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知新丨蔣禮鴻：誤校七例
近來刊物上有兩篇講校勘的文章,一篇是周祖謨先生的《古籍校勘述例》,發表於《中國語文》1980年第二期；一篇是我的《校勘略説》，發表於《安徽師大學報》1979年第四期。這兩篇文章都談了校勘方法，大部分的内容不須重複。現在想從另一方面來論述把古籍校錯了的例子，以與校理古籍者商討，期於知所趨避。間有輕議前輩名賢之處，深所惶恐。其例凡七：
一、不通訓詁；二、不體文情；三、不察文脉；四、不諳文例；五、不審韻叶；六、輕信他書；七、强書就己。
校書要通訓詁，從文字的本義、引申、假借到各時代的通俗常言的意義都需要有所了解。一經忽略,就難免致誤。例如：《韓非子•外儲説左下》：“墾草仞邑。”俞樾説：“仞當作刱,謂刱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新序》載此事正作‘刱邑’，當據以訂正。”“刱”就是“創造”的“創”的本字。俞樾認爲“仞”是長度單位，又碰着《新序》這一異文，就改了字。其實《新序》與《韓非子》不同，是傳本之異，“仞”字并不是誤字，而是“充牣”的“牣”字之借，“仞邑”就是使都邑充實，民物殷富。《史記•殷本紀》：“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宫室。”《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子虚賦》：“若迺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仞其中者，不可勝數。”《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又賈誼《新書•君道》引《詩•大雅•靈台》的“於牣魚躍”也作“仞”字，證據不可謂不明確，而俞氏忘却通借之例，就改錯了。
再如：周邦彦《漁家傲》詞：“賴有蛾眉煖客，長歌屢勸金杯側。”各本都作“煖客”，鄭文焯疑“煖”是錯字，據《西泠詞萃》本改作“緩”，“緩客”反而不可通了。他不知道“煖、暖、軟”都是“餪'的假借字，唐宋以來有“軟脚、暖房、煖女、暖壽”等説法，是以酒食餉人的意思。《集韻》上聲二十四緩韻：“餪,乃管切 （作者案：這正與“煖”同音）。《博雅》：‘餪、餫、饋也。’一曰：女嫁三日后餉女曰餪女。”宋代學者宋祁曾改正兒媳家裏送食物書的“煖父”爲“餪女”，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二十九。由此可知，“煖客”和“餪女”一様，都是以酒食餉人之意，所以周詞下句是“長歌屢勸金杯側”。鄭氏不知宋人俗間常語，也不知溯源於《博雅》的“餪”，輕信《詞萃》，以誤改不誤，其所以然之故，就是不通訓詁。
我在《校勘略説》裏説從事校勘要善於體會文情，曾舉顧廣圻誤删《韓非子•外儲説右下》“請造父助我推車”的“推車”二字爲例。現在再舉二例，如：
沈括《夢溪筆談•雜志一》：“嘉祐中，蘇州昆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彦知昆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
再如：《墨子•親士》：“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有一位先生以爲“入國”是“治國”的同義語，但“入”不能解釋爲治，於是疑“入”是“乂”的形近之誤，引《書•堯典》、《皋陶謨》、《禹貢》的三個“乂”字及《爾雅•釋詁》“乂，治也”，謂墨子習於《詩》、《書》及百國春秋，所以不用“治國”而用“乂國”。這樣説實在是不很妥當的。隨便翻一下《墨子》，就可以見到《尚同中》的“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兼愛上》的“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其餘各篇中的“治”字當不在少，何以《親士》要不用“治國”而用“乂國”呢？愚見以爲,戰國諸子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常常周游各國；每到一國，就要視察這個國家的朝廷城邑，國計民生。上面所引的《親士》，應該讀爲“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意謂進入一個國家，而看到這個國家不存恤士人，那就是有資格滅亡的國家了。這樣的文章，可以從《荀子》得到例證，如《富國》：“觀國之治亂臧否，……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豈不是一模一樣嗎？這位先生在文中求義，忽略了作文者的身份和當時社會情况，就未免扞格難通了。
文章的意義要通貫，文字中間自然也有脉絡可尋，不審察文字中間的脉絡，就難免有輕易改竄或割裂的危險。例如：
周邦彦《蝶戀花》詞：“不見長條低拂酒，贈行應已輸先手。”各本都作“先手”，勞巽卿抄校本作“纖手”，鄭文焯從勞氏改“纖”。案：古人折柳贈别。“不見長條”，是因爲已被先前送行的人折掉，現在再要折贈，已經遲了。“先手”和“不見”，正是一因一果的關係；改作“纖手”，這個關係就被破壞了。這也是“纖手”太爲人所熟悉,所以不顧文脉所輕易改竄。
已故的羅根澤、戚法仁兩先生的《先秦散文選注》選録《荀子•天論》，終於“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句，注道：“本文下面還有兩段，都與《天論》無關，疑他篇竄入，兹不録。”近來選録《天論》的大多這樣處理，這實在是錯誤的。《荀子》這一篇“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這一段的開頭説：“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暏）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很明顯，“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國之命在禮”是這段文章裏的主要意思, 而“在人者”的“禮義”也正是“錯人而思天”的“人”的命根。那麽請看羅、戚兩先生認爲是他篇竄入的第一段裏的話：“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這裏的“明”豈不是“在人者莫明於禮義”的“明”，“禮”豈不也是“在人者莫明於禮義”、“國之命在禮”的“禮”嗎？要是羅、戚兩先生認爲“在人者莫明於禮義”、“國之命在禮”與天論有關，那麽憑什麽斷言“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與《天論》無關呢？再者,在這個“他篇竄入”的第一段裏又提到了“道貫”和“道”，説道：“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楊倞注以爲“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又説：“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這是不錯的。而“他篇竄入”的第二段的開頭就説：“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這不是“畸者不可爲”的申説嗎？這裏所説的“道”，不就是“治民者表道”的“道”嗎？就這兩段被删去的本文和這兩段的前一段的本文加以尋繹，就足以證明這三段文章脉絡貫通，不容割裂,這難道不是十分明白的嗎？羅先生精研諸子，不知何以鹵莽至此？
古人寫文章，往往有不同於今人的文例，叫後人看起來有些不順眼，以爲是錯了，就加以改動，然而却失去了古人文字的本來面目。關於古人的文例，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已詳加論列，這裏祇舉不諳“互文見義”而誤改的兩個例來説一下，例如：《荀子•王霸》：“國危者，無樂君；國安者，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顧廣圻以爲“無憂民”應作“無憂君”。用今人作文的眼光來看，“樂君”和“憂君”豈不是一氣貫串，十分確當嗎？其實這里的 “樂君”、“憂民”就是互文見義的一例。因爲國危無樂君，當然也不會有樂民；國安無憂民,當然更不會有憂君。以君包民，以民包君，這就是互文。説國安無憂民，就能表現治國的利益之大，也就反襯了逐樂的爲害之甚，比之像顧氏那樣改字，意義豐富多了。
再如：《韓非子•奸劫弑臣》：“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王先慎以爲“得利”應照下句改爲“得安”，其誤與顧氏同；因爲得利則安在其中，不得安則更不要想得利，這豈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嗎？
韻文要叶韻，這不用説；散文爲了增加音調之美或便於記誦，也常常參雜一些叶韻的文句。叶韻的時候,會顛倒通常的語序或變動在排偶中的組成部分。於此而不加審察,則又有疑其誤而輕易改動者。例如《莊子•秋水》：“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終於大通。”王念孫説：“‘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爲韻，東、通爲韻。”王氏之説是對的，今本顯然是按東西南北的習慣次第移改了的。再如：《韓非子・主道》：“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王先慎説：“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智’‘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如若不考慮叶韻問題，則王説可謂振振有辭了。但這一段分明是叶韻的，“慮”與“處”叶，“怒”與“武”叶，什麽字與 “因”叶呢？祇能是跟“因”同在古韻真部的“賢”字相叶，“行” 古韻在陽部，是不能和“因”叶韻的。“有行而不以賢”就是古人因適應韻叶要求而移動的，這叫做“變文叶韻例”，統而言之,韻也是文例之一種。
校勘家以找岀書中的錯誤爲職業，喜歡豆腐裏面找骨頭，看到别本書的異文或類書引文中的異文，常常覺得有所弋獲，不知不覺地忘了别擇，忽略了别本書和類書有傳述之異，傳寫之誤，就據這種異文來改本書，這就難免誤入歧路。如前面説過的俞樾《新序》改《韓非子》的“墾草仞邑”，就是忽略了兩本書傳述有異的例子。這裏再舉兩個誤信類書的例子，如：
《淮南子•覽冥》：“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劉文典説：“《北堂書鈔》十五引作‘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來’‘往'對文，於義爲長。”“不知所求”文義明白易解,並無改 “來”的必要。《莊子•在宥》已有“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的話，《淮南子》正是本於《莊子》的。這兩本書的“浮游”二 字都和“求”字叶韻，“魍魉”二字、“猖狂”二字都和“往”叶韻，怎麽可以把“求”改爲“來”呢？顯然《北堂書鈔》的“來”是傳寫之誤，不可信從。
再如：《論衡•是應》：“雨濟而陰一（曀）者，謂之甘雨。”孫人和、劉文典據《藝文類聚》二、九十八，《太平御覽》十一引“濟”作“霽”，以爲“濟”是“霽”的誤字。我曾經評議道：“《明雩篇》云：‘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暘（今本誤作‘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可知《論衡》雨霽字自作濟，非誤也。《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郝懿行曰：‘濟與霽音義同。故《書•洪範》曰霽，鄭注作濟，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漢書•郊祀志》如淳注：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是濟、霽通也。'蓋濟有止義。風止爲濟,《莊子•齊物論》：‘厲風濟則衆竅爲虚。'是也。雨止亦爲濟，則《洪範》鄭注、《漢書》如淳注、《論衡》所言‘雨濟'是也。旱止亦爲濟，則《論衡》 所云‘暘濟’是也。羣書雨止作‘霽’，乃分别文。類書引《論衡》作‘霽’，改從易曉耳，豈宜據以議《論衡》之誤乎？”當然，改作“霽”也没有什麽大錯，但畢竟掩蓋了古字孳衍通用的真實情况，是不足爲訓的。
自己有一個説法，遇到不利於這個説法的材料,這怎麽辦？一種辦法是詳細考查雙方的材料，作出恰如實際的論斷；或者修正乃至放棄自己的看法。一種辦法是維護己説，説這些材料是僞造的或錯誤的；再就是把這些材料加以改造，在文字上删、改、補、移，以適應自己所立之説。这穜改造材料的做法，就是强書就己了。
《樂府詩集》卷五十九所引的唐人劉商《胡笳曲序》説：“蔡文姬善琴，能爲離鸞、别鶴之操。胡虜犯中原，爲胡人所掠。入番爲王后，王甚重之。武帝與邕有舊，勅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序中的董生是誰，有人以爲是唐代著名琴師董庭蘭，有一位名家則以爲就是文姬歸漢後所嫁的董祀，而序中“董生”前頭應補上個“嫁”字。因爲他老人家認爲現傳的《胡笳十八拍》曲辭確是蔡文姬所撰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樣認爲的僞作（或擬作），如若不補這個“嫁”字，那麽胡笳曲的琴譜就是“董生”所作而非文姬所作，“如果胡笳聲都不是蔡文姬譜出的，那麽《胡笳十八拍》的辭更不是蔡文姬作的了”。這就是所以要補字的原由。但是頗有疑竇。大凡校書補字，或者上下文有過這個缺文，或者見於别的書或類書所稱引，才算有憑有據。現在補上這個字，兩種根據都没有，僅因文姬曾嫁過董祀，這祇能説是想當然的揣測，不能算作科學的論斷。董生是否董庭蘭，也還要找證據。但是元稹的《小胡笳引》却給了我們一些材料。這篇樂府歌辭的題注道：“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琴，請姜宣彈。”歌辭道：“哀彈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這是有個姓董的人製作了胡笳的琴曲而爲姜宣所學習所彈奏的確證。這個人當然不是文姬，也更不可能是董祀。那麽劉序的“後董生”應補成“後嫁董生”的説法就更加動摇了。元稹和劉商同是唐人，我們有理由設想元詩所説那個姓董的人就是劉序的董生。再按劉序的文字，“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出於胡人，是文姬歸漢以後的事，文姬何從知道而寫之以琴呢？《胡笳十八拍》曲辭的著作權問題可以再討論（有人説“曲以拍名，起於唐代”，至少漢代尚無拍名，這是值得注意的），但爲肯定著作權屬於蔡文姬而在劉序中加字，這是淺昧所未以爲安的。
上述誤校之例有七,前六例或係出於語言文字知識之不足，或係一時疏忽；後一例則不是什麽知識不足或疏忽，而是因爲先有一個主見在，爲了維護這個主見，就會祇見其一而不願思其餘,這種辦法是欠妥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
據《蔣禮鴻集》（第4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133-141頁整理
作者丨蔣禮鴻
編輯丨于嘉悦
審核丨邊田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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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经典研读会启事
溫故知新丨蔣禮鴻：論辭書的書證及體現詞匯源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