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观点 | 钱旭红：前沿科技产业需要首席技术官

前沿科技产业需要首席技术官

-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 -

全球的创新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科技企业家+智慧金融资本+社会规则突破，正成为主要特征，科技商业世界正成为经济的主流。现代创新型企业亟需以研究开发为导向的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命运。这一阶层的竞争力决定着国家的产业前途和命运。

在近代工业社会，那时没有“首席技术官”，只有专注制造生产的总工程师，而工程师与总工程师到底有何区别，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工程师关注的仅仅是自己工段的事务，而总工程师关注的则是各个工段的相互交叉联结处和全局整体宏观事务，即战略布局和关键节点。

今天，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对“首席技术官”的要求，明显高于那时的总工程师。时代需要不断创新，引导创新的源泉至少有两个：理念和问题。共产主义的理念落实与绿林好汉的杀富济贫，就是诠释这两者差异可用的例子。对化工制药行业的首席技术官而言，为节能减排而改进工艺，是问题引导的创新；而依据节约原子的理念所进行的原子经济性探索，是理念引导的创新。追求绿色制造，就会发现现有的工业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创造创新大致有“我跟踪”“我最优”“我原创”等类型，这些相当程度上均取决于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的水平。例如，模仿孟山都公司的草甘膦，发明出与之类似的其他灭生性除草剂，就是一种跟踪；杜邦公司实现超越，发明超高效、高选择性、无公害的磺酰脲除草剂，就是一种原始性创新；而孟山都公司另辟蹊径转型转向，通过草甘膦—转基因配套联用，实现除草选择性，从而开辟转基因时代，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原创。颠覆性、石破天惊的创新取决于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的创新素质和能力。判断他们是否具有创新素质，就是考察是否具有诸如：批判思维、挑战权威、敢冒风险、独立体验等特点，而盲从单一思维、崇拜权威、谨慎戒备、依附人格则丧失了创新的任何可能。以色列与中国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差异，不少与这些相关。

判断他们是否具有创新所需的思维精神模式，一要考察他们的思维是否自由，至少既具有逻辑思维（形式、辩证）能力，又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美术、音乐）能力；二要考察他们是否精神独立，至少拥有科学精神（质疑、严谨），又具有人文精神（关爱、超越）。

首席技术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体全能型，有点像墨子、达·芬奇等，文理兼通、技压群杰，天人合一、包打天下，这在新兴创业性公司中经常出现，如马斯克、汪滔。另一种则是全面整合型，有点像奥本海默、朱光亚，其是主流。他们善于学科专业的分解集成、知人善任和为我所用，如比尔·盖茨，任正非等，跨国公司的创始人、研发总部的“头头”，常常具有这种特点。

跨国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其核心来自研究开发的领袖团队。这些团队并不包打天下、经天纬地。这些企业也不喜欢购买“交钥匙工程”，因为钥匙太容易被拷贝，无商业秘密可言。

他们往往能够根据产业发展的理念，或者产业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抽象出重要关键技术瓶颈，拆分成单纯学科专业课题，如力学、光学、手性化学、结构生物学……进而寻找到世界上在该问题研究上最优秀的学者，委托分包请他们研究解决。涉及其中的每一个学者，并不清楚企业在解决哪个瓶颈或者不知道瓶颈的全部，但却可以发挥各自特长。最后将各自单一的成果在公司内集成、中试、工业化。这一分解集成还原过程，保证了创新的专业性、优异性、保密性，这与会弱化内部研发能力，无法真正保密的“交钥匙工程”不可相提并论；这样，既实现了社会分工，也发挥了各自优势，还完成了技术保密。

这类过程涉及研究和管理、产业和社会的紧密结合，是传统学科所不能够覆盖的，因而将来可以萌生出新的工程管理学科和形态。

全面整合型首席技术官的工作特色之一是“翻译”能力，能将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社会责任转化为纯学术、纯技术问题；特色之二是能通过分解分包、合成还原，汇聚全球最优秀的“脑袋”，防止并避免企业建立小而全、大而散的研发队伍；特色之三是能收集寻找散落民间的新颖思想，如通过广泛的外部小额招标，使得闲置低效的社会、大学、企业的智慧、信息、物质资源能相互自由匹配、通过试错探索，从而把握住偶然的机遇。

哪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拥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创新创业将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焦虑。

本文节选自钱旭红院士著《改变思维：新版》第82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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