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知新丨蔣禮鴻：論辭書的書證及體現詞匯源流的問題

辭書之有書證，當係託始於《説文解字》，原本《玉篇》用之甚廣，到現代的《辭源》和《辭海》的語詞部分，幾乎無書證則不行了。《説文》之用書證，有的用來證明字的本義；如：“鎛，……一曰：田器。《詩》曰：‘庤乃錢鎛。’”有的用來證明字的假借義；如：“，火不明也。從苜，從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席。’席，纖蒻席也。”今《書•顧命》作“蔑席”，謂“”與“蔑”相通借。有的用來證明字形；如：“夐，營求也。從人在穴。《商書》曰：‘高宗夢得説，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岩。’岩，穴也。”有的用來譬况字音；如：“鑋，金聲也。從金，輕聲。讀若《春秋傳》‘而乘它車’。”然而《説文》並非每一篆都用書證，如“竹，冬生艸也。”“口，人所以言食也。”“卜，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衡也。”這類解釋中不引書證的例子簡直指不勝屈。至於近代、現代的辭書，則如《辭海》兼用書證和“自造例”，用“如”的形式出之；如“【企】踮起脚後跟。如：延頸企踵。《漢書•高帝紀上》：‘日夜企而望歸。’”《現代漢語詞典》則有用例而不引某書某文；如：“【何】①疑問代詞：～人丨～物丨～事丨～時丨～處丨～故丨～往丨從～而來?”“【何必】用反問的語氣表示不必：既然不會下雨，～帶傘？”根據這些情况，可知：①像“口，所以言食也”，義界既明，無煩引例引證；“口不能言，請對以肊”，“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與汝説”這樣的書證是可有可無的。②一些普通的名物詞如“鴛鴛”之類根本不需引例引證，除非作匹偶義時才要引些什麽，而《辭海》合訂本也没有引。③“自造例”比找書證方便得多，但這些“自造例”往往是符合語言實際的（因為是從衆多的“言語”裏提煉出來的）；如“既然不會下雨，何必帶傘？”和書證“有民人焉，有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字句雖有不同，意義用法並無不同。④書證未必是辭書中每一個詞目的必要組成部分。

書證的主要作用在於證明詞語的意義或用法，然而不少辭書編寫者以為可以體現詞匯的源流。在《漢詞大詞典》編寫過程中就出現了這樣的論點。譬如説，某詞最早出現在某書，又出現在後一段時間的某書，又出現在後一段時間的某書，……又出現在當代人的文章中，把這許多書證收進來，這就體現了“源流”了。像【年穀】這一條，議者以為《莊子•逍遥遊》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要收，蘇軾咏白芍藥的《玉盤盂》詩“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也要收；【齊烟九點】這一條，既要收清人詩句的例，今人劉海粟先生用了“齊烟九點”的《滿庭芳》詞句也是難得的書證；等等。吕叔湘先生在《漢語大詞典》第二次編委會上的講話中説：“大詞典呢，除了求解之外，它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把一種語言裏所有的詞——理論上是‘所有的詞’——把它們的生命史做出一個記録，從它誕生到它死亡，或者它到現在還在用，這一段生命史或者是一百年，或者是三百年，或者是二千年，要把它們源源本本地交待出來。”有了這番話，上述的論點好像更加得到了有力的理論根據。鄙末之見，竊以為不盡然，請粗陳如次：

祖國歷史悠久，文獻資料浩如烟海，號為正史的就有二十四部，一代之中又有若干帝，假如寫一條【人】，單按時排列從正史中取出的書證，至少也要有二十四條，多則不知其紀極，再要加上現代的書證，人人相因，還是那個“由類人猿進化而成的能製造和使用工具進行勞動、並能運用語言進行思維的動物”（《辭海》），究竟要這二十五個以上的書證來干什麽呢？既曰“源流”，既曰“生命史”，“源”和“流”，“生命”，總不是一成不變的吧？或衆源而匯為一流，或一源而派生衆流，或源小而流大，或源大而流細，其中經流較遠的，中間還有迂迴曲折，或渟滀成湖，或激躍成湍；所謂源流，恐應如此。“狀變而實無别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别，謂之一實。”（《荀子•正名》）所謂生命，恐也應如此。將不同時期的包含同一詞語的許多書證羅列起來而以為即此就是體現源流，就是寫出這個詞語的生命史，恐怕源流和生命不是這樣簡單吧？吕先生所説的詞的生命史恐怕也未必就是這個意思吧？辭書裏有兩個處理對象的類目，一曰成語，一曰典故。成語是在語言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的，口口相傳，曠好幾個世代而不絶；典故則不過是語言的江海中的浪花，旋生旋滅，作家以筆鋒驅遣，則應時泛起而已。是否能認為“齊烟九點”還是現代漢語詞匯中所保留的東西呢？恕我形而上學，我翻《現代漢語詞典》翻不到這一條，恐怕劉海粟先生的詞裏這四個字只是古語的複製品而已。至於蘇軾的那兩句詩，我也極賞其用典的超逸有味，但用典畢竟是用典，他那個“年穀”直抄《莊子》，其作用不能踰越《莊子》原文之外，《漢語大詞典》不是文藝欣賞詞典，重複一次，實屬疣贅。

然則辭書如何體現詞匯的源流呢？

就現在辭書的體段而言，並非没有體現源流的地方，舉其易知者，如：①分列義項，本義在前，引申義次之，比喻、借代義又次之。②外來語説明其由來。如【菩薩】説明其為梵文的音譯，意譯為“覺有情”或“發大心的人”；【因明】説明其為古代印度“五明”之一，“因”指原因、根據、理由；“明”含有學術的意義；因明實際是關於邏輯推理的學説。③成語、典故，可能時舉出其根源，有時舉出其變體，曰“一作”、“亦作”。④説明通借。如【澹】説“通‘贍’”，“澹”是水摇（《説文》），“贍”是充足，二者之間没有意義的聯繫，即没有源流關係，説“通”，僅説明古書中有假借作贍足義的“澹”字。但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説：“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十九引陸説，云：“案：《説文》：‘，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言鮮新為鮮翠。”則“翠”為“”的通借字。這却可以説明蘇軾時的蜀語“翠”在東漢許慎時早已存在，豈不是把它的遠源給交代出來了嗎？至於湯顯祖《牡丹亭•驚夢》的“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則又是蘇軾以後的“流”，而修訂本《辭海》不列此義，則未免漏略了。

就現在辭書中所不具或不甚顯明而有待發展的而言，則有：①段玉裁所説的古今字，這是表示因時有古今而出現的同實異名或同詞異字的詞或字。古經注中早有“古曰某，今曰某”的説法，如《儀禮•聘禮》“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玄注：“古曰名，今曰字。”這就是説，有個東西先秦叫做“名”，到漢代這個名稱已經死亡，而由“字”這個名稱來代替它：這是同實異名的嬗變。又如《説文》裏有個“”，是“聲也。从只，聲。讀若馨。”段玉裁指出，此即六朝時的“冷如鬼手馨”、“寧馨”、“如馨”的“馨”，這是完全正確的。六朝時還有寫作“形”的，總之是一個詞尾或語尾：這是同詞異字的遞變。到隋唐以後則又被“太憨生”、“太瘦生”的“生”所代替，聲音既有小異，又可以當作新詞代替舊詞了（見拙撰《辭書三議》，《杭州大學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二期）。②推溯語源，説明詞族。如《水滸全傳》最多出現“刺斜”一詞，四十六回：“只見一彪軍馬從刺斜裏殺將來。”六十一回：“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好漢没遮攔穆弘在此！’”而《説文》有“，側行也。”《廣韻》去聲寘韻：“㢀，偏㢀舍也。”這三個詞同有偏斜的基本意義而各有其具體意義，是屬於一個詞族的。又如《詩經》“溯迴從之”的“溯”是逆流，“薄言往訴”的“訴”是辯解，《楚辭•九章•橘頌》的“蘇世獨立”的“蘇”是違逆，《荀子•議兵》的“蘇刃則死”的“蘇”是抵拒，唐宋人所説的“訴酒”、“訴醵罰錢”的“訴”是推辭，基本意義相同，具體意義、書寫形式不盡相同，也是一個詞源嬗變而成的詞族。如能搜抉出來加以系聯，豈不是很好地體現源流嗎？③方言證古和古義證方言。古書中不少語詞往往存在於現代方言之中，而現代方言中有音有義而不知其字的語詞又有可以從書本中找到其來由的，這就是章太炎先生《新方言》之所由作，論“源流”者蓋未容忽視。如“畐”見於《説文》，是“滿也。……讀若伏。”這字僅見於字書，而無書證可引。按“畐”音轉如“逼”，今浙江嘉興謂滿為“實畐畐”，武義説“畐實”，都讀如逼音，可以説明其為古語的遠流。又如杭州謂手段厲害為“殺zào”，zào即普通話zhāo的音變，普通話的“着數”，按《現代漢語詞典》是“比喻手段、計策。也作招數。”則知“殺zào”即“殺着”、“着”的意義為下棋的着子，引申為手段，“殺着”本為下棋時致敵死命的着子，所以“殺着”有厲害之義。這是以有文字記載的材料證現代方言的例子。若謂下棋的“着子”是源，“殺zào”是流，誰曰不宜？

要把以上這些情况寫到辭書裏去，這是現有辭書傳統所未有的，做起來不免驚世駭俗，可能還要蒙受“不倫不類”的譏評。但“發展”一詞，本來是説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辭源》、《辭海》之類辭書的體段，不也是《説文》、《玉篇》之類的書所未具嗎？困難固在於意中，但也不是不可致力的。

從上所説，以列舉不同時代文獻中的同一詞語為書證為能體現詞匯的源流，至少是取徑太狹，是用不敢苟同，僭議如上。至於成語典故的溯源，似須另行置議，請俟異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據《蔣禮鴻集》（第4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340-345頁整理

作者丨蔣禮鴻

編輯丨蔡詩婕

審核丨邊田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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