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又三年，一部电影的白日梦想

有些事不是你想做完，就能做完。

一部电影从构思到杀青花了三年，从杀青到上映，又等了三年。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段时间。第一个三年里，人们在摸索中受挫，但充满希望。第二个三年，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起的过去三年，也是被不确定性笼罩的三年。

这部电影在等待上映的三年里经历了什么，我们知道的很少，能写出来的更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期间，这部电影，参与这部电影的人以至所有人，面临同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故事不能被讲述。

在接下来这篇报道里，你将看到这部电影的故事，以及电影所讲述的新闻记者的故事。

2016年的人们愿意做一部电影，是因为相信它能上映；2003年，人们愿意做记者，是因为相信新闻业会更好，“未来的媒体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他们会有非常高的薪水，他们会有非常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做的一切都记载在历史中。” 

那2023年呢？人们还相信什么？

他心想这电影完了

《不止不休》突然获得定档许可是在今年2月13日。导演王晶收到消息时，第一反应是，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时距离杀青已经三年多，之后的两年，电影通过内容和技术审查、拿到公映许可证，但始终没能定档。

半年前，出品人唐岩觉得这部电影可能真的无法公映了，建议导演做好心理准备。这是王晶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他几乎接受了现实，“在不确定性里面慢慢地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或者说他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不好的预感。2020年，美国公司吉利德研制出新冠抗病毒药瑞德西韦。那时电影还没剪辑完，王晶在新闻里看到这个公司名字，很眼熟。很快他想起吉利德也研发乙肝药物，是《不止不休》唯一的公益支持方。他于是想起电影中更多与现实相关联的场景，比如一个患乙肝的男孩被路人骂，你们有病的人干嘛出来乱跑？他发现自己竟拍了一部预言一样的电影，他心想这电影完了。

今年2月宣布定档后，一些观众认为电影的上映恰逢其时，没有白等三年，主要的理由是电影主演之一张颂文刚刚火了。甚至有人猜测这部电影是故意一直不上映，直等到现在这个好时机。

唐岩很生气，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电影为什么一直不能上映。他更气的是这些人不分是非曲直，只讲结果，完全不顾程序正义，“你让我现在可以选，我也要选21年就上映了，哪怕他妈最终还亏钱了，我也要选（21年），打个比方，哪怕现在我赚钱了，我一定不会选，因为太操蛋了。”

这几年里，人们对电影的不能上映猜测颇多，电影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神秘。曾在威尼斯和平遥电影节看过的人的描述中，它关于调查记者、关于乙肝歧视，看上去是尖锐的现实题材。人们设想它一定讲了个不得了的故事。

3月24日，电影公映。一些观众感到期望落空，认为影片内容“不对准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

王晶意识到是这三年的时间调高了观众的期待。他清楚电影在触及社会矛盾上的局限，一方面他表明这并不是他主要想表达的，另一方面他也反思自己为什么做了一个浅尝辄止的东西。他自嘲式地把自己下一部电影的素材文件夹命名为“不疼不痒”。

把电影想简单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

故事发生在2003年，主人公叫韩东，从东北小城市来到北京，想找一份记者的工作。他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年轻人，一直在BBS上写时事评论，现在想在大城市实现更大的抱负，也让自己和女朋友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得到资深记者黄江的赏识，成为一家报社的实习生。故事接下来穿插讲述他的艰苦北漂生活和他为了转正留任的努力。

韩东参与了两篇报道，第一篇关于矿难，第二篇关于乙肝。矿难报道让韩东见识调查记者的工作，尝试采访和写作，并获得认可；在乙肝报道里，他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要在自己的本心与职业发展之间做出选择。电影的最后，韩东失去实习生的岗位，但凭借坚持，在网吧完成了一篇关于乙肝歧视的报道。

从构思到杀青，王晶和唐岩从没想过这会是一部不能上映的电影。唐岩还和媒体人朋友们讨论过，认为乙肝这个题材是容易过审的。无论后来如何修改剧本，他们都希望它更接近商业片，而不是文艺片，也期待它能有不错的票房。

在最初的设想里，这部电影甚至并不以记者职业为核心，而是讲述小人物的成长，或者说“逆袭”。

2016年，陌陌的CEO唐岩想做一家电影公司。他想拍一部中国版的《当幸福来敲门》。他曾在网易新闻工作，认识有很多媒体人，恰巧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符合“逆袭”条件的真实人物原型——初中毕业，后来当上首席记者，写过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

唐岩后来和王晶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厨子出身，那我可能就拍一个关于厨子的电影了。

这部电影最初叫《白日梦想》，后来叫《在北京》、《凡人歌》、《野心时代》、《那样的生活》。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电影前期的创作方向：一个有梦想的北漂在平凡中寻求伟大的生活历程。这个人是什么职业都行，唐岩想拍的是那个年代的北漂生活。

这是陌陌影业的第一个项目。唐岩既有信心，又有热情。当然也有钱，他称自己做电影是“豪华创业”。条件很不错，他又看过三四千部电影，那么“这事换到我来做，我应该会比他们做得好一点。”

在找到王晶导演之前，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编剧团队，完成了一版剧本。

唐岩做电影的方式和之前创业差不多。他更看重人的价值观和社会阅历，他相信一个人能不能做成事，“不就是你给不给他那个位置吗？” 一开始他找的编剧大都没完整写过电影剧本，他找的制片人原来是广告销售。

小说家李静睿被邀请去写剧本，她记得自己去见唐岩，聊了不到一个小时。唐岩没问她关于编剧经验的事，好像也没看过她写的小说，只是聊得还不错。当天晚上，一位陌陌的副总来和她确定价格，一周之内合同就签完了。这是她参与的影视项目中签约最快的一次。

唐岩设想这个项目半年完成第一版剧本（确实完成了），导演加入后再修改半年，然后拍摄、剪辑，再送审、参加电影节，最多两年，也就是2019年，就能公映了。

写剧本第一个版本时，李静睿是团队里唯一一个有一点编剧经验的人，曾参与把小说改编成剧本（但那个项目没做成）。其他人是从麦基的《故事》这本书学起的。学习资料还包括一份在网络上流传的“外国电影剧本300篇”，和大家从《世界电影》杂志社买回来的六七十本过刊。

但参与项目的人都被唐岩的信心带动，觉得这事不难。编剧们几乎都做过记者，大家想，一个剧本大概4万字，如果是三个人写，每人写13000字，就是一篇长报道的体量，6个月怎么都写完了。唐岩的好朋友黄章晋，此前从不看电影，给这个项目做顾问后，也觉得自己能写剧本，甚至真的写了一版。到后来他还想过当导演，在网上搜，看有没有从50岁开始学做导演的人。

写剧本的几个月里，唐岩几乎每天下午去陌陌影业当时的办公室。那是他专门租下的一套两居室，就在自己家小区里。他和编剧们坐在沙发上吃零食，聊剧本，或者就是闲聊。执笔第一版剧本的作者李静睿那时刚认识唐岩，看他不怎么像个大公司的老板，也不怎么去公司上班，好像全职搞电影似的。

唐岩担心年轻的编剧们写不出零几年的北漂生活状态，总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2003年他刚来北京，前三四个月里一度身无分文，不得不把公司饭卡退了，取出50块钱押金用来吃饭，靠喝公司的免费咖啡充饥。第一次去公司面试，他提前到了，站在王府井东方广场门前，看着辉煌的大楼，不敢进去，在外面徘徊了一个半小时。有一次他坐错公交车，眼看着车开向错误的方向，始终不敢问售票员。他听到售票员的北京腔，觉得自己说话不标准，不好意思开口。

唐岩在讲述曾经的窘境的时候用“我”，而在谈当年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时候用“我们”，他说，“哪怕我们住在地下室……但实际上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北京买不起房。” 在他北漂的那些年，困顿大约是个人，而希望却是普遍的。

最终完成的剧本里面也的确充满北漂元素，主角们住在地下室，去鬼市、工体摆摊，租不起房之后搬去燕郊。现在回看，唐岩承认那版剧本太文学化，很难拍成电影，但和后来的许多版本相比，那个剧本更触动他，也替他说出了心中的话。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你是有这个权利，而且你是可以做到的。”

北京芳群园的一间地下室，《不止不休》在这里拍摄了一些场景。

这版剧本基本定稿后，制片人把剧本送去做备案，但没通过，原因是名字太消极。当时剧本的名字是《白日梦想》。

做电影这几年，唐岩遇到过很多没有预想到的困难，他承认自己最初太狂妄，把事情想得简单。他更没想到做电影最大的阻碍并不来自内部，也不是他能解决的。备案失败这件事应该让他开始警醒，可惜没有。

导演来了

我在看到《不止不休》成片之前就被提醒，这部电影可能让人感到故事线割裂。它讲了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关于北漂生活，一个关于调查记者，像是两个讲述者在争夺话语权。王晶说，这来自他和唐岩之间的拉扯，“关于这个电影到底应该讲什么，其实到片子剪完那一天……我们两个都在互相确定这件事情。”

这部电影对王晶来说是一道命题作文。2017年夏天，唐岩把剧本发给贾樟柯，请他推荐导演。贾樟柯推荐了自己的执行导演王晶。

王晶接到剧本，首先是被其中的“记者”这个身份吸引住了，而不是北漂生活。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是贴近现实的，记者就是个合适的视角。

成片的两个割裂的故事大概从这时就开始形成。导演接替唐岩，成为这个项目的主导人物。唐岩此后经常参与讨论，想让故事的进展保持在自己设想的方向，但他也知道，从剧本交出去那一刻，这就是导演的作品了。

纸媒的黄金时代

王晶想了解记者这个职业，确切地说，他想知道剧本所讲述的2000年左右的记者是什么样子。他找到剧本的人物原型和当时另外几位记者、编辑。他们的讲述帮他还原了那个“纸媒的黄金时代”。

在这几位前媒体人的回忆里，那时的报社、杂志社欢迎各式各样的人，卖水果的、搞建筑的，只要价值观相近，能说会写，就能干媒体。也有误打误撞来的，有人以为报社招聘法务，入职了才发现是做记者；有人原本已经考上了北京广电总局的公务员，干了一个月，被朋友一句“新闻能够洞悉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真相”打动，辞职做了记者。

那时纸媒从业者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刚入职的记者底薪两三千，每篇稿费几十到几百，到手工资能有五六千。两三年后如果转做编辑，底薪就升到六千块，头版编辑还有稿费，每月能拿到接近一万块钱。那时在北京三环里租一间卧室只要800块钱，房价每平米几千块。

不需要多少经验，你就可以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你会去枪杀案件现场，甚至亲眼见到凶手的尸体；你能接触到军工厂变卖国有资产的内部材料，你也会突破封锁偷回两瓶致人死亡的有毒豆奶。你可能会被派往伊拉克，同事会帮你准备四十张白纸，上面用阿拉伯语写着“我是中国记者，请不要开枪”。

这个行业当然也不完美。记者们为了完成任务，有时会虚构稿件。在餐馆吃到苍蝇、在火锅里吃到创可贴，都是新闻，能赚稿费。一位前调查记者这样描述那时的工作：“中午吃完饭出门走在街上，两眼放大就可以了。冬天写点啥呢，看见烟囱，可能有危险，就写，编。” 

这也不算是一个公平的职场。采访突破大多数时候靠冲劲儿和江湖气，没有系统的培训，新人经常承受羞辱和打压。要在那时当记者，你最好是男的，长相别太有特点，想融入编辑部的重要谈话，还得会抽烟。

但这个行业总归是生机勃勃的。那时在北京的报摊上，买京华时报送华夏时报，后来买京华时报送娱乐信报和华夏时报，再后来买几份报纸还送一瓶娃哈哈。卖的最好的是北京青年报，坊间传闻去那里入职会送夏利车。

就连骗子都有新闻理想。一位来自湖南的中年女士声称要办一本北京的《南方周末》，真的招来了全国各地的媒体人，深圳的杂志主编、湖南社科院的、北京新华社的，大家每天讨论选题，两天开一次会。各大报纸杂志的人被请来分享创刊经验。半年没发工资，很多人走了，又有新的人来，最终做出一本样刊。后来在一次晚饭桌上人们“哗变”了，这个编辑部散了，据说之后一次性补发了工资。

2019年，《新京报》办公区的废弃电梯按键。

你会认识很多媒体行业的朋友，你将靠着人脉和口碑跳槽、升职。报纸和杂志很可能因为报道了敏感事件被停刊，但你也会因此和朋友关系更加紧密。失业并不可怕，宽裕的朋友会帮你交房租水电费，不宽裕的人也能给你几个选题，让你赚些稿费。

你能很容易地认识那些以前只在报纸电视上看到过的人。周末的时候人们在三味书屋辩论尖锐的话题，你和朋友们也经常为了选题或者社会议题吵架。你身边的人的梦想是50岁的时候成为中国第一届议会的参议员，人们打赌的题目是，社会变革将在五年还是十年之后发生？

你会在BBS上看到一份“新新闻人自学手册”，其中有句话让你充满信心：“相信吗？未来的媒体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他们会有非常高的薪水，他们会有非常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做的一切都记载在历史中。” 你相信这正是新闻人的好时候，而且未来会更好。

一直修改下去

《不止不休》有四位署名编剧，其中有两个半曾是记者。两位前记者是李静睿和黄旻旻，她们都曾做时政报道，一个做了八年，一个做了四年。陌陌影业最初的7个编剧里，有5个曾是记者，没有编剧经验。唐岩看重记者对社会的认知，相比来说，他认为编剧技巧学起来是更容易的。

算“半个”前记者的那位是陈乘风，本科毕业时，他曾去南方报业参加面试，但没通过，后来去了香港读戏剧专业研究生。2017年春天，他同学聚会上听说了陌陌影业，还听说那里的编剧们都没什么经验，项目推进艰难。

陈乘风当时毕业一年多，参与过电视剧编剧，写过网大、话剧，他觉得自己算是比较有经验了，于是想去试试。后来他通过了面试，确实成为公司里比较有经验的编剧。

两个月后，陈乘风看到了刚刚定稿的剧本《白日梦想》，那个关于北漂的故事。他心想，这真的不是专业的人写的。他向当时的领导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剧本比较散，事情发生很随机，不知道想写的是什么，然后得出结论，这样肯定没法拍。

后来一次会上，陈乘风又把这些想法讲给唐岩，提出要明确记者的线索，要设计一些职业的危机。唐岩不为所动，只问了一句，你之前做过什么？他大概觉得这又是一个只有编剧经验没有社会阅历的人。

导演加入后，坚持要增加记者故事的比重。唐岩从这时开始妥协，他明白自己在做电影这件事上的身份，“毕竟是你要靠王晶去完成这个作品，他其实才是对整体上最终来把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肯定要做妥协。”

剧本从2017年秋天改到了2019年初，本来准备年初冬天开拍，但因为演员的档期问题错过了。导演想，错过一个冬天，就还有一个冬天，于是接着改剧本。唐岩崩溃了，他想不管怎么样赶紧开始拍，“我就说瞎几把搞吧，你就上吧，我不想再拖了。” 直到2019年底，电影终于开拍了。每天收工，导演组开完会，王晶和编剧仍在改剧本。

导演办公室的白板

制片人的不止不休剧本文件夹里，有800多个文件，这是她整理的剧本修改时间线：

2016.11-2017.5 李静睿版本《白日梦想》；

2017.9-2017.12 重新梳理故事线，《在北京》《凡人歌》，大约11稿故事线/大纲；

2018.1-2018.4《野心时代》，大约5稿分场；

2018.5-2018.7《那样的生活》，大约6稿分场；

2018.7-2018.9 《那样的生活》剧本2稿完成；

2018.10-2018.12 《青云》《凌云》进入剧本3稿阶段，剧本3稿共调整了8次；

2019.1-2019.7 《凌云》进入剧本4稿阶段，剧本4稿共调整了8次；

2019.8 影片进入筹备期，编剧跟组改剧本，更名《不止不休》。

每一次唐岩来开会，制片人都能感到压力。唐岩问，五一后能开拍吗？中秋后能开拍吗？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制片人没过好任何一个假期。

但这个压力似乎并没有传递到王晶这里，唐岩不和他谈这些。而且王晶很确定的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情怀和品质导向的。他听到的项目相关讨论，从不关于多久要完成、多久要看到回报。这让他感到自己可以一直修改下去。

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

开始往记者方向修改剧本之后，王晶决定让主角韩东做更多记者该做的事，而不只是过北漂的生活。他和编剧们搜集了剧本原型人物当年发表的所有报道，其中很多是放在现在绝对无法发表的。他们最终选定一篇发表于2003年的报道，作为韩东要做的最重要的那件事。报道关于乙肝歧视，一位来自安徽的乙肝携带者起诉了拒绝录取他的单位，被称为“乙肝歧视诉讼第一案”。

在唐岩想讲的那个北漂故事里，乙肝报道只是一件小事，而且是出于过审的目的挑出来的，后来甚至删掉了。但在导演加入后的剧本修改中，乙肝报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作用，在故事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

王晶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乙肝携带者，但直到毕业后多年，朋友才告知了真相。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了解乙肝这种疾病，即便自己曾与它离得这么近。后来他又像记者一样去广州和上海访问乙肝携带者，更意识到这些人的沉默。一位乙肝携带者告诉王晶，人们认为乙肝数据降低是因为科技发展、阻断技术提高，但在他看来，就是等他们这代人死绝了，中国就没有乙肝携带者了。

王晶觉得人不应该在沉默中死去，他希望电影里的韩东能为这些人发声。他和编剧给韩东写了一个朋友，张博，乙肝携带者，并让后者的身份暴露刺激韩东关注这个群体；他们让韩东去调查乙肝代检，因此认识了更多的携带者。在影片接近结尾的一场戏中，韩东试图说服这些乙肝携带者不要再躲起来，要接受采访，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他说，“凭什么要接受一个错误，就不能试着改变它吗？”

影片中，这些携带者被韩东说服，决定站出来讲述自己的处境。不久后，韩东的报道在头版刊登，名为《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片尾的字幕告诉观众，2007年，有关部门出台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三年后又发布通知取消了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检查，乙肝携带者的平等权利有了保障。

现实中，导演真的说服了几位乙肝携带者接受演员白客（片中饰演韩东）的“采访”，他们对着镜头讲述自己被歧视的困境。但现实比电影复杂许多。2020年剪辑完成后，王晶觉得电影还可以更真实一些，他询问这些出镜的乙肝携带者，能不能请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家乡、感染经历，然后放在电影画面里。没有人同意。距离2007年新法出台过去13年，2020年的乙肝携带者依然处在被歧视的恐惧中。

更糟糕的是，新冠流行以来，一些地方开始重视各类传染病，有的企业要求员工签字“自愿”检测乙肝。一位乙肝互助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告诉王晶，最近两年他们又忙起来，乙肝歧视的投诉和案件明显增多了。

电影上映那天，王晶给出镜的乙肝携带者发消息，说，这部电影是献给两种人的，一种是曾经的黄金时代的记者，一种是生活在当时当下的你们，谢谢你们的勇敢，也希望这个电影没有带给你们更多困扰。

他让制片人给他们挨个打电话询问近况，其中一位妈妈很难过，她的儿子出现在电影里，现在身边的同学都知道他是乙肝携带者了。导演得知后也很难过，他开始反思电影的宣发，是否不应该把乙肝人群作为一个话题。他不确定这是在帮他们，还是让他们处境更艰难。

幸亏去了威尼斯

2020年7月，《不止不休》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提名，提名中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好莱坞式的中国记者故事”。

9月，导演王晶、出品人唐岩和几位工作人员出发前往威尼斯。首都机场管制，他们乘坐唐岩的私人飞机从天津机场起飞。为了完成出境防疫流程，有些人第一次做了核酸。

威尼斯是2020年唯一一个没有因疫情取消或推迟的国际大型电影节。当地的防疫规定让人迷惑，外来的人有的需要隔离十四天，有的不需要。但参加电影节可以获得赦免，只要保证停留时间不超过120个小时，也就是5整天。在这期间，必须每两天做一次核酸。

剧组到达威尼斯的第二天，《不止不休》在丽都岛电影宫放映，也是国际首映。影厅很大，能容纳一千多人，观众隔位就坐。放映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唐岩有点难以置信，问坐在身边的电影节接待人员，是每一部电影放完都这样吗？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喜欢？

掌声中，王晶从座位上起身致谢，随着片尾曲《If There Is Tomorrow》的节奏摇摆身体。他对观众说，刚才我的手表一直在提醒我，我的心脏跳得太快了。

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现场

三天之后的电影节颁奖礼上，华人导演赵婷的《无依之地》获得最佳影片。颁奖礼第二天，威尼斯的五天时限到了，剧组回程，在机场做核酸和抽血，然后飞往湖南长沙，入境隔离十四天。

一位电影记者也在一行人之中，在往返的飞机上采访唐岩和王晶。她在隔离酒店的房间里想，这和电影形成一种呼应，电影里得乙肝的人没办法和身边人、跟社会有更亲密的接触，现实里这些拍电影的人参加电影节回来，也无法与外界接触。

公司的宣发部门那时已经开始准备物料、核对演员时间表、预订酒店，计划在10月的平遥电影节上举办“亚洲首映”。但公映许可证迟迟没有下发，平遥的活动只能调整成内部学术交流。

漫长的等待从那时开始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唐岩试着做过一些努力，找人、做些投资，但几个月没有结果。等到真的有了结果，他反而不知道这和他的努力有没有关系。网上流传阴谋论般的推测，说是因为贾樟柯发表了一些关于主旋律电影的言论，所以才不让他监制的影片上映。

关于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知道的很少，能写出来的更少。这部讲述记者故事的电影也面对类似的情况，导演不得不在一些地方埋设“谜语”，希望有人能看懂，“电影就变成了一小撮人在疯狂地对暗号”。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不能说的，这似乎已经成为创作者的共识。

唐岩对此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自我阉割，对，你得阉割一部分来换来你的商业的可能性。” 他也认同因此而产生的批评声音，“当然我觉得比如说你认为它是隔靴搔痒，当然是对，你觉得不够刺激，我觉得你批评也很对。将来如果你有机会或者别人有机会，或者我们更宽松一点，我就希望他们拍出来。”

幸亏去了威尼斯，王晶和唐岩都这样觉得，如果没有那次新冠大流行中的冒险，参与项目的人的心态会糟糕很多。

在威尼斯放映的电影版本中，开头有一行字：根据真实人物事件改编，结尾镜头落在韩东的人物原型身上，他对白客饰演的韩东说，有的人记者当久了，就把它当成一个职业而不是一个理想了，希望你不是这样。这个镜头在片中出现过，结尾又强调了一次，然后出现了韩东人物原型的真实履历。在国内公映的版本中，这些内容都被要求删去了。

今年上映后，武汉一场路演的映后交流环节，一位年轻女孩起身发言，说她是新闻学的研究生，原来在教科书上看到过的东西，现在出现在了电影里，然后表达了对电影的喜爱。主持人或许觉得2003年的韩东感染了2023年的预备新闻人，顺势问她，那你毕业之后会选择做记者吗？这位新闻学研究生毫不犹豫地说，不会。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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