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北京奥森的人们

北京约有2000位露宿者。我在奥森附近见过的，只占这个群体的约1%。我很难概括他们是谁。他们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

寻找露宿者

八月初的一个选题会上，同事们提供了条线索，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边疑似出现了一群露宿者，每天拖着拉杆箱在那儿过夜。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这是一群中产？刚回国不久的我被派去探访。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95后，在我看来，“奥森”一直是个浓缩了北京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地标。白领下班后穿着耐克和亚瑟士跑鞋在公园塑胶跑道上锻炼，周末湖面上总飘着皮划艇和桨板。如果奥森周边涌现一批露宿者——我们猜想，那也得是消费降了级的落魄中产，拉着行李箱，没准还扎着帐篷。

第二天晚上快十点，我来到北京北四环外的奥森南门，开始寻找露宿者。奥林匹克塔形如五颗长钉，高高矗立在紧闭的南大门外，塔身不断变换着光彩。在它脚下不远，中轴线步行广场的灯光开始暗下来。喧嚷的KTV露天音响、滑板和跑鞋逐渐退场。路边还剩一两个人继续开着美颜灯麦霸着，蟋蟀吱吱的鸣叫变得清晰。

我在这个南门闹市转悠了快两个小时，除了被蚊子咬了10个包，一无所获。走累了，我刷开一辆共享单车，扩大范围继续搜索。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顶帐篷，或是哪怕一个拖着行李箱的躺卧者。只有一个小贩，有点佝偻，背着个双肩背凑近我问：诶哥，冰墩墩要不要？

马上凌晨十二点，我有点绝望了。广场几乎一片漆黑了。野猫从树丛跳到路中间。一只小狐狸从我眼前跑过，嘴里叼着塑料杯。我放弃了，骑上车，绑上头灯，决定打道回府。

刚骑没多远，我扭头发现，在广场南端临街的长凳上，有一个蜷缩着的黑影。往北几百米一个相同的凳子上，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旁，又一个人闭眼平躺。再顺着光亮走到通往商场的地下通道——再一个人躺在过道里。出了地道再往北，广场西北角的一个长椅上，又出现一个壮汉枕着胳膊侧卧，身边破旧的电动车挂着四个载物袋，车尾还驮着个美团保温箱。

转了一圈下来，我发现了7个露宿者，分散着睡在7个角落。他们的身边只有脏兮兮的被单和大包小包的布袋。他们不像中产，更像露宿街头有一阵了的流浪汉。当立交桥和大马路变得空落，在以奥森南门为中心、半径1.5公里左右的“环奥森露宿带”，这些人彻夜陪着鸟巢、水立方和购物中心，过着一种我难以想象的生活。

流浪汉之初体验

今年7月回京前，我在纽约和美国西部做了四年记者，曾跟着美国当地的公益组织走访过露宿者——描述这类人的英文是homeless或houseless，翻译过来是无家可归或没有房子的人。这个词在英文世界里是相对中性的。书籍和纪录片中的houseless往往活得潇洒，像那些住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嬉皮士”攀岩者，还有一些无法退休的老人，他们对着视频攻略将老车改成房车，为了在全美打临工，穿越高山和平原。我甚至有些佩服他们的创意和自在。

在国内，我还没跟流浪汉说过一句话。编辑建议我，跟他们打交道时可以试着带包烟，带点水和吃的，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吃顿饭聊聊。

两天后，我装上了饼干和驱蚊液，找出了一条裤子——一条穿着攀过岩、沾满镁粉、白一块黑一块的运动裤。一路上，我琢磨着露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蚊子和高温。

在广场周围的初步探索并不顺利。商场地铁口边趴着的的西裤男没等我打完招呼，就亮出了低沉的嗓音，说他自己“喝了酒”，“你又不是个女的，这时候来找我干嘛？”躺在树丛边长椅上的瘦小伙，在我自报家门后，执意要看我身份证。把证丢回后，他边喷吐沫星，边说我长得丑，而且身上还有奇怪的风油精味。

回到广场西北角，我远远看到两天前那个守着旧电驴的壮汉。他光头，半躺着倚在长椅一侧刷手机。他一身美团T恤，看样子是个送餐员。见我走来，壮汉挺直了腰杆，把手机锁屏扣在腿上。

我按设想聊起蚊子。“这有蚊子吗？”他反问。那在四五十年来最热的夏天露宿还好吗？他呵呵一笑：“昨晚上差点冻着了呢。”我陷入沉默。

“你干嘛来的？”他小声问了句。确认我不是赶他的保安，他靠回了椅背。后来我才知道，原则上，在广场“躺宿睡觉”是不被允许的。他跟我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他说他叫苏洪。

苏洪来到奥森露宿纯属偶然。他回忆说，六月末的一天，他骑车巡街，一抬头有个像钉子的塔“挺好看，也不知道干啥的”，底下不远处就是个长椅，椅面宽敞，周围也没有别人。那时他身无分文，就决定在椅子上睡一夜。那也是他露宿奥森一带的开始。

苏洪说话很温和，慢条斯理。我经常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还不到十一点，广场上还没消停，有个KTV男嗓在唱张惠妹的《趁早》，每到副歌那句“我可以永远在扮演你的配角”时就差出半个音阶。露天音响还放送着《北国之春》和《爱拼才会赢》这些上个世纪的慢节奏励志曲，配合苏洪的嘴一开一合。

苏洪说，他确实是个美团骑手。以前家在沈阳郊区。从干了20年的鞋厂下岗后，他在沈阳送了五年外卖，听说北京送外卖单价高，能挣沈阳的两倍，就坐了10小时的火车来京。结果刚下火车就被要求自费隔离14天，积蓄很快花光了，他一边露宿街头一边打工。

“送外卖8000块钱一个月能有吧，怎么不自己找个地方呢？”

“唉，我跑不了那么多单，”他拍了拍自己的右腿，“我坐着你看不出来……我脑出血过，腿瘸。”

我瞄了一眼他的腿——耷拉着放在长椅上，双脚在地上自然交叉，似乎并没有任何异样。他说在2015年5月那个“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候”，有天快中午，他突然昏迷过去，在ICU醒来后发觉右腿站不住了，康复后走起路来会打拐。近五年，他一直送外卖补贴家用。他觉得，也是生病后的知觉下降让他对蚊虫叮咬没什么感觉了。

我皱着眉，想鼓励他，却一时词穷。对话逐渐变成独白。苏洪抬头望着长椅上的雨棚，“你说，人家不一定爱听。或者人家听，就听听，然后听也挺烦的。”

我忙说不烦不烦。看他瞅了眼手机，我问起他常用的社交媒体，试着寻找共同话题。相比“文明了点”的抖音，他更爱用快手，因为“更随意”。在快手上，他叫“开心瘸子”，发过不少自拍的吃饭休息和外卖故事。

相比自媒体，苏洪更愿提些旧事。说他尽管腿脚不利索，还在老家荣膺过站点当月“单王”，一天工作18个小时能送100多单。说罢得意得嘿嘿笑了两声。

“那你再回去会不会好些？”我好像终于接住了他的话茬。“回啥家啊，得挣钱啊，”他苦笑。我们还是话不投机。告别前，我们加了微信。

10分钟后，KTV男嗓还没停。我骑车经过苏洪，他弯着胳膊当枕头，已经睡着了。

我与“一个一个独立的人”

在中轴线旁的长椅上睡着并非易事。

一点多，三五辆机车轰鸣着在奥森南门集结。当整个广场静下来，我吹起露营用的睡垫，毕竟灯箱下的长椅，不垫一下实在太硌。配电箱的低鸣不断敲击着耳膜。旁边灌木沙沙了一下，我腾地坐起来，怕有人盯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猫在两米外的树丛钻来钻去。

在露宿街头面临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里，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保安，尽管有四十多位保安即将到来——奥森南门的核酸检测点7点开始检测，赶着开门前，他们就会去排队，然后在广场上一直巡逻到晚上10点，再在马路边集合，坐班车回郊区宿舍。赶上周边有大型活动，他们还得加班，有时武警也会赶来增援——这些，都是不久后另一位露宿者透露给我的。

那一晚我才睡了不到4小时，醒来三次。我迷瞪到六点多，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摸了下手背，才发觉蚊子咬的几个包已经被我挠出了血——也许我离真正的露宿者又近了一点点。眼睛又闭了二十分钟，有个保洁大爷开始在我身边扫地，扫把与地面反复摩擦着。我再也睡不着了，赶紧起床，逃离了这里。那是我第一次在奥森边上过夜。

当晚再次来到奥森边，我依然屡屡遭遇戒备。下沉广场的凳子上有个打工仔特别贫，说自己干过群演也喂过孔雀。可刚一见他，他一口咬定我是来搞传销来洗脑的，我给他看了我就职的公号、我的署名文章和身份证照片。

还有个中年“保密哥”，只跟我聊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霸权、自媒体时代、996、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他眼中有效的社会治理。我点了一个多小时的头。告别前，他说他可以透露，他“姓魏，三国的魏”，是河北保定人。

我来到中轴线广场，一台全新的电动车似曾相识，我想起这是奥森第一夜我数到的第二个流浪汉。车主穿着亮蓝色的外套和黑金色的运动鞋，整个人荧光闪闪地在长凳上躺着，还没睡着。我抛出万金油话题，试探着问他感觉热不热，冷不冷，他只说“我有地方住，等下就回去了”，摆了摆手让我走。

面对他们和苏洪，我非常困惑。我记得美国主流杂志常写，某地露宿者被迫无家可归，这种群体的落魄往往指向某一种社会问题或失败政策，比如涨不上去的工资、鸦片类药物滥用和疫情早期防控不力。我读到些中国流浪汉的网文，同情之中也强调了他们的愚蠢和懒惰。我不赞同，但真的来到这里，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们。他们除了都像卫星一样环绕着奥森，似乎很难概括出什么共同点。

茫然之际，我拨通了社工A的电话。A曾寻访北京的露宿者多年，并帮助流浪汉们与媒体和政府部门对接。A已经退圈（因此不愿在谈及露宿话题时表露身份），因为一旦露宿者们得到过多关注，他们就会丧失栖身之处。ta说，“最受影响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至于建议，A只给了我一个：“这个群体是描述不出来的，最后，他们只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

他反复说，露宿是自愿的

留宿广场的第二夜，凌晨一过，我又看到了那位荧光色的车主和他的电动车，米色亮面在黑夜里格外耀眼。

我上前说，前天我在这里过夜的时候看他也在露宿，蚊子咬我咬得很厉害，顺便给他看了看手背的疤。我拿出备好的驱蚊液，问他需不需要。他见推拖不开，拿过小瓶往胳膊上喷了两下。他也让我在他的长凳上坐下了。

他叫刘中原（化名），圆脸短发，讲话细声细气。如果不说自己42岁了，我以为他就30出头。他像低配版的苏炳添，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一双粗壮的小腿——他说那是他从小干农活练出来的。

我想起上次见面他说“我有地方住”，就问他平时住哪儿。他说，就在XX北里，一个附近的老小区。我正想接着问，他岔开话题，抬头看向了奥林匹克塔，突然对我提起他小时候常看的白岩松和水均益。“那些记者是顶级的”，他说，“你要是跟水均益白岩松似的，肯定早能拿到证报冬奥了。”

和苏洪不一样，相比谈自己的事儿，刘中原更爱聊别人。他暗中观察其他露宿者，事无巨细地和我分享见闻，有时像个在广场里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

他说，有个瘦高男子住在购物中心外的长椅上，还爱穿皱皱巴巴的白衬衫。每天晚上十点，那人拎着很多资料回到那里。白天走之前，他再把布袋里的资料放入商场储物柜，“十几包（资料），一次拿不了，他要分了两三次拿”。他推测那是个知识分子。

无论跑调与否，他都觉得KTV歌声是夜晚的安眠曲，因为“听歌入睡很享受”。他数过，这个广场上有十多个露天KTV，他脑补那位自带电动三轮还总唱着《北国之春》和《爱拼才会赢》的摊主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摊主有“五六十”，“看着很沧桑”，应该“故事挺多”，没准有不少退休金，因为他“买了个新三轮”，“拉四个大音响”。只要摊主来过夜，第二天摊主醒来后，会在广场上“跑步，蛇形跑”。

聊起这些“研究对象”，他叨叨了一个多小时，到快两点依然看不出困意。我冷不丁来了句，“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中原开始东张西望，说自己的事“很没意思”，含糊地讲起来——四月初来到广场上，两三个月后花4000块买了电动车，做了快半年众包骑手“啥都送过”，常去的站点“就在附近”。本就细声细气的他，话音越来越小。

他反复说，露宿是自愿的。面对我挤牙膏似地追问，他说他租着“五六百一个月”的群租公寓，区区二十平米装了八口人。“臭脚丫子、抽烟的，味道不好”，二十来岁的室友们还爱打架。他只回去洗衣服，一周一两次。“他们不管我在哪里呆，谁也不管谁的事，”他有些不耐烦了。

我问，能否他下次带我去看看公寓。他点了点头。

有住的地方闲着不要，反而主动选择流浪？我感觉他很不一般，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救济”同龄梦想家

去了广场五六次，我慢慢习惯了穿着锻炼后没洗过的裤子，前半夜在美颜轮廓灯和滑板前穿梭，后半夜在长椅上入睡。我不确定脏裤子能否帮我“搭讪”，但总觉得穿着才跟流浪汉们距离更近。

后半夜的蚊子不总能咬醒我了。不过，打断我回笼觉的也不只有保洁员了。清晨刚过七点，有个老头会在广场上抽陀螺，鞭子响得像炮竹。偶尔还有另一位晨练的，每隔一两分钟就大喊一声。

我一般会随身带几包太平苏打饼干，醒后吃一包，当是体验流浪的早餐。吃完就回家，洗澡，补觉，晚上再回到奥森周围。面对初次见面的露宿者，我抛弃了以前的聊天套路。如果我说自己这几天睡得还凑合，或者提到七点打鞭子的老头，他们也更愿意聊自己。原来，奥森周围不止住着送外卖的，还有搭架子的、拉网线的，以及自称退休金过万的大爷。

我还偶遇过一位年轻落魄的求职者。一天，在灌木丛边的长凳上，我骑着车，看到有人穿着一身黑躺着，年龄好像跟我相仿，就下车走了过去。他顶着蓬乱的锅盖头，口罩勒在下巴，手机屏幕的蓝光照着瘦削的面庞。

锅盖头叫张坤杰，说自己22岁了，之前当服务员。一天前他刚来北京，但一直找不到工作。他还说，他已经快2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为了充饥，他说他吃过从垃圾桶里捡出过略微发酸的饼干，还喝过公厕洗手池的生水。

我从裤兜里掏出最后一包快被压碎的饼干。“谢谢”的话音刚落，他就拿走撕开包装，开始狼吞虎咽。等他快吃完，嘴角还有饼干渣，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能把自己饿成这样，估计是露宿新人。他印证了我的猜测，说之前没在外头睡过，“这就是我的人生最低谷了”。我在他面前俨然是个“老人”，开始大量输送听来的流浪窍门，诸如“购物中心能给手机充电，还有网”和“XX美食广场相对便宜，一荤一素13块，米饭管饱”。我也随口跟他开畅想未来的玩笑：如果他有朝一日月薪两万，会有什么人生计划？

他心里装着许多极其具体的梦想。他最想要一辆法拉利，三十岁之前想要一辆本田思域，二手的也行。他还想要“日本小房子”，就是“那种三角房子，正面是三角形，侧面也是三角形，里面能住三四口人”，是他在留学生发的快手上看到的。他机关枪似的讲了一长串，最后想起要“先定个小目标”，比如“吃饱饭”。

快三点了，空气中夹杂着潮湿，月亮爬过了奥林匹克塔梢。蟋蟀叫得越来越响，而且比前几天多了个节律。坤杰给我讲述了两种叫声的不同，说“小时候老家麦地里面常有”，“我们家附近天天都有这叫声，还有青蛙呢。”他忆起本不愿多提的童年往事——儿时他没少受过父亲的家暴，妈妈老管他，其他兄弟“靠不住”。

互加微信后，他问我能不能借他些饭钱，等发工钱了就还我。似乎察觉了我的迟疑，他给我展示了余额挂零的支付宝和微信，以及借不出一分钱的花呗。在Boss直聘上，他投了10多份简历，等着回音。我给他发了个60块的红包，并祝他好运。

分别后，我们分头睡觉。我找了个没人的长椅，怕棚子不够挡雨，就把雨衣罩在脸上；坤杰同样寻到了屋檐，他睡在了厕所保洁员专用的储物过道。第二天我去探访这个过道。狭长的空间只有半米宽。数不清的拖把、扫帚和鸡毛掸堆在过道一侧的两个空桶上，散发着浓郁的灰味。身高1米72的张坤杰在这里睡了一夜。

卑微的生存

不止逼仄的“床位”，厕所的生水，发酸的饼干。体验露宿的日子里，我还遇到过一个背着人那么高麻袋的拾荒者，三十来岁，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像导游一样跟我介绍中轴线下沉广场丰富的“物资”，说他在大垃圾桶里捡过旧衣服、塑料瓶和被人咬过的炸鸡，语气一切如常。

还有次在一条林荫道边，自称“快找到工作”的内蒙小胖拿着一份别人吃过的外卖，用旧筷子扒拉着餐盒里残余的米粒。见我走过，他还点头致意，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吃着。我转头快步离开，突然感觉一阵反胃。

苏洪常去的长椅，倒一直是我在奥森的“舒适区”。我提出想跟他去送外卖，看看他每天的生活起居，他干脆地答应下来。

8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借了辆电动车，跟着苏洪送了两个小时外卖。面对复杂的路况他风驰电掣，但一到某高档社区门口，他就卡顿了：小区不让电动车进入。

苏洪不大情愿地下车，开始向目的地行进。我几次提出想帮他提餐，他一个劲儿摇头拒绝。他费力地走着，全身摇摇晃晃。右脚使不上力，蹭着地面，不受控制地摆荡，只有左脚作为支撑用力向前迈。从大门到电梯厅两百米左右的路程，他被三四个同行超越。

之后的送餐地是个老小区，没有电梯。苏洪右手拎着饭，左手一直拽着扶手，借着左脚的支撑把自己拉上了五楼。敲门前，他喘了几口粗气，脸上的N95口罩已经湿透了。

将近两个小时，他只送了3单。苏洪拿手机给我看，他一天平均跑20多单。在站点90多个骑手里，他排74。每单平均用时30.6分钟，排第57。我想起他说自己曾是日送餐百单的“单王”，因为沈阳郊区平房遍地，农田开阔，不用总是上下楼。可在北京，苏洪早没了“单王”的威风，只能露宿在街头巷角，想尽办法维持生计。

每两三天，苏洪会在不到十点半去奥森边的一个豪华公厕洗衣搓澡。这个时间是他精心选择的，他说他之前蹲点观察，保洁员一般会在十点多拖最后一遍地，然后关灯打卡下班。之后他再进出，就几乎不会再碰到别人了——同理，每天清早不到六点，他会回到这里洗漱。

一天我们约着晚上十点五十在豪华公厕见面。宽敞整洁的卫生间残留着稍微刺鼻的消毒液味，还有些阴森，被照亮的隔间里传来短视频的音乐。四排顶灯只亮着一排，那一排是苏洪自己开的。我在厕所门口喊他，他说他在“洗澡”——用毛巾往身上撩水并擦拭。

“我这样，让人看着也不好看啊，”他从隔间慢慢蹭着右腿出来，跟我叨咕着。他开始在暗处的水池洗衣服，我举着手机上的手电筒给他照明，他边洗我们边聊。他说刚看了个快手视频，一个播主正长途骑行。他常看露营、洞穴探险和荒野生存的短视频，但很少点赞，因为“太假了”。我提到自己在美国西部的多日野营和户外攀岩。“挺真的”，他说，“那种我也喜欢”。

20多分钟后，他搓完衣服，我胳膊已经酸得不行了。他关上灯，把洗好的裤衩挂在保温箱的把手上，上面盖了一块毛巾，打算在第二天送餐的路上晾干。

苏洪还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生存窍门。为了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他自己琢磨了一套复杂的系统。跟我解释时，他拿起一根根线头手舞足蹈，说电动车电瓶输出是48伏，充电需要220伏，所以他置办了48伏转220伏的变压器和一堆数据线。他跟我说，他还对比过四款刮胡刀，最后选了吉列风速5，因为它不只能刮胡子，而且剔头“可以不用打泡沫，就直接刮（光头），挺滑溜的。”当苏洪说起这些精确计算后的生活小妙招，我往往只捕捉到“输入输出”、“插口充电”、“刀片厚度”等简单词汇和一些数字，整个人听懵圈了。

回家写作时，露宿者们在厕所里洗澡、在垃圾桶里捡食物的画面， 总让我不由自主地不适，落笔也变得艰难。面对无数次写了千把来字又删、删光了再写后依然空空如也的文档，我不知该如何不带价值判断地准确描述每个流浪汉和他们的生存。

从“锅盖头”到“阴阳头”

初次遇见坤杰三天后，我错过了坤杰打来的电话，微信他留言：“在不哥”。当晚，我们在广场重逢。一见他，我被他的发型惊到——左半面的头发被齐齐剃光，十足的“社会人”造型了。据说有些地方管这种发型叫“阴阳头”。

“又没工作了，”他告诉我。原来，为了实现“吃饱饭的小目标”，他找了奥林匹克园区保安的工作。可刚试用两天，他就不干了。

整个试用期，坤杰说，他没有赶走任何一个流浪汉。按规定，巡逻的保安们要贯彻“三不许”——不许挂横幅标语、不许小摊贩卖、不许躺宿睡觉。只要看到露宿者，保安们不是将他们轰走，就是将他们劝离。

但坤杰下不了手，说“让睡觉的离开，总觉得很别扭，不想把他们赶走。”他记得其中一个人刚醒来躺着玩手机，像极了之前的自己，就索性装作没看见。领导在的话，他说他会轻拍起躺卧者，假模假式说几句，并不管他们有没有离开。只要领导不在，他就会摸鱼。

可同事们像是把他的表现都看在眼里。晚上坐班车回到京郊的宿舍，一个老保安给他剃了个阴阳头——坤杰抱怨着他很不喜欢这个新发型，但后来一次我见到了坤杰的领导，他坚称这是坤杰自己要剃的。

宿舍里，坤杰说他认识了个周口老乡，老乡愿意从今以后都帮他打饭。变相解决了吃饭问题后，他立刻辞职了。头型成了这段快闪经历的唯一遗产。

我们又分着一包饼干，这次他吃得文雅多了。他一股脑说出了奥森保安通勤起居的全部信息，还吐槽着保安服的丑陋，跟我炫耀自己就是“蹭饭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会成为坤杰在北京的好朋友。

或许苏洪会希望他遇见的保安都能像坤杰一样“不务正业”。那是个闷热的夜晚，他微信语音里跟我说，两个巡逻的保安来找他，他必须要换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听一向温和的他爆粗：

“****……有俩人过来告我公园不让睡觉……****憋气**，我**睡觉害谁事了。”

“唉，老兄，您消消气，”我吓了一跳，但也拿不出什么主意，“人家打游击肯定打不过您呀。”想起在奥森露宿的第一个夜晚，我怕猫，怕小偷，怕发出低频噪音的配电箱。但对保安的突袭，我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在这个城市有家，有工作。如果保安真来找我了，没准我还能找他们提供些线索。

“但我不爱人家说我第二回，说我第二回我受不了，”苏洪又发来语音。

后来，苏洪说他在路边和桥底下转了很久，后半夜又回到了广场上，他不知道那个夜晚还能去哪里。我不愿看他颠沛流离，当我听着微信另一端他的愤恨，我也想陪他骂。可我骂不出口。

不被需要的人

不得不承认，尽管在“环奥森露宿带”共享着时空，我时常难以同露宿者们共情。

我想起讨论时另一位编辑提到了人类学的理解视角：“流浪汉”的身份或许让他们被社会排挤，他们很像社会里那类“the undesirable person”（不被需要的人），面临着社会关系的全方位断裂：不被这个社会需要，被保安驱逐，在职场被边缘化。也许我永远无法抵达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彻底的孤独。

又是两点多了，广场上的唱KTV和蹦迪的全散了，苏洪又拉着我聊天。隔上三五天，苏洪总会遇到点某店烤鸭的订单。来北京半年了，苏洪从来没有吃过北京烤鸭，不过他从来不敢打听多少钱，他怕自己问了之后买不起。

他说，相比未知的烤鸭，他更想念小时候吃的菜。无论是躺在奥林匹克塔下的长椅睡，还是雨夜到桥洞下坐着过夜，他时常想起妈妈的白菜炖土豆、尖椒土豆片、葱蘸酱和黄瓜蘸酱。可妈妈已经不在了。苏洪有个还不满18岁的儿子，他说儿子在沈阳的万豪酒店卖烧烤。苏洪还说，儿子只跟他偶尔发消息，QQ上儿子把他拉黑了。儿子只知道父亲在北京送外卖，并不知道他在北京露宿街头。

来北京后，苏洪一直在等一通意大利打来的电话。他说有个中学同学在意大利工作，那是他最好的朋友。同学给他留过一个电话，可是又告诉他，这是个外国号码，你打不出去，只能我拨过来。

我也曾问中原，他说他2000年就来北京打工了，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我还久，为什么不投靠亲朋呢？他解释道，他也有个亲戚在燕郊有套房，但他不敢主动联系。他说以前他偶尔能跟老乡一起，就着点二锅头撸串。这五年，酒友们一个个离京，慢慢都跟他断了联系。于是在中轴线广场围观KTV和广场舞的时刻，成为中原平日里最大的娱乐。

至于张坤杰，可能因为很难融入北京的职场，跟家人也关系紧张，才会在广场跟素不相识的我铺张地聊起梦想。可不管我如何点头配合，终归是居高临下的旁观者。

八月末了，我还在和苏洪夜聊，但确实如他所料，我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了。很多话我接不上，但苏洪总能找到新话头，从他在家养过的小猫小狗，到他初二英语考零分，再到以后想创办自己的餐饮品牌，“有几家直营店最好”，不断的碎碎念。我很疑惑，他从自己小时候讲到自己憧憬的未来，到底还能再说些什么。

快一点了，我调整着双肩背，准备起身道别再去看看其他露宿者。他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起了死亡的话题，“我真不在乎生死，确实不在意了。”

他说他想捐献器官，问我，如果自己的器官不能给活人用，“起码在科学研究方面应该还能有点用，对不对？”

我重新坐下。

他把左手腕翻过来，给我看两道清晰的刀痕。他说，他的家人和意大利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

他把右腿拎到长椅上。一个多小时后，他慢慢滑靠在长椅上，几乎要睡着了。

“我一直没有住房，我骗你的”

八月中下旬，清晨下了大雨，打鞭子的和大喊的老人都没有来。我竟能连续睡四个小时了，那天我八点多才醒来。披上雨衣骑车在广场转悠，我看见中原坐在带雨棚的长椅上揉着眼睛，穿着件深蓝防晒衣和灰运动长裤。他告诉我，他也才醒，一晚上换了三个“床位”，因为感觉总有人盯着他。“下着雨，半夜在外头，估计不是什么好人。”

站起身，他用一张纸巾擦电动车，直到挤出的水变成了纸浆的奶白色。我再次提出想去他的住处看看，以为他也会像苏洪一样欢迎我。

“不住那里了。现在我都不交钱，住个屁啊，”他话音愈来越低，低下了头，又小声骂了句“我*”。

“什么？不交钱了？”我见他突然沮丧，以为是他房租没交上，寻思着帮他想想辙。

“这个月不交钱了。我永远不会回去，”他摇着头，撅了撅嘴。我眉头紧锁，越听越晕。

“第一天见面，你不是说回去洗衣服呢吗，”我有点着急地求着他，话音高了一个调，“具体哪号院哪个楼呀，您不方便的话，我自己去也行。”

“我不知道，”他声音小到喘口气都能盖过，“我真不知道。”

“你开玩笑呢？”我乐了一声，心想他之前还点头答应带我去呢。

他沉默了快十秒。“我跟你说。我一直没有住房。我骗你的。我就没住过，我就一直在外面漂泊。”

“你……你骗我，”说出来我又觉得话太生硬。我想缓和情绪，开个玩笑说，“太坏了吧你。”

“要有租的房子，可能每天睡外边吗？这不傻子都能想得出？”他盯着地面。“你非得把人逼的，我最烦这一点了。现在我人已经丢尽了。”

原来“无家可归”并不是中原的主动选择，我连忙赔不是。他有些哽咽了。

“我孤独惯了”，他用手背抹了下右眼。

“快20个年头，春夏秋冬都住在外面。你说，都在露天的情况下，冬天多冷啊，（当时）又没有被子，差点冻死……我没有家。你说，坚持到现在，多不容易？”

一个撑伞的保安正朝我们走来。“我真的挺佩服您的”，我自顾自对中原说。保安让中原赶快走，没理睬我。刘中原跨上电动车。我朝他的背影招了下手，他没回头。

两天后，我想跟其他露宿朋友保持联络，就给有日子没碰到的坤杰拨通了语音。他说，自己找到了工作，已经不在奥森附近了。我的祝贺还没说出口，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能不能借他30块钱，他想修手机屏幕。我才记起，之前的60块他还没还。

我说，要用自己的钱养活自己，才能实现那些梦想。

“好吧，那就这样”，坤杰草草挂了电话。

再见，大风天

九月初的北京秋意渐浓。苏洪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个定位——这是他为躲保安找的“避难所”，离他洗衣服的所豪华公厕不远。我穿着件薄冲锋衣出发。圆凳上的他依然穿着美团的黑领黄T恤。

两三点钟，周围的写字楼几乎全黑了，路面洒水车和给行道树浇水的绿化车一遍遍绕着街道，滴滴叫着。一个老头穿着跑鞋和带领的速干衣健步走着。他朝我们撇了一眼，又马上扭正头。

你关注过这种人的眼神吗，我问苏洪。“不用关注，我都知道，”他说，“这也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但谁都能感觉到吧。说我影响市容有点太大，但是确实稍微不好看。”

他把手机递给我，向我展示他最近的淘宝订单。我的拇指划过“钛合金折叠刀”、“不锈钢十字盘圆头组合螺丝”、“内六角扳手套装”和各种数据线，停在了一件秋装上——36块8的“2022新款美团外卖工作服外套”。

我说，“你为啥买了这衣服呀？”

“工作服有啥可说的？”他反问。

“公司不发吗？”我脱口而出。

他“唉”的长叹一声，低下头使劲闭上眼睛，好长时间才睁开。“你的有些话，我真是不想接啊。这还不明白吗？”

我俩之间的空气沉寂了一分钟，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洪缓解了尴尬，主动让我看他骑电动手上磨出的大茧子，还说眼前连接两栋写字楼的悬空桥，“看着就气人”。他不明白，在北京用1000块钱租房，哪里都住不起，“盖这种楼的到底是什么公司？”

接下来十来分钟聊的天内容干瘪，对我们来说都很煎熬。我跟苏洪告辞，这次他没留我。我找到辆共享单车，回头看见他从车里掏出那件美团外套，披在身上，拉上拉链，躺下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苏洪。后来，我特地问了两个站点和四位美团骑手。他们说，苏洪这样的专送骑手必须购买工作服，在站点的正规渠道购买价要50块以上，淘宝能少花十多块。也许对于苏洪来说，这种“少花十几块”的逻辑，无需更多解释。我打了六通电话才明白。

那天后半夜的风够凉，骑车路上，我一路哆嗦。五天之后，我在家中醒来突然开始咳血。我的扁桃体化脓了，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生病，10天后才恢复。

躺在床上，我在微信上翻看每个备注了“奥森”的联系人。不知什么时候，张坤杰把我拉黑了。我只能看到他更新了朋友圈壁纸，上面写着：“朋友圈暂停营业 没有动态的日子 都在努力的活着”。

9月末的一天，北京刮起了9级大风，奥森周围有大树被拦腰折断，散落的枝桠被吹入地下通道。那天恰是苏洪儿子的18岁生日，我祝他儿子成年快乐。苏洪有些意外，只说他自己都没记着，也没给儿子准备礼物，因为“没钱”。天气越来越凉，他想攒钱买个睡袋和帐篷，继续在户外飘着。他还会去那个豪华公厕洗澡和洗衣服，但不再回“环奥森露宿带”过夜了。

夏末初秋，我先后12次在奥森周围过夜，见过20多位流浪汉。小时候我总听身边的人把“首善之区”挂在嘴边，也没少看新闻里讲“北京精神”是“包容、厚德”。四年没回国，眼中的北京比从前规整了许多。回京100多天了，我还没见过一个乞丐。家边天桥上不再有小时爱流连的地摊。我出国前最爱的苍蝇馆子和烧饼摊都没了，只留下一个个连锁店。还没被整齐划一的事物和人越来越少。2019年，北京至少有2000位露宿者。社工A说，疫情来袭，这个数字更小了。我在奥森附近见过的，只占这个群体的约1%。

大风天后，我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奥森南门，绑着头灯，在广场的角落和暗处的巷道寻觅。红色的鸟巢和蓝色的水立方暗了下去，只有奥林匹克塔那五颗钉子还立在那里。人群退场后，那些露宿“朋友”们并没有来。没有瘦小的“阴阳头”，没有穿美团工作服的“开心瘸子”，没有那台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米色电动车。

我给刘中原发了条微信，问他还在不在奥森附近。

他没把我拉黑。我等了一晚上。他没再回我。

*文中刘中原为化名。

作者———余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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