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 | 玫瑰暴力：三种亲密伴侣暴力

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绽放在了暗礁险滩

三种亲密伴侣暴力

玫瑰暴力

随着余秀华事件的发酵，家暴重新回到人们的话题中心。

几乎没有亲密关系是从虐待或暴力开始的，但不幸的是，总有亲密关系发展失衡，走向暴力与虐待。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辨别亲密伴侣暴力，哪怕在情深意重，如胶似漆之时也万不可失去理性判断。

亲密伴侣暴力，即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又称IPV。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虐待似乎少受地区差异的影响，不论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都是难以规避的存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报告称，大约四分之一的女性和十分之一的男性在一生中经历过亲密伴侣的身体暴力。在美国，每分钟有近20人遭受亲密伴侣的身体虐待，亲密伴侣暴力占所有暴力犯罪的15%。

而亲密伴侣中男性越多，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同性恋的女性遭受的暴力大约只有异性恋女性遭受的一半；但同性恋男性经历的暴力要两倍于异性恋的男性。最普遍的暴力形式是打耳光或者击打身体。

迈克尔·约翰逊认为在爱情伴侣中存在三种重要而迥异的暴力，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

情境性伴侣暴力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

最常见的暴力是情境性伴侣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SCV），它一般是从失去控制的剧烈冲突中突然爆发。当伴侣双方都变得愤怒，都陷于特定争执时，就会发生SCV，所以它只是偶尔发作，通常比较温和，不太可能升级为严重威胁生命的身体攻击。通常它还是交互的，伴侣双方都愤怒地、冲动地突然失去控制。

亲密恐吓

Intimate Terrorism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暴力是亲密恐吓（intimate terrorism，IT），即伴侣一方把暴力作为控制和压迫另一方的工具。发生在亲密恐吓中的身体强制和胁迫或许仅仅是威胁、孤立和经济依附等一般暴力模式的手段之一，一旦在亲密关系之中出现亲密恐吓，它比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得更频繁。而且，与SCV相比，亲密恐吓更可能是单方的，久而久之容易升级，对伴侣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种IPV的受害方也更可能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

亲密恐吓者用来影响伴侣的手段多种多样，在图中描绘成车轮中的辐条，而暴力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轮圈。（女性也可能成为亲密恐吓者，如美国著名影星约翰尼·德普的前妻艾梅柏·希尔德，但这里的受害者描绘成女性，因为九分之八的亲密恐吓者都为男性。）

暴力抵抗

Violent Resistance

第三种伴侣暴力形式是暴力抵抗（violent resistance），指伴侣有力地对亲密恐吓进行反击。暴力抵抗在一些亲密恐吓的情形下会发生，但并非所有的亲密恐吓都会产生暴力抵抗，所以它是三种暴力中最不普遍的。

IPV发生时，最常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偶尔发生亲密恐吓，只有少数才是暴力抵抗。

这三种暴力的区别很重要。举例来说，男女两性都同样有可能发生冲动的情境性伴侣暴力，但亲密恐吓则几乎全部都是由男性发起的。

总的来说，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似乎赞成男性规则，凭此提升他对女性的权威，但许多男性对此却又感到能力不足；他们“常常感到自己不符合这些规则的要求，甚至为此感到恐惧。为了支撑起他们男性的自我概念，他们可能试图控制别人，尤其是那些身体上比他们弱小的人”。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余秀华男友杨槠策的回应：“打了，没有她说的那么厉害，打了十几个巴掌，没有掐脖子，我打她的时候不是没有分寸。”“打人是不对。但有隐情。”

为什么他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胡言乱语呢？

茱莉亚·沃德在2004年访谈了22位因虐待女伴而被监禁的男性，从而洞察了他们的想法。

所有男性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伴侣不敬的合乎情理的反应，都提到他们伴侣的挑衅才是他们虐待的起因。他们还感到男性理应比女性强势、优秀，所以他们有权利使用暴力来控制和处罚女性。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并非“真正”地虐待妻子，因为他们伤害妻子时并未感到快乐，也控制了自己虐待的程度，（如“我打她的时候不是没有分寸”）并未全力施虐。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诡辩的理由，只有约一半的男性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遗憾和后悔。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违法，但却未必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如果您或者身边的朋友，

有遇到如上情况的亲密关系暴力，

可与我们来信沟通交流，

或者拨打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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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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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兰米勒《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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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