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与受害者站在一起
提起“家庭暴力”，你会想到什么？
是一个灰色的名词，出现在社会新闻的角落；还是一个红色的动词，端出鲜艳触目的血液与红肿的躯干；或者是一个黑色的符号，隐于关起门来的方寸之间，玲珑的独裁，秘而不宣。
2016年3月起实施的《反家暴法》，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反家暴法保护每个家庭成员不受伤害的权利。深入查阅资料后，不难发现家庭暴力中的性别因素，以及家庭暴力就是性别暴力的重要藏身之所。
由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当家暴受害者走上法庭-2020年257份涉家暴离婚判决书研究》报告显示：98%的家暴案件中受害方为女性。受害者的性别比例如此极端，性别因素需要被纳入考量，性别视角应该被采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家务事”不只是家庭成员间的伤害，更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伤害。
街头巷尾推搡的夫妻，楼道里传来的凄惨叫声或呜咽，对于这些我们并不陌生，也都有帮助受害者的朴素初心。而要如何介入暴力发生的现场、帮助家暴当事人，普通人常常陷入“我想帮助她，但不知道要怎么做”的困境。我们不得不承认让每个人成为专业的反家暴志愿者存在着现实难题，但其实每个普通人都可以为反家暴做出一些努力，在你看来微不足道的帮助或许可以阻止一场暴力的发生。
今天是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beU找到了四位为受害者提供过家庭暴力援助的朋友，从她们亲身的经验里，得到了许多“每个普通人能为反家暴做些什么”的经验。
当路边有一对看似是情侣或夫妻的男女在争吵，路人往往容易旁观，认为是情感纠纷而选择不“多管闲事”。
但20岁的霜霜没有，她选择插手，选择壮着胆子介入。
大概在两年前，她和伴侣一起去上海的酒吧一条街喝酒。凌晨一点钟左右，她们准备去买些水就离开时，在十字路口看到一个醉酒的年轻女性，一直重复说“你不要碰我”，并试图向周围人寻求帮助，“这个人在性骚扰我“。但周围没有人上前。
霜霜很警觉，向伴侣提出想再观察一下。女孩的身边有一个男人，他一直试图去拉女孩的手，把她抱在怀里，摸她的屁股。当事人对这些举动并不情愿，同时强烈地挣扎。然后那个男人就开始进行言语侮辱，指责这个姐姐的行为是“闹脾气”，企图把施害伪装成情侣的争吵。
霜霜当机立断走上去问姐姐需要不要帮助，她说，她想回家但这个男人不让她回家。男人在她讲述时一直打断她，说自己是她前男友，会送她回家。当事人虽然处于醉酒状态，但一直努力和对方保持安全距离，重复着不要碰她，并尝试蹲下来让自己清醒和感到安全。
再三确认这个姐姐想要回家后。霜霜看见男人一直拿着的女孩手机，于是非常强硬地说，“先生，你不能碰别人的私人财产，这个行为是不ok的”。在几番交涉下，最终把手机拿了回来。在打车的过程中，男人多次辱骂霜霜和她的朋友，甚至想要动手。
“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那个男的再次重复。这句话像是一句万能的免死金牌，可以用于遮掩所有公开场合的暴力。霜霜灵机一动想到附近有警察局，说可以现在去报警。这时男人明显紧张了，开始虚张声势地挑衅。
©Anete Lusina
霜霜她们故意把声音放大，引发围观者驻足，即便他处于一直很想动手的状态，但惧于人群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在等网约车的过程中，男人也当街拦了一辆车想把女孩拽走。霜霜和她的朋友就将那个姐姐护在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把男人挡在身前。
大约凌晨两三点，霜霜收到了女孩报平安的消息，向霜霜表达了感谢，也向她倾诉了长期受这个前任折磨却不知道怎么办的苦恼。
“这可能不是一件小事，我不能像周围人一样坐视不理。”霜霜害怕那些社会新闻里极端暴行的发生，“而无论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发生，当女性已明显表示出不适了，即便是情侣关系，路人也应该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即便没有上升到肢体冲突，性骚扰也是一种常见的性别暴力，哪怕发生在情感关系中。
“很多时候，线下的干预往往是只要有一个围观者站出来就会被立刻制止”，另一位行动的反家暴个人志愿者小K告诉我。
一次她在便利店看到一个中年男性威胁店员姐姐，嚣张地说着要打她，并持续言语辱骂店员姐姐。但当小K过去对峙后，那个中年男人始终回避与她接触，不敢回答她的问题，之后很快就离开了。
另一次是在马路上遇到亲密关系中的男方试图把女方往马路中间推，当时还没有受过家暴援助训练的小K，不知如何是好。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她最后选择站在那里，一直用眼睛注视着那个男人。而这，也制止了可能会发生的暴力。
“很多时候大家能做的，哪怕是一个很细小的支持，其实都是可能制止这场暴力的。每一个细小的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次胜利。”小K说道。
在 m 的微信列表里始终有一个备注为“家暴求助”的联系人。这算是她第一次半介入家暴个案，由她自己开插花店的亲戚介绍。
这位“家暴求助”的嬢孃（m 老家的说法，表示阿姨）是 m 亲戚插花课上的同学，她的女儿被丈夫家暴，嬢嬢想要帮助自己的女儿，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由于 m 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科普文章，开插画店的亲戚就觉得她可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那位嬢孃。
当时的 m 还没有帮助家暴受害者的经验，也没有学习家暴援助的知识，虽然知道有《反家暴法》但也不清楚具体内容，无法提供具体的帮助。所以加上这位嬢孃后，m 只能上网查了一些求助机构的联系方式，发给她了一些可以寻求免费咨询服务的资源。
《消失的爱人》电影截图
后来 m 得知这个嬢孃的女儿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还是成功离婚了。嬢孃的女婿开始家暴的时候，由于生活在村镇，大家普遍认为是“家务事”，也不太会把家暴看做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主要还是“劝和不劝离”，就像多数传统的家长一样。直到她女儿在怀孕期间被拎着头往墙上撞的那次暴力发生，她们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转而支持自己的女儿，把女儿接回家里住，并在自己家门口安了监控。
“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智慧的，有些甚至会给当时的我一些启发” m 说道。
当时的 m 刚本科毕业在北京实习，会在朋友圈发出去玩的图片，比如去公园或者遛狗。那个嬢孃就会在她的朋友圈底下留言，“小姑娘，我偷你几张图，假装我们在北京。”嬢孃会通过各种细节的方法来迷惑她的女婿，不愿意她的女儿和孙子被找到。
某次那个施暴男上娘家门挑衅的时候，把汤从嬢孃的头上倒下去，这个嚣张施暴行为也被安装的监控拍下来了，成为了证据。这些当时 m 还无法给出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指导与办法，其实都是家暴当事人家庭求生与自我保护的方法。
后来也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找到 m，像她询问例如在快递驿站看到疑似被家暴的妇女在求助，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因为很难直接对接，即便有很强的心愿希望那个当事人免于暴力，但 m 还是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询问者的需求上，帮助她解决知识与信息上的缺口与情感上的焦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动。
在给询问者科普与抚慰之外，还有许多普通人能做的更间接的干预行动。在疫情期间，微博上发起了一场话题为#反家暴小疫苗 的活动，呼吁普通人在社区的布告栏或者电梯里张贴《给邻居的反家暴倡议书》。m 不建议当社区里有人在家暴时“一个人猛地冲上去”实施干预。小毛建议可以先向物业与居委会反应情况，或是与家里人结伴去敲门询问，当事人不愿当面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纸条贴在门口提醒。
在疫情期间，m 也通过写文章加入了反家暴科普的小组，介绍家暴如何成为次生灾害，家暴法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会觉得知识就是要去实践的，法律就是要去实践的，没有人运用的法律，其实没有在发挥作用。当你去实践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难的。”当提起行动时她说。她也建议每个人都可以用蹲马桶的时间浏览一遍《反家暴法》，这也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微小关注与努力。
为反家暴小疫苗倡议活动的微博截图
“一个人不要受到暴力其实是非常底线的一件事情。”今年是Zudy成为反家暴志愿者的第四年。
由于对反家暴这个议题的认同，彼时刚完成性别研究专业回国的Zudy在某个偶然的契机下和朋友们开启了反家暴志愿者的行动，一直努力用空余时间持续做志愿者至今。
上海封控期间，Zudy帮助了一位女性。长期被前夫家暴的她在离婚后正准备带女儿搬出去，却因疫情被迫滞留。Zudy在朋友的介绍下帮助她与居委会沟通，鼓励她和警察沟通。最后在多方协调下，这位女士带着女儿顺利住进了自费的隔离酒店，在上海解封前夕也顺利住进了亲戚家。
©Anete Lusina
Zudy告诉我，多数时候，她们作为反家暴志愿者提供的帮助就像是上面这个例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像社工那样，尽可能地陪伴与倾听当事人，给出肯定、鼓励，然后协助梳理需求；第二类就是，帮助当事人联络一些救助资源，妇联或者是为青少年家暴可以提供服务的中心。
提供反家暴援助时，当事人与志愿者之间的联系也并不都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紧密，有些当事人可能不会一直联系你，或者聊了几次之后就不再联系了。但是保持这样一个渠道，有人能够在ta的处境里看见ta，以及ta的需要与困难，这件事情本身对ta就是有些帮助，不至于完全失措。
“反正就是有人和她站在一起。”Zudy告诉我，“成功不成功，其实没有明确的指标。”
很多人会误认为离婚或者是申请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成功，其实未必。在反家暴的行动中，需要遵从一个叫做“案主自决”的原则。更多的考量是从当事人对自己状况与需求的判断，比如是否选择逃离。离开家暴是一件非常痛苦且漫长的事，再加上整体社会女性经济处境的恶化，当事人如何生存与生活要比理想的“胜利”迫切。
m 的另一位当事人，可能不同于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家暴受害者，学艺术的她很有灵气，洞察也十分敏锐。但一毕业就结婚生育的她没有经历必要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职业身份，也缺少一份独立的经济收入。婚后，她的丈夫也试图控制她与外界的联系，不喜欢她结识外面的人。最终承受家暴的她不得不在金钱上依赖自己的丈夫，自己尝试在外赚的一点小钱也多数花给了孩子。这不仅仅是她的困境，也是女性处于整个严苛社会处境下的困境。
皮娜·鲍什 1977年《蓝胡子》剧照
Pina Bausch "Barbe Bleue" (1977)
灵感源于欧洲著名的杀妻藏尸暗黑童话
Zudy也观察到互联网上有些声音，觉得当事人不肯逃离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轻率地敲下“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尊重祝福锁死”这样的评论。她和一些助人伙伴在交流时，偶尔也会发现大家共有一种矛盾。“有些时候真的觉得说怎么还不离开，或者说为什么又要回到这个关系里了”。理性上，作为志愿者应该去尊重案主自决，只要不是涉及生命安危这种可以打破的例外情况。但也有些案例是卡在中间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应该尊重案主自决，但同时又非常担心回到这个状况里ta能不能应付与承受。
“助人者如果非常执着于成功，就可能会陷入一种沮丧。”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助人者投射了自己的焦虑，或者没有意识到在把自己的价值与看法强加在受助者身上了。这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但Zudy很不喜欢“放下助人情节”这个表述，助人者劝解自己放下助人时“怒其不争”的执念是合理的，但背后可能存在的那种“我更觉醒”的优越感需要警惕。
纪录片《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对于普通人来说，多倾听当事人的困境与需求。当事人讲述自己的一些遭遇的时候，表达类如“我想你一定非常的不容易，虽然我很难真正感同身受，但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做不到像你那样强或者像你那样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我想你一定感觉很辛苦”，“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女儿做的特别多”等等的同理话语，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与立场，也是一种支持与“赋能”。
她向我们分享了“助人者也是倡导者”的理念。这个理念对她的启发很大，之前她的关注点可能是侧重在提高助人的技巧，而这个理念强调了作为助人者，也是可以去赋能案主，然后也可以给ta们做性别平等的倡导。
“有时候我们在实践的时候会忘记这个理论，但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引导这个案主，引入对社会性别的一些视角，去思考。”比如对于难以离开关系的案例，可能引发她更多的思考，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种更长久的帮助。
《女佣》剧照
同时，这也强调了受到家庭暴力的人也是有能动性的，是不容忽视的。TA们已经在主动尝试联系很多资源，或者即便每一天受到暴力，也还是在尽ta所能保护ta的孩子，努力生活。不应该被视作不够坚强或者不够自主。即便在最绝望崩溃之时，也在努力生活与争取。有些时候ta们是希望助人者能多多给到ta们肯定，这也是Zudy认为做这个工作的目的。
彼此擦肩的路人、街坊邻里之间或是网上遇见的求助者，我们能做的虽然有限，但我们也可能高估提供家暴援助的难度。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对街用坚决的目光与施害者对视；与伙伴一同上前询问受害者的意愿，把施暴者隔开；寻求警察的帮助或分享能提供专业援助的资源，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遇到家暴现场能做的一些小事。而上述朋友的例子也已说明，这些都可能阻止一场单方面施暴。
阿根廷雕塑家Marcelo Toledo
以被家暴者身上的疤痕为灵感塑造的雕塑
我们与Zudy聊了很多。她的援助经历之外，她也说，她和伙伴们也经常能从这些案主的身上获得特别多的感动和激励，感受到反对暴力与对女性主义的信心。她的伙伴曾和她讲过一个案主的例子，她的韧性很打动Zudy。她会愿意做一些分享的工作，通过向其他受害者勇敢地讲述自己受暴的经历，分享维权与重建生活的方法与经验，去激励更多的人给她们信心。
在许多年的实践中Zudy都需要不断核对自己帮助别人的出发点，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也经常发现其实是帮助了自己。“其实也要对自己慈悲。我发现这个其实是很长远的一个课题，就是爱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慈悲。所以我说的我自己的学习其实也是在学习怎么去给别人力量，怎么去引导别人看见他的需求的时候，在学习对自己的慈悲。”
在“反家暴”的路上，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不仅仅是为赋能她人，完善当前社会所不具备的，也是“赋能”自己，得以学习看待自我与世界的“慈悲”目光。
编辑：okay
作者：酒喝了一点点
排版：YY
presented by b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