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生制度之新生——春天的故事（选调生系列2）

文|明窗邀华月  首发|明窗邀华月

1980年12月31日，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部长请副部长李鹏来到家里做客。

1904年出生的刘澜波此时已76周岁，资历极高。在北京大学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入团，抗战后任中共安东省委书记，1955年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刘老在特殊年代中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出，1979年再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这是当年，各级领导干部的普遍情况。资格老，威望高，曾受冲击，于拨乱反正后高龄复出。

此时，52岁的李鹏是部里最年轻的副部长。

刘澜波很早就认识了李鹏。

1954年，刘澜波率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李鹏作为电力专业的中国留苏学生，为刘澜波担任翻译。

1955年3月，刘澜波约李鹏讨论他的工作问题，给了他两个选择：担任自己的秘书，或是直接到基层工作。

李鹏选择了后者，刘澜波尊重了李鹏的意见，将他派往丰满发电厂担任见习厂长。

这一次，刘澜波约李鹏同样是讨论他的工作问题。

刘澜波说，自己决定响应中央号召，退居二线，推荐李鹏任部长。

李鹏当即表示，他任副部长才一年而已，资历浅，不足以服众。

但这一次，刘澜波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不料，刘澜波的推荐，遭遇了其它部领导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将联名信寄往中组部。

中组部的任命迟迟未能作出。

刘澜波内心很焦虑，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刘老决定去找他的老领导谈一谈。

前面介绍了，刘澜波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安东省委书记，归属南满根据地，当年的老上级，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陈云。

此时的陈云，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次汇报很快收到了效果。

1981年3月，李鹏被任命为电力工业部部长。

1982年3月，刘澜波病逝。

陈云曾多次提起这件事，并多次疾呼：“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

1981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云指示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随后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

但是，老干部退居二线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这其中，除了有按资排辈等固有思想阻力外，还涉及另一种思想禁锢——优秀的青年干部，将从哪里产生？

要知道，旧有的思维模式中，习惯将工人与农民作为“又红又专”的干部培养源头。

七十年代最典型的代表：大寨村支书陈永贵升到了副总理、细纱厂档车工吴桂贤升到了副总理、门市部售货员李素文升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与此同时，随着对外政策的转向，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加，欧美日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中西方巨大的生产水平差距，给第二代领导集体带来了沉重的危机感与紧迫感。

要实现对世界的追赶，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是不可能的。

同样，要实现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国家干部不懂知识，是可怕的。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出手了，是一套组合拳。

1977年，邓公力排众议，恢复高考，570万考生报名。因为时间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够，又是邓公拍板，把准备印刷毛选的纸张调去印刷高考试卷。

1978年，进一步放开报名条件限制，并实行全国统考。610万考生进入考场。

我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78年得以参加高考，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因此父亲这一生，对邓小平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这句话，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更包含着一种政治智慧。

这句话不仅解放了知识分子身上错误的政治禁锢，也为青年干部的补充渠道与来源指明了方向。

同时这句话也巧妙的阐明了一个道理：未来的国家干部，从知识分子中选拔，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要知道，政治正确，是当时所有政策得以执行的前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这句话，恐怕也没有后来的选调生制度。

虽然今天的选调生，可能很少有人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可以划入工人阶级。

1965年中央起草《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再次被中组部重新审视修改并研究实施。

从此，选调生，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干部名词，随着高考的恢复和对知识分子思想禁锢的打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选调生，是各省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及其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的群体的简称

1982年2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1981至1983年，大批77、78、79届高考考生高校毕业，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各级干部发生新老交替之际，为这批选调生的脱颖而出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

通过选调生，许多地方出现了20来岁的县级领导。

比如现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全国同志，198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进入河南工作，成为遂平县委书记时年仅33岁。

80年代初正式实行的选调生制度，及时为国家干部队伍输送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较好的解决了干部梯队建设的“人才荒”。

但与那个时代的伟大巨变相比，此时的选调生并未像今天这样赢得特殊的瞩目。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当时不光是选调生，整个77、78、79级高校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整体，都充分享受到了这种制度性的红利。

很多不是选调生的大学生，在各自的领域内都获得了同样快速且惊人的成长。

举国厚爱之下，他们肩负着百废待兴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改变着这个国家，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了一曲春天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王兆国、田纪云、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其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

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之初，最紧迫的干部断档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回看我的第一篇，选调生前世——红色的光辉

就能发现。

1949年年初，中央组建南下工作团，因为缺乏干部，所以通过报纸向社会大规模招聘人才。

但这种招聘并不是长期招聘，过了一段时间，人员补充计划完成之后，这种招聘就不再进行了。

同样的道理，1986年，选调生选拔悄然停止。

对于为何会停止，凤凰周刊的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也有一定道理。

接班梯队度过短暂的“人才荒”后，便进入按部就班的轨道，地方官员升职通道有了连续的资历排队承接，怎么还会需要从学校招来大量新人插队到他们前面？于是，选调生选拔在1986年戛然而止。

而谁都不曾想到，九十年代后期，选调生制度再次重回公众视野，而这一次，部分选调生的快速成长却带来了一种万众瞩目的明星效应。

为何会如此。请看下回：定位——争夺人才制高点的干部政策(深刻剖析选调生快速成长现象的本质）

本节参考资料：

《红墙里的领袖们——邓小平实录》、《陈云晚年的思想与贡献》

《李鹏回忆录（1928-1983）》

明窗邀华月：资深写手，擅长深度剖析官场规则与社会热点。原创的公务员报考指南、公务员晋升、选调生系列、体制内相亲、体制内干货、职场杂谈等系列文章视角独特，语言诙谐，观点犀利，关注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即可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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