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故宫考古研究所 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印度喀拉拉邦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合作，在印度帕特南遗址、奎隆港口遗址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工作，相继有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出土。本文对这两处遗址中孔雀蓝釉陶器标本的出土情况作简要报告，结合国内同类标本出土情况及相关文献资料，判断这些标本是9至10世纪自古阿拉伯帝国远航中国途中的遗物，同类器物在进入中国之后，其性质发生了转变。
故宫考古研究所 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
2014年4至5月，故宫考古研究所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合作，在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境内进行联合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期间，在帕特南（Pattanam）遗址和奎隆港口（Kollam Port）遗址均见有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出土。根据国外学者的调研，在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伊朗苏萨（Susa）等历史重镇已发现有生产此类陶器的窑址。我国自福建刘华墓出土三件较完整的孔雀蓝釉陶器后，同类标本在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相继出土。作为晚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物，其来源与传播途径很早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迄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来华航线上的出土资料，我国以东的日本，以及亚非航线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的出土资料，均得到相关报道。印度居欧亚航线之中，其境内多有孔雀蓝釉陶器出土，但具体情况尚未见国内学界进行报道或讨论。本文以实地发掘、调查为基础，对相关遗址、遗物作简要报告，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资料提供必要的补充〔图一〕。
〔图一〕 我国境内外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遗址 （红点） 及相关地点位置示意图
一 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
帕特南遗址位于柯钦市（Kochi）帕拉沃尔镇（Paravoor）西北，地处阿拉伯海东岸，紧邻一支通往阿拉伯海的回水河。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这是一个位于海运与河运航线上的小型聚落遗址，年代约始于公元前4－3世纪，出土遗物晚至19－20世纪，废弃年代不明。至2015年，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在该遗址进行了连续9年的考古发掘，并逐年编写报告，对当年发掘过程，重点遗迹、遗物等信息进行了刊布。
报告将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归类为Turquoise Glazed Pottery（简称TGP，直译为松石绿釉陶器）。根据报告的统计，该遗址历年出土此类标本总计2219件，在可辨认的外来文物标本中占比约13%，居第三位。以年度报告刊布的少量图像资料〔图二〕，可对其特点作大体总结：
1. 可辨认的器形有瓶、罐、钵。瓶、罐口沿有的作折沿，器身有系、流或其他结构，多用宽圈足。钵或相类器形多作圆唇口，厚壁，宽圈足；
2. 根据胎、釉的不同，标本可分作三组：（1）胎呈浅黄色，略疏松、少杂质，釉呈浅绿色，釉层略薄、含杂质，部分标本胎、釉间似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层或烧结层，釉面多有较小开片；（2）胎呈浅灰色，胎质疏松、含大量细小气孔，釉呈淡青色，釉层较薄、含杂质，釉面有开片；（3）胎呈浅黄褐色、略泛灰，胎质略疏松，含少量杂质、气孔，釉呈深浅不一的青蓝色，器物的内、外壁釉色亦深浅有别，外壁釉层略厚，内壁或近器底釉层略薄，釉面多有开片，胎、釉间有褐色烧结层；
3. 器壁多留制坯时的轮制痕迹，装饰技法方面，有压印、捏塑的简单线条装饰纹；
4. 烧造工艺方面，在圈足足跟多见有均匀分布的三个支烧痕迹，宽约1－2厘米，支烧部位无釉、露胎。
〔图二〕 2007－2014年帕特南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三组标本在出土层位（埋深）、胎质、釉面等关键特点上存在差异，其产地或生产年代当有所差别。发掘报告将此类标本的年代划定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8世纪，即该遗址分期的早期历史时期（Early Historical Period，公元前300－公元500），及中世纪（Medieval Period，公元500？－1500）偏早。对此有两点需作说明：第一，该遗址地处河岸，多经自然扰动，发掘可见其文化层的堆积过程及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第二，发掘者对文化层均按小平层进行清理与记录，部分探方内文化层的划分及其与周边遗迹的关系暂未厘清。因此，报告对遗址的分期均以埋深作大体限定。以2015年报告为例，早期历史时期被划定为埋深180厘米－330厘米，中世纪埋深为120厘米－180厘米。逐一统计各地点（Locus）出土物信息，可知孔雀蓝釉陶器的埋深范围约在60厘米－276厘米，对应的埋藏年代在该遗址的早期历史时期后段至中世纪前段。
二 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
奎隆港口地处帕特南遗址以南约135公里，位于奎隆市（Kollam）西部，被现代奎隆港叠压。港区在2014年启动扩建工程，工程初期在港内水下挖沙过程中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物，大多数为印度本地红陶，另有来自中国的铜钱、瓷器，及来自西亚的陶器、金属钱币等。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对出土遗物的初步整理，可以认为奎隆港及临近的城址即两宋以来中文文献中记录的古林（北宋）、故临（南宋）、俱蓝（元）或小葛兰（明）。
2014年的挖沙工作位于港内偏东的水下，深度4.5米－8米。出土的少量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可辨器形有瓶、罐，多直口，瓶、罐肩部有半圆形系，多宽圈足。胎呈浅黄褐色、略泛灰，胎质略疏松，含杂质、气孔。器物外壁釉呈淡青蓝色或深青蓝色，釉层略厚，多有细密开片，剥落严重，釉面局部保留较强的玻璃质感，部分标本用捏塑作装饰。器物内壁、外底多见轮制修坯痕迹，釉层较薄，呈淡绿色，亦有细密开片〔图三：1、2〕。胎釉特点与帕特南遗址第（2）、（3）组标本相近。
其中，标本KLM14-TGP1为一器底，上部与器身断开，圈足、斜壁、足跟平修，内外及圈足满釉，内底、外底局部积釉，外壁釉层有脱落。中方工作组对其进行了金属元素含量的测量〔图三：3、4，表一、表二〕，其高铜、钾釉及高钙、铁胎的特征与扬州唐城三元路一带采集的标本相近。
〔图三〕 奎隆港口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王光尧摄
1-2. 奎隆港口遗址2014年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3. 红点由上至下分别为标本KLM14-TGP1测点193-195位置示意
4. 红点为标本KLM14-TGP1测点196位置示意
［表一］ 奎隆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KLM14-TGP1金属元素对应化合物含量数据
［表二］ 奎隆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KLM14-TGP1微量金属元素检测数据
三 初步认识
（一）喀拉拉邦出土孔雀蓝釉陶器的来源
奎隆港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埋藏在水下，与来自中国唐代至元代的铜钱、陶瓷器同出，均是海运过程中在奎隆港转运货物的遗存。9－10世纪奎隆港参与海运的情况，在阿拉伯文文献中存有记录。公元851年成书的阿拉伯文笔记《中国印度见闻录》，辑录阿拉伯帝国与中国之间航运、贸易亲历者的叙述73条，其中有如下三条涉及奎隆港：
十三、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Bassorah）、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巴士拉距尸罗夫水路一百二十法尔萨赫。货物装运上船以后，装上淡水，就“抢路”——这是航海的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扬帆开船”——去阿曼北部一个叫做马斯喀特的地方：尸罗夫到马斯喀特大约有二百法尔萨赫⋯⋯
十四、从马斯喀特抢路往印度，先开往故临（Koulam-Malaya）：从马斯喀特到故临的航程，中等风力需时一月。故临有一个军事哨所，归故临国管辖⋯⋯从马斯喀特到故临和海尔肯德海约需一个月；在故临我们加足淡水，然后开船驶往海尔肯德海。越过海尔肯德海，便到达名叫朗迦婆鲁斯岛（Langabalous）的地方⋯⋯
十五、船只抢路往箇罗国（Kalah-Vara）。瓦拉（Vâra）的意思是“王国”与“海岸”，这是爪哇（Jâvaga）王国，位于印度的右方，全部由一个国王统治⋯⋯在当地我们用井水补充了淡水。他们喜欢用井水，而不用泉水和雨水。这里距故临并不太远，从海尔肯德海到箇罗国航行一个月⋯⋯
据第十三条，抵达故临（Koulam-Malaya，即奎隆）的阿拉伯商船，从古斯拉夫港（Siraf）装载主要货物，在古马斯喀特港（Masqat，今阿曼首都）补给、整装，并自此正式往印度、中国方向起航。古斯拉夫港位于波斯湾东北岸，属今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Bushehr），现已废弃。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该港口自9世纪初迄11世纪经历过一次繁盛期，约相当于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极盛时期（813－833）至白益王朝（Buyid Dynasty，934－1062）。已经揭露的遗迹包括沿海岸的建筑（大清真寺）、手工业作坊（窑址）、墓葬、港口设施及沉船等。孔雀蓝釉陶标本是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类遗物，且多埋藏在如大清真寺等被推定为9－10世纪的遗迹或文化层中。器形包括碗、盘、灯、瓶、罐，胎大体分淡灰色与淡黄褐色两类，釉色则呈蓝、青、绿不一的面貌，除素面标本外，还有外壁用刻、印、捏塑等手法作的花卉纹、水波纹、乳钉纹装饰〔图四、图五〕。另有晚唐五代时期产自越窑、长沙窑、邢窑及广东、河南等地窑场的瓷器标本与其同出。由此，认为奎隆港口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自古斯拉夫港转运而来，应无大误。
〔图四〕 大英博物馆藏斯拉夫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标本
〔图五〕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藏斯拉夫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第十四条记，阿拉伯商船离开马斯喀特港后，航行约一个月抵奎隆，在此补给后又航行约一个月，经海尔肯德海（今孟加拉湾）抵朗迦婆鲁斯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北部）。第十五条记船队离开奎隆后经海尔肯德海一个月后可抵达箇罗国（今马来西亚西岸的吉打州地区）。这两条记录描述的航线，在进入马六甲海峡之前停靠的港口不同，但相差不远，两地与奎隆间的直线距离约2500公里，航行均耗时约一个月。这一距离，与奎隆港至马斯喀特港的距离基本相同。在同书的记录中，一个月是船队最长的单程航时，其对应的直线距离应是当时船队满装补给后的最大航行半径。在此背景下，奎隆成为阿拉伯帝国往返中国远洋航线上的重要中途港，并非偶然。
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在房址及文化层中多呈现自然堆积的状态，表明其曾是此地长期输入的一类货物，并且部分可能已经脱离海运航线，自此沿陆路或水路进入印度内地。《新唐书·地理志》录贾耽记8－9世纪中国船队自广州往大食的航线情况云：
⋯⋯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
根据地理位置，没来国应是《见闻录》记奎隆所属的Malaya，也就是今天占喀拉拉邦南半大部、旧称马拉巴（Malabar）的地区。其西北十余小国，若非船队实际到达，当无法记录。因此，奎隆以北曾停靠阿拉伯船队或中国船队的港口不在少数，临近帕特南遗址的古海港应在其中。
经考古发掘，帕特南遗址揭露出了码头建筑、独木舟等遗迹〔图六〕，出土同期的遗物有罗马时期的双耳尖底陶瓶（Amphora）、玻璃器、多面金珠，并有一枚刻古希腊或古罗马神像的红玛瑙指环嵌件〔图七〕。遗迹与遗物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据此，印方认为该遗址是一处属于古穆兹里斯港（Muziris，又作穆齐里斯）的小型聚落。根据佚名埃及作者以希腊语所撰《厄立特里亚海周航志》（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以及古罗马作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又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元23－49）所撰《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记录，在公元1世纪，穆兹里斯港已是古罗马商人在印度西南贸易获取香料、象牙、珍珠等物品的商港或航运枢纽。同时，印度西海岸今孟买以南至科摩林角之间的地区，已密布十余个港口，连接起红海与南印度之间的近洋航线。显然，《新唐书》所录9世纪前印度西海岸密布的港口及其间的航线，有着悠久的历史。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便是阿拉伯船队往东方航行时留在这条古老航线上的遗物。
〔图六〕（左）帕特南遗址码头建筑遗迹图（右）帕特南遗址独木舟遗迹
〔图七〕 帕特南遗址出土红玛瑙指环嵌件
（二）从出土情况看孔雀蓝釉陶器的性质
孔雀蓝釉陶器标本是以往讨论晚唐五代中西贸易、文化交流路径的依据之一，深究其出土情况，如遗址面貌、同出器物组合等，能更好地认识此类器物的性质。从出土遗址与器物组合来看，奎隆港遗址与帕特南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均保持了过境货品的性质，已如前述。但我国境内所见的情况则略有不同。
迄今，我国出土孔雀蓝釉陶器的地点，主要在晚唐五代府、州城址，包括：扬州唐宋城址（唐扬州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唐广州城）、宁波唐宋子城遗址（唐明州城）、桂林旧城（唐桂州城）、广西容县旧城（唐容州城）及福建福州刘华墓（唐福州城外）等。扬州城、南越宫苑及宁波城遗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除晚期井内堆积与城墙周边堆积外，扬州城文化宫遗址与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的文化层及临近遗迹的情况较为清晰。
扬州城文化宫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图八〕，位于一处唐代晚期的房址（YWF1-1及YWF1-2，见〔图九〕）内。房址外有天井院及水井，原应位于一个建筑群之中。其中YWF1-2仅存夯土基础、磉墩及局部地面铺砖，平面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附后廊，室外台面及天井院落用方砖铺地，天井居中以“人”字形铺砖作装饰。在房址内有一处各色玻璃器碎片的堆积，其中绿色及浅绿色玻璃标本经检测属伊斯兰玻璃器常用的钠钙玻璃。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的YWG4-4A层，是YWF1-2在夯筑基础前的原始地面垫土，或夯筑基础时的同层垫土，年代不晚于YWF1-2的创建时间。4A层同时出土大量越窑、宜兴窑、长沙窑、定（邢）窑、巩县窑、黄堡镇窑瓷器，以及灰胎陶器、鹿角器、石质工具、陶纺轮、瓦当等遗物。发掘者推断此房址或为“波斯邸胡店”。
〔图八〕 扬州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图九〕 扬州城文化宫遗址探沟YWG4东壁地层剖面图
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分处三个单位。第一处为报告推定为唐代的⑤b文化层，出土地点临近属唐代早、中期的房址F2〔图十〕。房址残存夯土基础及局部地面铺砖，出土印莲纹、火焰纹条砖、莲瓣瓦当等建筑构件。除出土3件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外，还有2件浅绿色玻璃器残片〔图十一〕。第二处为属唐代晚期至南汉早期的井J57，井内出土1件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及3件浅绿色、浅蓝色玻璃器残片〔图十二〕。J57及临近同期的建筑磉墩，均叠压在F2之上，年代不早于唐代中期。第三处为属于南汉国时期的宫池池内堆积，出土10件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及浅绿色、青黄色玻璃器残片〔图十三〕。前两处地点的玻璃标本经检测，亦均为钠钙玻璃。
〔图十〕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迹发掘区唐、 南汉第二期遗迹平面图 （红色区域自上而下分别为F2与J57）
〔图十一〕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⑤b层出土孔雀蓝釉陶器标本
〔图十二〕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J57出土孔雀蓝釉陶器（ 左） 及玻璃器标本（ 右）
〔图十三〕 广州南越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宫池池内堆积出土孔雀蓝釉陶器及玻璃器标本
左：蓝釉罐口沿残片（ 97T13GC①：50） 右：97GC第②层出土玻璃片
除了宫苑、市肆遗址，桂州城外唐开元寺遗址、容州城中各处、福州城外刘华墓等遗址也均有同类标本出土。可以看出，孔雀蓝釉陶器在登陆广州或其他港口后，有相当一部分最终留存在了城市中较高等级的建筑遗址，或城外寺院、高等级墓葬之中。与出土于斯拉夫、喀拉拉邦或东南亚沿海遗址的标本相比，其使用人群已从商旅转变为本地的城市居民、贵族，功能也可能扩展作陈设、供奉之用。城址中孔雀蓝釉陶器的出土多伴有伊斯兰玻璃器。孔雀蓝釉陶器在呈色、装饰技法或常用纹饰上与同时期国产陶瓷器的面貌存在差异，而与伊斯兰蓝、绿玻璃器同源或更为接近，加之两者均来自伊斯兰世界，当是其能够融入本地城市社会生活、陪葬贵族墓葬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要从海路输入的伊斯兰玻璃器，在工艺、品质上不及北方唐、辽塔基或辽贵族墓出土的沿陆路输入的同类器物，但仍有因奇巧而名重天下者。此类伊斯兰玻璃器上品曾与秘色瓷器等物由皇室供奉入藏法门寺塔地宫。从已有考古发现看，孔雀蓝釉陶器则并未被纳入沿陆路输入中国的主要货物之列，自海路进入广州等地的器物也未被输送至两京或北方重镇，而是主要留存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地方城中。这表明，时人对两者寓意的差别、品质的高下有较明确的判断，孔雀蓝釉陶器虽曾随葬贵族墓葬，但大部分应仅被视为一般舶来品，保留了普通消费品的性质。
孔雀蓝釉陶器多被认为是沿用西亚地区传统制陶工艺而生产的日用或运输用贮藏器，除器形与同时期西亚地区的日用器物相近外，主要依据是其多出土在港口等沿海遗址。迄今，能够准确判断孔雀蓝釉陶器原始功能的考古依据仍然较少。如斯拉夫港遗址出土的标本，大多与中国的白瓷、青瓷同层，具体使用情况不明，应尚未脱离待出港货物的属性。黑石号沉船出土的三件完整器，多被认为是船员或商人的日用器物或贮藏器，依据仅是其出土在返航途中。无论在原产地或在海运途中的功能如何，在到达广州港之后，这些孔雀蓝釉陶器的使用场所、功能均已改变。这种明显的变化，以及因此产生的其商品价值的变化，一定为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所熟知。流通在古代海上商路的货品，存在这种转变的自不在少数。相信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积累，会为认识此类物品生产、贸易及使用情况，判断相关遗址、遗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提供更多可靠的依据。
附记：本项目总负责人为故宫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李季。2014年考古工作队中方领队为王光尧，中方成员有王光尧、冀洛源；印方领队为Prof. PJ Cherian，印方成员有Prof. PJ Cherian、Dr. Preeta Nayar等。科技检测数据整理得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李合协助，期刊资料查阅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冲老师协助。
执笔：冀洛源 PJ Cherian
［执笔者单位：冀洛源，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PJ Cherian，时任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
印度喀拉拉邦PAMA多学科联合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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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考古研究所、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印度喀拉拉邦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标本》，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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