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知新 | 蔣禮鴻：校勘略說·校勘與校讎

校勘略說·校勘與校讎

蔣禮鴻

這篇文章，主要是述説校勘方法而不是述説校勘學史。但是，爲了交代一下本文的範圍，説明校勘與校讎這兩個名稱的内涵是必要的。

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使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這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而有意識地搜集、校正書籍之始。就在這時有了“校讎”這個術語。《文選·魏都賦》注引應劭《風俗通義》道：

案劉向《别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文選》引無末四字，《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八有）

這個界説語意不大清楚；大概是一個人讀一本書，不用别的本子來比對，祇根據上下的文義來發現書中的錯誤，叫做校；而用别的本子來比對，比較出各種本子的不同而決定哪一本對哪一本錯，叫做讎。所用的方法不同，目的都在改正書籍文字的錯誤。這是“校讎”的最初意義。

校讎的涵義并不停止在這樣狹窄的範圍裏。因爲整理書籍，第一步是求，第二步是校，而還有第三步第四步的工作，那就是給書的内容作評介和給所有的書籍作出有系統的分類。《漢書·藝文志》説：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

這就是評介的工作。這中間不但簡括地介紹了書的内容，也評議了這些内容的得失，同時也做了一部分的辨僞工作，如現傳的劉向的《晏子書録》説：“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漢志》又説：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

這就是分類的工作。劉向父子給中國整理書籍的工作做出了一個典範：有了分類和評介工作，就給予學者在研究某種學問時尋求資料以莫大的便利；有了文字的校正和真僞的鑒别，就能使資料確實可靠。而分類和評介的工作做得好，自身就可以成為一種很有價值的學術史料。因此，後來有些學者，主張從大處着眼，要使整理書籍的工作能够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要求，他們把這個工作叫做校讎。宋代鄭樵的《通志・校讎略》，就用“校讎”這個名稱來指以尋求、考辨、評介、分類爲手段，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爲目的的治書工作。這就是説，校讎的涵義已經由《風俗通義》所説的那樣擴大到全部治書工作，其範圍已經約略和後起的“目録學”一名相當了。今天我們再要把文字的校正稱爲校讎，就會使概念混淆，是違反歷史發展的趨向的。

校勘這個名稱是後起的，最初見於何書還没有明確知道。《北史·崔光傳》：“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國、劉燮等校勘石經。”校勘兩個字或者就是在六朝連在一起的，但似乎並不很通行。唐時韓愈在他的《秋懷》詩裏説：“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也把勘字作校正文字解；後來清人陳景雲校韓集，就稱爲《韓集點勘》。元和年間人王初有《送陳校勘入宿》詩，見《全唐詩》。而兩《唐書·職官志》祇有校書郎、校書、校理官等官稱。到了宋代，校勘這個名稱就比較通行了。《宋史・藝文志》稱：真宗時崇文秘閣的書被毁於火，殘存的遷在右掖門外，“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校理官書的官屬有館閣校勘。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道：“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宋代所謂校勘，也是包含文字校正和考辨、評介、分類等工作這廣狹兩義的。歐陽修於仁宗景裕年間任館閣校勘時，就參加了整理三館和崇文秘閣書籍的工作，和王堯臣、聶冠卿等人編成了一部《崇文總目》，現在他的集子裏還保留着一卷《總目》所録諸書的《叙論》。到了清代，校正書籍之風大盛，何焯、陳景雲、盧文弨、顧廣圻、王念孫和他的兒子引之、俞樾、孫詒讓等都是校勘名家，而阮元又和他的好幾個助手編著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這樣一部大書。同時校讎的意義已經進而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樣，似乎自然而然地有了一個默契，校勘和校讎分了工；前者一般指文字的校正，後者則與目録學相當。雖然有時還把校讎當作校正文字用，但把校勘當作全部治書過程或目録學來講，却絶無僅有了。

本文所説的校勘，也就以校正文字爲範圍。

據《蔣禮鴻集》（第4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104-106頁整理

作者 | 蔣禮鴻

編輯 | 沈鍇麗

審核 | 邊田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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