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省第二十一届哲社奖获奖成果 ：冯国栋《“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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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撰写的《“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论文，2020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11期）发表，获2021年“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基础理论研究类）。

简 介

在中国古代“治书之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典文献学”，是以“治书”方法与技术为核心的工具学科。在为其他学科提供可靠文本与资料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学术追求。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献”本身，而不仅仅是整理文献的方法与技术。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与社会性是文献最重要的四个性质，文献学应该是对文献四方面性质的整体研究。纵向上分析文献的历史性，横向上揭示文献的社会性，将文献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或可尝试建立一种整体的“活的”文献研究。

该文通过对“文献”“文献学”的概念史考察，反思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通过梳理文献、文献学、校雠学等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旧有“治书”之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对象是“书”，其重心在“治”，因此重视方法的归纳与类例的总结，研究重点在文献的“文本性”上。对文献的物质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献学的发展。通过引入书籍史、阅读史、文本考古学的方法，尝试建立“活的”文献研究。书籍史、阅读史、文本考古学将文本研究与物质、社会、读者、接受、思想等方面联系起来，提供了更多“文本之外”的研究面向。将文献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既探讨文献的文本特点，又关注文献的生成、阅读、接受，可以尝试建立“活的”文献研究。

该文的意义在于：首先，启发了对于“实质性异文”的关注：“实质性异文”是指影响作者意图、表达的异文，“非实质性异文”则是文本在书写、刻印、流传过程中由于抄手、刊工等因素形成的异文。相对于西方世界，我国进入刻印本时代非常早，“治书”实践的对象主要是刻印本。刻印本中“实质性异文”少，而“非实质性异文”多，因而传统文献学处理非实质性异文的方法较多，处理实质性异文的经验较少。加强对实质性异文的研究，并归纳抽绎相应的方法，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其次，启发了对于文献外部研究的关注：文献在历史中生成，在社会中存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制约、形塑着文献、书籍的生产；反过来，文献、书籍也对政治、社会、文化形成反形塑，二者处于相互形塑的辨证互动之中。因此，只有把文献的“内”与“外”结合起来，才能对文献做出更为全面的把握。再次，启发对文献多重社会功能的关注：阅读是文献实现其社会功能最重要的途径。读物、读者、阅读规则、阅读策略都会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化，阅读的变化也会导致认知与思想方式的变化，成为学术新变的诱因。文献较书籍包罗的范围更广，实现社会功能的形式也更为多样，文献可以是交流沟通的礼物，也可以是知识与权威的象征物，其功能的实现并不仅靠狭义的“阅读”。

作 者 简 介

冯国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佛教文献、石刻文献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有《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景德传灯录〉研究》《景德传灯录》等著作。

转载自“浙江社科”公众号

编辑 | 沈锴丽

审核 | 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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