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龙：我为什么拒绝了乐夏两次

大哥你上《乐夏》，你上它有啥用啊？

《乐队的夏天》爆火后，梁龙着急了。他是摇滚圈头部乐队二手玫瑰的主唱，乐迷口中的“摇滚教母”，各大音乐节稳居压轴。他没想到，一档综艺竟让自己所在的行业受到那么大冲击。

2019年，第一季节目组请过梁龙，但他因“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拒绝了。结果，《乐队的夏天》成了第一个把摇滚乐推向主流的节目，“新裤子”、“九连真人”等乐队接连出圈。有天逛商场，梁龙看见一个乐队代言的广告挂在那儿，“说不嫉妒那是吹牛呢。都是同行，怎么一夜之间就上广告了”。

再上音乐节，他发现里面大部分乐队都是《乐队的夏天》出来的，甚至一些之前没听过的乐队，直接挨着二手玫瑰演了，倒3位置的乐队被重新洗牌。

2020年，梁龙打算带二手玫瑰参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正要往下走流程，又因为档期没上成。而到了今年的第三季，他反而开始纠结：让一个原本健康发展的乐队短期内集中曝光，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具体有什么影响，他也不知道。

最后决定去，又是基于梁龙的另一层顾虑——觉得乐队最近太安逸了，“创造力降到了冰点”，需要一件大事来刺激一下，“还有什么比上《乐夏》出毛病更快的吗？”

25年前，20岁的梁龙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当保安。除夕坐在空荡荡的大厅值班，想到自己原本要出来搞摇滚，结果一年啥也没干，他掏出兜里的红河烟，在胳膊上烫了20个烟疤。“如果40岁还这副德行，起码要告诉自己，20岁时我为这事儿很纠结。”

他跑到北京，很快迎来下一个问题——你该唱什么。他又几次回东北，住农村每天种地去寻找自己的表达。

在那个摇滚乐大多严肃、愤怒的年代，梁龙在歌里融入东北二人转，登台时常常反串——化浓妆、披长发，穿过旗袍、高跟鞋，甚至渔网袜和婚纱。台下乐迷也渐渐把穿一身红配绿，拿把大扇子作为看演出的标配，彼此间还有句暗号：“没点毛病谁听二手啊”。紧接着，演唱会从北展开到了工体，观众达到上万级。中超联赛也请他们演出。

但梁龙始终没有停止焦虑。每隔几年，每当他感到乐队正在变成只是完成演出的“跑场乐队”，他就要开会鞭策一下：“我们这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个床一点也不稳当。”他提醒自己要保持匮乏感。

然而这几年，年近40岁时，音乐创作让梁龙越来越困惑——时代在变化，你到底在给谁唱？你唱的东西还有没有一个新的解读；也越来越不满足——想用音乐表达的东西，似乎都已经说完了。

就像他在《伎俩》里唱的那样：“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呐，这样你才会继续的喜欢呐，看那艺术像个天生的哑巴，他必须想出别的办法说话。”梁龙在音乐以外花了许多力气，去寻找说话的方式。

他曾经没搞清怎么做餐饮就开了个“摇滚火锅”店，还把团队拉进去，最后赔了钱；他连“vlog”都不会念时就配合团队拍了化妆视频，倒是以“美妆博主”身份出了圈；这些年，他还干过开画廊、办当代艺术展、搞交互装置、上《明日之子》《吐槽大会》《火星情报局》等综艺。

“我确实40岁左右有点不知道干嘛”，梁龙说，如果不甘于复制自我，他就必须要面对，剩下漫长的人生里要怎么实现自我价值。五年前他还突然想当导演。为积攒经验，只要有人找他拍戏，不管角色合不合适，他都接。几年来，商业电影、文艺片、网大、网剧，他都曾经出演。

现在，梁龙说他要“化繁为简”了——只做乐队和导演。最近他边录《乐队的夏天》边演音乐节，还一边赶自己的剧本。聊到最后他想起20岁时在胳膊上烫的20个烟疤，那时，他觉得去北京搞摇滚就是人生的大问题，谁知真到了北京，又过了20多年，焦虑始终没消失，他总要学会“新的卖弄”。

“你就发现就是这样无常的，一直有你很难逾越的东西。”

以下是梁龙的自述：

上吧，还犹豫啥？

2019年，《乐夏》第一季时就找过二手玫瑰，一开始是节目导演联系我们团队，然后又接到邀请，说马东让我去公司一趟，聊个十分八分的。

那天是周末，一层的工位全空着，马东进来后说了两个观点：第一，节目肯定要有竞技环节，这样观众才有动力看下去；第二，时候到了，这事就算我不干，别人也会干。

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但归根结底还是没画面啊。那几年确实各种类型音乐节目很多，就差我们摇滚乐在坑里蹲着呢。可谁也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一切都是未知。最担心的就是怕尴尬。我就说，那再看吧。

结果《乐夏》第一季一播出就炸了。《乐夏》对滚圈的冲击大到什么程度？二手玫瑰在音乐节的演出位置基本是倒数1-3（越靠后越压轴），自打节目播出后，好多我不知道的乐队就挨着我们演了，有的甚至在我们后面。整个市场结构变了，倒3的乐队被重新洗牌。还有人开玩笑，说某个音乐节是“乐夏音乐节”，里面大部分乐队是从《乐夏》出来的。

这个咱不撒谎，你去商场溜达，突然看见一个乐队代言的广告在那挂着，说不嫉妒那是吹牛呢。都是同行，怎么一夜之间就上广告了。

着急是因为《乐夏》比我预想的要强大得多，它是第一个我认为把摇滚乐推向大众的节目，确实让很多音乐人出圈了。一支乐队火了很正常，但它是如何走到这步的，是经纪公司成熟了吗？还是娱乐节目推的？这是咱该关心的东西。

其实那时候想说服二手并不难，只要多个10分20分，聊深一点。比如我喜欢研究舞台玩法，怎么把舞台做的更有意思，但那时还没聊到这么深的层面。

后来我跟面孔乐队主唱陈辉喝酒，他说自己见马东那天，赶上工作日，公司30多人出来迎接，无关名气，只是没想到摇滚乐会得到这么大的尊重，非常感动。

第二年，一场音乐节演出刚下来，我看见个人面慌儿的（东北话“面熟”的意思），原来是《乐夏》总导演，一个挺年轻的小姑娘。她说去年找过我，要不来，第二季还会找我，还不来，就第三季。这种职业性挺吓人的。紧接着我就把乐队带到米未开会，大差不差就要往下走流程了。最后阴差阳错，因为另一个节目没错开，又没去成。

2023年，隔了两年，到了第三季我反而开始纠结了。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乐队也没走下坡路，一直维持在音乐节倒1-2的位置，就算上节目刷一圈，回来也还是这样，去的意义还有多大呢？但让一个本来健康发展的乐队，在短期内集中曝光，导致乐手心理发生变化，产生了不良状况，我要不要冒这个险？

5月份，马东又来找我，说要不这样，咱俩就轻松吃个饭，不聊工作。一家日料店的包间，大家脱了鞋往那一坐，都不知道聊什么。他一指我旁边，说座位是空的？我说我一个人也没带，他只带了一个导演。你给我倒一杯，我给你倒一杯，聊得都是“你在他乡还好吗？”“疫情那几年怎么样？”就是不往核心话题里转。不到一个小时，话没说多少，我快喝多了。

我觉得实在得说点啥，憋出一句笨到家的话：我有朋友也上过你们节目。马东立刻给那个朋友发了条微信：在哪？不一会他就过来了，一看喝得比我们进度还快。他一拍我肩膀：上吧，还犹豫啥啊？我说我们刚才压根没聊这事儿。

后来我脸也喝红了，也不等他问，就直说了，发挥得好不好我都能接受，但参加节目的影响，我看不太清，今年演出密度都挺高的，要不要来节目刷，我肯定得考虑。

第二天没到中午，马东给我发了一条中长篇微信，说《乐夏》办到第三季，理解你们的顾虑，你问我马东，我也没办法回答。这个事儿跟做公司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得往更大的方向走，未知的风险谁也控制不了。无论合不合作，都希望以后多探讨。

我冷静思考了一周，也没有什么原因，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不纠结了，来就来呗，不就这点事儿嘛。马上回了条信息：让工作人员往下走流程吧。

走出舒适区

这一年乐队过得特别祥和，一首歌用什么配器，大家连呛呛都没呛呛过一次。这不是风险吗？一个创造型工作，如果大家都非常安逸，证明你的创造力已经降到了冰点。尤其是不争吵，其实一直存在着很多潜在问题。

我相信大多数乐队如果把实话摊开来讲都一样，每个乐队都有鸡毛蒜皮，甚至不太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咋整？搭伙过日子。我一看，也别搁这儿温水煮青蛙了，索性就让一个大事件出现，把这些问题快速推进，摆出来，蒸发掉。还有什么比上《乐夏》出毛病更快的事吗？

我是个危机意识比较强的人，不能处在无所谓的状态，必须得紧张，时刻强调，你并不富有。这个“富有”指的不是钱。

20岁那年，我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当保安，每月工资七八百，在那个年代能过得相当可以了。1998年除夕，几个人抽签决定谁留下来值班，我抽到了留下的签。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齐齐哈尔，也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

晚上坐在空荡荡的大厅，突然想，我来这的目的是什么？原本想搞摇滚乐，结果呢，什么事也没干。想上北京又不知道去干啥，怎么跟家里解释，怎么跟自己解释。所有情绪都堆在一起，我拿出兜里的红河烟，在胳膊上烫了20个烟疤。

如果40岁还这副德行，起码要告诉自己，20岁的时候我为这事很纠结，很事儿。

当我盼着走出去，终于来了北京，一个完全超越20个烟疤的问题早就出现了。你是想干，但你输出不了内容，还在一个复制的作品里面，这是完全不成立的状态。

有天在一个录音棚，我给一个人听小样，对方直接说了句，这破玩意满街都是有什么可听的，做它干嘛？我就坐他旁边，他不知道这是我的歌，那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接着，他从柜子里够出一盘卡带，野孩子的，他说你听听，这个叫音乐。

2018年，二手玫瑰通过所谓的努力，有了一点小成绩。有天我突然意识到，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风平浪静，也没人讨论音乐了，只是完成一些演出任务。看着不像混日子，其实就是在混日子，包括我自己。

开会时我就说：我们这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个床一点也不稳当。按我理解，这个市场早该出现天王级的乐队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哪？还养尊处优呢？还认为很辉煌吗？说不好听的，别说艺术不艺术，接下来马上就没饭吃了。

今年比去年多挣两万，说不定哪年就少挣一万，谁能保证一直往上走？吃完好的再吃孬的就费劲了，况且你没吃过好的，也不比孬的好哪去。

到一定时间段，我就会说点不中听的话，鞭策一下乐队。去录《乐夏》之前，我还在宾馆里跟乐队说，如果有天你们认为自己很行了，也就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没法跟一群觉得自己啥都行，一点毛病没有，贼完美的人合作。

你要时刻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很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去思考，这可能就是你存在的动力之一。正如老崔很多年前说的一句话，摇滚乐就是要不断给自己找矛盾。

为了让乐队走出舒适区，《乐夏》改编赛上我们特意选了一首特别不二手风格的歌曲。录之前马东先放一遍原歌，很多乐队选的歌都能让观众大合唱，到了我们这首《偶遇》，全场鸦雀无声，一个跟着唱的都没有。

这首歌的风格跟我们自己的作品完全不搭嘎。既然二手可能比一部分乐队更让大众熟悉，要再拿出一些熟悉的东西，我觉得有点赛脸（过分）了。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展示非二手化的一面。

当时说得挺高兴，一排起来，全乱套了。姚澜说了一些可能性，孙权不理解，我提了一些想法，大家又不认同。ABCDEF方案都整出来了，连提方案的人自己都要换。排着排着就走不下去了，只好先放着。两次录制有20天间隔，在演出的路上，或者酒店里，我们就用简单的设备鼓捣改编，实在打不通整个想法，先把一段做对了也行。

焦虑吗？焦虑。因为我们不是来丢人的，你可以说这首歌我不喜欢，可以说二手改得很差，这都没事。但不能让人家一看，妈呀，不就还这一套吗？要来对付一下，敷衍了事，在我看来就是油腻了。

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孙权直言不讳：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让他打一段哒哒哒哒哒哒特别不规律的小碎打，他说龙哥，你让我打ok，但这是我的认知极限了。最后我用嘴硬哼哼一个打法，我说我怎么喊，你就怎么打。

直到登台录制时，结合舞台设计效果一出来，大家才真正找到这首歌的感觉。

越来越难卖弄

二手在《乐夏》演的第一首歌是《伎俩》。那是2000-2005年的开场曲，“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啪幕布一拉，“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呐，这样你才能继续的喜欢呐……”再往后十几年，这歌基本想不起来唱了。

以至于再唱的时候，呼吸感和发声位置已经变了，什么哑音、亮音，全没了，甚至是上不去。录制前十天左右，我开始做气息训练，每天晚饭前5、6点钟跟着keep跳一个小时操。

面对《乐夏》舞台，甚至那些根本不了解二手玫瑰的90后、00后，我更愿意拿出这首二十多年前的代表作开场，更有态度，更有标签。

后来舞美老师提出一个想法，他说龙哥，以前你问出“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是你回答也好，别人回答也好，但现在跨越了24年，再出这句话时，AI也是一种回答。我一听，哎，这个创意挺有意思。

我们把问题输入进去，结果AI这大哥也懵了。这可能是个未解、无解或者不需要解释的问题。

当年“卖弄”其实没那么复杂，大家都觉得摇滚乐应该严肃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乐了，唱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一种伎俩，一种卖弄。就像左小诅咒跟我聊过，他刚出来时候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唱歌跑调，不按拍子），不管你什么文艺，歌词多牛逼，这不神经病吗？他回答得特简单：任何一个行业不可能都是一样的声音。

现在是越来越难“卖弄”了，不一样的声音还挺多的。好多新的乐队，都很眼前一亮，大家也更放松了。在这个里面去找“卖弄”，变成了一个更严谨的事儿，要设计很多巧思的东西，舞台上，服装上，整体结构上。

十年前，我为了拉巡演票房，演出前去大学做交流，我说现在90后好像没那么热血了，也没那么多意见领袖了。一个大学生突然站起来反驳：你换个角度理解，那时候没几个敢愤怒的，出来一个大家都觉得是精神偶像。是不是我们90后普遍都愤怒，你就看不出来那个人是谁了？我当场回答，我不跟你掰扯这个事，我承认我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到了40岁这个年龄段，你到底在给谁唱？你唱的东西还有没有一个有趣的解读？你还是那样吗？还是要怎样呢？其实行为上会有些焦虑。

2018年之后，我听到一个说法叫“后台数据”。一次巡演结束，票务平台很主动来找我们，说二手玫瑰是这一年90后乐迷增长最快的乐队，而且我们并不是一支年轻的乐队。我就纳闷，这几年我们也没干啥出名的事儿啊？

过了几年，又有人说00后现在也比较关注我们。我们偶尔也讨论，你说00后关注我们是什么点？后来一看，就不要想那么多，00后关注你可能就觉得你是个好玩的大叔。有次去一个小城市巡演，我们都觉得那场不可能爆满， 实在太偏了。结果真给干满了，我还挺高兴。人家说，龙哥你客气了，他们只是为了来跳水的（观众一种玩法，跳进人群被举起来）。

我对出圈就没上心过。最早是团队给我录Vlog，我啥也不懂，那个拼音整了好长时间才确定怎么读，是五烙哥，不是瓦烙哥。直到那个美妆视频一出，大家还挺热议的。好多人都知道美妆视频那个梁龙，但不知道二手玫瑰是啥。我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固守了，你不能放弃和这个世界对话。

之前我还笑话别人，扒拉短视频，一扒拉两三个小时进去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个软件（抖音）我下载过，还以为是个照相机软件，发现不是直接删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二手的一段唢呐变成了短视频BGM。我说啥意思，他说就是拿你那个音乐啥画面都往里堆。

直到前段时间，为了找一些素材，用别的没那么快，我就在短视频里找。它总给我推那一类东西，魔岩三杰的视频啊，王东岳这些。看着看着就养成了习惯，我也一扒拉一个小时没了。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是不是有点堕落了。最害怕的就是那种笑的（背景配音是笑声），这咔咔一笑，哎呦我天呐，我就赶紧（划过去）。

你不知道他为啥就火，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热门的东西，我跟团队聊天，人说现在小孩儿就吃这个。那我能明白了，这可能就是现阶段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方式吧。

有时候我跟团队做公众号的同事聊天，他比我小个10岁左右，我说我们现在都老化了，以前你比别人都敏锐，出了什么热点，咵嚓就蹭上了，发到微博上，那天就炸了。但这样的事情让你现在做，我们会那么快吗？显然不行了。既然你的触角没那么敏感了，就要努力让自己听到更多的声音。

有个综艺邀请我当嘉宾，三四十人参加，看他们才艺展示，还得跟他们聊天。我寻思这可能是个挺不一样的体验，能跟很多人说话，了解他们的想法，但去的时候也是一脸懵。

节目里有个演出特别好，我很认真地点评，说你这种视觉的时装国内还没有，希望以后可以多做。人家直接回答：我们就是来玩的，开心就好。我一下觉得这节目我来对了，人家压根没把那么多情绪压在上面。

你把70后的沉重放在90后身上是另外一种感受。人家没有工业的落寞，也没有所谓的父母下岗，人家的成长不能说要疯就得疯吧，起码买个乐器不叫压力。我妈给我买个琴，我们家好几个月没吃好东西，你怎么让人跟你感同身受那个压力？但我理解，他们那种压力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要把2000年的状态和情绪，所谓的歌词，让这一代人去消化，完全没必要。

找到新的位置说话

我最后稍微聊点新的，我确实40岁左右的时候有点不知道干嘛，好像乐队有了，专辑有了，靠着音乐也能糊口，那这是一切吗？显然不是，那你让我去干嘛？我也说不清。

对于一个创作类型的工作者，如果接下来的生活都是复制的，就等于没有创作，等于你去改行了。更新的作品我也不着急，原创乐队就是有积累就写，没什么可写的别搁这硬折腾。20年前、现在和未来的一些感受，音乐这个切面已经说完了。所以乐队创作这部分就俩字儿，随缘。

40岁之后，我想在剩下有限的时间，化繁为简，放大自己该去放大的东西。

几年前，这是一件很困扰我的事儿。我开过画廊，做过交互装置，从别地方看完回来，又咣咣整沉浸式舞台，跟神经病似的。赔了不少钱，团队也怨声载道。可能是在某个点上让大家看起来好像梁龙很成熟，真正在社会的实际生活摸爬滚打中，我是一个短板很明显的人。

像摇滚火锅店这种比较实体的事儿，当时就过于理想，一边想挣钱，一边还能养活自己的文化项目。身边一个朋友就说，你先想好怎么开一个饭馆，不要先想什么文化啊，里边的设计啊。后来我才明白，所谓先开好一个饭馆，就是你得知道多少钱买菜，多少钱卖。

现在聪明点了，不像那时候比较莽撞，想干就干。内部交流不成立的时候，我不会动手。绕了繁杂的一圈，其实是为了论证出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事。

五年前过生日时候，团队的小伙伴给我买了一个平板电脑，希望我能去记录自己的一些东西。不管将来能不能拍成作品，我就开始写，写的过程中也开始接一些戏，慢慢就觉得，哎，好像导演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我投过一个剧本儿，进入一个短片项目的十强。然后给了几万块钱去拍短片儿，那是第一次拍，很紧张，整个第一天都是懵的。我旁边儿一个真的导演，说龙哥你到下午才开始进入状态了。后来在这个栏目锻炼了两个短片，我发现自己应该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对于个人，我将来可能一边做音乐，另一边尝试拍电影。

前两年为什么演戏比较多？我还是想当导演，我拿什么去积累经验？那好，有人找我演，我基本不挑题材，只要觉得行我就接。大电影、网大、网剧我都演过，因为我想看到不同题材，不同工作组的状态。科技题材画面怎么拍？什么是扣蓝？

导演本身就是我纯个人化的东西，那么一个刚刚露头儿，对我来讲非常年轻的身份，我觉得一开始就尽量别让它受工作打扰了。乐队这个板块到今天这个阶段，肯定多少会有打扰的成分。

乐队和导演两方面的事加起来，我每天确实忙不完，比如现在我就很心慌，采访完回去路上我就得想，回家我能写几个小时剧本，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焦虑的一件事。因为现在你迟迟写不完，再过两个月就必须得勘景，不勘景的话冬天你就开不了机。再晚的话我就完蛋了。

作者———罗镇昊

编辑——洪蔚琳   顾问——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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