族、亲属、女性、日常礼仪、公共卫生等更多的内容。让历史中那些面目模糊却不可或缺的普通人鲜活起来，使中国历史更具生命力。

◎《剑桥中国史》，一部“毫无顾忌”的历史书：对于中国史来说，有些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也只有《剑桥中国史》敢说。本书堪称西方中国史研究最权威著作，百位西方权威学者半个世纪的心血。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称它为：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这不仅在于《剑桥中国史》的史料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更在于它体现了“记录真相”的历史精神。

◎《京都中国通史》，京都学派中国史集大成之作，了解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学习中国历史不能只局限自己人的视角，还要参考外国人的视角，除了欧美汉学家外，日本中国史的学者有着更悠久的传统，这本书是“京都学派”代表学者内藤湖南、冈崎文夫从文化的史观重新串联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作。京都学派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者立足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来回眸中国的历史，通过历史研究来探求中国的今天和未来，而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崭新视角。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京都中国通史》。了解古老的中国，可以选择《二十四史》；但想读懂今日之中国，却少不了这三套“从世界看中国”的中国史。识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