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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 | 李若愚:火场遗珠——故宫博物院藏景泰七年《甘珠尔》经考述

李若愚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4-09-13

故宫博物院藏明景泰七年藏文《甘珠尔》经,为永乐版《甘珠尔》经重新泥金抄造而成,具有典型的明代内府风格。该经1923年被建福宫大火殃及损毁,故不被学界所知。幸运的是,部分《甘珠尔》经被抢救出来,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宫廷历史部等部门的文物库房内,俗称之为“过火经”和“火场文物”。作者结合清宫档案及一手文本序跋,考证了其历史存藏情况,介绍了其基本形制,认出此经不仅是“蔡巴—永乐版”《甘珠尔》开始的《甘珠尔》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其风格样式还对清初内府造办佛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


火场遗珠——故宫博物院藏景泰七年《甘珠尔》经考述


李若愚


紫禁城内曾有收贮明景泰年《甘珠尔》经之说,见于胡进杉先生《法界圣众艺海瑰宝——康熙朝内府藏泥金写本〈龙藏经〉图像述要》一文,文中翻译了康熙八年(1669)《龙藏经》第一函卷首康熙皇帝满、藏文御制序文,序文中提到:

太皇太后燕居之暇,令人查看府库,有佛说大藏宝经二千四百五十七卷一百零八函,名为《甘珠尔》,由西域请来,已有年矣。颁降慈旨,重以金字写照,使大教辉光。

据此,胡进杉先生指出,康熙八年所写造的《龙藏经》,是由宫廷明代遗留的藏文《甘珠尔》经仿抄来的,他同时根据《秘殿珠林初编》的记载,指出这部遗留的《甘珠尔》经极有可能是明景泰年抄写的,至于此部藏经是否留存下来,胡先生尚未找到明确的记录。

据《秘殿珠林初编》记载,当时在慈宁宫收藏有“太皇太后钦命修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龙藏经》一部,共一百八本,内有释迦牟尼佛口授口传诸经”,在中正殿收藏有“明景泰年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龙藏经》一部,共一百八本,内有释迦牟尼佛口授口传诸经”。

而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泥金《甘珠尔》经首函卷首的藏满蒙汉四体合璧御制序文中,则更为明确地提到永乐年间曾遣使自西藏求取《甘珠尔》经,景泰年间重新抄造贮藏,康熙八年所造的《龙藏经》也是在此基础之上仿抄而成的。记载如下:

兹检内府旧贮《甘珠尔》经,而其说尤信。经字皆西番,页准贝夹,为卷二千四百五十有七,为函一百有八,相传明永乐间遣使自西域求归,景泰间录庋秘阁。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康熙八年祗承重闱懿旨,屑金涓纸载辑,全藏告竣。御制序文,冠于简端;精严殊胜,功德希有。

明成祖在自西藏求取的《甘珠尔》底本基础上刊刻了第一部印版《甘珠尔》经。永乐八年(1410)刻本《甘珠尔》卷首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中提到:“朕抚临大统,养承鸿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绪之德,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文之经,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景泰年间重新抄录《甘珠尔》经并贮藏于内府,《明实录》景泰七年(1456)十一月戊辰条记载:“命番僧领占罗竹绰巴藏卜为灌顶国师,拾剌也失、桑结远丹、坚参列罗竹、聪密罗竹、扎失远丹绰俱为国师,三竹扎失为禅师,簇克林巴、扎失兀则尔、扎失巴俱为右讲经,坚参领占、昆令远丹罗竹俱为左觉义,锁南斑丹、官绰领占、锦墩坚参、班丹藏卜、交幹藏卜、扎失三竹、绰吉领占、公哥宁卜俱为都纲,端岳领占等五十二人俱为剌麻,给图书、印、帽、袈裟,以写番经成也。”对于“以写番经成也”一事能有如此大规模的封赏,应该与抄造《甘珠尔》经有关。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为庆祝其母亲崇庆皇太后八旬圣寿,重新造办泥金《甘珠尔》经,为此清查府库,共发现有三部泥金《甘珠尔》,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

(乾隆三十二年)二十一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阿福将中正殿现供《甘珠尔》经二部,慈宁宫现供《甘珠尔》经一部,每部共有多少页?约估造经一部用磁青纸多少张?再现有磁青纸足用不足用?查明具奏。钦此。    

可知在乾隆三十二年,除了慈宁宫咸若馆存放的康熙八年《龙藏经》外,还收藏有两套《甘珠尔》经,分别藏于中正殿东、西配殿,直至宣统二年(1910),亦是如此。据宣统二年《东配殿西配殿水经殿》目录记载:东配殿中有神台上小搭垜三层,上供《龙藏经》一百八部,上下板俱系赤金欢门,磁青纸泥金西番字,每部随织金龙袱一个,锡箱一个。西配殿有左右木搭垜三层,上供《藏经》一百八部,并且每部上板和下板都镶嵌有珠子、珊瑚、松石、宝石若干。

《秘殿珠林初编》记载中正殿藏有“明景泰年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龙藏经》一部”。对比《东配殿西配殿水经殿》目录,中正殿东配殿所供名为《龙藏经》的《甘珠尔》经,似乎应为景泰年修造的《龙藏经》。然则根据《秘殿珠林初编》所记载:“明景泰年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龙藏经》一部”,一大特征是镶嵌珠宝,而宣统二年的《东配殿西配殿水经殿》目录中并没有提到东配殿供奉的《龙藏经》镶嵌珠宝,仅仅提到其“上、下板俱系赤金欢门,磁青纸泥金西番字,每部随织金龙袱一个,锡箱一个”。乾隆三十三年(1768)内务府档案则明确记录了此时宫廷府库供奉的三部《甘珠尔》经的装潢形制,如下:

于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催长四德、五德、笔帖式富呢呀汉,将慈宁宫佛堂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随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头本系金台撒欢门,上嵌东珠镶嵌,余者一百七本系金台撒欢门,上嵌饭块正珠、松石、青金、珊瑚镶嵌,织金五彩五色经帘。中正殿西配殿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随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金台撒欢门上嵌珠子、红蓝宝石、松石、青金、珊瑚子镶嵌,五色片金经帘。东配殿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随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金台撒欢门,织金五彩经帘,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

档案中明确提到中正殿西配殿的《甘珠尔》经,其金台撒欢门上镶嵌有珠子、红蓝宝石、松石、青金、珊瑚等珠宝,而东配殿供奉的《甘珠尔》经则只有金台撒欢门,亦没有提及镶嵌任何珠宝。

此外,根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月所立的《中正殿佛经供器总档》记载,此时在中正殿西配殿有红油木搭垜三层,上供《藏经》一百八部,《总档》还分别详细记录了每部《藏经》镶嵌的珠宝类别与数量。而在中正殿东配殿,其内两边有小搭垜三层,上供印子无量寿佛二千一百二十一尊,除此之外,整个东配殿并无供奉《甘珠尔》经的记载。而据该条目下附的黄签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二十日,内大臣三和奉旨请去撤下印子无量寿佛二千一百二十一尊,福佑寺安供”;又根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三十三年(1768)所立的《骑缝印档一本》记载:“(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总管王常贵奉旨交中正殿东配殿安供《龙藏经》一百八部,上下版(板)俱系彻金欢门,磁青纸泥金西番字,每部随织金龙袱一个,锡箱一个。”由此可知,东配殿供奉的《龙藏经》应为乾隆二十八年交付到中正殿东配殿内,乾隆三十年奉旨请下东配殿内两边小搭垜上的印子佛之后,才供奉在搭垜之上的。考虑到《秘殿珠林初编》的纂辑时间为乾隆九年(1744),因此该书所提中正殿供奉的“明景泰年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龙藏经》一部”,应该为中正殿西配殿所供奉的《甘珠尔》经。

直到宣统二年,这部景泰七年所抄造的《甘珠尔》经仍供奉在中正殿西配殿。1923年6月26日夜,建福宫花园突发大火,殃及中正殿区域,中正殿东、西配殿也在这场火灾中被付之一炬。据中正殿太监喇嘛马来禄回忆:“因火势甚大,无法施救,仓猝之际,救火各队人等将本殿陈设分别移往乾清宫、雨花阁及宫内其他院落,有些则被失手损坏。”根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载,部分中正殿抢救出来的陈设存放在雨花阁,编入了“玉”字号段。如雨花阁“玉”一号条目为“《龙藏经》第六十一部一铁箱,计三五七页,内经边火烤,经字多有粘去”。“玉”五七号条目为“《甘珠尔》经,二铁箱”。这部分主要集中在“玉”字一号至八四号,其中除“玉”三一号条目为“宝华殿宫门后楼钥匙各一把”外,其余皆存放在薄铁皮箱中。此外还有“玉”三一〇号,为“《龙藏经》等,六九箱,内有烧煅痕迹”;“玉”三八二号,为“木箱,内盛烧坏番经板十五块,破珠一包”;“玉”三八五号,为“木箱,内盛烧坏番经板三十六块,碎石碎珠各一包”;“玉”三八六号,为“木箱,内盛烧坏番经板三十块,碎铜珠共六包”;“玉”三八七号,为“木箱,内盛烧坏番经板未计数,碎宝石六包”等。

这些文物后来移交到图书馆、宫廷历史部等部门保管,俗称为“过火经”或“火场文物”。其中残存的经叶存放在原铁皮箱中,内护经板等部件则存放在原木箱之中。这部分文物多烧损严重,且整个中正殿区域的遗存陈设混在一起,多年尘封保存,没有被系统整理。乾隆三十二年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曾记载了当时慈宁宫康熙八年《甘珠尔》经、中正殿东配殿《龙藏经》以及中正殿西配殿景泰七年《甘珠尔》经的尺寸:

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催长四德、五德将查得中正殿现供《甘珠尔》经二部,内东配殿之经高一尺一分,宽二尺七寸。西配殿之经高八寸九分,宽二尺三寸四分。慈宁宫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高一尺二分,宽二尺七寸二分,缮折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准照西配殿供奉经之尺寸一样造成。钦此。

由档案可知,乾隆三十五年所造的《甘珠尔》经依照的是中正殿西配殿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的尺寸,即高八寸九分,宽二尺三寸四分,实际测量尺寸为纵29厘米,广77厘米,经函高度则根据经叶的多少有所区别。中正殿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的尺寸大小应与上述相同,这也为我们识别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提供了线索。

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外护经板为红漆戗金八吉祥纹经板。经板纵29厘米,广78厘米,上多有烧灼痕迹,经板正中为戗金八吉祥图案,由左至右分别为宝伞、双鱼、净瓶、莲花、海螺、吉祥结、胜幢和法轮,四周绘有卷草图案。经板背面四周为卷草金框,正中阴刻有五行填金梵文转写字母,内容分别为礼敬佛法僧、藏文转写梵文字母、释迦牟尼真言以及五方佛、佛眼佛母真言等,这些内容也见于康熙八年、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外经板内面。

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元年(1662)《金刚经》内经板相似。该《金刚经》有一零八部,在《秘殿珠林初编》记为,“世祖章皇帝钦命修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金刚经》五十四本,蒙古字《金刚经》五十四本,系总录般若经诸义”。其前有满文、藏文序文,记载了这套《金刚经》由顺治十七年(1660)开始修造,至康熙元年二月十五吉日完成(elhe taifin i sucungga aniya juwe biyai tofohon i sain inenggi šanggaha,bde legs kyi lo dang po’i dpyid zla’bring po’i bcwa lnga la tshang ba legs par’grub pa’o)。

与该《金刚经》内经板一样,明景泰《甘珠尔》经内经板亦为木质,外敷磁青纸,内面前端有五层经帘,分别为黄、绿、白、蓝、红底片金经帘。其中黄底经帘〔图一〕同为彩色祥云龙边,中间织金藏文转写梵文字母及咒语,但具体细节略有不同,如《甘珠尔》经磁青纸上为描金莲花卷草纹饰,黄底经帘上祥云、龙爪等图案也与《金刚经》有所差别〔图二〕。其他绿、白、蓝、红底经帘则是片金图案不同,如《金刚经》是绿底饰祥云片金纹,白底和蓝底饰朵花片金纹,红底饰祥云杂宝片金纹〔图三〕;而《甘珠尔》是绿底饰朵花凤鸟片金纹,白底饰菱形朵花杂宝片金纹,蓝底饰朵花片金纹,红底亦饰朵花凤鸟片金纹〔图四〕,可见除了第一面黄底经帘上的祥云龙边和中间织金咒语相同之外,其余四色经帘主要是底色相同,对于片金图案则没有固定的要求,推测是直接选用了宫内现成的织料。

图一 康熙元年 《金刚经》 内护经板内面第一层经帘

图二 景泰七年 《甘珠尔》 经内护经板内面第一层经帘

图三 康熙元年 《金刚经》 内护经板内面第二至五层经帘纹饰

图四 景泰七年 《甘珠尔》 经内护经板内面第二至五层经帘纹饰

与《金刚经》相似〔图五〕,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上内护经板左右两侧各有一处金欢门,欢门上镶有珍珠、珊瑚、松石、红宝石、蓝宝石等珠宝,不同的是,其欢门形状为马蹄形,镶嵌的37颗珠宝大小形状不一,尊像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与《金刚经》的素蓝色背景不同,景泰七年《甘珠尔》经在欢门上方外侧的左右空白处,绘有描金的莲花图案。此外,欢门下方左侧金字书写藏文尊名,书写顺序由左至右;右侧金书汉文尊名,书写顺序由右至左〔图六〕。同《金刚经》一样,景泰七年《甘珠尔》经两侧欢门之间,以厚泥金书写经文开头,四周镶嵌珠宝,不同的是,一些《甘珠尔》内经板在藏文的云头符(dbu khyud)下方亦镶嵌两颗珠宝,并在云头符后面的两个分句线(shad)或最后一个分句线上方镶嵌一颗珠宝〔图七〕。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个泥金分句线上面,同样以泥金书写“大明景泰年造”或“大明景泰七年造”字样。

图五 康熙元年 《金刚经》 内护经板上经板内面

图六 景泰七年 《甘珠尔》 经内护经板上经板内面欢门

图七 景泰七年 《甘珠尔》 经内护经板上经板内面中间部分

下内护经板与《金刚经》一样〔图八〕,仅尊像上方有金欢门,不同的是,《甘珠尔》经的欢门为半马蹄形,上面镶嵌珍珠、珊瑚、松石、红宝石、蓝宝石等珠宝,并且绘有五幅彩色尊像,尊像左右两侧分别竖排书写藏文、汉文尊名,此外,与《金刚经》的素蓝色背景不同,景泰七年《甘珠尔》经的蓝色背景上,有描金莲花卷草图案〔图九〕

图八 康熙元年 《金刚经》 内护经板下经板内面欢门

图九 景泰七年 《甘珠尔》 经内护经板下经板内面欢门

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叶为磁青羊脑笺,纵29厘米,广75.5厘米经文以泥金书写,页8行,描金板框,框纵17厘米,广63厘米,左册框内书藏文叶码,右侧框内书写经函名称与汉文叶码,如作者所见的某张经叶,右侧框内书“第三般若经崐字函二百九十一”。尽管遭到烧损,依然能看出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装潢之豪华与精美,是明代内府造办佛经的典型代表,而康熙元年的《金刚经》则基本仿照了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的形制,足见其对清初内府造办佛经的影响。

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也是“蔡巴—永乐版”《甘珠尔》为首的《甘珠尔》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永乐版《甘珠尔》经来自于蔡巴版《甘珠尔》经,是该版的翻刻本。辛岛静志先生认为从蔡巴《甘珠尔》派生出了两个系统,一是永乐版《甘珠尔》开始的北京版系统,二是秦瓦达孜(phying ba stag rtse)《甘珠尔》(已佚)系统。前文已述,景泰七年《甘珠尔》经是在永乐版《甘珠尔》经的基础上金字抄造而成,康熙八年泥金藏文《龙藏经》又是在此基础上抄造而成,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康熙八年《龙藏经》首函ka函卷首附有《善逝宝经广示目录》(bde bar gshegs pa’i gsung rab rin po che’i dkar chag bstan pa rgyas pa’i nyi ’od),这个目录见于永乐版刻本《甘珠尔》经。而乾隆三十五年泥金《甘珠尔》经又是仿照康熙八年《龙藏经》的样式。内容上,刘国威先生指出,乾隆《甘珠尔》经参校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三十九年(1700)北京版刻本《甘珠尔》经,添加一函《陀罗尼集》(gzungs‘dus),“律部”较康熙《龙藏经》少了一函,在乾隆《甘珠尔》经部分经典跋文中,有廓译师(‘gos lo tsa ba bsod nams rgya mtsho,1424-1482)根据梵文本再校勘的记录,这些记录不见于康熙《龙藏经》,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些仅是些藏文字词的修订,并非大的版本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在“蔡巴—永乐版”《甘珠尔》为首的《甘珠尔》系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明清宫廷写本《甘珠尔》经流传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而辛岛静志先生在对比古藏译《法华经》与各种《甘珠尔》时指出,越是后代的版本越是“修正”古老的读法,而这些古老的读法往往与梵文本一致,在进行藏传佛教佛经文献学研究时应该尽可能使用古老的写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景泰七年《甘珠尔》经有其独特的版本价值。

明景泰七年泥金《甘珠尔》经是明代宫廷内府制作的瑰宝,其风格样式对清初内府造办佛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建福宫那场大火让它几乎付之一炬,幸运的是,有部分《甘珠尔》经被抢救出来,散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内。对于这部分遗存的整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进一步的研究与关注。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何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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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愚:《火场遗珠——故宫博物院藏景泰七年<甘珠尔>经考述,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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