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我还想在中国搞足球
秦岭最深处的陕南留坝县是个被改革开放浪潮抛下的角落。2014年,这个4万人的小县,贫困发生率超过三成,四倍于全国平均。大概二十年前,本县高考生出现过“全军覆没”——全县一个考上本科的都没有。
但就是这样的贫困山区走出的足球队,把陕西省冠亚军拿到了手软。不少山里娃踢球进了国家队,靠足球特长考上了211和985。足球帮娃们实现了阶级跃升。
这个乡土中国的足球奇迹,始于15年前。初中数学老师张素洋受新校长之托,建起了草台班子,带着一批被认为是“垃圾”的学生踢上了球。留坝人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足球可以是出路,因为足球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近年来,足球做成了,留坝出名了,张素洋也有野心了。但各种超越足球的问题接踵而至。刚刚打开的上升通道,可能又要被关上了。他纳闷,留坝“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村落一样的地方”,究竟能干点啥?
他们改变过命运,但命运终归不全在他们手上。
张校长好
在30岁的乡镇数学老师张素洋此前的人生里,“匮乏”两个字一直萦绕其中。他所在的县城留坝位于秦岭深处,至今也只有一所完全中学,一条主街和一辆出租车。他先是在17岁那年被省足球队选中,在即将走出山里的时候,却因为交不起“赞助费”,回到了原地。他后来成为当地初中最好的数学老师,下课以后他吹口琴,拉二胡,唯一跟足球相关的是暑期“少儿足球培训班”——培训结束,把孩子带到牧场羊群边,教他们一人骑上一只羊。
很多年以后,张素洋参加运动会开幕式,那种感觉始终还在,他总觉得烟花只够放三分钟,这种充盈让他震撼,“怎么可能一直放了十分钟呢?”
但在15年后,我来到留坝,谈论起足球,10个人中有7个会跟我提到这个叫张素洋的人。他现在是留坝县中学的副校长。去年11月,他在校门口开车接上我。有位年轻教师站在街边,递上两份文件。他刚摇下车窗,路边就有人喊“张校长好”、“张校长好”。
这15年间,张素洋作为足球教练和领队,为国字号球队输送了多名国脚,其中师晓敏曾被称作未来“中国女足的梅西”。通过足球,当地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其中包括了像北师大、北体大、川大、同济或者西北大学这样的重点学校——在此之前,留坝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上本科,那个人就是县高考状元。
县政府的公务员小刘(化名)曾经是张素洋的学生,他告诉我,张素洋在足球上“有绝对的权力”,是公认的”留坝足球皇帝”——“他说我们能踢,我们才能踢,他说我们不能踢,就不能踢”。
从2016年开始,留坝县政府整合投入1.24亿资金,在全县最不发达、交通最不方便的营盘村建起了足球基地。基地在县城山上1个多小时,有7块标准的足球场,4块真草,3块假草,还配备8栋运动员公寓、500人食堂、图书馆和咖啡厅,边上还有在建的足球学校。在我来留坝前,张素洋建议,“你可以从足球基地出发写写乡村振兴”,标题就叫,“中国的拉玛西亚,心不会变”。
在一个视野开阔、海拔2000米以上的隘口,他停车靠边。低头俯视,山路弯折下降,回转如游龙。这条公路的选线,张素洋说,和20年前他带学生野营徒步的路线“惊人的一致”。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他成天为了想喝顿酒抓耳挠腮。现在留坝足球做成了,出名了,酒钱也有了。
“但没那种心情了,”这个以前只教数学的老师对我说,“酒不香了,不好喝了”。
改变命运,出来踢什么球呀
2008年秋,30岁的张素洋正在留坝县中学教数学,他把初中数学教材吃透了,教得通俗易懂,很多家长都想转到他的班上来。这一年,县教体局的副局长陈军兼任了留中的校长,汉中市体育局来学校检查工作,一位副局长跟陈军说:“下一届省运会,女足这个项目很好。”
陈军觉得是个机会。于是他找到张素洋——后来他给张素洋升职到了教导主任,问他搞不搞。
“之前我只带男娃耍,带什么女娃耍?”对于陈校长的新想法,张素洋很愁。但他又觉得弄足球能让娃们出去看看。5年前,张素洋带着十来个高中男生们踢市里比赛。从留坝到汉中市区没有高速,国道都是山路,崎岖颠簸。当年队里的小刘说,那是他第一次到汉中,在真草上踢,球员入场放音乐,“好像无数个摄像头摄着你,是明星一样的感觉”。
但老师们很反对,觉得弄足球是不抓高考,不务正业。之前几年,留坝出现过“全军覆没”——全县一个上本科的都没有。陈军刚来那年,全校参加高考的200多人,只有20人能考上二本。当地有能力的人,都不会让孩子留在留坝上学。
县领导倒是很支持,但他们拿不出一分钱经费。有人提议,到冬天就别踢了,“娃们的骨头都是脆的,冻住了磕一下就坏了”。时任县委书记跟他们说:以后建球场,如果到春天场上的草长不起来,就先种点麦田,绿油油的就行了。
张素洋记得,一位中国足协官员面对一位留坝球员的户籍登记地址:留侯镇火烧关村玉皇庙组,“神仙王侯齐上阵啊”,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足协有的人啊,根本不懂这样的中国。”
但张素洋懂这里那种饥饿的感觉,那种从未被填满过的感受。他拉起球队,留坝人称他们是“面皮队”,队员都是吃5块一碗的面皮长大的,能多吃个鸡蛋都不容易。出去打省里的比赛,有的孩子到了餐厅专捡水果吃,尤其爱吃西瓜。因为吃太多,拉了肚子踢不了比赛了。
哪怕在留坝本地人看来,张素洋搞球队的方式也上不了台面。中学老师没人搭理他,他拉城关小学的老李(化名)入伙——老李是张素洋的小学体育老师,快50岁了。他觉得张素洋“精神可嘉”,就自学了垫球、传球和越位,两年后考了最基础的D级教练员证,算够带小学生了。他的哥哥张素春在火烧店小学当校长,全校没人懂球,只有一个校警会踢一点,两个人放了学带学生随便踢踢,就当为张素洋培养人才。
张素洋还把自己的妻子也拉了进来——她妻子是英语老师,也是业务骨干,在足球生多的班当班主任。“踢球带来快乐”、“踢球强身健体”、“踢球能开发大脑智力”的理由家长们都无动于衷,但有人发现,张素洋的一个侄儿和侄女也被他安排进这个班,家长们一想,那张老师还能坑自己亲戚?
对家长们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张素洋和陈军向外放出风声,踢得好上大学能加分。还有些家长觉得:“万一成了国家运动员,光宗耀祖啊”。
“说实话,当时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留坝”,时任延安队教练员、现延安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告诉我,在陕西足球圈,西安、延安和宝鸡是传统三强。当时的省女足青年队主教练李旦对留坝也了解不多,他觉得那种“山沟子里的足球,汉中市第四、五名的水平”。
但陈军和张素洋越是投入足球,就越意识到很多时候,城乡的分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更体现在对信息的掌握。他们发现,如果校队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得名次,就能帮队员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俗称“打证”),球队名次越靠前,队员拿到的证就越多;只要有证,队员们就能去参加足球“单招”和“高水平”测试;如果考得好,就能进入不错的一二本院校,实现升学。
那时候,全国参加足球单招和高水平的只有4000多人,但这些证长期被大城市所在的球队所垄断,在留坝根本没人尝试过。
留中有个学生叫李嘉豪,从小练球,但直到快高三才听张素洋说,可以用足球特长考大学。一年后,他通过足球单招,参加了全国统一的足球专项测试和体育生文化课考试,考进了成都体育学院的运动训练专业。
对留坝的年轻人来说,很多时候不是选错了道路,而是这个选择之前没有人知道。
火烧店镇的社会生态像留坝现实的一个缩影。二十年前,这里穷得叮当响。街坊和商贩们介绍说,年轻的家长大多出去打工,留下来的打麻将赌钱,打几年赔了还不上就吵架离异,留下大批没人爱管的单亲和留守儿童。这些年街上拆拆建建,多了些修缮一新的农村移民安置房和旅游民宿。但外出务工的潮流和根深蒂固的麻将桌文化,依旧让教育基础十分薄弱。
我去了一些学生的家里。球员赖可家在县城北面的玉皇庙镇大树坝村,家里世代是农民。他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妈妈在家种田带他长大。廖阳的家庭环境更一般。他出生在他爷爷一辈盖的土房,屋内的棚布兜着顶上不时落下的渣土。从土房去火烧店镇上学要走五公里土路,去留中得翻座山。好在11岁那年,一个省队教练把他带去了西安,他才不用像父亲一样上中学走两小时野路。
小学毕业前,师晓敏在留坝转过两次学,转来转去都是为了离四处打工的妈妈近一些。后来父母离异,家里的事琢磨不透,她说,“只有足球在陪着我。”2014年师晓敏刚去省队时,队友们很惊讶,一个踢球的,连C罗和梅西是谁都不知道。
师晓敏的发小肖丹娇,是爷爷用林场微薄的退休金带大的,爸妈“不懂事也不顾家”。假如在火烧店小学没接触足球,中学没接着踢球,她说她可能为了补贴家用,外出打工。
和肖丹娇一起踢球的还有她的闺蜜李婷。李婷的姐姐以前是张素洋的学生,她16岁辍学嫁人,礼金是父亲收的。母亲改嫁到勉县后,就没回来看过她,但想收她的礼金,一直拿着她身份证不放。李婷明白,在山区农村,“有时父母想把人着急嫁出去,自己可以拿钱”。
“我们没踢球,可能读到初中就不想读了,”李婷说,“踢了球,我们才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0年,一位当年的留中学生在贴吧写道,张素洋是值得尊敬的留坝足球皇帝,学校里绝大多数老师见足球就没收,“他很不一样”。
省上来的教练在吹牛
从2008年到2014年,留中球队成绩平平,最好成绩只是市里第三。直到14年初春,省女足青年队主教练李旦,因为没完成省体育局“打进决赛圈”的死命令,被省里送到汉中培养和选拔队员,汉中知道留坝在弄足球,就又把他“下放”到留坝。
“那一路给我晃过来呀,”李旦回忆,“从西安到北京,两小时都到了,去留坝走了一天。真的太遥远了。”
张素洋跟陈军商量,一定要把这个人留下来。他们给李旦分配了学校宿舍最好的一间房,但其实隔音不好,没有暖气,空调也不行。过了一段时间,留中在校外新修了教师公寓,剩了一套陈军立马就让李旦住进去了。
李旦安顿下来后,张素洋拉着他去各个学校看学生们上体育课。他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挑出了第一批足球班。“足球班”是陈军的发明——校队的足球生集中到一个班上,有专属课表保证每天至少两小时的训练,把课和晚自习一调还能加练。这样的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普通中学,都没有过先例。第一个足球班上有赖可,还有肖丹娇和李婷。
刚到汉中,李旦一次对汉中的教练员放话,说留坝不止要拿汉中冠军,还要拿全省冠军。“咱汉中的队,从建国以来,啥时候拿过全省冠军?”在座的教练们哈哈大笑,觉得省上来的教练在吹牛。
山里小学的体育课,没人管过学生的柔韧性和协调性,跑步姿势也没学过。李旦不得不从摆臂和迈腿给队员做示范。“无球”了两个月,娃会走了,会跑了,他才开始组织练习短传、长传、近射、远射这些最基础的足球要领和各种战术,并亲自上场打样。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一位主任在大会上骂全体踢球的:别以为你们踢球的就了不起了,你们“都是垃圾”。出去比赛,李旦发现队员们“局促老实,不像城里的孩子活泼”。
有次留中去西安比赛,赛事的裁判长是个操着京腔的西交大教授。他当着所有队伍的面冲队员们说,“农村孩子,就在家好好学习,改变命运,出来踢什么球呀?”
回到留坝,李旦对球员们说:“你们就是最差的,就是垃圾!垃圾又怎么了?你再什么五大名校,我学习学不过你,但你踢球就踢不过我,行不行?”他还跟肖丹娇开玩笑,“还记得你那个黑咕隆咚、家徒四壁的大瓦房吗?灶台上还有两只鸡呢,活着下蛋用的!”肖丹娇家里根本没养过鸡。他希望她能记住被看扁的感觉。
李旦原本住在省队大院,教省队时,每天坐在场边,拿着哨子和战术板,上班下班。现在,他干劲更足,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急躁。如果多次教了一个动作还不会,他会拿起一根标志杆,打他们的屁股。再不会,他罚队伍连跑过40圈。依然不会,他逼大家加练,只要不打雷,风雪无阻。队里每练三四周才会放一两天假,一些队员的脚指甲慢慢变成了紫色。
在队员面前,张素洋也从不会说“你今天真好看,你做得真棒”,他知道夸这些“哈怂娃”根本没用。有的队员抽烟喝酒、夜不归宿,晚上被张素洋抓到,用竹条连夜就是一顿打。竹条上写着四个字:成才之路。
但正是这种被瞧不起,让留坝球队上下空前团结。有一次年级组长当着很多人面,说这一群踢足球的如何如何,球员赖可就在现场,他立马顶了嘴,同学记得他差点和年级组长打起来了。他是那种平时被看不上的差生,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垃圾”。而唯一能给他带来温暖的就是球队,对他来说,哪怕挨张素洋揍,也意味着一种关注。
这只队伍也渴望被关注。他们时常被误判,哪怕裁判失误,也不会有人去纠正。有一次比赛,有个本方的点球被匪夷所思地吹掉了,张素洋向裁判抗议,被红牌直接罚上了看台。看台上他点了支烟,接着骂,又被保安请出了球场。终场哨响之后他冲回场上,跑着跑着,转头一看,陈军也冲了上来。再一看,所有球员都冲了上来,围住了裁判,希望给队伍要个说法。
“我回来就给陕西省体育局的领导道歉,打比赛群殴了一下,”张素洋说。
过了一年,在2015年秋的陕西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初中女子决赛,李旦的球队上半场就进了三个球,其中肖丹娇打入一粒直接任意球。延安队全场被压制,汉中市也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足球全省冠军。赛后延安教练丁常保感叹,原来留坝“有人踢球,还搞得挺好。”
一年之后,留中女队蝉联了冠军。再后来,女队省运会夺冠,男队拿到亚军。廖阳成为陕西梯队队长,入选了男足国少队。师晓敏和她的师妹邹梦瑶也入选了女足国少队。那时,张素洋也有了野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奥运会和世界杯上见到留坝的队员,把留坝的足球生送往北大清华。
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留坝给留中、火烧店小学、城关小学翻新了球场。留中开始吸引一些大学生投来简历,应聘教练。得知营盘开始建足球基地,留坝一些年轻家长不再去外地修铁路开货车了,改去山上建基地和足球学校。
对于足球班的学生来说,这些冠军意味着他们打到了一张张等级证。2018年省运会后,班上所有人都有了证。拿着证参加体育高考的单招考试,李婷上了陕西理工大学,肖丹娇进入西安体育学院。班上绝大多数同学也走单招和高水平考上了大学,甚至有四川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211”和“985”。
只是2018年省运会夺冠当天和学生们毕业升学时,陈军都没在场。2017年年底,他已不再担任校长了。
麻烦接踵而来
“谈话了,调整了,不给你们做校长了。”陈军九年后重回教体局,和来留中前一样,还是个副局长。
有人告诉我,陈军被调离的问题之一,是只抓足球,不抓教学质量和高考——但从校方提供的数据看,留中整体的升学率没有明显下滑,甚至从2009年到2017年,考入二本以上从20多人上升到70多人。陈军不愿意多说,只说事情很难做,但必须有人做,“应试教育,足球必须要给孩子找到出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那时留坝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好不容易发现的、留给小地方机遇的缝隙也迅速被抹平。
最要命的是,2015年以后,教育部推出校园足球夏令营,规模连年扩大。球员在夏令营表现出色,就可以获发运动员等级证。这意味着,获取足球特长生考试资格,不再只有在体育系统内打比赛这一条路。有些有资源有人脉的,不踢一场足球比赛,就能从夏令营渠道拿到等级证和单招考试资格。
离开学校前,陈军把张素洋提到了副校长,告诉他面对现实,“从执行者变成决策者,大局观上一定要提起来。不能再以一个足球教练员的身份去看待一些事情了。”
陈军离开后,汉中市告诉张素洋,准备把足球夏令营的34个名额均分到各区县。他立马给市教育局领导发了条很长的信息,大意是留坝足球比赛成绩最好,把夏令营的机会都给留坝县中学,别均分了。
后来,整个汉中足球运动员等级证登记系统的账号,都在张素洋手里。“按理说,校园足球应该散开,大家都发展,”张素洋知道自己的做法背离人人参与的体育本质,但他毫无退路。“把机会给不认真搞足球的,不给我们,我们拿不到证,我们娃就没出路啊!”
可是垄断汉中的夏令营等级证,仅仅解决了单招考试体系的准入问题。10年前,全国4000多人参加足球单招考试,总共录取2000多人。如今,报名人数暴涨到超过12000,分数线大幅上扬。
此外,大城市的足球备考课外班,催生了一批垫球机械、绕杆熟练、吊准精确的应试型球员。张素洋也不得不开始“卷”,挤出经费,招了一位高三教练,专门负责足球单招项目训练,希望留中的单招备考能更正规。
他还发现,事情做成了,队伍反而不好带了。原来成功的经验成了反对他的理由。
陈军走后,一些老师开始对张素洋指指点点,“我们也是在教书育人,凭啥他能当副校长?”“他连个高中的课都带不了诶”。还有人觉得他没规矩,说他出去比赛,总带着老婆一起。声称他侄儿侄女都上了好大学,沾了搞足球的好处。后来,学校足球比赛的服装、体检、保险到做各种球员的资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弄。
事情做成了,周围的人也各有想法。街边卖体育彩票的老板都会说,“我跟张素洋踢过球!”还有村官想把留坝足球搞成一个IP,“我们可以直播,我觉得比网红跳舞要好看,我们的小伙子们每天拼死拼活的练,关注量还不如人家网红美个颜,你说公平不公平?”
教练们心态也不一样了,有一次省足协给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其他队全是职业队梯队。张素洋发现,居然没有人愿意带队。因为面对职业队必输,“如果被打成筛子,传回来不好”。张素洋觉得“输赢无所谓”,重在积累经验,但“有些人很看重”。
最后只能他自己带队去,12支队里打了第12名,五场比赛被灌了二三十个球。
张素洋和陈军、张素春和老李四人同坐过一辆车。陈军得知留坝小学队在汉中市比赛中惨败,一路张口就是“你们”怎么怎么,“你们一天咋搞的”。张素洋没忍住:足球这个事情,不是出了成绩了就是我,不出成绩了就是你们。陈军没再说话。张素洋回想,好在“陈军算很大度”,要是换了个人,“那可真不得了”。
新校长上任后,省里和县里的领导来视察校园足球,副校长张素洋在校门口迎接。那天负责跟拍宣传的恰好是张素洋20年前的学生和队员小刘。他拍完和两位领导说,留坝人私底下觉得,张素洋不仅仅是副校长,还是“足球皇帝”。
“别乱说,这个你不要乱说,”张素洋低头摆了摆手,示意他停下。张素洋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么说好像映衬了没别人存在一样。“这是好事情?不是个好事情。”
我跟着张素洋去学校,刚进校门,一位小教练迎了上来说,新校长告诉他,没有给足球比赛报名的钱。他们爬着楼梯,小教练憋出来一句,“校园足球这么搞,要完啊”。张素洋听罢面色铁青,没多说话。回到办公室,他把私人信用卡甩在了桌上,让小教练记好密码。
这一幕让张素洋想起2002年。当时县里有个教研室主任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志,不要老认为自己干的好。”
他的理想有很多
防疫三年,各种足球比赛停摆,没法赢比赛,没有名次拿,就没证能打。去年没比赛时,央视拉张素洋他们到山上的基地拍乡愁纪录片,让他们讲自己如何“记住乡愁”,谈谈乡村振兴。上山前,张素洋和教练谝了谝,说“除了乡愁,更多的是忧愁吧”。
今年春节前,张素洋听说,山上紧挨足球基地的足球学校要建好了。他给陈军提议说,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多出点资,想点办法把这个起点搞高一点,花个三年时间,把学校打造成一所名校。他觉得依托足球学校,球员将更有希望踢奥运会和世界杯,上北大清华。
但由于经费吃紧,从去年年初,足球队就没发过全额工资了。张素洋计算过,留中足球需要的经费从起初每年20多万,涨到了300多万。陈军记得,县上只在2018和2019年分别给他们拨了200万和100万的足球专项经费,之后就没了。
“张素洋啊,你不能老想着让政府,让县长给你拿多少。县长手里没多少钱,”县教体局的会议室里,陈军听不下去了。2021年,新县委书记上任,陈军被提拔到了县政协当副主席。他觉得不能只想着自己学校,“留坝在代表汉中打比赛,还给省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还告诉张素洋,足球基地生意好得很,“你就把三百个床位到暑期让人家运营公司来运营,一个假期也能挣上一百万左右”。
张素洋听陈军的意思是,“不要吹这个牛,先活下去再说”。人家让你腾宿舍去挣钱,你就得给人家让。“活下去,就要顺应着县上领导的毛毛摸。”
在省里有个公开的秘密,一个运动员等级证能卖到10万,甚至15万,5万算人情价。大城市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并从中讨价还价。对于办运动员等级证,在留坝本县,没有一个比张素洋更懂。如何办,市体育局谁审批,省主管中心谁审批,关键点上有谁,他都知道。
有体育系统的领导知道留坝足球经费紧张,跟他提过卖证的主意。他拒绝了,一次也没有同意过。他还把有卖证想法的人路子堵死,开除过一些教练。这种事情“触及了底线”,不光“违反师德”,还“违法”。如果卖了证,“最后工作干的连我自己都自身难保,我还弄个屁啊?”
2018年,张素洋跟随陕西省的校长团到英国利物浦学习考察足球。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同行的校长们经过帝国理工大学,说诶这我们熟,来过好几次。他悄悄告诉我,那些人都是正儿八经的校长,就他是副的,但全团只有他带了足球鞋。
在利物浦,他看了三场比赛,去过三个不同的比赛场地和足球基地。“球场都长得跟火柴盒盒一样,内部设施不比国内先进,但处处考虑的都是球迷文化,所有的看台直抵球场边沿”,球员离球迷很近。他也去过西安的大体育场,场地看台下面4米高,再加壕沟,再加防护网,外围还有跑道。
回国后,张素洋给留坝提议,不要再修体育场了,建就建球场一块接一块的足球基地。他选了十来处足球基地的实景照片,做了一个PPT,给一位县上主要领导看。领导看后,不置可否。
留中球队很少去足球基地训练,不过一位基地管理员记得,张素洋“来了就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是草地不够平整,就是球场线没画直,“反正就是不满意”。
管理员知道,张素洋“理想有很多”,“想的是啥高大上”。但一个标准球场建起来要“8800多平米的沙子”,夏天每月要剪草两三次,冬天施越冬肥还要一万多,算下来维护一块球场的最低成本是十几万。如果哪里草不平整,填坑只能“一天填这么一点,一天填这么一点”,那样草不会死,场地才能平,哪里是“他立马要,拉两车上来把它填一下那么简单?”
张素洋还反思过,以前的教学和训练,无非就是靠打骂镇住娃。他们自己可能根本不懂足球的门道。2018年,葡萄牙的足球外教里卡多·迪亚士(Ricardo Dias)来留坝支教了一年。在葡萄牙,迪亚士培养过六位国青队队员——他来自足球世家,爸爸和穆里尼奥是队友。
迪亚士告诉我,“张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因为留坝的教练不喜欢他,也不爱跟他学习交流,但不管他说什么,张素洋都会听。他常跟张抱怨,不是足球训练吗,为什么要让队员跑那么多圈?这样军训,能快乐吗?李旦听了哈哈大笑。又要升学,又要打证,又要出成绩,李旦自己头都快炸了。“竞技体育怎么快乐?你是米卢呀,你快乐足球?”
“有些蛮好的设想,但啥都弄不了。”张素洋说,“我们只是人家下面一个特色,一个亮点,需要发展的一个啥,我们很低调,求人下话,见了面就是讲困难,能不能帮助一下?”足球现在不停地拿全省冠军,娃们去到了北师大北体大这样的学校,但能不能再正儿八经地给一点啥?他总是在想多要一点,资金或者是优惠政策都好哇。
一个小小的小村落
一个晴朗的下午,张素洋说趁天气好,带我去看看足球基地。一个小时后,车到村前,路却被封了。他不知道,那里的宿舍已被征用成疫情防控隔离点。我们只能绕道而行。
接下来十几公里,周围都是无人区。张素洋提醒我,等下会有耳鸣。因为“过了最高点,接下来都是下坡路。”
下坡路上,车开过廖阳家的老土房。我提起他,张素洋咂了下舌。“你像廖阳这种,假如今后一辈子就这样,生活怎么办?”
廖阳已经22岁了。今年过年回家,家人对他“看法很多”,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一家职业俱乐部的合同。成年之后,廖阳辗转贵州、山东和内蒙古,加入过多家俱乐部,却始终被欠薪,爸妈一直在给生活费。父母不知道为什么,“足球的一切都濒临解体”。五年了,他的父母再也看不下去了,说什么都要让他回来报名参加2023年的单招考试。
去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天色阴沉,廖阳一早坐上队友的车,从西安回留坝。他戴着口罩,穿着棉衣,右脚上着支具。不久前,他在训练时拼抢受伤,趾骨骨折。在留坝的高速卡口,等待他的是全副武装的大白、县招办老师和专门为他调来的摄影器材。他在卡口帐篷白色背景前坐下,拍了用于高考报名的照片,没扫码留下行程记录能免去隔离,就上车返回西安了。
如今在西安备考,廖阳跟我讲起小时一个“家里有钱,也有点关系”的宝鸡队友。当年,队友家里打点好省足协,让省足协放他去了中超俱乐部大连一方。足协放了人,后来这个队友还去西甲马德里竞技俱乐部青训过。后来,中超的天津泰达试着来要廖阳,他和家人什么也没给足协准备,“省足协直接拒绝了。”
对于单招,廖阳说,“自己考上的几率,可能1%都不到吧”,毕竟通过足球单招考大学的路子已经越来越窄了。至于那些大城市足球单招专项集训班出来的,“他们不会踢,但你就考分不如人家,”廖阳叹了口气。
这些年,留中足球单招和高水平落榜的不乏前国字号和省队队员。还有连考两年都没考上的,比如当年为球队出头顶撞老师的赖可。2020年,他因为“小小的骄傲”加上“脚软”没考上。2021年,他考前一周多走着道,踢了块石头。可石头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他骨折了。带伤上考场,他又没考上。2022年,他不敢再试第三次了,去江苏财会职业学院读了大数据。
同一年,留中办起了第一个足球复读班。如今毕业的三届足球班,第一届成绩是最好的,往后逐年下滑。张素洋有些沮丧,“或许,我们只是早发起了一会儿?”要真跟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拼,根本“卷不过”。
2019年的亚少赛,师晓敏和邹梦瑶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中国女足获得季军。赛后她们回到留坝,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夹道欢迎。师晓敏把国家队的大衣脱下,披在了启蒙教练张素春的身上。后来她还问张素洋,自己可不可以回留中上上课,体验下校园生活。张素洋把她放在了高三足球班上。他还告诉师晓敏,要踢下去,别半途而废。
2021年初,师晓敏在训练时遭遇跟腱断裂。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足以摧毁球员职业生涯的伤病,就算做了手术,也有三成球员无法重返赛场。师晓敏想过退役,但张素洋打电话把她劝了回来。她记得张素洋的意思是,留坝她那批人里,廖阳想踢没条件,她有条件放在这,不踢可惜了。不过二人都明白,那次受伤,似乎预示着她职业生涯的上限。
最近,张素洋在数学课上跟学生们聊起《三体》,他说,有一句话让他思考颇多,究竟是“给岁月以文明,还是给文明以岁月”。他给学生们解释了一下:“苟延残喘和过好当下,哪一个更好?”
学生们都选了前者。张素洋说,那样“还不如开开心心,过好当下。”
我问张素洋,如果哪一天你权力够大,你会做什么?
他笑了笑,“我一定把花海改成球场。”
张素洋还会偶尔踢球。一年前,师晓敏去留中时和张素洋抢了会儿圈,垫了垫球。她觉得张素洋“球性球感真的很好,比我还好。”周末,张素洋偶尔在家门口的五人制球场和留坝的小孩玩球。周中有空,他会从车后备箱拿出足球鞋和小黄球,去操场跟男队一起训练。
训练时,他身边的队员都比他小快30岁。他跟不上攻防转换的节奏,只好退到中后场和后卫倒脚。他偶尔送出一脚精准的长传,给年轻人创造冲锋陷阵的机会。在场上近距离“看他们飞铲、俯冲、倒钩、匍匐”,张素洋说他的“眼眶还会发湿,身上还会发热。”
快30年前在省青年队集训时,他司职前卫和边前卫,不停地跑动穿插,突破射门。他满以为自己会被留下,离职业足球更近一些。但教练写了封信告诉他,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红山口会议后,陕西省队也要职业化、市场化了。而且“想进队还要花代价”。
那时,留坝县供销社系统下的企业全部倒闭。父母受到牵连,下岗在家,家里根本凑不出所谓的“留队费”。那是1995年秋天,张素洋17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和留坝被时代所抛弃。
今年,张素洋17岁的儿子要高考了。儿子在留中上学,以前是县中考的状元,想过去西交大,想过去北京。但现在张素洋说,他的目标越来越低,心气也越来越低了。
“我们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村落一样的地方,能干啥?有时候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尽量来吧,能考个啥再说吧。”
在跟我通话的前一天,他还在跟儿子讲,“先过好眼下每一天,把它弄好,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作者———余物非
yuwufei@mianduifuza.com
编辑——王天挺 摄影——余物非
插画——陈禹 视觉——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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