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杨海峥：对于古典文献学的思考

编者按：2022年，中央层面围绕古籍工作的一个“意见”、一个“会议”和一个“规划”，对今后在新起点上持续推进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部署。特别是在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进一步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在现有学科专业目录中，与“古籍相关学科”契合度最高的莫过于“古文献学”。为此，作为“古文献学”专业期刊的《文献》杂志特设这一笔谈栏目，期待古文献学界诸位方家集思广益，共同开启“文献学的未来”。

· 文献学的未来笔谈 ·

对于古典文献学的思考

北京大学 杨海峥

古典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未来的走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将“文献”注释为：“文，典籍也；献，贤也。”也就是说，要将大至国家典章制度，小到个人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广泛内容传播下去，既需要形成文字的记录，也需要博学多识的贤才。可见“文献”最初的含义包括典籍和贤才两个方面。这一概念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慢慢发生改变，元明以后，我们在提到“文献”的时候，更加偏重于“文”，也就是文献典籍了。《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提到“所谓的文献就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这是我们今天对“文献”的定义。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从今天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医学、法律、经济、科技、宗教等各个学科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图书和资料。

古典文献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代虽没有文献学之名，但有文献学之实，即把目录、版本、校勘融为一体的传统校雠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学，从狭义来讲，是中国古代传统校雠之学的延伸；从广义来讲，可以概括为关于古代文献的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相关学问，是既研究古代文献的生成、使用、流传与衍变，又包含古代文献的语言文字、文本形态以及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综合学科。古典文献学关注的核心是文献的本体，而对于文献本体的研究又关联到古代文化和学术史的方方面面。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文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同年，北京大学国文系下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使得传统的古文献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体系中有了位置，这极大地推动了古文献学学科的发展。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在北京大学建立第一个专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的培养古文献学研究与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学术机构，成为新中国古籍学科专业建设的开端。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走向繁荣，古典文献学科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几十年间，全国古典文献人才培养、专业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古籍学科专业不断拓展，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在原有古典文献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拓展到古籍收藏保护、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数字化等专业，各学科专业的人才队伍也相应得到较好的充实。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全国已经建立了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和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研究生专业，成为目前古籍学科专业建设的主阵地。随着古籍编辑出版的专业培训以及古籍保护与古籍数字化专业的新拓展，古籍学科专业建设进入了新的整合深化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种古文献学专著先后面世，学者们开始讨论古文献学科体系建构的问题，已经有了推动古文献学科逐步走向独立的自觉意识。但是至今学术界对于古文献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等问题，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也牵扯到古文献学与其他古典学科的关系以及古文献学在古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都要从古文献的整理和解读出发，古文献是古典研究的材料基础，这些古典学科是把古文献作为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来用的，北大文研院曾举办“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讨论文献学在相关研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而古文献学，则是把古文献作为自身研究的目的，用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围绕着古文献这样一个主体展开研究，既包括对古文献内容信息的研究，也包括对古文献物质形式的研究，其中对内容信息的研究是古文献学的核心。这是古文献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关键所在。

传统古文献学在解释和分析文本时，主要有考据和义理两种基本方法。考据偏重于对文本的训释和考订，义理则是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义理相当于我们今天学科分类体系中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角度对文本所蕴含思想的挖掘。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发展到今天，在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都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它是古典研究的基础学科，同时它又为古典研究提供了整理与解读古文献的共通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对于古典研究起到一个整合的作用。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面对同一部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阐释，不同视角的交流碰撞，相互启发，使古文献的价值在今天有了更深层次的体现。

运用新材料，提出新理念，得出新结论，固然是非常难能可贵和令人兴奋的，但是，很多时候新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新材料也不会无穷尽地出现。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从已有的材料出发，从文本本身出发，对经典文献做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前人已经反复使用过的材料重新审视和进一步挖掘，对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重新予以思考和补充。面对形成和流传过程复杂，而且数量相当庞大的古代文献，在关注文本变异，努力还原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本身的细读是所有研究的基础。

结合我自身的经历来谈，我是1985年考到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读本科的，之后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和工作，如今也已经快40年了。高考报志愿时是非常懵懂地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在学习了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古文献学的基础课程，又参加了一些古籍整理的工作之后，也常会有一些感慨，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也会想：既然可以将古书的版本源流梳理清楚，可以去校正它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可以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得很扎实。

为什么不能在此基础之上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呢？作为一部古籍的整理者，对这部古籍应该是最熟悉和了解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其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是更可靠的。但现在的困境在于，我们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往往会停留在古籍整理的层面，没有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释。这一方面是受到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核心的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思路的影响，一方面也与我们人才培养的方法和范式有关。把古籍的整理与研究结合起来，从学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专长出发，在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对推动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和古典研究的深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常常呈现碎片化的倾向。我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经典文本及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前代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留给我们。而一些不太重要的著述或学者，没有人研究过，我们不管说点什么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当然，这种研究也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讲，在形成各自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之后，还是应该抓住重点，抓住主要问题逐步深入，而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枝蔓。这里说的枝蔓和我们强调的个案研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千篇一律地用一个套路去研究某一个学者，某一本书或某个具体问题，这种研究只是材料的堆砌，所选的研究对象没有代表性，研究本身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研究的方法也是不断的重复。这种研究对于自身的学术发展以及研究能力的提高，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和普及，不仅使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得丰富的电子资源，还将我们研究古籍所需要的相关材料和知识进行分析和关联。古籍数字化技术在为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提出挑战。我们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搜集到的资料以及深陷其中不断纠结的枝蔓问题，电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获取各种学术信息、学术资源的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这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研究效率。适应时代的发展，调整传统古文献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利用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再加上纯粹而持久的学术热情和自律，以及独立开拓研究领域并不断探索创新的能力，就可以不断推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著名古文献学家安平秋先生曾指出，完善的学科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古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对于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起指导作用，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古文献学学科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程度。安先生将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古籍的出版与规划比喻成一条大河的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既有各自的工作范围，又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一条贯通的大河。安先生多次建议，将“古文献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在现有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科的基础上，涵盖古籍收藏保护、古籍出版利用、古籍数字化等相关专业，同时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惟有如此，才能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精神力量，才能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顺利完成新时代古籍工作的主要任务。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完善涵盖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数字化的古籍相关学科专业体系”。要做到优化布局，就需要立足于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典文献学传统，立足于六十多年古籍学科专业的发展现状，充分尊重高校学科学位的整体格局，在基础训练和学科融合中找到平衡。“献，贤也。”要推动古文献学科体系的完善和拓展，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最重要的保障还是在人，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古籍工作者为此不懈努力。

本文原载 《文献》2023年第1期

转载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众号

作者 |  杨海峥

编辑 | 沈锴丽

审核 | 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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