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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北京奥森的人们

余物非 正面连接 2022-11-16


北京约有2000位露宿者。我在奥森附近见过的,只占这个群体的约1%。我很难概括他们是谁。他们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





寻找露宿者


八月初的一个选题会上,同事们提供了条线索,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边疑似出现了一群露宿者,每天拖着拉杆箱在那儿过夜。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这是一群中产?刚回国不久的我被派去探访。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95后,在我看来,“奥森”一直是个浓缩了北京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地标。白领下班后穿着耐克和亚瑟士跑鞋在公园塑胶跑道上锻炼,周末湖面上总飘着皮划艇和桨板。如果奥森周边涌现一批露宿者——我们猜想,那也得是消费降了级的落魄中产,拉着行李箱,没准还扎着帐篷。


第二天晚上快十点,我来到北京北四环外的奥森南门,开始寻找露宿者。奥林匹克塔形如五颗长钉,高高矗立在紧闭的南大门外,塔身不断变换着光彩。在它脚下不远,中轴线步行广场的灯光开始暗下来。喧嚷的KTV露天音响、滑板和跑鞋逐渐退场。路边还剩一两个人继续开着美颜灯麦霸着,蟋蟀吱吱的鸣叫变得清晰。


我在这个南门闹市转悠了快两个小时,除了被蚊子咬了10个包,一无所获。走累了,我刷开一辆共享单车,扩大范围继续搜索。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顶帐篷,或是哪怕一个拖着行李箱的躺卧者。只有一个小贩,有点佝偻,背着个双肩背凑近我问:诶哥,冰墩墩要不要?


马上凌晨十二点,我有点绝望了。广场几乎一片漆黑了。野猫从树丛跳到路中间。一只小狐狸从我眼前跑过,嘴里叼着塑料杯。我放弃了,骑上车,绑上头灯,决定打道回府。


刚骑没多远,我扭头发现,在广场南端临街的长凳上,有一个蜷缩着的黑影。往北几百米一个相同的凳子上,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旁,又一个人闭眼平躺。再顺着光亮走到通往商场的地下通道——再一个人躺在过道里。出了地道再往北,广场西北角的一个长椅上,又出现一个壮汉枕着胳膊侧卧,身边破旧的电动车挂着四个载物袋,车尾还驮着个美团保温箱。


转了一圈下来,我发现了7个露宿者,分散着睡在7个角落。他们的身边只有脏兮兮的被单和大包小包的布袋。他们不像中产,更像露宿街头有一阵了的流浪汉。当立交桥和大马路变得空落,在以奥森南门为中心、半径1.5公里左右的“环奥森露宿带”,这些人彻夜陪着鸟巢、水立方和购物中心,过着一种我难以想象的生活。





流浪汉之初体验


今年7月回京前,我在纽约和美国西部做了四年记者,曾跟着美国当地的公益组织走访过露宿者——描述这类人的英文是homeless或houseless,翻译过来是无家可归或没有房子的人。这个词在英文世界里是相对中性的。书籍和纪录片中的houseless往往活得潇洒,像那些住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嬉皮士”攀岩者,还有一些无法退休的老人,他们对着视频攻略将老车改成房车,为了在全美打临工,穿越高山和平原。我甚至有些佩服他们的创意和自在。


在国内,我还没跟流浪汉说过一句话。编辑建议我,跟他们打交道时可以试着带包烟,带点水和吃的,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吃顿饭聊聊。


两天后,我装上了饼干和驱蚊液,找出了一条裤子——一条穿着攀过岩、沾满镁粉、白一块黑一块的运动裤。一路上,我琢磨着露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蚊子和高温。


在广场周围的初步探索并不顺利。商场地铁口边趴着的的西裤男没等我打完招呼,就亮出了低沉的嗓音,说他自己“喝了酒”,“你又不是个女的,这时候来找我干嘛?”躺在树丛边长椅上的瘦小伙,在我自报家门后,执意要看我身份证。把证丢回后,他边喷吐沫星,边说我长得丑,而且身上还有奇怪的风油精味。


回到广场西北角,我远远看到两天前那个守着旧电驴的壮汉。他光头,半躺着倚在长椅一侧刷手机。他一身美团T恤,看样子是个送餐员。见我走来,壮汉挺直了腰杆,把手机锁屏扣在腿上。


我按设想聊起蚊子。“这有蚊子吗?”他反问。那在四五十年来最热的夏天露宿还好吗?他呵呵一笑:“昨晚上差点冻着了呢。”我陷入沉默。


“你干嘛来的?”他小声问了句。确认我不是赶他的保安,他靠回了椅背。后来我才知道,原则上,在广场“躺宿睡觉”是不被允许的。他跟我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他说他叫苏洪。


苏洪来到奥森露宿纯属偶然。他回忆说,六月末的一天,他骑车巡街,一抬头有个像钉子的塔“挺好看,也不知道干啥的”,底下不远处就是个长椅,椅面宽敞,周围也没有别人。那时他身无分文,就决定在椅子上睡一夜。那也是他露宿奥森一带的开始。


苏洪说话很温和,慢条斯理。我经常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还不到十一点,广场上还没消停,有个KTV男嗓在唱张惠妹的《趁早》,每到副歌那句“我可以永远在扮演你的配角”时就差出半个音阶。露天音响还放送着《北国之春》和《爱拼才会赢》这些上个世纪的慢节奏励志曲,配合苏洪的嘴一开一合。


苏洪说,他确实是个美团骑手。以前家在沈阳郊区。从干了20年的鞋厂下岗后,他在沈阳送了五年外卖,听说北京送外卖单价高,能挣沈阳的两倍,就坐了10小时的火车来京。结果刚下火车就被要求自费隔离14天,积蓄很快花光了,他一边露宿街头一边打工。


“送外卖8000块钱一个月能有吧,怎么不自己找个地方呢?”


“唉,我跑不了那么多单,”他拍了拍自己的右腿,“我坐着你看不出来……我脑出血过,腿瘸。”


我瞄了一眼他的腿——耷拉着放在长椅上,双脚在地上自然交叉,似乎并没有任何异样。他说在2015年5月那个“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候”,有天快中午,他突然昏迷过去,在ICU醒来后发觉右腿站不住了,康复后走起路来会打拐。近五年,他一直送外卖补贴家用。他觉得,也是生病后的知觉下降让他对蚊虫叮咬没什么感觉了。


我皱着眉,想鼓励他,却一时词穷。对话逐渐变成独白。苏洪抬头望着长椅上的雨棚,“你说,人家不一定爱听。或者人家听,就听听,然后听也挺烦的。”


我忙说不烦不烦。看他瞅了眼手机,我问起他常用的社交媒体,试着寻找共同话题。相比“文明了点”的抖音,他更爱用快手,因为“更随意”。在快手上,他叫“开心瘸子”,发过不少自拍的吃饭休息和外卖故事。


相比自媒体,苏洪更愿提些旧事。说他尽管腿脚不利索,还在老家荣膺过站点当月“单王”,一天工作18个小时能送100多单。说罢得意得嘿嘿笑了两声。


“那你再回去会不会好些?”我好像终于接住了他的话茬。“回啥家啊,得挣钱啊,”他苦笑。我们还是话不投机。告别前,我们加了微信。


10分钟后,KTV男嗓还没停。我骑车经过苏洪,他弯着胳膊当枕头,已经睡着了。





我与“一个一个独立的人”


在中轴线旁的长椅上睡着并非易事。


一点多,三五辆机车轰鸣着在奥森南门集结。当整个广场静下来,我吹起露营用的睡垫,毕竟灯箱下的长椅,不垫一下实在太硌。配电箱的低鸣不断敲击着耳膜。旁边灌木沙沙了一下,我腾地坐起来,怕有人盯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猫在两米外的树丛钻来钻去。


在露宿街头面临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里,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保安,尽管有四十多位保安即将到来——奥森南门的核酸检测点7点开始检测,赶着开门前,他们就会去排队,然后在广场上一直巡逻到晚上10点,再在马路边集合,坐班车回郊区宿舍。赶上周边有大型活动,他们还得加班,有时武警也会赶来增援——这些,都是不久后另一位露宿者透露给我的。


那一晚我才睡了不到4小时,醒来三次。我迷瞪到六点多,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摸了下手背,才发觉蚊子咬的几个包已经被我挠出了血——也许我离真正的露宿者又近了一点点。眼睛又闭了二十分钟,有个保洁大爷开始在我身边扫地,扫把与地面反复摩擦着。我再也睡不着了,赶紧起床,逃离了这里。那是我第一次在奥森边上过夜。

当晚再次来到奥森边,我依然屡屡遭遇戒备。下沉广场的凳子上有个打工仔特别贫,说自己干过群演也喂过孔雀。可刚一见他,他一口咬定我是来搞传销来洗脑的,我给他看了我就职的公号、我的署名文章和身份证照片。


还有个中年“保密哥”,只跟我聊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霸权、自媒体时代、996、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他眼中有效的社会治理。我点了一个多小时的头。告别前,他说他可以透露,他“姓魏,三国的魏”,是河北保定人。


我来到中轴线广场,一台全新的电动车似曾相识,我想起这是奥森第一夜我数到的第二个流浪汉。车主穿着亮蓝色的外套和黑金色的运动鞋,整个人荧光闪闪地在长凳上躺着,还没睡着。我抛出万金油话题,试探着问他感觉热不热,冷不冷,他只说“我有地方住,等下就回去了”,摆了摆手让我走。


面对他们和苏洪,我非常困惑。我记得美国主流杂志常写,某地露宿者被迫无家可归,这种群体的落魄往往指向某一种社会问题或失败政策,比如涨不上去的工资、鸦片类药物滥用和疫情早期防控不力。我读到些中国流浪汉的网文,同情之中也强调了他们的愚蠢和懒惰。我不赞同,但真的来到这里,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们。他们除了都像卫星一样环绕着奥森,似乎很难概括出什么共同点。


茫然之际,我拨通了社工A的电话。A曾寻访北京的露宿者多年,并帮助流浪汉们与媒体和政府部门对接。A已经退圈(因此不愿在谈及露宿话题时表露身份),因为一旦露宿者们得到过多关注,他们就会丧失栖身之处。ta说,“最受影响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至于建议,A只给了我一个:“这个群体是描述不出来的,最后,他们只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





他反复说,露宿是自愿的


留宿广场的第二夜,凌晨一过,我又看到了那位荧光色的车主和他的电动车,米色亮面在黑夜里格外耀眼。


我上前说,前天我在这里过夜的时候看他也在露宿,蚊子咬我咬得很厉害,顺便给他看了看手背的疤。我拿出备好的驱蚊液,问他需不需要。他见推拖不开,拿过小瓶往胳膊上喷了两下。他也让我在他的长凳上坐下了。


他叫刘中原(化名),圆脸短发,讲话细声细气。如果不说自己42岁了,我以为他就30出头。他像低配版的苏炳添,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一双粗壮的小腿——他说那是他从小干农活练出来的。


我想起上次见面他说“我有地方住”,就问他平时住哪儿。他说,就在XX北里,一个附近的老小区。我正想接着问,他岔开话题,抬头看向了奥林匹克塔,突然对我提起他小时候常看的白岩松和水均益。“那些记者是顶级的”,他说,“你要是跟水均益白岩松似的,肯定早能拿到证报冬奥了。”


和苏洪不一样,相比谈自己的事儿,刘中原更爱聊别人。他暗中观察其他露宿者,事无巨细地和我分享见闻,有时像个在广场里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


他说,有个瘦高男子住在购物中心外的长椅上,还爱穿皱皱巴巴的白衬衫。每天晚上十点,那人拎着很多资料回到那里。白天走之前,他再把布袋里的资料放入商场储物柜,“十几包(资料),一次拿不了,他要分了两三次拿”。他推测那是个知识分子。


无论跑调与否,他都觉得KTV歌声是夜晚的安眠曲,因为“听歌入睡很享受”。他数过,这个广场上有十多个露天KTV,他脑补那位自带电动三轮还总唱着《北国之春》和《爱拼才会赢》的摊主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摊主有“五六十”,“看着很沧桑”,应该“故事挺多”,没准有不少退休金,因为他“买了个新三轮”,“拉四个大音响”。只要摊主来过夜,第二天摊主醒来后,会在广场上“跑步,蛇形跑”。


聊起这些“研究对象”,他叨叨了一个多小时,到快两点依然看不出困意。我冷不丁来了句,“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中原开始东张西望,说自己的事“很没意思”,含糊地讲起来——四月初来到广场上,两三个月后花4000块买了电动车,做了快半年众包骑手“啥都送过”,常去的站点“就在附近”。本就细声细气的他,话音越来越小。


他反复说,露宿是自愿的。面对我挤牙膏似地追问,他说他租着“五六百一个月”的群租公寓,区区二十平米装了八口人。“臭脚丫子、抽烟的,味道不好”,二十来岁的室友们还爱打架。他只回去洗衣服,一周一两次。“他们不管我在哪里呆,谁也不管谁的事,”他有些不耐烦了。


我问,能否他下次带我去看看公寓。他点了点头。


有住的地方闲着不要,反而主动选择流浪?我感觉他很不一般,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救济”同龄梦想家


去了广场五六次,我慢慢习惯了穿着锻炼后没洗过的裤子,前半夜在美颜轮廓灯和滑板前穿梭,后半夜在长椅上入睡。我不确定脏裤子能否帮我“搭讪”,但总觉得穿着才跟流浪汉们距离更近。


后半夜的蚊子不总能咬醒我了。不过,打断我回笼觉的也不只有保洁员了。清晨刚过七点,有个老头会在广场上抽陀螺,鞭子响得像炮竹。偶尔还有另一位晨练的,每隔一两分钟就大喊一声。


我一般会随身带几包太平苏打饼干,醒后吃一包,当是体验流浪的早餐。吃完就回家,洗澡,补觉,晚上再回到奥森周围。面对初次见面的露宿者,我抛弃了以前的聊天套路。如果我说自己这几天睡得还凑合,或者提到七点打鞭子的老头,他们也更愿意聊自己。原来,奥森周围不止住着送外卖的,还有搭架子的、拉网线的,以及自称退休金过万的大爷。


我还偶遇过一位年轻落魄的求职者。一天,在灌木丛边的长凳上,我骑着车,看到有人穿着一身黑躺着,年龄好像跟我相仿,就下车走了过去。他顶着蓬乱的锅盖头,口罩勒在下巴,手机屏幕的蓝光照着瘦削的面庞。


锅盖头叫张坤杰,说自己22岁了,之前当服务员。一天前他刚来北京,但一直找不到工作。他还说,他已经快2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为了充饥,他说他吃过从垃圾桶里捡出过略微发酸的饼干,还喝过公厕洗手池的生水。


我从裤兜里掏出最后一包快被压碎的饼干。“谢谢”的话音刚落,他就拿走撕开包装,开始狼吞虎咽。等他快吃完,嘴角还有饼干渣,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能把自己饿成这样,估计是露宿新人。他印证了我的猜测,说之前没在外头睡过,“这就是我的人生最低谷了”。我在他面前俨然是个“老人”,开始大量输送听来的流浪窍门,诸如“购物中心能给手机充电,还有网”和“XX美食广场相对便宜,一荤一素13块,米饭管饱”。我也随口跟他开畅想未来的玩笑:如果他有朝一日月薪两万,会有什么人生计划?


他心里装着许多极其具体的梦想。他最想要一辆法拉利,三十岁之前想要一辆本田思域,二手的也行。他还想要“日本小房子”,就是“那种三角房子,正面是三角形,侧面也是三角形,里面能住三四口人”,是他在留学生发的快手上看到的。他机关枪似的讲了一长串,最后想起要“先定个小目标”,比如“吃饱饭”。


快三点了,空气中夹杂着潮湿,月亮爬过了奥林匹克塔梢。蟋蟀叫得越来越响,而且比前几天多了个节律。坤杰给我讲述了两种叫声的不同,说“小时候老家麦地里面常有”,“我们家附近天天都有这叫声,还有青蛙呢。”他忆起本不愿多提的童年往事——儿时他没少受过父亲的家暴,妈妈老管他,其他兄弟“靠不住”。


互加微信后,他问我能不能借他些饭钱,等发工钱了就还我。似乎察觉了我的迟疑,他给我展示了余额挂零的支付宝和微信,以及借不出一分钱的花呗。在Boss直聘上,他投了10多份简历,等着回音。我给他发了个60块的红包,并祝他好运。


分别后,我们分头睡觉。我找了个没人的长椅,怕棚子不够挡雨,就把雨衣罩在脸上;坤杰同样寻到了屋檐,他睡在了厕所保洁员专用的储物过道。第二天我去探访这个过道。狭长的空间只有半米宽。数不清的拖把、扫帚和鸡毛掸堆在过道一侧的两个空桶上,散发着浓郁的灰味。身高1米72的张坤杰在这里睡了一夜。





卑微的生存


不止逼仄的“床位”,厕所的生水,发酸的饼干。体验露宿的日子里,我还遇到过一个背着人那么高麻袋的拾荒者,三十来岁,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像导游一样跟我介绍中轴线下沉广场丰富的“物资”,说他在大垃圾桶里捡过旧衣服、塑料瓶和被人咬过的炸鸡,语气一切如常。


还有次在一条林荫道边,自称“快找到工作”的内蒙小胖拿着一份别人吃过的外卖,用旧筷子扒拉着餐盒里残余的米粒。见我走过,他还点头致意,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吃着。我转头快步离开,突然感觉一阵反胃。


苏洪常去的长椅,倒一直是我在奥森的“舒适区”。我提出想跟他去送外卖,看看他每天的生活起居,他干脆地答应下来。


8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借了辆电动车,跟着苏洪送了两个小时外卖。面对复杂的路况他风驰电掣,但一到某高档社区门口,他就卡顿了:小区不让电动车进入。


苏洪不大情愿地下车,开始向目的地行进。我几次提出想帮他提餐,他一个劲儿摇头拒绝。他费力地走着,全身摇摇晃晃。右脚使不上力,蹭着地面,不受控制地摆荡,只有左脚作为支撑用力向前迈。从大门到电梯厅两百米左右的路程,他被三四个同行超越。


之后的送餐地是个老小区,没有电梯。苏洪右手拎着饭,左手一直拽着扶手,借着左脚的支撑把自己拉上了五楼。敲门前,他喘了几口粗气,脸上的N95口罩已经湿透了。


将近两个小时,他只送了3单。苏洪拿手机给我看,他一天平均跑20多单。在站点90多个骑手里,他排74。每单平均用时30.6分钟,排第57。我想起他说自己曾是日送餐百单的“单王”,因为沈阳郊区平房遍地,农田开阔,不用总是上下楼。可在北京,苏洪早没了“单王”的威风,只能露宿在街头巷角,想尽办法维持生计。


每两三天,苏洪会在不到十点半去奥森边的一个豪华公厕洗衣搓澡。这个时间是他精心选择的,他说他之前蹲点观察,保洁员一般会在十点多拖最后一遍地,然后关灯打卡下班。之后他再进出,就几乎不会再碰到别人了——同理,每天清早不到六点,他会回到这里洗漱。


一天我们约着晚上十点五十在豪华公厕见面。宽敞整洁的卫生间残留着稍微刺鼻的消毒液味,还有些阴森,被照亮的隔间里传来短视频的音乐。四排顶灯只亮着一排,那一排是苏洪自己开的。我在厕所门口喊他,他说他在“洗澡”——用毛巾往身上撩水并擦拭。


“我这样,让人看着也不好看啊,”他从隔间慢慢蹭着右腿出来,跟我叨咕着。他开始在暗处的水池洗衣服,我举着手机上的手电筒给他照明,他边洗我们边聊。他说刚看了个快手视频,一个播主正长途骑行。他常看露营、洞穴探险和荒野生存的短视频,但很少点赞,因为“太假了”。我提到自己在美国西部的多日野营和户外攀岩。“挺真的”,他说,“那种我也喜欢”。


20多分钟后,他搓完衣服,我胳膊已经酸得不行了。他关上灯,把洗好的裤衩挂在保温箱的把手上,上面盖了一块毛巾,打算在第二天送餐的路上晾干。

苏洪还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生存窍门。为了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他自己琢磨了一套复杂的系统。跟我解释时,他拿起一根根线头手舞足蹈,说电动车电瓶输出是48伏,充电需要220伏,所以他置办了48伏转220伏的变压器和一堆数据线。他跟我说,他还对比过四款刮胡刀,最后选了吉列风速5,因为它不只能刮胡子,而且剔头“可以不用打泡沫,就直接刮(光头),挺滑溜的。”当苏洪说起这些精确计算后的生活小妙招,我往往只捕捉到“输入输出”、“插口充电”、“刀片厚度”等简单词汇和一些数字,整个人听懵圈了。


回家写作时,露宿者们在厕所里洗澡、在垃圾桶里捡食物的画面, 总让我不由自主地不适,落笔也变得艰难。面对无数次写了千把来字又删、删光了再写后依然空空如也的文档,我不知该如何不带价值判断地准确描述每个流浪汉和他们的生存。





从“锅盖头”到“阴阳头”


初次遇见坤杰三天后,我错过了坤杰打来的电话,微信他留言:“在不哥”。当晚,我们在广场重逢。一见他,我被他的发型惊到——左半面的头发被齐齐剃光,十足的“社会人”造型了。据说有些地方管这种发型叫“阴阳头”。


“又没工作了,”他告诉我。原来,为了实现“吃饱饭的小目标”,他找了奥林匹克园区保安的工作。可刚试用两天,他就不干了。


整个试用期,坤杰说,他没有赶走任何一个流浪汉。按规定,巡逻的保安们要贯彻“三不许”——不许挂横幅标语、不许小摊贩卖、不许躺宿睡觉。只要看到露宿者,保安们不是将他们轰走,就是将他们劝离。


但坤杰下不了手,说“让睡觉的离开,总觉得很别扭,不想把他们赶走。”他记得其中一个人刚醒来躺着玩手机,像极了之前的自己,就索性装作没看见。领导在的话,他说他会轻拍起躺卧者,假模假式说几句,并不管他们有没有离开。只要领导不在,他就会摸鱼。


可同事们像是把他的表现都看在眼里。晚上坐班车回到京郊的宿舍,一个老保安给他剃了个阴阳头——坤杰抱怨着他很不喜欢这个新发型,但后来一次我见到了坤杰的领导,他坚称这是坤杰自己要剃的。


宿舍里,坤杰说他认识了个周口老乡,老乡愿意从今以后都帮他打饭。变相解决了吃饭问题后,他立刻辞职了。头型成了这段快闪经历的唯一遗产。


我们又分着一包饼干,这次他吃得文雅多了。他一股脑说出了奥森保安通勤起居的全部信息,还吐槽着保安服的丑陋,跟我炫耀自己就是“蹭饭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会成为坤杰在北京的好朋友。


或许苏洪会希望他遇见的保安都能像坤杰一样“不务正业”。那是个闷热的夜晚,他微信语音里跟我说,两个巡逻的保安来找他,他必须要换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听一向温和的他爆粗:


“****……有俩人过来告我公园不让睡觉……****憋气**,我**睡觉害谁事了。”


“唉,老兄,您消消气,”我吓了一跳,但也拿不出什么主意,“人家打游击肯定打不过您呀。”想起在奥森露宿的第一个夜晚,我怕猫,怕小偷,怕发出低频噪音的配电箱。但对保安的突袭,我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在这个城市有家,有工作。如果保安真来找我了,没准我还能找他们提供些线索。


“但我不爱人家说我第二回,说我第二回我受不了,”苏洪又发来语音。


后来,苏洪说他在路边和桥底下转了很久,后半夜又回到了广场上,他不知道那个夜晚还能去哪里。我不愿看他颠沛流离,当我听着微信另一端他的愤恨,我也想陪他骂。可我骂不出口。





不被需要的人


不得不承认,尽管在“环奥森露宿带”共享着时空,我时常难以同露宿者们共情。


我想起讨论时另一位编辑提到了人类学的理解视角:“流浪汉”的身份或许让他们被社会排挤,他们很像社会里那类“the undesirable person”(不被需要的人),面临着社会关系的全方位断裂:不被这个社会需要,被保安驱逐,在职场被边缘化。也许我永远无法抵达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彻底的孤独。


又是两点多了,广场上的唱KTV和蹦迪的全散了,苏洪又拉着我聊天。隔上三五天,苏洪总会遇到点某店烤鸭的订单。来北京半年了,苏洪从来没有吃过北京烤鸭,不过他从来不敢打听多少钱,他怕自己问了之后买不起。


他说,相比未知的烤鸭,他更想念小时候吃的菜。无论是躺在奥林匹克塔下的长椅睡,还是雨夜到桥洞下坐着过夜,他时常想起妈妈的白菜炖土豆、尖椒土豆片、葱蘸酱和黄瓜蘸酱。可妈妈已经不在了。苏洪有个还不满18岁的儿子,他说儿子在沈阳的万豪酒店卖烧烤。苏洪还说,儿子只跟他偶尔发消息,QQ上儿子把他拉黑了。儿子只知道父亲在北京送外卖,并不知道他在北京露宿街头。


来北京后,苏洪一直在等一通意大利打来的电话。他说有个中学同学在意大利工作,那是他最好的朋友。同学给他留过一个电话,可是又告诉他,这是个外国号码,你打不出去,只能我拨过来。


我也曾问中原,他说他2000年就来北京打工了,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我还久,为什么不投靠亲朋呢?他解释道,他也有个亲戚在燕郊有套房,但他不敢主动联系。他说以前他偶尔能跟老乡一起,就着点二锅头撸串。这五年,酒友们一个个离京,慢慢都跟他断了联系。于是在中轴线广场围观KTV和广场舞的时刻,成为中原平日里最大的娱乐。


至于张坤杰,可能因为很难融入北京的职场,跟家人也关系紧张,才会在广场跟素不相识的我铺张地聊起梦想。可不管我如何点头配合,终归是居高临下的旁观者。

八月末了,我还在和苏洪夜聊,但确实如他所料,我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了。很多话我接不上,但苏洪总能找到新话头,从他在家养过的小猫小狗,到他初二英语考零分,再到以后想创办自己的餐饮品牌,“有几家直营店最好”,不断的碎碎念。我很疑惑,他从自己小时候讲到自己憧憬的未来,到底还能再说些什么。


快一点了,我调整着双肩背,准备起身道别再去看看其他露宿者。他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起了死亡的话题,“我真不在乎生死,确实不在意了。”


他说他想捐献器官,问我,如果自己的器官不能给活人用,“起码在科学研究方面应该还能有点用,对不对?”


我重新坐下。


他把左手腕翻过来,给我看两道清晰的刀痕。他说,他的家人和意大利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


他把右腿拎到长椅上。一个多小时后,他慢慢滑靠在长椅上,几乎要睡着了。





“我一直没有住房,我骗你的”


八月中下旬,清晨下了大雨,打鞭子的和大喊的老人都没有来。我竟能连续睡四个小时了,那天我八点多才醒来。披上雨衣骑车在广场转悠,我看见中原坐在带雨棚的长椅上揉着眼睛,穿着件深蓝防晒衣和灰运动长裤。他告诉我,他也才醒,一晚上换了三个“床位”,因为感觉总有人盯着他。“下着雨,半夜在外头,估计不是什么好人。”


站起身,他用一张纸巾擦电动车,直到挤出的水变成了纸浆的奶白色。我再次提出想去他的住处看看,以为他也会像苏洪一样欢迎我。


“不住那里了。现在我都不交钱,住个屁啊,”他话音愈来越低,低下了头,又小声骂了句“我*”。


“什么?不交钱了?”我见他突然沮丧,以为是他房租没交上,寻思着帮他想想辙。


“这个月不交钱了。我永远不会回去,”他摇着头,撅了撅嘴。我眉头紧锁,越听越晕。


“第一天见面,你不是说回去洗衣服呢吗,”我有点着急地求着他,话音高了一个调,“具体哪号院哪个楼呀,您不方便的话,我自己去也行。”


“我不知道,”他声音小到喘口气都能盖过,“我真不知道。”


“你开玩笑呢?”我乐了一声,心想他之前还点头答应带我去呢。


他沉默了快十秒。“我跟你说。我一直没有住房。我骗你的。我就没住过,我就一直在外面漂泊。”


“你……你骗我,”说出来我又觉得话太生硬。我想缓和情绪,开个玩笑说,“太坏了吧你。”


“要有租的房子,可能每天睡外边吗?这不傻子都能想得出?”他盯着地面。“你非得把人逼的,我最烦这一点了。现在我人已经丢尽了。”


原来“无家可归”并不是中原的主动选择,我连忙赔不是。他有些哽咽了。


“我孤独惯了”,他用手背抹了下右眼。


“快20个年头,春夏秋冬都住在外面。你说,都在露天的情况下,冬天多冷啊,(当时)又没有被子,差点冻死……我没有家。你说,坚持到现在,多不容易?”


一个撑伞的保安正朝我们走来。“我真的挺佩服您的”,我自顾自对中原说。保安让中原赶快走,没理睬我。刘中原跨上电动车。我朝他的背影招了下手,他没回头。


两天后,我想跟其他露宿朋友保持联络,就给有日子没碰到的坤杰拨通了语音。他说,自己找到了工作,已经不在奥森附近了。我的祝贺还没说出口,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能不能借他30块钱,他想修手机屏幕。我才记起,之前的60块他还没还。


我说,要用自己的钱养活自己,才能实现那些梦想。


“好吧,那就这样”,坤杰草草挂了电话。





再见,大风天


九月初的北京秋意渐浓。苏洪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个定位——这是他为躲保安找的“避难所”,离他洗衣服的所豪华公厕不远。我穿着件薄冲锋衣出发。圆凳上的他依然穿着美团的黑领黄T恤。


两三点钟,周围的写字楼几乎全黑了,路面洒水车和给行道树浇水的绿化车一遍遍绕着街道,滴滴叫着。一个老头穿着跑鞋和带领的速干衣健步走着。他朝我们撇了一眼,又马上扭正头。


你关注过这种人的眼神吗,我问苏洪。“不用关注,我都知道,”他说,“这也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但谁都能感觉到吧。说我影响市容有点太大,但是确实稍微不好看。”


他把手机递给我,向我展示他最近的淘宝订单。我的拇指划过“钛合金折叠刀”、“不锈钢十字盘圆头组合螺丝”、“内六角扳手套装”和各种数据线,停在了一件秋装上——36块8的“2022新款美团外卖工作服外套”。


我说,“你为啥买了这衣服呀?”


“工作服有啥可说的?”他反问。


“公司不发吗?”我脱口而出。


他“唉”的长叹一声,低下头使劲闭上眼睛,好长时间才睁开。“你的有些话,我真是不想接啊。这还不明白吗?”


我俩之间的空气沉寂了一分钟,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洪缓解了尴尬,主动让我看他骑电动手上磨出的大茧子,还说眼前连接两栋写字楼的悬空桥,“看着就气人”。他不明白,在北京用1000块钱租房,哪里都住不起,“盖这种楼的到底是什么公司?”


接下来十来分钟聊的天内容干瘪,对我们来说都很煎熬。我跟苏洪告辞,这次他没留我。我找到辆共享单车,回头看见他从车里掏出那件美团外套,披在身上,拉上拉链,躺下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苏洪。后来,我特地问了两个站点和四位美团骑手。他们说,苏洪这样的专送骑手必须购买工作服,在站点的正规渠道购买价要50块以上,淘宝能少花十多块。也许对于苏洪来说,这种“少花十几块”的逻辑,无需更多解释。我打了六通电话才明白。


那天后半夜的风够凉,骑车路上,我一路哆嗦。五天之后,我在家中醒来突然开始咳血。我的扁桃体化脓了,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生病,10天后才恢复。


躺在床上,我在微信上翻看每个备注了“奥森”的联系人。不知什么时候,张坤杰把我拉黑了。我只能看到他更新了朋友圈壁纸,上面写着:“朋友圈暂停营业 没有动态的日子 都在努力的活着”。


9月末的一天,北京刮起了9级大风,奥森周围有大树被拦腰折断,散落的枝桠被吹入地下通道。那天恰是苏洪儿子的18岁生日,我祝他儿子成年快乐。苏洪有些意外,只说他自己都没记着,也没给儿子准备礼物,因为“没钱”。天气越来越凉,他想攒钱买个睡袋和帐篷,继续在户外飘着。他还会去那个豪华公厕洗澡和洗衣服,但不再回“环奥森露宿带”过夜了。


夏末初秋,我先后12次在奥森周围过夜,见过20多位流浪汉。小时候我总听身边的人把“首善之区”挂在嘴边,也没少看新闻里讲“北京精神”是“包容、厚德”。四年没回国,眼中的北京比从前规整了许多。回京100多天了,我还没见过一个乞丐。家边天桥上不再有小时爱流连的地摊。我出国前最爱的苍蝇馆子和烧饼摊都没了,只留下一个个连锁店。还没被整齐划一的事物和人越来越少。2019年,北京至少有2000位露宿者。社工A说,疫情来袭,这个数字更小了。我在奥森附近见过的,只占这个群体的约1%。


大风天后,我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奥森南门,绑着头灯,在广场的角落和暗处的巷道寻觅。红色的鸟巢和蓝色的水立方暗了下去,只有奥林匹克塔那五颗钉子还立在那里。人群退场后,那些露宿“朋友”们并没有来。没有瘦小的“阴阳头”,没有穿美团工作服的“开心瘸子”,没有那台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米色电动车。


我给刘中原发了条微信,问他还在不在奥森附近。


他没把我拉黑。我等了一晚上。他没再回我。


*文中刘中原为化名。



作者———余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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