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梁思成，怎样开启了“生命的第二春”？
炁子上一篇原创文章《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讲到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传教士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兴办教会大学的事。
教会大学重文轻理。
指望它们，是绝对不可能想像未来中国会有自己的“两弹一星”、自己的空间站，绝对不可能想像未来有实力地位和米西方平起平坐的。
它们的初心和使命，只是让米西方的意识形态、文化全面塑造中国的知识分子。
指望教会大学、米西方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师”们，是绝对不可能想像未来中国能率先消除人类的绝对贫困，能在新冠疫情来袭时坚持人命至上的国策，坚持不“躺平”、不与病毒“共存”。
当毛教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要面对的，是一份啥都不能造的家底，还有一个接受教会大学或留洋教育、满脑子买办官僚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
而建设新中国，又离不开这个知识分子阶层。
因为在战争废墟上建国，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靠文盲显然不行。
毛教员怎么办？
1
毛教员的新政府，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建好了，才能源源不断地向经济建设的战场，投入有知识、训练有素的劳动者。
具体怎么做的呢？
一是接管和改造旧学校。
把形形色色的旧学校，“国立”“省立”的，包括所有教会学校、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私立学校，都收归公有公办。从此之后，学校姓公不姓私，不再是哪种境内外势力的私器，而都归为一个大老板：一个新型的、一切为人民的国家。
所有学校成了国家统一培养人才的公器，要接受红色团队的统一领导。
这一新政，史无前例。
二是让人人有学上。
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普通百姓受教育的机会。没条件办校的，办识字班、扫盲班。
所有这些措施，目标只有一个：尽早提升老百姓的识字率，还全体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从根本上取消了少数人的教育特权。在民国，能上学的，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两条新政，也是炁子这两篇要讲的重点。
其中一条，是对知识分子扎堆儿的教师队伍，实施思想改造。这一篇，就回望当年的这段历史。
2
啥叫知识分子？
一般的理解，就是那些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人，他们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
说起知识分子，毛教员是教员出身，本身就是知识分子。
创建红色团队的，又有哪个不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红色团队。
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不一样。
红色团队的知识分子，是先进的、特殊的。他们的先进、特殊之处在于，经过了红色烈火的锻造，已超越小我，而是为他人而活、为他人而死，有信仰有意志有纪律。
而寻常的知识分子，自我，软弱，与人民有距离，甚至不自觉地受米西方的宗教、资本势力所操纵。
按鲁迅先生的说法，“自大与好古，也是士人的一个特性。”在米西方全球物质殖民、精神殖民的百年历史背景下，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也是“好古”的一个变体。
他们远离田间地头、车间流水线，远离真实社会，看不起群众，待在书斋、空调屋里大放厥词。转换成红色语境，就是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局限性。
但因为不同、因为需要，红色团队在几十年的浴血逆袭过程中，对寻常知识分子，一直采取尊重、团结、教育、争取的政策。
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更是红色团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大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千里迢迢奔向心目中的红色圣地延安。
1939年12月，毛教员为红色团队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怎么让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
很多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史哲、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统称的“文化人”，人到了延安，生活慢慢“工农群众化”了。
音乐家马可，回忆1940年2月底到延安时的情况， “到这里来后，一直是吃‘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米和面在我们简直成了珍品。”
作家陈学昭的延安记忆，也是“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
在延安，像“国共合作饭”（大米掺小米）“列宁饼干”（锅巴），还不是寻常能享受到的。
延安对投奔来的知识分子，政治上尊重信任，工作上放手支持，生活上关心优待。他们的物质生活，比工农干部更高。
陕北公学分校在边区西南旬邑县，教员每天可吃一顿白面。几位青年教员觉悟高，请求放弃特殊待遇。教务长说服他们：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能供应的白面只有这么一点，只好给少数人吃，只能向最重要、最有用的人倾斜。
红色团队当知识分子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希望他们在延安这个大熔炉里，完成“工农群众化”。
但是，“工农群众化”，思想上比生活上，要难得多。
1942年初，一份红色团队内部文件，讲了“延安文化人”的思想问题。比如， “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ML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GM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思想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
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
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教员的窑洞“报警”。
于是，就在1942年的5月2日、16日、23日，红色中央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共100余人。
毛教员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其中最优先指出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他的明确答案是：“我们是站在WC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另见炁子原创文章《信息战场硝烟弥漫，毛教员赐我们一双火眼金睛，快速看清敌友》）
对毛教员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反响？
年轻的画家蔡若虹，从上海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经过7个月的颠簸辗转，来到向往又陌生的延安。他写了这样一首小诗，叙述对延安的印象：
“我赶快脱下皮靴 / 因为我发现 / 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 / 都是赤脚 / 啊，延安 / 好一个赤脚天堂”
把延安喻为“赤脚天堂”的蔡若虹，对毛教员讲话的评价是七个字：
“一世雄谈万世师”。
此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涌现出了《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王贵与李香香》《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荷花淀》《暴风骤雨》等一大批写人民、人民爱的作品。
但是，经历过延安锻造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
3
在进城之初，新政府对知识分子，包括原蓝色团队公教人员在内，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文教科技等专业工作，用其所长。
但是，城里的那些知识分子，同样存在着气得贺龙“班师回朝”、王震“报警”的思想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为那些知识分子，连对红色生活的感性认识都还没有。
看过电视剧《亮剑》吧？记得李云龙师长拎着礼物、去见的那位未来老丈人田墨轩吗？
田墨轩夫妇，就是当时旧知识分子的典型。
我们就看其中的一个情节。
田墨轩气得李云龙干瞪眼，那边厢，田夫人苦口婆心地劝女儿：“你的文化教养、思维方式都受我们这个家庭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
田氏夫妇自认为，米西方背景的“文化教养、思维方式”， 高于“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红色干部。
但是，最根本的事实是，夺得天下的，恰恰是他们看不上的那种红色干部，而不是文化教养、思维方式“优越”的旧知识分子或他们的政党。
实际上，就像炁子上一篇原创文章《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里分析过的，建国时的旧知识分子，思想上普遍存在亲米西方的情结。
即使不是教会大学、而是“国立”“省立”大学，教师队伍也基本是米西方留学背景。
比如“西南联大”，那是被如今视为批量出产“民国大师”的地方。
炁子看到的一份资料披露，这所战时大学的5位院长，全是米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学欧陆、3位留学英伦外，其他的都到米国留过学。在179位教授中，97位留米，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没有出国留学的教授，只有23位（不到13%）。
亲米西方的情结，到什么程度？
在深厚米国背景的清华大学，有位社会学教授潘光旦。炁子看到一份材料说，潘教授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米国联系密切”，自己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是发源自欧米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科，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论格格不入。
亲米西方亲到史上留名的，是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
张东荪教授是留倭背景，对北平和平解放有贡献。当时，张教授去了西柏坡，面见了毛教员。有史料说，毛教员给他点了赞：“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但也是这位张教授，认定“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米国而不是苏联。”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支援朝鲜。得知此讯息，张教授干出了更离谱的事：将国家机密透露给了米国“行走的50万”，包括九兵团入朝的情报。
据说，被捕后的张东荪，还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为国家考虑——中国根本不是米国对手，根本打不得。
不管他主观是怎么的恐米、跪米，客观上，因为张东荪的泄密，志愿军部队不得不提前进入朝鲜，仓促之间，很多战士穿的还是薄棉衣。获得情报的米军，狂轰滥炸志愿军的补给线，使物资到不了前线，导致长津湖之战，九兵团那么多战士冻伤冻死。
面对这样的知识分子队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米国加强了对新中国的绞杀，新生的中国生存环境更为恶劣，毛教员不得不加快了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节奏。
4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汤用彤等12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请新上任不久的校长马寅初，热诚邀请中央领导人为北大教师做政治报告。
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高校。当月下旬，京津两市22所高校教师3000余人，开展了“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
9月29日，周公受中央委派，向京津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周公“先从自己讲起”。
他说：“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谈吧！”
周公现身说法，倡导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GR阶级的立场。他鼓励大家，“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
到会的知识分子不觉时间长。周公亲切诚恳，使他们深受教育和启发。报告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热烈反响。
毛教员对知识分子改造，定下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学校很快掀起学习改造运动。
几乎在同一时期，文艺界也行动起来了。
1951年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面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到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的知识分子也动了起来。
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
这样，由教育界开始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到1952年秋，运动基本结束。
5
这次全国大规模的运动，实现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工农群众化”吗？
还是从发起的教育界来看。
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这次运动。
运动的基本流程，遵循毛教员《实践论》的原理，知与行、政治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二元循环，一轮一轮提升“知-行”的境界。
从史料来看，知识分子放下身段，投身社会实践，对思想的冲击效果最为显著。
理工科知识分子，重数据、重事实，因此转变也最快。
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刘仙洲，在港英、米国接受教育，专于农业机械。从1920年开始，他就千方百计地推广水车。由于当时政府不支持，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只推广了区区200余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梦想很快得以实现。
他后来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GCD》的文章中写道：“这是第一次使我感到人民政府的伟大。1950年初，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那次主要议题是全省河防水利问题和生产救灾问题。所有这些真正为人民兴利除害的问题，都是过去自己常常梦想，但是当时反动政府不肯花力量去做。这使我明确认识到：中国GCD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上的不同，人民政府是言行一致的，它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GCD有了很高信仰。”
“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的，这是红色政府和历史上一切旧政府的本质不同。刘教授很快就 get 到了。
1955年4月29日，刘仙洲教授在65岁时，圆了入党梦，成为建国后最早入D的著名教授。
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对于我们任何人都是头等大事”。
从1957年到1958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D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问题》《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同青年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做一个GR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在思想改造中的体会》和《D使我获得新的生命》等文章，在全国的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他的影响下，仅在清华大学，从1955年到1962年，就有梁思成、张光斗等30余位教授、副教授加入了红色团队。梁思成1959年3月发文，这样表达自己的欣喜：“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1990年刘仙洲诞辰100周年时，纪念文章写道：“（解放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由原来的‘业务脱离政治’变到业务必须以ML主义为指导。”
2020年，清华大学举行刘仙洲诞辰130周年纪念会。
会议主发言说：“蒋南翔校长当年在刘仙洲入党发展会上作了题为‘GCD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光荣归宿’的讲话，成为清华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说完建国后清华大学入党第一人刘仙洲教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理工科大家。
留德背景的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
1950年米蒋飞机的“二六”轰炸，给上海带来了困难。李国豪亲历了新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年他还到东北参观，目睹了东北的新面貌。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使他很受触动，积极投入思想改造，于1953年提出申请，到1956年2月加入红色团队。
留米背景的胸心外科黄家驷。
抗米援朝一开始，黄家驷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还担任了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和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接触。那时，我具体看到那些忠心耿耿为保卫祖国而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士，看到那些在重伤昏迷中还忘不了要重返前线杀敌的英雄。我很感动，也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当我欢送着病愈的战士们出院归队的时候，当我读着他们从前线寄来的信，分享着他们胜利的欢乐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和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正义行动不可分，我再也不以为自己的工作只是‘纯技术’地替人治疗，我懂得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道理。”
1951年10月，黄家驷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会议闭幕的晚宴上，他被安排在毛教员身边。毛教员亲切地对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中国就没有问题。”这次谈话给黄家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过努力，他在1955年3月加入红色团队。
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实践，也让文科、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也被一个全新的新世界所感染、所打动、所转变，思想改造到位的也大有人在。
被毛教员称为“国宝”的历史学家陈垣。
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写道，“二三十年来，做了DG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DG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DG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
1951年5月，陈垣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
他后来在土改工作总结会上说：“过去知识分子看不起农民……但在实际斗争中，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陈垣“深感从前那些在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要重新估定”。
1953年2月，担任北师大校长的他，在《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为着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加强学习》一文。他提出教师们过去学习和研究的东西，“都还不能或者不完全能适合于今天的要求。”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的晚宴上，坐在毛教员身边的，一位是黄家驷，另一位就是陈垣。
陈垣与刘仙洲是老朋友。刘仙洲率先加入红色团队，陈垣也于1958年提出申请，1959年1月，他79岁时圆梦。
再看留法的美声声乐家周小燕。
建国后，周小燕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学习了毛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受触动。
1951年她参加了华东文化部组织的访问团，第一次看到新农村和翻了身的农民。
她听了农民讲述在战火纷飞中积极支前的故事，亲眼见证了农民在参加土改时的喜悦心情，感受是“我领会了正是这些人在党的领导下与DG主义、反动派进行了生死斗争，由于他们的流血和牺牲，我才有今天。我不能不反省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报答党和人民。”
1953年她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
令她感受最深的一点是，那些志愿军看上去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几年前还是一些工人、种地的人和其他行业的劳动人民，可是如今都成了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保卫和平的英雄。
这些“最可爱的人”使她认识到，做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人真正爱D，爱人民，爱毛ZX，就应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作出创造性的劳动。”
参加两次社会实践，使周小燕提出了申请，并在1956年加入了红色团队。
再看留倭背景的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曾在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留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他认识到：“我看到工人阶级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把一个被强盗土匪弄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国家改变成为强盛的国家。”“决心要做一个忠于国家和人民、为D的事业而终身奋斗的GCD员。”
欧阳先生于1955年加入红色团队。
要不是篇幅所限，还可以写很多很多案例，无论理工科的还是文科、艺术类的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的成果，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可以用周公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
那么后来呢？
6
后来，到1956年1月14日，红色团队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
周公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定性呢？
当时，中央认识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必须团结依靠最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工类知识分子，必须先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1月20日的闭幕会上，毛教员讲的很明白——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和无知的命，单靠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这次会议的召开，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会后，全国形成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再后来呢？
再后来，“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红色团队于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里探索国富民强的历程里，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悲欢浮沉。
其过程太过漫长、因果链太过复杂，也被广泛深入地污名化，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讲清楚的，有的情况讲了也一定发不出来。就暂时封着吧，等以后因缘成熟了再说。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炁子会试着写一下。因为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和今天的毒教材问题构成因果链，还是强关联。
不过下一篇，还是接着写完另一项新政。
什么新政？新中国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新政。前文讲了三项：接管和改造旧学校、让人人有学上、对教师队伍实施思想改造。
看完下一篇要讲的第四项新政，你就会对毒教材问题有更犀利的历史透视。
谢谢看完文章，原创不易，如果有所获益，请顺手给个支持——赞赏、点赞、在看、转发。（完）
=========== 返朴的分界线 ===========
感谢三缘先生君，赞赏鼓励了炁子上一篇原创文章《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
=========== 返朴的分界线 ===========
1.关于炁子和微信公众号“炁子”
炁（音气）子文章，开卷有益。长期优质信息源，奉献可信、有趣又有营养的原创文章，这是炁子的追求。公号隔双日更新一篇原创文章，以红色智慧为底蕴，倡导“犀利思维，稳健人生”，即思维科学理性、人生通达圆融。纯个人创作，没有团队运营，没有吸粉营销，如果觉得炁子的文章有些价值，请把这些价值传递给更多人，揖礼致谢！（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配图和多媒体资料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看不到、看不全炁子的原创文章，怎么办？
常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如果已经关注了微信公众号“炁子”，可能没有加星标。一个，是从其他平台读到的，而各平台有自己的审核机制，未必每篇都放行。对此，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关注微信公众号“炁子”、并“设为星标”。
3.交流、看“小黑屋”里的炁子文章？
私信炁子：请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炁子”每篇文章的最底端，戳“发消息”。
留言板：微信公众号“炁子”暂无留言功能，但开辟了更便捷充分的互动途径——炁子QQ交流群。在这里，还可以看到炁子被关“小黑屋”的“限量版”原创文章。
欢迎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移步到炁子QQ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