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撷英 | 陈东辉：长泽规矩也对印刷史和版本学的重要贡献

长泽规矩也

对印刷史和版本学的重要贡献

陈东辉

长泽规矩也（1902－1980，以下简称“长泽”，即其姓）堪称日本近现代著名的汉学大师，在和汉文献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长泽于1932年和另一位著名古文献学大师川濑一马等创立了日本书志学会，并创办了《书志学》杂志，为推动与发展日本的古文献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在古文献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业绩，长泽于1966年获紫绶奖章，1973年受勋三等，获瑞宝章。长泽乃权威性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¹中列专条介绍的古今中外85位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领域的著名人物之一，并且是其中40位外国著名人物中唯一的古文献学专家，足见其地位之高。

长泽学识博洽，功力深厚，著述宏富，仅收录其部分论著的《长泽规矩也著作集》²就有厚厚的10卷，合计400多万字，包括《书志学论考》、《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宋元版的研究》、《藏书书目·书志学史》、《书志随想》、《汉籍解题》等分卷。此外，长泽尚有《书志学序说》³、《图书学略说》⁴、《图解图书学》⁵、《图解古书目录法》⁶、《图解和汉印刷史》⁷、《图解书志学入门》⁸、《图书学参考图录》（第1－5辑）⁹、《汉籍整理法》¹⁰、《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¹¹、《新编和汉古书目录法》¹²、《新编和汉古书分类法》¹³等20种专著（教材）和大量论文，同时还编纂了《和刻本类书集成》¹⁴等16部丛书，并为这些丛书中所收的子目书一一撰写了高质量的解题。在古文献学领域著书、编书如此之多，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罕有能与之匹敌者。长泽在中国学术界虽有一定影响，但知道的人不多，中国学者有关古文献学的论著很少提及或引用长泽的成果，令人遗憾！有鉴于此，笔者在认真拜读《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对长泽在古文献学领域之成就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促进中日古文献学界的交流。

长泽之学问博大精深，本文仅就他在汉籍版本学及和汉印刷史领域的重要贡献略陈管见。长泽在汉籍版本学方面成绩卓著，其中最擅长于宋本的鉴定与研究。他的《宋版鉴定法》¹⁵、《宋版的形态上的特征及其鉴别法》¹⁶、《宋元版伪造的实例》¹⁷、《宋朝私刻本考》¹⁸、《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¹⁹、《越刊八行本注疏考》²⁰、《现存宋刊单疏本刊行年代考》²¹、《宋刊本广韵刻年的推定——宋刊本刻工名表应用之一例》²²、《本邦所见宋本行格表初稿》²³、《宋刊本刻工名表》²⁴等论证严密、考辨精细、资料翔实的著述，奠定了他在宋本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的地位。此外，长泽的《支那古今刻书地的变迁》²⁵、《关于唐本版式的变迁》²⁶、《支那书籍小史》²⁷等论文，显示出他在版本学宏观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1961年，长泽以《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²⁸获得在日本不易取得的文学博士学位。该书乃长泽的代表作之一，包括“关于东洋印刷术的起源”、“刊本的种类及其称呼”、“版本各部分的称呼”、“支那的版本”、“关于日本的印刷”、“印刷的方法及其与印刷有关的其他术语”等六章，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他还著有《图解和汉印刷史》。

《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该书第四章“支那的版本”第二节“宋代的刊本”简要分析了宋代印刷术兴盛之原因：第一，是自然发展的趋势，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印刷术达到了隆盛的阶段；第二，宋朝政府的文治主义，以及受到五代官府刊刻经书之影响，促使了宋代官府刊刻正经正史；第三，宋代学问的兴隆产生了对教材的需求；第四，宋代纸墨和板木的供给十分充足；第五，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准备考试的书籍之需求量大增；第六，书籍出版业的独立，使得出版进一步兴盛；第七，伴随着佛教的隆盛，大藏经开始出版，促进了刻书技术的发展。²⁹长泽之论述言简意赅，分析全面而又深入。在长泽之前，尚未有人对这一问题作过专门研究。后来学者在提及该问题时，均未超过长泽所论。笔者认为，探讨一个时代印刷术、刻书业之状况，不应仅仅着眼于印刷术、刻书业本身，而应充分关注它与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基本问题的直接或间接之关系，从这些基本问题的发展与演变中，总结出印刷术、刻书业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以及客观规律性。长泽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在这一点上颇有西方汉学家之风格。笔者曾经指导学生撰写过《明代社会价值取向对刻书事业之影响》一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长泽论著之启发。

在该章第四节“明代的刊本”中，长泽概括了明刊本的缺点：第一，校订不精；第二，贩书高手更换古书之书名；第三，无益的序跋过多，甚至有的书一、两册全部是他人无益之序跋；第四，伪书不少；第五，乱用古字。在论述第一方面时，长泽还提到，明代任期满了的地方官在归京之际，用于赠答的书帕本质量特别差，价格便宜的坊刻本质量当然不好。³⁰上述诸点，除第三方面之外，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也有专条论述，但由于《书林清话》乃笔记体著作，因而不如长泽所论系统而又一目了然。此外，长泽在论述时也不掠人之美，引用《书林清话》中的例子时均予注明，并加以补充。

长泽对1906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后归日本画家兼书画收藏家中村不折收藏的《妙法莲华经》进行深入而仔细的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

故中村不折画翁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分别功德品第十七》一卷，据称为吐鲁番发现之物。印以古色黄麻纸，每行十九字，版面直高四寸三分（13cm）。经文文字较小，混用则天武氏之异体字。因此虽无刊记，必是距则天武氏之世最近的刊本。如果这样的话，此当为现存最早的刊本。³¹

长泽的这一判断颇具识见。因为《妙法莲华经》乃中国佛教天台宗之主要经典，译出时间很早，再加上天台宗四祖智顗（538－597）的《法华文句》、五祖灌顶（561－632）的《法华玄义》以及法相宗始祖窥基（632－682）的《法华经玄赞》等对其经义进行诠释和阐发，所以《妙法莲华经》成为武则天辅佐高宗预政以来唐初最为流行的佛典之一。武则天称帝时，佛教兴盛，印刷术有发展，武则天又喜欢佛经，便出现了印本。其刊印时间当在武周前期（689－696），不会拖至武周后期（697－704），刊印地点为洛阳，是现存最早的卷子本印刷品。³²继吐鲁番出土武周前期刻本《妙法莲华经》之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又发现了武周末期长安二年（702）洛阳刊印的密宗典籍《无垢浄光大陀罗尼经》，³³从实物上证明了武周时期的印刷活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长泽之判断是正确的。

《支那古今刻书地的变迁》一文，虽然只有不到4千字，但却勾勒出历史上中国各地刻书事业之兴衰，非大手笔莫能为。文中指出，五代至北宋初年，四川刻书业兴盛，并且蜀本质量上乘。南宋时期临安乃政治和学术中心，书肆众多，刻书兴盛，杭（临安）本质量理所当然位居全国之首，蜀本次之，建本则数量多而质量最为低劣。宋代末年，浙江遭受战乱而导致刻书衰弱。福建因远离战乱而使出版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明代中期都十分兴盛。到了明代，苏州、南京等地刻书业逐步兴盛起来。而建安的刻书业在明代万历以降不再兴盛，其原因是福建的书店街失火，再加上海外贸易向广东转移而导致福建的财富减少，使得刻书业难以复兴。到了明代末年，苏州的刻书业最为兴盛，南京、杭州次之，毛晋汲古阁所在的常熟也发展起来。刻工（尤其是版画刻工）则大多来自徽州。

《关于唐本版式的变迁》一文认为，应该根据空间而不是时间区别中国古籍版式特征，与内藤湖南依时代区分的观点相左。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明长泽对中国古籍版式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学》³⁴是一部高质量的著作，包含着作者丰富的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该书即主张按地域区分版本，并将版式作为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

长泽的《书志学序说》和《日本书志学史》³⁵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属于版本学和印刷史的研究范畴。前者包括“书志学的定义”、“支那对书志学的研究”、“日本对书志学的研究”、“书籍的起源”、“形态的变迁”、“装订的种别”、“制本的方法及其与装订有关的其他术语”、“书籍的材料”、“书籍附属品的种类”、“写本的种类”、“支那的写本”、“日本的写本”、“初期的印刷”、“刊本的种类及其称呼”、“支那的刊本”、“日本的印刷”等篇章；后者包括“书志学的名称”、“我国关于书志学的研究之滥觞”、“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国书目录的编修”、“本朝书籍目录”、“的本之校订”、“古笔的鉴定”、“为政者的文教尊重与古书的校刊”、“七经孟子考文的编刊”、“其他的校勘”、“汉籍的校勘”、“国书的校勘”、“书目的编纂”、“书志学之实质的树立”、“幕臣中的书志学者”、“以棭斋为中心的市井的书志学者”、“其他的书志学者”、“索引的编纂”、“幕末明治初年的书志学者”、“书店中的书志学者”、“佛门中的书志学者”等部分。这两部论著，对于中国学者了解与研究日本的汉籍版本学、印刷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代著名学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依据丰富的资料，直接引用了60余种740多卷书目题跋，采用传统学术笔记的体裁，分126个主题论述了历代雕版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刻书规格、材料、古代活版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等，广泛涉及版本学中用纸、行款、印刷、装订、字体、题记等内容。该书首次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版本学知识，开后来版本学论著撰述之先，在古籍版本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的很多内容和材料被后来学者沿用，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堪称研治古文献学尤其是版本学的必读之书。但该书讹误之处也为数不少。长泽对《书林清话》评价甚高，在自己的有关论著中经常引用。他认为该书可谓中国文献学著作中最早之作品³⁶，虽然需要补订者不少，但是犹不愧为名著。长泽还指出，同为叶氏所撰的《书林余话》，比《书林清话》明显逊色。³⁷关于这一点，有关论著中鲜有提及。笔者也仔细研读过《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对长泽之言深有同感。长泽对《书林清话》作过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专门撰写了篇幅颇长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³⁸。可惜中国学者对长泽的这一重要成果很少加以利用。

原古籍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排印本《书林清话》³⁹，其中的《书林清话》依据长沙观古堂1920年刻本，《书林余话》根据叶启崟1928年铅印本。排印本虽然校改了书中一些显著的错误，但笔者经过仔细检阅，发现基本上未利用长泽之成果。该排印本在“出版者说明”中指出：

一九三六年的《文澜学报》，曾刊载李洣著的《书林清话校补》，补正了本书的一些缺失，现在附印在后面。但此文原是未完稿，所补正的也还是很少，希望专家们能够广为搜罗考订，使本书成为更完善的著作。

而《书林清话校补》⁴⁰一文的“编者敬识”中有云：

东儒长泽规矩也，曾作《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载《书志学》杂志卷一第一及第四期⁴¹，愚已为之译载《浙江图书馆馆刊》（二卷第三及第六期）⁴²矣。惜仅至第四卷止，以后续稿久未之见；而原文订补亦有嫌琐屑。衡阳李佩秋先生，文史兼擅，旁及簿录，亦深入厥奥，愚心仪已久。今年孟夏，始获展谒，知先生有《清话校补》之作；拜读再过，不胜胝沫。爰亟请先以所补一二两卷，刊诸本学报，藉快艺林先睹。嗣后当更乞先生源源撰赐也。

同时，登载李洣之文的该期《文澜学报》在“编余后记”中曰：

长沙叶焕彬《书林清话》为版本学名著，但以时地与见闻所，不无有千虑一失处，今得其乡人衡阳李佩秋先生（洣）校补，虽本期所刊，尚止一二两卷，然其收获，已超越东儒长泽规矩也所订正矣。

虽然原古籍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删去了《文澜学报》上的“编者敬识”，但应该是知道长泽之成果的。不知为何只字未提长泽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也许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吧。值得注意的是，长泽曾经提到，对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刊布了《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卷一至卷四）的中文翻译稿表示感谢，然而该馆的《文澜学报》发表了李氏的《书林清话校补》两卷。为了避免别人讥讽他窃取了自己的成果，于是变了一种形式刊登出来。拙稿固然琐细，但我想既然琐屑，为何又要译出呢？⁴³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其中包含的意思却不少，需要我们细细体会和琢磨。长泽之“纠缪”在前，李洣之“校补”在后，虽然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能说明后者参考了前者（长泽的话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但谓李氏的《书林清话校补》“已超越东儒长泽规矩也所订正”，是否言之过甚？另外，李洣之“校补”仅涉及《书林清话》前面两卷，其后并未“源源撰赐”，也许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无暇顾此，44也许是因为不久见到了长泽于1936年10－12月发表的“纠缪”之后半部分，发现同自己的“校补”相重过多而不愿再继续发表。从《文澜学报》的“编者敬识”中可以看出，李洣当时应该已有《书林清话校补》之全稿，但愿有一天能找到这一手稿，或许可以揭开谜底。

时隔40余年后，岳麓书社于1999年出版了简体排印本《书林清话 书林余话》，广陵书社于2007年出版了简体排印本《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简体排印本《（插图本）书林清话》（含《书林余话》），延边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齐豫生、夏于全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第55辑中的简体排印本《书林清话》，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李庆西标校的《叶德辉书话》（含《藏书十约》、《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紫石点校的《书林清话》（含《书林余话》和《藏书十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耿素丽点校的《书林清话》（含《书林余话》），同样未利用长泽之成果，令人遗憾！

不过，早在1961年，台湾世界书局整理出版《书林清话》时，就聘请谢英宋翻译了长泽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并采用如下处理方法：凡文中所举原书阙误，可就书中改正者，已悉改正；其未能就书中改正各条，分为上、下二卷，傅刊于后；其与内容较少关涉者，过于琐细无当大旨者，泛言应补未及照补者，则删而不载。同时，该书在版权页注明“叶德辉撰，李洣、长泽规矩也校补”。在大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的《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总算附有根据长泽原文编译而成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摘要）》，仅收原文校勘部分，分卷逐条用①、②等符号标在正文相应之处，说明文字则从略。可喜的是，华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吴国武、桂枭整理的《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全文翻译了长泽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将其作为该书之附录，并在“整理说明”中明确提到此次整理参考了长泽等人的校补成果。

与《书林清话》同为近现代古文献学名著的《书目答问》，已经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朱维铮撰写“导言”的《书目答问二种》（含《书目答问（附范希曾补正）》、《輶轩语》）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的《书目答问补正》等质量颇高的点校本，另有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来新夏、韦力、李国庆汇补的集大成的《书目答问汇补》。倘若《书林清话》也能出版类似的高质量的点校本、集大成的补正本，并充分吸收长泽之成果，叶德辉和长泽定当含笑九泉。

笔者认为，长泽对李洣之《书林清话校补》的相关评论应该不存在国别的偏见，当然也不存在对包括李洣在内的中国学者的低估或不信任。不过长泽对该事实的真相也并不完全了解，有些也是出于推断或揣测。这是我们中国学人以后进一步探讨这个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时应该注意的，就是对长泽这位异国的学者不能有偏见，当然也不能由于长泽乃前辈学术权威而为尊者讳，理应实事求是。

与大多数日本汉学家的研究风格一样，长泽在研究中亦重考证，重视细小及别人不太注意的问题，并在论著中注重列举大量的材料来说明问题，颇有乾嘉遗风。例如长泽在《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第六章“印刷的方法及其与印刷有关的其他术语”中，专门列举了刊行、刊刻、刊书、刊镂，印出、印行、印板、印书，刻木、刻板、刻书、刻梓、刻镂，板行、板刻（板又作“版”），锓木、锓板、锓书、锓梓，雕板、雕印、雕锓、雕镂、雕镌，镂板、镂梓，上木、板木、刻木、镵木，付印、摸印、摹印、抚印、雕印，刊行、印行、摸行，入刻、付刻、刊刻、板刻、抚刻、镌刻，上板、印板、刻板、开板、雕板、镂板，刊书、印书、刻书、锓书，入梓、上梓、刻梓、绣梓、锓梓、镂梓，入刻、入梓，上木、上板、上梓，付刊、付印、付刻，抚印、抚刻，开印、开板、开雕，剞劂、杀青，铅椠、摺る⁴⁵、形木开等21组印刷的同义语。⁴⁶又如该书第二章《刊本的种类及其称呼》，列举了活字本的称呼，包括铜活字印本、铜活字本、铜活字版、铜铸字本、铜铸字印本、铜铸字、铜活、木活字印本、木活字本、木活字版、木铸字本、木铸字印本、木铸字、木活、铁活字印本、铁活字本、铁活字版、铁活、陶活字印本、陶活字本、陶活字版、陶活、胶泥活字印本、胶泥活字本、胶泥活字版、胶泥活等。⁴⁷而这些术语中的大多数，在篇幅颇大（共计189.1万字）的瞿冕良编著之《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⁴⁸内也未收录。

根据刻工名可以断定书籍出版之年代，乃古籍版本（尤其是宋元本）鉴定重要而又科学的方法之一。诚如李清志所云：

民国以来，版本之鉴定所以能日趋精确，纠正清朝学者版本鉴定之误，端赖从刻工的彻底调查者尤多。盖就刻工姓名，相互参证；若知甲本之刻年刻地，则乙本雕刻年之最大差距，通常不会超过三十年；若有避讳字、序跋年等资料互相印证，则能推断较准确之刻书年。⁴⁹

可以说，长泽是历史上最早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刻工名的学者。早在1934年，长泽就发表了《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50，堪称古籍刻工姓名表之嚆矢。该文依据日本静嘉堂、图书寮、金泽文库、崇兰馆、成篑堂、足利学校、帝国图书馆等七处所藏的宋刊本130种（除去重复，为94种），共计收录刻工名约1500个，按刻工名笔划排列，颇便检索，成为鉴定宋刊本的重要参考资料。该文由邓衍林译成中文⁵¹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成果被广为利用。《中国版刻图录》52对于宋代浙本以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刊本的鉴定，即大多依据刻工。长泽后来又对该文作了较大修订，增入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宫内厅书陵部、北京图书馆所藏部分宋刊本中的刻工，并参考潘宗周的《宝礼堂宋本书录》、袁克文的《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同时还从《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影印、影刻宋本中补充了部分刻工资料，使所依据的宋刊本增加到187种，并改为按各书之刻工排列，以《宋刊本刻工名表》为题重新刊布。该表较初稿有很大改进，系海内外最早正式刊布的宋版刻工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外，长泽还发表了《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53，该表依据元刊本73种（除去重复，为47种），共计收录刻工名800余个。由于在这方面做过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长泽在利用刻工鉴定版本时显得得心应手。如《宋刊本广韵刻年的推定——宋刊本刻工名表应用之一例》一文，以刻工名为根据，对世称北宋刊本的《广韵》进行了精细考辨，认为应该是南宋孝宗、广宗时的刊本。该文堪称将刻工作为古籍版本鉴定依据的典范之作。此外，长泽在其它考证版本的论文中，也常常将刻工作为主要依据。如《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一文，通过仔细考察发现，该书的刻工与元刊本《胡注通鉴》等的相同，再加上该书的版心中所残留的元朝年号等证据，从而认为正德十行本注疏应该是元刊（大德刊本）明修本，而非一般认为的宋刊明修本。又如《现存宋刊单疏本刊行年代考》一文，深入考察了各单疏本的刻工以及行款、避讳等，最终得出结论，现存7种单疏本均非北宋刊本，而是南宋刊元修本。上述结论，对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宋人刻书，每版行数和每行字数，虽无一定之关系，但相差有限。官府以及各家所刻书，其行款一般亦有其定式。因而行款可以作为鉴定版本的依据之一。晚清江标编有《宋元本行格表》，著录宋、元、影宋、影元、明翻宋、明仿宋诸本的版式、行款和字数，乃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工具书。长泽参考该书之体例，编写了《本邦所见宋本行格表初稿》，著录较江书简明扼要，可以作为江书之补充。长泽在鉴定具体时，也多次运用对照行款之方法。

除了刻工和行款，长泽还注意利用讳字来鉴定版本。但长泽使用这一方法时非常谨慎，他在《向仁井田博士请教宋刊本的阙笔问题》⁵⁴一文中，提到宋代对在朝皇帝之讳大多不缺笔，因此不能仅仅依据缺笔来断定版本年代。这是十分有见地的。王国维在《诗人玉屑》二十一卷之题跋有云：

宋本中唯贞字缺笔，而桓构敦俱不缺，殊不可解。又刘眘虚之眘亦不避。……宋本于宋讳，唯贞字皆缺末笔，余如曙、桓、构、眘、惇等均未尝避。然如十九卷第五页姬作姬⁵⁵，乃避度宗嫌名，则剞劂当在咸淳、德祐间，或竟在宋亡以后。于故主之外，但避贞字，仁宗德泽入人之深如此！⁵⁶

同样是宋刊本，官刻本，尤其是中央各部、院、监、署、局、司，内府各机构等所刻的书，避讳较为严格；而坊刻本和家刻本（尤其是坊刻本）的避讳相对宽松，情况较为复杂。如《兰亭续考》出版于南宋，只避一仁宗贞字，而不及南宋诸帝讳。《通鉴总类》只一匡字缺末笔。又有同一书对同一字有的避，有的又不避，如桓字即有四种书如此。又有的不避生讳，即长泽所谓的对在朝皇帝之讳大多不避，如绍兴三十年（1160）杭州出版的《心赋注》，只避一境字，惊、树则不避，甚至连高宗的嫌名搆字也不避。绍兴八年（1138）建刻《史记集解》，绍兴九年（1139）刊《毛诗正义》，均不避高宗讳。宋人所刻的佛经避讳较宽，有避的，间有不避宋讳，但却保存了唐讳，如《法苑珠林》。⁵⁷甚至有整部书全不避讳的，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宋开庆元年（1259）刊本《四明续志》。应该说长泽是较早并且较为科学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

《宋朝私刻本考》和《元朝私刻本表》⁵⁸同样是长泽在版本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前者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将《书林清话》卷二的“宋建安余氏刻书”、“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卷三的“宋私宅家塾刻书”、“宋坊刻书之盛”等章节中的相关内容，整理成堂名、人名二表，下篇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宋代私刻本的刊印地区、版式等问题；后者根据《书林清话》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日本访书志》、《平津馆鉴藏书籍记》等书目中的有关记载，加上长泽本人读书时的记录，将元代私刻本按照刊刻者（即书坊）进行排列。

此外，长泽的版本学和印刷史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常注意利用图录说明问题。《中国版刻图录》、《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和《清代版本图录》等，业已成为版本学界公认的权威性工具书，乃从事古籍版本鉴定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书。长泽编著了《图解和汉印刷史》、《图解图书学》、《图解书志学入门》、《图书学参考图录》、《中国古代版印图录》等书，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丰富的影印实物样品。同时，在长泽的其它论著中，也附有不少图录，如《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即附有22组图录。在上述图录中，和刻本、日本典籍刊本以及中国亡佚而保存于日本的典籍之书影占有相当比重，《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附有日本的宽治二年（1088）刊本《成唯识论》、贞应元年（1222）刊本《因明正理门论本》、弘安三年（1280）刊本《惜昙字记》、元亨元年（1321）刊本《黑谷上人语灯录》、延文四年（1359）刊本《诗法源流》、贞和（1345－1350）中覆元延祐（1314－1320）刊本《景德传灯录》、应安七年（1374）陈孟荣刊本《蒙求》、嘉庆元年（1387）俞良甫刊本《唐柳先生文集》、正平（1346－1370）版《论语》、康历（1379－1381）刊本《秘藏宝钥》、大永八年（1528）阿佐井野宗瑞刊本《医书大全》、天文二十三年（1554）刊本《历代序略》、天文八年（1539）刊本《聚分韵略》、享禄三年（1530）刊本《聚分韵略》、庆长（1596－1615）刊本《太平记拔书》、庆长（1596－1615）中古活字印本《古文孝经》、庆长（1596－1615）敕版《古文孝经》、享保六年（1721）刊本《六谕衍义》、宽政十一年（1799）官版《四书白文》、庆长十八年（1613）乌丸光广刊本《徒然草》、庆长（1596－1615）中刊嵯峨本《徒然草》、元和九年（1623）心也刊本《狭衣》、庆长（1596－1615）刊本《平家物语》等书影，此外尚有《春秋经传集解》的南宋嘉定九年（1216）兴国军学刊本⁵⁹与日本南北朝末期至室町初期覆刊本、《千百年眼》的明万历（1573－1615）刊本与日本明和四年（1767）若狭小滨扩充堂刊本的对照书影。这些书影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堪称弥足珍贵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即《宋元版的研究》）附有《十三经注疏影谱》，包括越刊八行本《周易》（宋淳熙刊本）、《尚书》（宋末补修本）、《周礼》（宋刊明修本）、《礼记》（宋末补修本）、《礼记》（宋刊明修本）、《孟子》（宋刊明修本），宋宁宗蜀刊本《论语》，宋宁宗建刊本《尚书》，宋十行附释音本《毛诗》（宋刊宋印本）、《左传》（宋末补修本），元刊元印本《尔雅》，元刊明修正德十行本《论语》、《左传》、《周易》、《毛诗》、《尔雅》、《孝经》，元刊明初补修十行本《周易》，元刊十行本与明正德补修本之比较，明初刊十行本《孝经》，金刊本《尚书》，明永乐刊本《周易》、《尚书》，明嘉靖陈凤梧印本《仪礼》，明正德汪文盛刊本《仪礼》，明嘉靖闻人诠刊本《周礼》，明嘉靖闽本（李元阳本）《周易》、《公羊传》，北监本《孝经》（明万历刊本）、《周礼》（明重修本），明崇祯毛本（汲古阁本）《周易》，覆毛本与毛本的刊记之比较，明崇祯沐日堂本《尔雅》，清乾隆殿本《周易》、《孝经》，清乾隆阮刻本《周易》，阮刻后印本《周易》，清光绪湖南覆阮本《周易》，清道光南昌覆阮本《周礼》，覆道光南昌刊本《周易》，清同治江西覆阮本《周易》，清嘉庆汪氏刊本《孝经》，清嘉庆张敦仁刊本《仪礼》，清乾隆和坤刊本《礼记》，淮南书局刊本《毛诗》，覆元元贞刊本《论语》等60幅书影。上述书影大多较为珍贵，一般读者不易见到原书，通过这些书影可以对《十三经注疏》版本之源流有比较清晰和直观的了解，效果颇佳，同时对于深入理解长泽的《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⁶⁰一文和上文提到的《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越刊八行本注疏考》、《现存宋刊单疏本刊行年代考》，以及《关于汲古阁本注疏的序跋封面》⁶¹、《沐日堂刊本注疏》⁶²等论文帮助甚大。笔者长期研究阮元，对《十三经注疏》颇为关注，细细鉴赏上述书影后，深感受益匪浅。

长泽之所以能够在版本学和印刷史领域取得引人注目的杰出成就，与他的丰富实践经历有直接关系。他除了长期在大学从事古文献学方面的教学工作之外，曾先后为静嘉堂文库、成篑堂文库、伊达家观澜阁、日光天海藏、叡山文库、东北大学狩野文库、内阁文库、大东急记念文库、三康图书馆、金刀比罗宫图书馆、神宫文库、大阪天满宫文库、福井市立图书馆等30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汉古籍，从事版本鉴定和编目工作，经眼之善本珍籍无数，积累了广博的学识和经验。此外，长泽还于1923、1926、1928、1929、1930、1931、1932年，先后7次来到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和杭州等地访书，收获颇丰。再者，长泽本人还拥有丰富的藏书。可以说，长泽的一生都是在与古书打交道的过程中度过的，几乎每天都接触线装古籍。而这样的实践经历，对于版本学、印刷史研究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与任何论著一样，长泽的个别研究成果尚有可以商榷或疏漏之处。上文中长泽所谓的“建安的刻书业在明代万历以降不再兴盛，其原因是福建的书店街失火，再加上海外贸易向广东转移而导致福建的财富减少，使得刻书业难以复兴”，并不确切，也不全面。明代乃福建刻书业的鼎盛时期，刻家星罗棋布，刻书蔚然成风，不仅刻书内容丰富，而且数量惊人。胡应麟曾对明代刻书业的分布进行过专门研究与评论，指出：

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⁶³

这说明明代刻书中心发生了变化，四川、平水印刷事业已经衰落，而建阳、苏州、杭州仍然称盛。明代中叶后，全国刻书业已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福建三地，而以福建刻书为最多。我们从明代万历年间周弘祖所编纂的一部全国性的书目《古今书刻》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全国各地的刻书情况。《古今书刻》分别收列嘉靖以前中央机关和各省所出版发行的书目2412种，其中福建省有478种，居全国首位。478种中，366种为书坊所刻，占省内总数的78%，在全国占14.6%。居全国刻书第二位的南直隶（相当于今天的苏皖两省）15府、3州共刻书451种，其中最多的苏州府117种。居全国第三位的江西省共刻书327种，其数量不及福建一地的书坊刻书。此外，浙江是173种，陕西是109种，湘广是100种，其它各省均不及百种。周弘祖所记为明嘉靖以前的刻书状况，出于私人编纂，搜辑势难完备，其于福建“书坊刻本”，也自不免有所漏落，例如有关科举的“时文”参考书，特别是戏曲小说类的图书，坊刻极多，都未予收列。但从所收的书目看来，已足够说明当时福建刻书业的地位了。万历以后，无锡、南京、歙县等地的刻书业发展很快，而福建建阳的坊刻业也在当时达到极盛，以刻书数量而言，建阳在全国仍处领先地位。⁶⁴

同时，上文提及的《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宋刊本刻工名表》和《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也有一些疏误，如表中取样之版本有年代误断者，并且遗漏不少，⁶⁵其中包括一些刻书甚多的刻工。最近20余年，中国学者在历代刻工之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成绩颇大。如张秀民早年依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本355种，以及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所藏宋刊本数十种，找出宋代刻工约700人，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之表的不足。⁶⁶又如何槐昌曾经根据173种宋刊本，编纂了《宋刊本刻工表》，作为余清逸主编的《古汉语成语典故词典》⁶⁷之附录，收有刻工约1800人；同时，他又根据11种宋刻元修本和36种元刊本，编有《元刻工表》（油印稿），收录刻工近700人，基本上是长泽之表所未收的；此外，何氏还根据170余种宋刊本、50余种元刊本和100余种明刊本，编纂了《宋元明刻工表》⁶⁸，收录刻工6千多人。王肇文编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⁶⁹，根据各种版本的宋元刊本370种，收录宋元刊工4500人，只收刊工全名，不收重名太多的单字之名。李国庆编纂的《宋版刻工表》⁷⁰，根据444种宋刊本，著录刻工约5000人；同时，李国庆编的《明代刊工姓名全录》⁷¹，根据3500多部明刊本，著录刻工、书工、绘工、印工以及装背工15000余人。此外，魏隐儒、王金雨编著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⁷²，内有《宋至清各代部分刻本所见刻工及写画人姓名简表》；田建平著的《元代出版史》⁷³，有附录《元代刊工姓名首字笔划索引》；上文提及的瞿冕良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有关刻工的条目占有很大的比重，收录总数逾万人，并且均有简介。上述成果，较之长泽的成果而言，应该说总体上属于后出转精。李致忠曾经指出：“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纵涉古今，横分四方，分时别地，以书检刻工，以刻工寻所刊之书的中国古代刻工名表问世。盖其工甚繁，其事难成。”⁷⁴笔者认为，其工甚繁是对的，但其事未必难成。上述成果，尤其是王、李二书，为编纂中国古代刻工名表或索引奠定了基础。此外，《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所依据的宋刊本目录中，遗漏了5种书的书名、收藏处所以及版本情况，导致刻工人名索引中的盛元吉、褚君淑、叶琇、应显等无所附着。再则，长泽之表中有不少有名无姓或有姓无名之刻工，⁷⁵而由于重名太多，在具体鉴定版本时往往难以说明什么问题，是否值得收入尚可商榷。另外，李国庆的《宋代刻工说略》⁷⁶、何槐昌的《刻工与版本初探》⁷⁷等论文，从理论上就刻工及其对版本鉴定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应该说在长泽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不过，长泽之表虽有不少可以改进之处，然而在这一领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不容动摇。

最后想说明的是，长泽作为一位日本学者，在评论中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时，总是带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颇为难能可贵。笔者想引述长泽在《收书遍历》中的一段记载：

我屡次游历北京之时，日本的老师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北京。清朝至民国初年的学者，作为基本常识，都懂得一些版本知识。与此相反，日本的汉学老师却于版本之学十分生疏。其中就有有人搜求《十八史略》、《文章规范》古版本的笑话。⁷⁸

另外，长泽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的起始有云：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出版后，对中国书籍的历史作简单的梳理，就变得非常方便。日本人关于中国书籍的著述，少有不是直接或间接根据此书以及更为简要的留庵的《中国雕板源流考》而作的。此外，我国的版本学家岛田翰所作的《古文旧书考》，亦使日本人对中国典籍情有独钟，并提供了大量资料。但一方面即使标榜校对无误的《书林清话》中，也意外地发现不少错字别字、引用错误等，更何况日本人不了解中国历来的版本学家，往往为了标新立异，喜欢其中一些无根无据的记载。我们对此种内情既不知晓，又不作任何考证，原原本本地引用原书，更为严重的甚至还产生误读，对此，我无法在此一一批评指出。而竟有中国人认为这些著作中有日本人的原创，要再将之译成中文。如此一来，我们真是有失颜面，而且有意翻译这些书的人，无论是哪国的，大体上对本国语言、本国学问也知之不深吧。此种局面岂不让前辈在地下无奈苦笑？我近年来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中国学研究阶梯之一的目录学，对于版本的历史尚不能涉笔。⁷⁹

笔者并非想对这段文字作何评论，也无意贬低那时的日本汉学老师或中国学者，而只是想说明长泽不为尊者讳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视学术水平为评价学者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国籍或与自己的亲疏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收书遍历》这一组系列回忆文章写于1966年，那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不少日方人士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同时，长泽对版本学几乎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如痴如醉的程度。笔者也想引述长泽的一段话：“如今，无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元本，就会忘得无影无踪；看到善本，就再也感受不到一己的孤独了。”⁸⁰长泽对善本如痴如醉之形象，跃然纸上。正因为如此，使得长泽的研究成果言必有据，令人信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注  释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2 日本汲古书院1982－1989年版。

3 日本吉川弘文馆1970年版。

4 日本明治书院1979年版。

5 日本汲古书院1974年版。

6 日本汲古书院1974年版。

7 日本汲古书院1976年版。

8 日本汲古书院1976年版。

9 日本汲古书院1973－1977年版。

10 日本汲古书院1974年版。

11 日本汲古书院1976年版。

12 日本汲古书院1979年版。

13 日本汲古书院1980年版。

14 日本汲古书院1976－1977年版。

15 日本《书志学》第3卷第2号（1934年8月）。

16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09－117页。

17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22－128页。

18 日本《书志学》第1卷第3号（1933年5月）、第5号（1933年9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36－62页。

19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33－39页。

20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26－31页。

21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9－25页。

22 日本《书志学》第2卷第3号（1934年3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197－201页。

23 日本《书志学》第17卷第5、6号合并号（1941年12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298－314页。

24 前半部分以《宋刻本刻工名表（一）》为题，刊布于日本《书志学》新第20号（1970年11月）；全文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157－196页。

25 日本《书志学》第15卷第5号（1940年11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459－463页。

26 日本《书志学》第7卷第3号（1936年9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410－416页。

27 日本《书志学》第1卷第4－6号（1933年4－6月）。

28 日本吉川弘文馆1952年初版，1956年增订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3－165页。

29 参见《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61－62页。

30 参见《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80页。

31 《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9页。

32 参见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33 张秀民、潘吉星、李致忠、张树栋、肖东发等学者均对该书作过详细，发表了有理有据的论著，认为应该是中国刻本。参见张秀民：《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年第4期；张秀民：《中国发明印刷术不容否定——再论韩国发现的佛经为唐印本说》，《中国印刷》2000年第8期；潘吉星：《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和地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第6期；潘吉星：《论韩国发现的唐印本〈无垢浄光大陀罗尼经〉》，《科学通报》1997第12期；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张树栋：《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记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起因、背景和动态》，《中国出版》2000年第3－5期；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5 日本《文化讲座シリ－ズ》第1卷，日本大东急记念文库1963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4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81－115页。

36 笔者认为，准确地说，《书林清话》应该是近现代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文献学著作中最早之作品。

37 [日]长泽规矩也：《支那书籍解题·书目书志之部》，日本文求堂1940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9卷，日本汲古书院1985年版，第385－386页。

38 日本《书志学》第1卷第1号（1933年1月）、第3号（1933年5月），第7卷第4－6号（1936年10－12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315－341页。

39 中华书局后来曾根据该本多次影印出版。

40 《文澜学报》第2卷第2期（1936年6月）。

41 应为第3号（期）。

42 译者为张慕骞，即“编者敬识”的撰写者。

43 参见[日]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缪（三）》，日本《书志学》第1卷第3号（1933年5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328页。

44 《文澜学报》也于1937年6月出版最后一期（即第3卷第2期）后停刊。

45 摺”是日本古代专用技术术语，意思是印刷。

46 参见《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49－150页。

47 参见《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27页。

48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9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50 日本《书志学》第2卷第2号（1934年2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128－156页。

51 《图书馆学季刊》第8卷第3号（1934年9月）。

52 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

53 日本《书志学》第2卷第4号（1934年4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202－214页。

54 日本《书志学》第10卷第2号（1938年2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271－275页。

55 原文后一个“姬”字缺末笔。

56 王国维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观堂题跋选录（子集部分）》，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10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57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58 载《市村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1933年8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63－89页。

59 该版本目前中国国内仅有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残本（存卷二十二）；而日本却藏有两部，分别是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全本和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残本（存十五卷）。

60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1－18页。

61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40－42页。

62 载《安井先生颂寿记念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1937年版；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日本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43－45页。

63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64 参见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65 张秀民在《宋元的印工和装背工》（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10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中指出，宋代刻工姓名可考者约有3千人。李国庆在《宋代刻工说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0年第2期；收入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84页）一文中提到，他对知见的历代雕版印本中所载的刻工资料进行钩稽索引，爬罗抉剔，复经排比统计，得雕版刻工人数如次：宋代6千人，元代8百人，明代5千人，清代1千2百人，其它朝代2百人，总数约计1万3千人。

66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2页。

6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8 《图书馆学研究》1983年第3期。

6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70 《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年第6期。

71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72 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73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4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

75 《宋刻本刻工名表》中约有400人，《元刻本刻工名表初稿》中约有200人。

76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0年第2期；收入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84页。

77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年第1期；收入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69页。

78 收入[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6页。

79 收入[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188页。

80 [日]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收入[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0页。

本文原载台湾《书目季刊》第42卷第3期

作者 | 陈东辉

编辑 | 沈锴丽

审核 | 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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