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编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新报告：比较视角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支出评估 @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
大外交·青年智库
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
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
Glory Diplomacy
Ny.2022/ No.782
来源@库智交外大（原 大外交智库）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新报告：比较视角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支出评估
作者：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项目高级顾问兼主管。
摘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对中国2019年的产业政策支出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政府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大力支持本国优势产业和关键产业发展。该报告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进行了分类和估算，指出中国相较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善于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特定产业进行政策支持，从而保持国际竞争力。另外，报告还认为美国应当重视对中国产业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在国际贸易中重新获得优势。
要词：国际经济与贸易；比较经济学；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文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www.csis.org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47期，总第192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肖雄夫，《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外交学院英语系；游雨嫣，《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副主编，就读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张童沿，《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主编，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副主编，就读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终审：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总策划、总编。
编译精选
引言
该报告旨在量化中国的产业政策的总支出规模并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介于本文采用了较为保守的估算方法，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实际上可能更高。为了更直观地反应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研究还分析了巴西、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和新冠疫情影响，本研究比较的是这些经济体在2019年期间的产业政策支出，而中国的数据是由其从2017年到2019年的表现中估算而得的。
报告坚持中立的政治立场，不会对任何国家的法制建设、营商环境等经济结构特征进行评价，也不会评价任何国家经济政策的优劣，本团队的任务很明确：了解中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程度。本报告的三个核心结论如下：
即使在保守估计的情况下，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也是巨大的，在2019年至少占其GDP的1.73%。按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s）计算，这相当于超过248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汇率（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xchange rates）计算，相当于4070亿美元。2019年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比国防开支还要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按名义汇率估计为24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低于市场的信贷、对非上市私营企业的补贴、政府指导基金和国有企业转移支付。
中国支持其产业发展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中国的支出是本研究中排第二名的韩国的两倍多，以美元计算，中国的支出是美国的两倍多。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产业政策是独特的，因为当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有所下降时，中国政府则在维持或推进垂直产业政策（vertical industrial policy）。三个产业案例研究——铝、半导体和电动汽车——显示了中国如何在可量化的经济支出和不可量化的政策设计方面脱颖而出。
一、关于产业政策支出的辩论
什么是产业政策？广义上的产业政策包括任何影响经济体行业竞争力的政府干预，这包括横向的“非针对性”政策，如改善营商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加大科研投资等措施，狭义上的产业政策指旨在改变经济结构的政府干预措施，强调的是针对特定公司、部门或地区的纵向政策（即目标政策）。横向和纵向政策之间的区别在实践中的界限很模糊，比如对科技产业（R&D industry）的税收减免或政府采购在理论上可能面向所有公司，但在实践中会使某些公司更多地受益。
产业政策的一种分类方法是按其政策领域或其影响的市场来分类，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它们影响企业的渠道来分类（见图表1.1）。经济学家还在不断开发新的分类方法，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一项研究建议根据政策是影响个别公司业绩还是整个行业生态来进一步分类。
产业政策可以是透明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前者包括直接补贴，后者以非官方的政治“吹风会”为例）。先进经济体的产业政策通常更加透明，国家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更多地依赖隐性和非正式机制，如对企业或银行的行政指导或外资竞标时的地方自由裁量权。
在报告中，产业政策被定义为任何旨在重新分配资源，以支持某些公司或部门实现一个或多个政策目标的国家干预，不论它是透明的还是隐性的。本文的定义是狭义的，因为它排除了大多数旨在加强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横向”政策。但这个定义也足够宽泛，包括从直接补贴到通过信贷系统提供支持在内的多种产业政策工具。基础设施、教育投资以及农业补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对产业政策的看法经历了几个变化周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政府都把产业政策当作合法的发展战略。在拉丁美洲，许多政府将进口替代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途径，而西欧国家则设立了发展机构和银行并支持关键部门的国企。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引发了对产业政策的重新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支持市场自由化和反对国家干预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许多国家的政府中占了上风。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激发了人们重新关注产业政策。最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更是将这一讨论推向高潮。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应对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影响。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一方面鼓励中国的市场化并参与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利用双边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约束中国。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国经济行为体来说有利有弊。美国的出口额急剧上升，能在中国投资过剩资本，全球供应链更加高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同时，中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逐案处理的方法制定了一些临时策略，让中国各级政府取消许多会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市场准入限制。实际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就必须让中国调整其扭曲的经济结构（译者注：即按照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那样全面放开国内市场，推进私有化和经济全球化）。
特朗普政府2018年3月针对中国的301条款贸易调查的目的是敦促中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构性政策，但2020年的第一阶段协议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该协议内容包括对知识产权政策的调整和一些进出口市场上的让步等，但没有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和政治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当时宣布第一阶段的协议不包括“结构性问题”，它希望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再讨论这些问题。拜登政府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双边主义政策，但它继续强调中国必须改变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美国缺乏中国经济的相关数据，所以未能有效地制定应对政策。可见，美国对中国的不满很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上。
二、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进行估值
本文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有三个特点。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很多，2019年约为1.71万亿元，占GDP的1.73%（见图表2.3）；中国的产业政策工具多种多样，但有两点比较突出：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对国有企业发放低于市场的信贷。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变化与GDP增长保持一致，但低于市场价的土地销售量下降。
图2.1：按企业类型划分的中国商品出口
图2.2：2017-1019年中国可量化的产业政策支出
图2.3：按平价购买力计算的2017-1019年中国可量化的产业政策支出
图2.4：2017-2020年中国的上市公司的直接补贴
图2.5：国有银行占银行系统资产的份额（2016年）
图2.6：2010-2020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
中国产业政策工具中最有力的部分得益于国有金融部门的特殊权力，包括获得信贷和掌握资本市场信息以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该研究对中国低于市场价格的信贷和国家投资基金的投资份额评估可以佐证这一点。企业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额外的政策支持，关键战略部门的中国企业还可以得到政府对其进行直接指导的支持。中国可量化的产业政策支出很大，在2019年至少占该国GDP的1.73%，在支持特定产业的过程中，中国对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和国家的宏观调控都相对成熟。
三、支出大——官方支持的比较估计
（一）分析方法与量化指标
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名义GDP上，还是在实际GDP比重中，中国可量化的产业政策支出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为了进行比较，研究选择了涵盖了拥有各自产业政策传统，不同发展轨迹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巴西、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
就经济总量而言，美国与中国位居前二。按市场汇率计算，2021年美国占全球GDP总量的23.9%，中国占据18.1%，紧随其后的日德两国分别仅占5.1%和4.4%。然而，中国在制造业的经济足迹要大得多，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枢纽，中国制造业总增加值超过了其他任何经济体，见图3.1。
为确保各经济体间的可比性，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考虑。其一，从总体水平而言，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被量化？一般来说，对财政支出，或出现在国家下属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工具进行估计比较容易。其二，国家支持的实际程度如何？这类补贴应该是在股权投资或采购中支付的高于市场价格的任何溢价，以及市场利率与国家金融机构为贷款提供的较低利率之间的利差。
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本研究将可量化的产业政策工具分为：直接补贴、研发税收优惠、官方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其他税收优惠、低于市场价的信贷和国家投资基金六大类，见表3.1。并将2019年作为参考年，收集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官方或政府权威组织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
为了将上述范围限定在研究报告对工业政策的定义范围内，该研究在数据汇编中尽可能排除以下几个层面：
(1) 农业、渔业或能源补贴
(2) 基础社会与教育
(3) 区域发展项目
(4) 中小企业项目
(5) 信用担保与保险
(6) 官方采购
（二）研究结果：跨经济体的产业政策
按照上述各项量化标准，图3.3列出了中国的工业政策支出估计值，包括中国特有的土地补贴、国有企业净应付款和债转股等工具。
上述图表阐释了不同经济体的总体方法。“研发第一”的经济体法国、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倾向于通过税收优惠和官方来支持研发。“大投资者”经济体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赋予了官方投资基金重要角色。而“政策银行家”巴西、德国和日本则都广泛依赖于政策银行。尽管存在透明或隐性的产业政策，但本研究力求使用严格的方法来计算各大经济体的产业支出，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对企业的支持水平程度最高。
四、路径新——产业政策的演变
除中国外，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体的垂直产业政策尤为明显。例如，巴西等拉美国家，采用的是经典的进口替代战略，8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财政紧缩以及产业成熟，这些产业政策逐渐失宠。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市场为主导的方法获得了政治合法性，逐渐用于多个国家。
（一）中国
中国的发展及产业政策常被用来与其他东亚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规模之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不到2%，到2021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接近18%。但在同等发展水平下，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低于东亚其他国家。
此外，中国的产业政策及其优势也与其他东亚国家有所区别。首先，在实行经济改革时，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整个经济的主导权；其次，中国的工业发展相对开放，至少在早期是依赖外国投资的；第三，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规模都大的国内市场；第四，中国采取了如政府引导基金(GGFs)、国有金融部门、非金融国企以及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指导等特殊产业政策工具；最后，当其他东亚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上削减垂直产业政策以支持横向改革时，中国已经在发展水平上增加了垂直产业政策。
然而，中国的产业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行了全面经济改革。2006年后，其产业政策将重点放在高科技企业和创新领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15年前后，中国推出了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一系列新的产业政策，政府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20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十四五规划也将重点转向实现核心技术自给自足，减少对国外技术和进口资源的依赖。
（二）其他七个经济体
1、日本
二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历史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5至1960年，日本政府直接控制外汇分配，调节市场价格和配给，实行优先生产制度，促进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发展；1973至上世纪90年代，通商产业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并通过向重点行业提供行政指导、协调国家推动的行业研究、鼓励私营部门的研发，逐渐将其重点从战略转向纠正政策；1991年后，日本经济进入停滞期，产业政策从产业调整转向经济结构改革，注重横向研发；近年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特别是高科技产业。
2、韩国
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1948-1960）对经济政策重视程度不高，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国内权威和统一朝鲜半岛上；朴正熙（1962-1979）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并把国家引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金大中政府时期（1998-2003），政府的支援主要集中在投资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新兴企业；2020年，文在寅（2017-2022）制定了韩国新政（Korea New Deal），通过“数字新政”，促进经济中的数字创新，维持韩国在ICT领域的优势。
3、中国台湾
台湾地区对产业政策的大量运用始于蒋经国时期，并在他的推动下迅速加速了制造业的增长。此后，李登辉(1988-2000)、陈水扁(2000-2008)和马英九(2008-2016)维持了他的产业政策的大致轮廓，但随着台湾向技术前沿靠拢，台湾当局在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直接支出似乎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自2016年以来，蔡英文支持已确立的战略部门，并在2020年推出核心战略产业，如数字技术、网络安全等。
4、法国
二战后，法国将金融、能源、公用事业和运输领域的主要私营企业国有化。1981年，巴黎将12家工业集团和38家银行国有化；1983年之后，国家统制模式逐渐淡出，转而支持市场自由化；从1986年开始，法国开始一系列的私有化举措；截至2021年，国家持股机构(APE)持有83家大公司的股份，价值1250亿法郎，资产集中在能源和航空航天部门。2005年，法国重新启动了产业政策，重点放在高科技领域，并与2013年启动了旨在恢复工业竞争力的“新工业法国”计划。
5、德国
1968年，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原则承认，动态经济需要结构变化，政府应以良好的商业环境促进变化；1990年后，政府强调私有化和经济援助，包括投资激励、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对中小企业的补贴和对研究的支持；2011年，德国宣布了工业4.0计划，旨在通过研究和组织平台促进工业数字化；2019年，德国提出《2030年国家产业战略》，建议促进本国和欧洲龙头企业的发展，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
6、美国
美国的产业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冷战期间，美国资助国家安全和太空项目，其中如阿波罗计划就是一种任务导向型产业政策，以政府采购为主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对日本工业日益增长的竞争威胁做出反应；21世纪后，美国支持能源创新，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第四个时期，即过去10年里，美国专注于先进制造业。2022年的《美国竞争法案》旨在增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发的资金来支持半导体行业，并包含其他旨在与中国竞争的条款。
7、巴西
二战后，巴西的工业政策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至1980年代初，巴西实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最初包括尝试进口替代；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稳定和外国投资回归后，巴西采取了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措施，重点是贸易自由化、放松市场管制和国企私有化；21世纪初，工业政策恢复，巴西启动了《工业、技术和贸易政策(2004-2007)》，之后以《生产发展政策(2008-2010年)》取代，该政策包括协调国家和私人资源的项目，并对更多部门予以关注。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政策支出仍然很高，而且似乎没有减弱的迹象。中国产业政策的构成可能发生了变化，但其规模和雄心只增不减。中国的独特性并不局限于其产业政策支出的规模，在其发展阶段增加了产业政策的部署，并支持特定的新兴技术。无论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产业政策支出都可能加剧贸易扭曲，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保护主义。
五、以部门性研究填补数据空白
报告前几章对中国和其他七个主要经济体在宏观层面上的产业政策支持进行了估测，但由于数据不足，政府提供的一些可量化的支持可能被低估或存在数据缺失。通过微观层面的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的部门性研究，则有助于理解国家如何支持其企业，并弥补数据上存在的缺漏。
本章概述了三个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的情况——铝（aluminum）、半导体（semiconductors）和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s，EVs)。铝是一种上游产品（upstream good），半导体主要作为一种中游产品（intermediate good），用于制造从汽车到智能手机的各种下游产品，而电动汽车则是最终产品（译者注：上游产品、中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为生产流程中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上游产品是中游产品的原材料，中游产品是下游产品的原材料）。
（一）铝
铝价值链（value chain）包括上游（铝土矿的开采和氧化铝的生产）、中游（冶炼）和下游（半制成品加工和制造）等部分，可以从不同的产业政策中受益。传统上国家干预（包括公司国有制）在价值链的上游部分较为普遍，但如今在下游部分也愈发明显。
过去20年，中国的铝产量迅速增长，这也反映出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到2016年，中国的铝土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这种行业规模的扩大是由向国有企业发放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等政策支持方式所推动的。
中国地方政府为铝冶炼厂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其出售原料、税收减免和提供廉价土地等。然而，经合组织（OCED）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国有金融部门。该研究估计，样本公司从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中获益多达560亿美元。铝业行业中还有一些公司受益于债转股（debt-to-equity swaps，译者注：指将企业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持股）：民营企业虹桥集团在2017年获得了国有投资公司中信集团(CITIC)1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注入，以帮助其减轻债务负担。这意味着国家获得了该公司10%的股份。
政府对铝业企业还存在一些其他形式，尤其是贸易举措方面的支持。经合组织估计，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通过增值税和出口税退税等措施，中国政府实际上为粗加工的铝制品（上游产品）提供了超过15%的税收优惠。
（二）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受益于国家的支持。总体而言，半导体公司直接国有的情况在中国之外较为罕见，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在增加对半导体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中国半导体行业收入排名前10的大企业中有5家都有超过25%的股权被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China’s National Integrated Circuit Fund）和央企持有。
经合组织的研究将中国政府对半导体公司的补贴分为三大类：预算援助（budgetary support）、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和注入低于市场价的股票。
预算援助包括在研发、支出和收入方面的支持（例如，减少企业所得税）。这种直接的补贴形式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都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大多能够获得本国以外的预算援助，但就中国的跨国公司而言，其大部分资金似乎都来自中国国内，相反，总部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公司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大量的预算援助，这反映出中国政府专注于发展国内的半导体行业。
经合组织的研究显示，注入低于市场价的股票（低估值股票）对中国企业尤其重要。这反映了自2014年以来，投资于半导体行业的政府引导基金的迅速增长。2021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又称“大基金”）和其他15个地方政府集成电路基金的规模约为730亿美元，这些基金专门用于资助中国半导体企业。政府为半导体企业提供的拨款、股权投资和低息贷款也超过了500亿美元。经合组织指出，低估值股票的注入为建设新的半导体制造厂提供了资金，致其数量迅速增长，半导体工业协会（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估计，2021年中国宣布了28个新的晶圆厂建设项目。
（三）电动汽车
截至2020年，中国的电动汽车拥有量占全球的近一半。中国电动汽车数量的增长与新能源汽车被认定为《中国制造2025》和“十四五”规划中的战略产业的政策方针相呼应。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在供给侧（制造商）和需求侧（客户）都进行了补贴，以刺激该行业发展。明确的政策支持加上高额补贴带来了高涨的投资热情，导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分散而拥挤。政府也明确表示，中国的电动汽车公司数量太多、规模太小，有必要寻求整合。
除了消费补贴带来的需求量上升，电动汽车公司还享受着研发的税收减免和各种地方政府的支持。2009年至2017年，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的总体支持估计超过3900亿元人民币。虽然针对电动汽车的消费补贴计划在2022年底逐步取消，但其的确在行业尚不成熟的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共采购在电动汽车的起步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和激励下，政府（包括国企）的公有和国有车队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显著增长。2019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电动汽车的公共采购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各省、市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针实施具有推动作用。在中国，通常是地方政府直接对电动汽车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包括减税、提供廉价土地、公共交通系统中的直接采购等。
（四）结论
中国企业比同行业的其他领先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国家支持，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有银行或投资基金，表明中央政府较为依赖金融部门来实现其发展目标，但政府也经常通过定向采购和进口壁垒等直接干预措施支持企业。在政府干预较为频繁的经济模式中，政治信号在引导投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六、让数字发挥作用
（一）数据说明了什么
有限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支出超过4000亿美元，至少占GDP的1.73%，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甚至高于同年的国防支出。美国的支出约为840亿美元，位居第二，占GDP的不到0.4%。无论是产业政策支出的绝对值还是占GDP的百分比，中国的数据都远远超过了样本中的任何其他经济体。
（二）数据的提供
本报告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讨论如何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支出进行更全面的估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这些数据当作攻击其他经济体的武器。相反，更加全面的数据有助于制定有关产业政策支出的国际新规范。简而言之，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如何让数字发挥作用。为了让各国的产业政策支出模式更加清晰，这些支出数据需要被系统地收集和共享，但如今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为此需要采取两个措施：
政府和国际机构在计算产业政策支出时需要扩大指标范围。目前的计算主要聚焦于财政补贴，对其他政策工具（如政府采购）考虑较少。
应始终要求各国政府提供更全面和详细的数据，说明其如何支持本国企业和相关产业。
各国政府应填补的数据空缺包括但不限于：
①补贴：所有WTO成员应按照《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的要求，披露其补贴的估测数额。
②政府采购：全面且及时地获取政府采购数据对大部分经济体都是困难的。目前有关政府歧视性采购（discriminatory procurement，译者注：政府机构在采购时优先采买本国产品的做法）的数据相对较少。
③地方数据：大多数经济体的地方政府支出数据都比中央政府数据少。
④国家投资基金：许多国家投资基金所持股票的价值和买入时的价格并不那么透明。
（三）数据的可能用途
如果数据的获取和共享取得了一定成果，那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以下列出了可能的选择：一，各国政府在分析中单方面使用这些数据，以确定一国政府对整体经济和特定行业的干预程度（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被看作“市场经济”）；二，这些数据可以在多边层面作为一种信息来源，激励所有经济体在产业政策支出中进行自我约束，有限地干预经济。
译者评述
本报告主要目的为研究中国产业政策支出的规模和方式，尽管报告作者标榜不评价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但字句中频繁透露出中国政府对产业干预过多之意。从数据上看，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远超其他经济体，但只是简单的数据对比，实为忽略了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干预模式本就不同，该报告本质上仍是以西方经济体制价值观度量中国的产业政策。报告末尾提到了各国需要自我约束产业政策支出，但没有明确涉及约束的尺度问题，直接的政策借鉴意义不大。
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无法绕开产业政策，没必要过于排斥产业政策。参与该报告编译评议的大外交智库（GDYT）青年研究工作者们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对于中国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在芯片、半导体等高新技术领域，落后意味着被他国垄断，只能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而新兴行业仅靠市场要实现盈利困难重重，一定的政策扶持便能极为高效地促进行业发展。
但报告中显示的我国在产业政策上的高支出也的确应该让我们思考：在新兴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是否过于依赖产业政策？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一些企业通过投机行为套取政府补贴的现象十分常见，不仅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也没有真正地对行业发展带来积极效应。而具有导向的产业政策一经放出，便容易造成一哄而上、资本扎堆涌入的局面，但其中大部分不过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很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只有小部分企业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新能源汽车便是一个例子。而政府意识到产能过热而缩紧补贴之时，便是很多中小企业的噩梦，泡沫终将破碎。因此，改变单一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应该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外交智库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智库/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总部在中国深圳。大外交智库（GDYT）坚信“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创办《智本青析》《早点知道》《真题解析》《大译编参》《外交辩论》《智库研讨》《名人对话》等项目，并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高精尖部门，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领域，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评论员、特约研究员、编译评议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余人）的青年智库样本标杆，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实现价值增值与最优，效果非常明显，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全球新型大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官网 http://www.glorydiplomacy.com
B站直播间 @风云大外交
”
往期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