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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消失之后

于蒙 正面连接 2022-09-20


谈起隔离在酒店的两个月,剧组的人们满是怀念。大家感到快乐,同时也明白,那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的快乐。




导演消失了


3月4日,电影《老枪》原定的开机日期当天,一辆救护车开到酒店楼下,把导演高朋接走了。他被认定为密接,需要集中隔离。开机仪式取消,写着《老枪》的那面巨大背景板躺在地上,没来得及立起来。全剧组一共223人,回到酒店房间,开始不知时限的等待,等导演回来。


这是导演高朋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已经筹备了四年。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开拍。自从进了隔离酒店,外面的世界变成一个黑箱,接电话的人永远没有准确消息:到底是隔离十四天还是二十一天?甚至有防疫人员打电话过来问,你在哪里?你是密接还是次密接?


就在这天,L市开始第一轮全员核酸。导演和剧组开视频会,讨论一种“云监拍”的方式——把监视器安在隔离酒店里,让导演远程指挥拍摄。那时他们以为问题只在于导演不能出来。第二天,3月5号,大雪,街上只剩下救护车和警车,高铁站三个红色大字的背景灯灭了,没再亮起来。第三天,导演在电话里劝大家,趁现在,能走的赶紧走。


3月6日,全剧组准备离开L市,到酒店楼下的检测点排队做核酸。下午,一些人赶着最后一班快递,把冬季衣服、洗衣机、咖啡机、大件设备,都寄走了。晚上,导演组成员吃了一顿散伙饭,喝酒到凌晨。有人想着年底入冬了再来拍,有人觉得这些人再难聚起来了,一个编剧回去边收拾行李边哭,伤心于这事还没开始,就散了。


第二天早上8点,核酸结果还没出来(下午4点才出),几辆剧组的车到高速入口探路,发现全封了,就算有核酸报告,也走不成了。


按原计划,电影要在冬末春初拍摄,雪是影片的背景,也是重要的氛围。导演刚被隔离的那几天下了大雪,然后天气逐渐转暖,他在酒店里穿着短袖,担心雪要化了,心里直骂脏话。剧组的人在楼下做核酸时给他打电话,他说,“(出来后)我最想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从左跑到右,来回跑十趟。”有一天,隔离酒店的人通知他可以走了,他突然愤怒起来,心想,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


几天之内,外界的消息越来越严峻,先是小区封闭,公交停运;接着教师资格考试取消,公务员考试延期,新增病例达到四位数;又过了几天,市长被免职了。等导演隔离满十四天,终于回来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彻底静默。再过两三天,野猪将会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






两辆车和四个人


L市国际大酒店位于市中心,紧挨着火车站。酒店有年头了,斑驳的地毯和墙纸里,散发一股霉菌与香烟的混合气味。大堂里挂着巨大的水晶灯,一个保安穿着防护服,守在门口。


酒店一共有19层,5层以下是宴会厅和办公室,其余楼层中,有共11层、130多间房里住着剧组的人。剧组选这座酒店因为方便,走路五分钟到高铁站,进而就能到达全国、全世界。现在它禁止出入,孤立在城市里了。


封控以后,酒店靠两辆车与外界发生联系。每天三顿送饭的是一辆面包车,从十几分钟路程外的厨房开来,停在L市国际大酒店楼下。疫情期间通行需要车证,全剧组只有这一张。


中午卸完盒饭,厨房师傅下车,制片组的两个人会坐进驾驶室,带着全剧组的物资需求上路,寻找隐蔽开门的小商店,或者熟人介绍的个体户。除了购买生活用品,他们还在某个小区门口交易过一副麻将,在居民楼的窗户下接到大包电子烟弹——被隔离在家的商户抛下来的。


隔离一周多,菜渐渐买不到了,两荤两素变成只有两个素菜,最困难的一天这两个素菜是海带和花生米。菜市场和超市都划成保供单位,只允许卖给小区,不许卖给酒店。肉更买不到,制片组联系到一家屠宰场,对方提出可以卖给你们一头活猪——猪死了才叫肉,活着的猪是猪,不禁止卖。可惜剧组里谁也不会宰猪。



到四月下旬,食物来源变得丰富一些,但外卖不多。执行制片人超文在抖音上看到一个烤串直播,想帮大家改善生活。店主忙着烤,没看留言,他于是连刷几个大礼物,花一百多块钱成了榜一大哥。店主连忙回复,大哥,你别着急。第二天超文点了几百串烤串外卖。


另一辆来往酒店的车是热水车。这家酒店不能自己生产热水,靠装满热水的罐车每天两趟地运来。封控期间,酒店和外界的关系完全变了,只有这辆热水车,自1998年酒店开业以来,日日往返不停。


每天从酒店送出的东西有两样,人们吃完的饭盒,和装着每个人黏膜上皮细胞的核酸试剂管。做核酸的时间不固定,但都在清晨,人们闭着眼,张着嘴,到酒店大堂排队转一圈,然后回去接着睡觉。疫情缓解后,社区把这项工作交给了酒店,酒店人员又把做核酸的技术教给了剧组的人。学会这一技术的人叫丁超,他是剧组的生活制片,就是他每天坐着拉盒饭的面包车帮大家采购物资。他把必需品带进来,让人们能生活,又把核酸试剂管送出去,让人们有绿码。现在,丁超可算是剧组最必要的一个人了。


剧组里有四个人在封城之前撤离了。他们各有必须离开的理由,采取的方式也不相同,但能成功的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快。(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离开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很快能够回来。)


我们暂且把这四个人称为A、B、C、D。他们自然都有头衔,省去的原因首先是剧组里的头衔实在太繁杂,难以立刻区分,更重要的是这些头衔在你必须想方设法逃离疫区的时候毫无作用。


A在得知导演成为密接的几小时后就走了,那是3月3日,导演被救护车带走的前一天。出省的高铁票买不到,A分别买了到长春和沈阳的票,上了去长春的车,顺利到达上海。后来他得知到沈阳那班车上出现阳性病例。所幸没成为密接,但A刚到家两天,妻子就成了次密接。门磁装上了,没等到隔离期满,上海又封城了。


B上了另一趟去沈阳的车,回到北京后,被通知车上有密接,她成了次密接,必须集中隔离。又过了一天,3月4日,C乘车走高速到达长春,乘飞机返回北京,开始居家隔离14天。


D在3月5日凌晨五点多离开酒店。高铁站关了,她坐上一辆据说有路子的私家车,走了一条据说没人阻拦的路,最后到达长春机场。负责协调D工作的那位剧组人员,起初非常生气,怪她不负责任,私自做决定。等回过神来,又消了气,问她要来司机的电话,让她详细描述走过的路线,如何买票,怎样通过安检。3月7日,剧组其他人等核酸结果出来了,打算复制这条逃离之路,但已经晚了。






偷来的时间


谈起隔离在酒店的两个月,剧组的人们满是怀念。有人后悔那时没和大家在一起,有人很感谢那段时光。一些词语被用来形容那两个月的生活:幼儿园、游乐场、大学、乌托邦、一列欧洲列车、诺亚方舟。总的来说,大家感到快乐,同时也明白,那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的快乐。


访谈中,他们描述的这种快乐首先让我感到困惑——那毕竟是隔离,是困在原地,真的能够快乐吗?等和所有人聊完,我的确感到那种生活不错。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住在酒店里,有基本生活保障,和大把空闲时间。封锁是被迫的,但也隔绝了危险,并且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工作。在这个管控严苛的地方,以一种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方式,生活变得重要又必要,成了全部的手段和目的,过程和结果。


狂欢是从喝酒开始的。摄影指导开了一辆皮卡来到L市,带了一车的酒。他是个德国人,大家叫他老陆。老陆肚子很大,中文很好,还会做大酱汤。他把大酱汤煮好放在一个塑料大桶里,为了防止酒店来查违禁电器(电锅),就把大桶摆在卫生间的马桶边上。人们闻讯而来,走到马桶边,从塑料桶里盛出一碗,聊着天喝汤。老陆还会做三明治、烙饼、包奶酪西红柿馅的饺子。


他的房间逐渐变成小酒馆,有人会调酒,有人不知从哪搞到一副色子,还摆了一个会发七彩光的音箱。人们喝大酒到后半夜,后来喝腻了,变成饭后小酌。喝多了就唱歌,然后哭着讲自己的生活,第二天醒来之后变成掌握对方秘密的朋友。


带来的酒很快喝完了,大家发现,在这个地方,酒是最容易买到的物资,商家甚至能开着私家车送货上门。只是喝酒必须的冰块比较难弄到。全剧组只有一个冻冰块的模子,勉强塞进房间冰箱的小冷冻室,一次只能冻一板,于是就要掰出来,装袋放到别人的冰箱里去,再冻。这个过程被称为“下蛋”。几天之后,整层里几乎每个人的冰箱都冻着冰块。


三月下旬,导演刚结束隔离回到剧组时,很不适应,大家围坐在一起,他时常不知道该坐下还是站着,该说话还是沉默。他试图谈论工作,但回应寥寥。酒局上玩的那些游戏、大家开玩笑的尺度,让他手足无措。他说,你们看着没变,但是所有人的人物关系都变了。在这座酒店里,他还被称为导演,但显而易见,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他“指导”的事情了。



导演很害怕荒废时间,于是拉着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每天下午一点半,在六层导演办公室,十几个核心主创成员坐在一起读三四十场戏,讨论拍摄细节。因为时间太充裕,剧本一共读了三遍,甚至有一部分是用大家各自的方言读的。


不过,那时的剧本围读会并不像是工作,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派对。大家嘻嘻哈哈,边吃边聊,有好几个人在访谈中说,当时完全没觉得还能拍,也正因此,伴随工作而来的压力像是遥远的事情,与解封一样遥遥无期。


外界的一些人听闻剧组的遭遇,产生了责任感,建议导演赶紧写个剧本出来,最好现在就拍。导演听多了有点烦,但也尝试过创作,和编剧聊出一个关于“病毒导演”的故事梗概:


有一天,剧组里的导演消失了,被拉走隔离。几天后导演回来,大家发现他虽然没变样,但有点奇怪。事实上,这人是一种病毒,它复制成导演的模样,要在剧组中找女人繁衍后代。但这病毒有洁癖,觉得人类的性交很恶心,受不了。它就去拍电影了。电影拍完,真正的导演回来了,很惊讶:这电影不是我能拍出来的,太牛逼了!


这个故事没有落在纸上,导演也没觉得它有多好。后来聊起这件事时他说,那只是一种情绪的产物,如果在愤怒里创作,像是一种投机。当然创作没有继续也有另一个原因:那时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人物关系,开始感到生活太美好了。


每天下午三点半,酒店五层宴会厅,是运动时间。有人打乒乓球(酒店提供的球台),有人打板羽球(用类似乒乓球拍的板子击打类似毽子的羽毛球),有人做健身操,有人围着大厅跑步。两个月间很多人都瘦了。德国籍的摄影指导老陆和中国籍美术指导刘维新(乒乓球打得最好,好几个人拜他为师)对打,老陆誓为“德国队”争气,可惜水平有限,打不了几个回合球就飞了。


老陆的另一个特点是永远穿一条短裤,大冷天去天台吹风也穿短裤。导演最羡慕有短裤的人,他只有冬季运动服,穿着卫衣卫裤跳绳到浑身冒汗的时候,尤其要念叨,怎么会有人大冬天想着带短裤过来?


晚上的活动之一是看电影,也是导演提议的,大家一致赞成。一个多月里,他们看了《戏梦巴黎》、《偷香》、《色戒》等等,还有这届奥斯卡的几乎全部获奖影片。


执行导演在群里发“每日影讯”,国别、导演、演员、时间。投影仪是借的,有时候被要回去了,就发个通知:“因技术原因推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收门票的话,这里就是全市唯一营业且票房最高的电影院。他们都喜欢贝托鲁奇,都不喜欢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一个出生于聋哑人家庭的健全女孩的成长故事),批评它太政治正确、很无聊。


电影活动中年龄最大的是造型师珺姐,已经干这行二十多年。每天晚上的集体观影让她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拉片、讨论,而且不带有任何目的,“以前因为你不断地接戏,你不断地去看一些和你接到的项目有关的一些片子,其实那种感受不是特别美好……但是有这么一段时间让我慢下来,这两个月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了解,让脑子得到充分的休息,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时光。”


珺姐的女儿这次也在剧组里,和她一起工作。她在女儿很小时就长年在外拍戏,等女儿大些来剧组里玩,为了不显得特殊,只喊她“刘老师”,后来一起工作更是如此。两人几乎没有共同的生活。这次隔离,终于一起过日子了,女儿每天喊她,妈,吃什么。珺姐感到自己又是母亲了,她很感谢这段时光。


到了四月里,活动多到串场已经来不及了,必须做出抉择。一次大家一起看着演唱会,老陆抱歉起身,不得不上楼回自己房间,照顾“小酒馆”里的人。还有一次编剧方唱刚看完电影,好几个电话打进来催她,等她下了电梯,发现演员统筹和B组掌机正一人拿着一瓶酒,倚在电梯门口堵她。


这座酒店的格局非常简单,喝多了也不会走错。每层18间房,出了电梯,向左边走是1到10号,向右转是11到18号。要去5层健身,要左转再左转,经过一条光滑的砖石走廊,到达宴会厅。6层是放电影的制片办公室和围读剧本的导演办公室,14层副导演房间可以打麻将,15层摄影指导的房间是小酒馆。顶楼19层还有个天台,那里可以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酒店的三位客房服务员也住在这里,提供不定时的客房服务。她们对房间里的违规电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有时候不太情愿清洁地毯。剧组的人们逐渐不把自己当客人,主动取来吸尘器吸地,弄到好吃的,有时也分给酒店的人。一位客房服务员和大家混熟了,经常直接刷卡进房间打扫,有一次撞见了裸体的导演。还有一位服务员对德国籍摄影指导青睐有加,专门给他送好吃的。第三位服务员在解封后回家做了头发,再上班时遇到剧组的人,嗔怪他们怎么不认得自己了。可惜的是,大家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所以也搞不清楚,这三件事里的服务员是三个服务员还是同一个服务员。


狂欢的情绪在原定的杀青日,5月4日前一天的夜里达到顶峰,大家聚在一起看崔健的线上演唱会,看完觉得不过瘾,又找出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视频,听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乐队。借着摇滚乐的劲儿,一群人喊叫着跑到顶楼的天台,大声唱歌,执行导演杨帆跳到天台最高处,没有护栏的边缘,大喊“Freedom!自由万岁!”


那段日子被形容为“偷来的时间”,剧组的大部分人记不清很多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有时连月份也搞混。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几月几号、星期几,都没有意义,甚至连日夜的分别也不重要了。生活按事件划分,大家记得“看《色戒》那天”,“上天台唱摇滚那天”,还有“第一次走出酒店那天”。


编剧方唱和王馼是夫妻,隔离的两个月里,他们在天津的家被封了一次,在北京租的房子被封了两次。他们与在北京的朋友聊天,总是会谈到谁买了房子,谁家的车位又涨价了,谁谁孩子都生了,这些现实议题也让她想起编剧这个职业,没有固定单位,得自己交五险一金,和那些在大厂工作的人相比,好像自己离主流更远了。她感到莫名烦躁,不想面对,觉得还是隔离的日子好。


四月下旬的一天,剧组的人第一次走出酒店。外面还挺冷,一群人走在路上,像刚从漂泊许久的船上下来,摇摇晃晃的。他们原本约定一起跑步,出了门,莫名其妙地散起步来,一走就走到了松花江边。一路上,每个通往城市内部的路口都有人把守,穿着防护服,坐在椅子上,沉默地盯着他们。





一座有年代感的城市


这是一个不太被人知道的城市,“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个L市”,人们总这样说起它。


2021年,剧组到东北几个城市采风,这里的“停滞”让导演高朋印象深刻。很多场景,乃至人,都还是90年代的样子。酒店房间窗口正对着高铁站——一座突兀的代表着速度与现代化的建筑,但只再往远处走几条街,一切就破败起来,“空气里现在有的还有些化学制品的味儿,有些地方的土地都有点墨绿色……这边三个房子塌了,这边还有一个勉强撑着,夏天开着门,就有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坐在这儿,一动不动。”


一年后的夏天,我来到L市,也有类似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树。从市中心出发,往西北方向坐车10分钟,会经过一座铁路桥。桥这边,高楼住宅林立,是新城,穿过桥洞,到达地理意义上的铁西,几棵巨大的树突然撞进来。树有两人环抱那么粗,我从来没在城市里见过那么大的树,树冠把整个人行道和半个车道都遮住了,几乎伸进旁边楼的窗户里。北京的行道树都不大,还总在砍伐,更极端的例子是鄂尔多斯的康巴什,瘦弱的树苗散落在崭新的建筑中间。新城能在几年内拔地而起,树却不能。L市这里正相反,城市停滞了,树反而显出生机。



导演选择L市也正因为它的停滞。《老枪》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东北下岗潮期间,一家快倒闭的工厂里,主人公顾学兵在工厂保卫科工作。这里的老城区里有保留完好的八九十年代的工厂、家属区、医院,拍摄地之一的L市铁合金厂,实实在在就是一座停产许久、只剩下保卫科还在上班(看管厂房物资)的工厂。


我坐出租车,一个本地的司机感慨,原先人人都有班上,现在这里完啦!另一个出租车司机提到现在有剧组在拍戏,之前还有《人世间》,我说是,这里很有年代感。出租车的对讲机开着,里面突然传出一阵笑声:什么年代感,就是穷呗!





练书法的男演员


这部电影的有些演员住在另一家酒店,因此没能参加剧组的丰富活动,后来说起这些,他们还有点羡慕。

 

其中一位爱写书法,他上午写毛笔字,下午运动或打游戏(吃鸡)。他出门都带两个箱子,大箱子装行李,小箱子装笔墨纸砚。住在隔壁的另一位,刚开始学写书法,拿着自己的水写布和毛笔来请教。前者教他写篆书,从《峄山碑》写起,除了字形和运笔,更重要的是心态:不要把这事儿看得特别重,不要苦大仇深,你就写着玩儿呗,当玩儿去写就行。

 

中午吃完饭,他俩一起坐在窗边喝茶,把脚搭在窗台上,看松花江上反射的阳光。可惜他们没能真的合作成,后来解封了,这位初学书法的演员档期也没了。






如何度过“土拨鼠日”


副导演小金是在3月30日深夜回到酒店的,大家为他准备了吃的喝的、卫生用品、内裤袜子,在他房间里堆成一座小山。月初,他与导演一起成为密接,在酒店集中隔离的第三天被确诊为阳性。经过二十多天的隔离和治疗,终于回来了。


这些天里,他搬着70斤重的行李箱辗转酒店、传染病医院、方舱医院,最后被送到L市隔壁的S市。医院里很冷,袋装中药放一会儿就满是冰碴。他发烧到昏迷,医生给他送来一壶热水。他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和游戏账户托付给了最亲近的朋友。


他打许多投诉电话,和病友聊天,写下自己的经历,接受媒体采访。那段时间他情绪稳定,睡得也好。等回到酒店,近一个月后终于洗上澡,躺在床上不用担心人身安全了,他却犯了抑郁症和焦虑症。


四月初的一天,他在和其他人一起玩游戏,突然感到不对,那种熟悉的感觉来了。回到房间,他开始连续失眠,醒着时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或是洗衣服,上午洗一遍,下午再洗一遍。他已经停药几年,编剧方唱给他送来缓解焦虑的劳拉西泮,导演给了他安眠药。两个星期后,他才能走出房间。


小金自我诊断,这次的病来自于突然失去目标。感染新冠和治疗的过程让他肉体痛苦,但无论是病友之间互助,还是对自己处境的愤怒,都让他的精神有所寄托。可回到酒店后,一切都悬停了,包括他的头脑,“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你也不知道剧组到底还拍不拍,你就天天在这儿,耗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的,这个其实是我最害怕的一点……比较害怕失去目的。” 


那段时间里,动作指导张勇也从各种派对上消失了。大家谈起那两个月的开心事,总会先提到的张勇,每天下午三点半,他在五层宴会厅带大家跳操、打太极拳、五步拳。但是张勇本人并不那么开心,他睡不着觉,即使睡前再加一个小时的运动,也不行,必须喝酒。他房间里的桌子上从前到后摆满空酒瓶。隔离到后来为了省钱,他不买洋酒了,只买啤酒。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快乐,原因可能包括变幻莫测的疫情、不确定能否开拍、许多同行转行了、飞机掉下来。他还得知有两个武行朋友,在四川的拍摄现场出意外,去世了。总之他非常不喜欢总在变动的这一切,什么都没法确定。


对剧组的人来说,电影开拍最开始是一种具体的期待,只要等导演隔离回来。后来变成等解封,可是十四天,又十四天地等下去,总是没有好消息。



所有人的生活都成了无限重复的“土拨鼠日”,对有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脱离现实的机会,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现实巨大到无法忽视。剧组里一个不太参与各种活动的女孩,对那段时间的回忆就是灰暗的。酒店窗外特别安静,只能听到大喇叭叫人做核酸的声音。她的房间正对着对面的大楼“珠宝楼”,据说那是全市第一例病例出现的地方,手机里的疫情地图提示:距离疫情发生地“60米”。每天晚上,她忍不住不停刷手机里关于上海的新闻,流着泪睡着。


这座酒店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人,他们也是剧组的工作人员,但在隔离的两个月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位司机师傅说,他在隔离期间胖了至少三十斤,每天的日程安排是“吃完了饭,一躺躺一天。”他不抽烟不喝酒,评价自己:很能呆得住。司机是这个剧组里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有四十多人。他们随叫随到,但是又好像从来见不到似的。


编剧方唱对我说,这是一个人们与不确定性合作的故事。现在看来,她只说对了一半,有一些人与之合作成功了,并且感到快乐,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一些人没能找到与不确定性合作的方式。





冬天还是夏天?


对导演来说,《老枪》这个故事早就以冬天的面貌在他脑海里演了无数遍:接近黑白的色调、冷硬的气质、被枪击中的人的鲜血流进雪地里。


他在刚隔离结束时立下目标,4月15号开机,即便那时东北已经开春,树长出绿叶来,也要拍冬天,“把树叶都撸了嘛,每次到一个景拍之前”。后来树越长越茂盛了,他们在剧本围读会上开始讨论春天、夏天里,这个故事会如何发生,服装造型要如何推翻重做,道具置景怎样修改。


在夏天拍还是冬天拍,也是投资方的难题。春天的时候,制片人做了两版拍摄方案交给老板唐岩。第一种:L市解封后立即撤回剧组,10月入冬后再拍;第二种:解封后立即开拍,但除了要改剧本季节,还需要追加投资。最重要的是,虽然有两个选项,但你现在选不了,只能看形势,等解封的消息。


从四月下旬开始,一些小区逐渐解封,但街道上没有车,堂食没有恢复,高铁也没通。谁也不能确定这里是否会越来越安全。在北京,唐岩做了决定,先不拍了。


得到消息,导演突然感到巨大的挫败感,“我操,真的就那样了吗……这两个多月干嘛呢,就有一种强烈的被玩弄的感觉。” 他给唐岩打电话,表达了现在继续拍的愿望。唐岩问大家状态如何,导演说,大家都很想拍,熬了两个月,如果散了,会很难受。过了几天,唐岩打给制片人,说,如果主创们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怂,我们拼一把。


或许有一些沟通上的时间差,五月初的一天,大家刚得到通知说不拍了,正在研究如何买票的时候,导演突然走进来说,我们还是要拍。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偷偷抹眼泪,也有人感到很懵,本来正在开心能回家了,突然又要开始工作。那个场景没有被花絮摄影师记录下来,大家都觉得很可惜。花絮摄影师也挺委屈,三月刚开始隔离没多久,公司就请他暂停工作了(他的工作按日计薪),谁能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事呢。


在导演的印象里,剧本和拍摄计划从冬到夏的改动并不是一个挣扎的过程。他对现状的愤怒往往只在一瞬间,是本能反应,但他不会陷在里面。导演觉得这段经历和《老枪》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有些相似,都是关于“放下执念”,“电影其实是讲生活嘛,生活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知道一定的,就是无常,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在变。但是,“人物是不变的,生活中也是人物是不变的,电影里人物是不变的,你就让他遇到其他的季节、其他的事就完了嘛。


电影的主人公顾学兵始终觉得自己不属于工厂,想要回到过去。他身边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努力生活,他在与他们的相处中也找到了自己位置,最后做出了选择——“你放下你对过去的向往,你明白你人生就是翻了那一篇了,有些事情就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就是做不到的。” 






一则神秘插曲


剧组里流传着对小金染病遭遇的神秘学解释。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没听算命师傅的话。


二月底,原定开机日前几天,剧组去祈福,在庙门口遇到一个算命师傅。小金求了签,师傅解签:要想破解厄运,几天内不要去死过人的地方;要想获得好运,必须不畏强权、坚持自己。第二天去看景,先是到了一座废弃医院(死过人的地方),然后在一片烧纸祭奠的地方下了车,他还踩进一堆灰烬里(更是亡灵世界)。几天后他和导演一起去做核酸,小金预约了中心医院,导演提出要去人民医院,小金同意了(没有坚持自己)。后来他们就在人民医院成为密接。


导演被隔离后,找了两个“大仙儿”算命,一个L市本地的,一个外地的。外地大仙儿据说非常神,能通过视频算命看出对方膝盖有积液,搭一下手腕就能知道对方请了佛牌。视频算命一次二百,求符五百,导演组几乎每个人都算了命,求了符。





开机大吉


我来到L市,是在今年6月23日。三天前,这里出现感染者,开启新一轮全员核酸。制片人听说我来了,先是惊讶于我大胆闯疫区,然后又有点紧张,赶快查询北京的疫情情况,确定我不会带来风险。


电影是5月25日开机的,已经拍了一个月。全剧组一直处在“闭环管理”中,酒店和拍摄地两点一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开机没发任何宣传,并要求所有成员不发社交媒体。本地人早不需要每天做核酸了,L市国际大酒店里依然天天早上排队,接受同事丁超的核酸检测。我入住酒店也是丁超帮我安排的,很可惜我没能接受他亲手为我做核酸。(几天后这个愿望实现了。)


拍摄地是一座废弃厂区,进了大门,左边两座苏联式的红砖尖顶建筑,拐个弯,路两边的厂房和管道都被杂草包裹着,地上坑坑洼洼的。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拍电影的现场,那天拍一场追逐戏。第一个感觉是这里乱糟糟的,人很多,设备也多,散落在各处,甚至看不出来要拍摄的场景在哪里。我先被介绍给导演,他身边人也多,好几天之后我才完全记住他们的头衔。


后来我进入监视器房间,坐在导演的座位后面,看了一场戏的拍摄。我发现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导演喊开始的瞬间,你就相信有些事真的发生了,即便你刚看见了乱糟糟的现场、摄像机和演员真身。


几天之后拍摄一个“大场面”,有近三百个群演参与。拍摄地点在刚进工厂大门的那栋苏联式建筑里,那是一栋礼堂。电影里,这是最后几场戏,也是故事的高潮——工厂举办厂庆庆典,同时,工厂的另一边正要发生一场劫案。


当然了,几百个群演并不知道庆典背后还有什么危险,他们只负责欢呼和鼓掌,并注意在导演喊开始之后不要掏出手机。这其中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负责追跑打闹,增添热闹气氛。执行导演杨帆举着扩音喇叭满场奔走,一会儿孩子们太乱了,一会儿有人鼓掌的时机不对,据说他在隔离时候每天绕着宴会厅跑十公里,看来这项工作着实需要体力。


中午吃饭时,我和执行制片人超文聊起来,他负责最初的选景,给了导演三个选项:一个在云南,一个在浙江,一个在这里。他建议导演去南方,导演最后选了L市。超文和导演认识17年了,从师兄弟变成合作伙伴。两个人因为选景的事“斗嘴”——

导演:我听你的就好了。

超文: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导演:以后这种事都听你的。

超文:还有什么以后?


就在我来之前几天,L市开始全员核酸,停止堂食和客运交通。制片组担心下一步就要封闭管理,决定先把拍到一半的场景全部记录下来,万一被迫停拍,事后好能完全还原,以防穿帮。一个人拿摄影机拍,另一个人在旁口述,几十平米的房间,他们花了四个小时。每一个电风扇的位置、每一个灯罩的颜色、高度、破损,每一根踢脚线的高度,水管从哪里出来、在哪里拐弯,桌子上有多少个螺丝,统统要拍到。


剧组的统筹小敏也很焦虑,她要安排所有人的工作,但她本人得不到任何确切消息,只能靠推测。她看到酒店电梯里的11-13层(铁路集团专用的楼层)按键被白色塑料盖扣住了,之前封城就是这样,看来是情况严重。过了几天,塑料盖又消失了,酒店前台好像还有铁路集团的人在办理入住,她又松口气,想必是缓解了。


另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是演员进组时间。隔离14天是最简单的情况,最怕的是突然的弹窗。开机前几天,一个已经确认意向的演员,在原定进组的前一天晚上被认定时空伴随,需要居家隔离。这意味着重新找演员、谈合同,更新接下来的所有拍摄计划。


副导演小金告诉我,他们曾在一次勘景的时候被居民大骂。那是一个大姐,从场地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对剧组的人喊,你们来这儿干嘛。他们明明站在远处,大姐嫌他们人太多,堵着路,继续骂。大家都很困惑,后来打听之下才知道,大姐在疫情期间进过方舱,回来就变了,只要有人接近她五米之内,就开口骂。


剧组里,大家谈论的话题除了疫情,就是东北的雨。今年6月,L市所在的省降水量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松花江大涨水,岸边步道都被淹没了。因为疫情,剧组选定的一些室内场景不能进入,偏又遇上下雨,室外场景也拍不了。统筹小敏被大家公认为全中国最难的统筹,整个戏的大计划,她做了70多版(行业平均水平是个位数)。


小敏下载了10个天气软件,每小时看一次,预测未来天气。如果有一款软件连续三天不准,就要被淘汰,再下载新的。我见到小敏那天,出工通告做了阴天、晴天两版,全组按阴天版拍摄室内戏,还不到中午,太阳跑了出来。她一根接一根抽烟,嗓音嘶哑。



连续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大家都放下心来。这天的场景是一座废弃的医院,之前一直因为疫情禁止进入,好几个演员都在等拍完这几场戏就杀青了。我来到现场的时候,正在拍殴打男主角的一场戏。拍摄很顺利,结束时天还大亮,只是大家有点懊恼,怎么拍室内戏的日子总是大晴天。


导演喊了收工,整个剧组的人和设备突然以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方式移动起来。此前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搞清楚这个剧组的运作方式了。监视器房间在两三分钟内被搬空了,拍摄现场那间屋也是,人和物品似乎自动配对过,一大群年轻黑瘦的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安静忙碌一番,又不知道钻进哪一辆货车里去了。我愣在走廊里,只听见一声声“对不起老师”、“老师请让一下”、“老师小心”。


楼外,演员们捧着鲜花,忙着和主创团队的所有人合影,导演与摄影指导围在一边讨论下一场的拍摄计划。场院里停满了车,两三人高的厢式货车、房车、商务车、大巴车、移动卫生间车。人们庆祝完了,登上自己的车,所有车几乎一起启动,冒着尾气,带起灰尘,开走了。这座废弃的医院又空无一人了。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于蒙

yumeng@mianduifuz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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