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自由：西汉王朝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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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介绍了双方——赞成私人（竞争性）铸币的儒家学者的一方，与为政府垄断铸币辩护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桑弘羊一方——辩论的背景。接下来思考一下：一是辩论参与者就政府在货币垄断中所起作用的论证；二是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
历史背景
西汉第一任皇帝汉高祖（公元前 202-195）禁止官方铸币，允许民间私铸合法化——极可能因为钱币严重短缺有碍于贸易——采纳了秦代标准铜币：半两（或“半盎司”=12 铢）。【注：汉半两实际上是货币单位，其实际的金属等价物往往随时代变化，而铢是个稳定的重量单位。因此，最初价值半两的钱币，名义规格为 12 铢 / 半两。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等于这个标准规格与以铢计量的实际钱币重量之差。】汉半两钱的相对重量（约 8 克）使其不适宜广泛使用。贸易便利亟需更轻的钱币，私人铸币企业应此需求，大批量造出重为 0.2 克至 1.5 克较轻的“榆荚钱”。这些钱币保留了传统的“半两”铭文，其面值要大于内在价值。当然，商人不会按面值接受这些钱币。
公元前 186 年，吕后重设帝国的铸币官署，希望能够控制货币体系。政府出品的第一种钱币是重八铢的半两钱。接着在公元前 182 年，一种重仅 2.4 铢的新半两钱叫做“五分”投入流通。废除八铢钱，把青铜重铸为更大名义数额的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因此，公元前 175 年，汉文帝把半两钱的金属含量增至 4 铢，并再度允许私人铸币企业自由铸币，只要他们遵照 4 铢的标准重量且只生产铜钱。官署铸币和民间铸币之间反复交替，直至公元前 144 年，汉景帝终结竞争性铸币，重新确立政府的垄断地位。私铸被定为罪行，犯禁者被处以死刑。
起初，五铢钱是由中央政府和县官铸造，但到了公元前 113 年，统一由帝国的铸币官署负责造币。
公元前 175 年，汉文帝合法化私铸时，前官员贾谊认为，竞争性造币会造成贬值，过多钱币会令大众生乱，还会让货币交易受到操纵。因此他建议恢复国家对铸币的垄断，并控制铜的供应。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可到了公元前 81 年，对私人铸币的争论再起。
主要论证
武帝的重要谋臣、国家官员桑弘羊（“大夫”）是反对私人铸币和支持政府垄断的领头人。与之同时，全国超过 60 名儒家学者（“文学”）为货币自由辩护，认为这是提供健全货币的最好办法。
桑弘羊在反对货币自由的论证中辩称：
【原文：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因此，由国家统一控制货币体系，人民就不会有贰心；货币由国家发行，下民就不会对货币的真伪产生疑问。”
“远古时代，货币多样，财物流通，民生安乐。到了后来，去除旧币，代之以发行雕刻龟龙的银锡币，不少民众巧用铅铁伪造新币。币制愈频变革，民众愈生怀疑。随后，天下流通的各种旧币遭到废除，铸币权统一于管理自然资源的三个官署（即钟官、辩铜、均输）。主管铸钱的官吏和工匠都从铸币当中牟取私利。钱币不能合乎规格，厚薄轻重不一。农夫不了解钱币之间的质量差异，互相比较时，他们信任旧币，怀疑新币，难辨钱币的真伪。商人和店主用质量好的钱币换取质量差的钱币，用半数真钱换取成倍假钱（…）辨别钱币真假会导致货物流通不畅，消费者尤其感到痛苦。”
【原文：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
“因此，君王对外不垄断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兴旺民众生计，对内不禁止民众自由铸造货币以促进民间交易。”
【原文：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从以上段落可以清晰看出，学者们把他们支持货币自由的理由，建立于良性经济和竞争性铸币预期中对民生的有利后果上。正如中国货币史著名史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历史系教授）所说，
“儒家学者列队抗议武帝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反对国有垄断铸币最有利于良币的辩护主张。他们认为，市场将迫使私人铸币者保持恰当的钱币尺寸、重量和纯度规格。相反，国家垄断货币，自己就可以给钱币减低成色 [货币中的金属含量]，却能免受惩罚。
他们还认为，从道德观点来看，政府垄断是不公正的，因为这阻止了自由竞争，从而让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来降低成色、牟取私利。”
虽然道德、历史和逻辑都在学者一边，可他们却无法结束国家对铸币的垄断。官员操纵货币体系、实现财政目的和本身利益的滥权倾向太过强烈。因此，“公元前 81 年朝堂之上的辩论标志着对主权货币 [垄断] 原则的最后一次重大挑战。”
一种货币的交换学观点
竞争性铸币的赞成者持有一种交换学的观念。他们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是从易货经济中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演变而来。学者论证道：
“古人有交易市场，但没有钱币。各人以其所有去交换所无。后世才有了龟甲、贝壳、金钱、铜钱充当交换媒介。”
【原文：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商品具有非货币的价值，稀缺耐用足以充当货币，赢得民众信任——不是因为君主命令大家把它们当成货币来使用的。在门格尔的术语中，它们具有广泛的“适销性”——而不单是对个人有使用价值。
参加这场大辩论的儒家学者，无疑熟悉“太史公”司马迁（公元前 145-86 年）的著作。司马迁写道：
“当农民、工匠和商人起初开始彼此交换物品时，各类货币——龟甲、贝壳、金币、铜币、刀币和布币就出现了。”
【《史记·平准书》原文：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根据万志英所说，司马迁和儒家学者“描绘了市场自生自发出现的图景，以此谴责了操纵货币体系以图私利的好大喜功、多行干预的统治者”。然而，司马迁在批评政府干预时，并不支持私人铸币，认为这可能是破坏性的。
货币起源交换学（以市场为基础的）学说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大多数政府当局不接受这个学说，而赞成根深蒂固的货币国定论，即货币源于苦心孤诣改善民生的统治者。在《管子》（一位公元前 7 世纪的政治家管仲所写的书）中这样表达：
“商汤采庄山的金属铸币，夏禹采历山的金属铸币，用来为儿童赎身。”
【《管子》原文：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
经验教训
对西汉货币史的研究，显示出在满足经济和人口增长对货币的需求上，国家至高权力与民间首创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拥有铸币垄断权时，汉代早期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当缺乏真正的法治时，就可能会发生货币的混乱。
公元前 81 年的朝堂激辩表明，竞争性铸币得到了一定支持，来自全国的儒家学者认为，如果实施了正义的法律，私人铸币企业可以带来货币的和谐。辩论也揭示了市场力量在理解货币起源（或早期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在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和货币交换起源论（catallactic）的长期论争中，中国的儒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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