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为解决学术不端，首都医科大学推出临床教授体系，不发论文也能当教授
来源：饶议科学
在学术是休闲的时代，不会出现不端，会有学术质量的高低。
在学术为职业的时代，不端屡有所见，但有学科地区之差别。
在国外和国内，这些因素基本类似。
我国的现代科学起步晚，在国外已经职业化多年、学术不端发生多年后，我国的科学才逐步成为职业，所以学术不端发生的时间也“落后”于学术先行的国家。
但现在我国学术界已不是偶尔发生问题的初期，而在广度和深度都有较大的问题，尚无静息的趋势，甚至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愈演愈烈，除非有较大改变。
其中，生物医学界发生学术不端的量和质，可能都比较突出。
中国生物医学界学术不端较大的原因可能是：学科性质、历史巧合、目前体系。
生物医学学科的性质
相对而言：门槛低，利益大。
数学，特别是纯数学，门槛太高，一般人进不去；而利益小，投机分子不愿进去。
物理、化学、计算机、工程，一般也比生物医学的门槛高，有些的利益还相对小。
生物医学有些部分并不非常容易，但很多部分比较容易。
虽然不是鸡鸭猫狗都行，但智商平庸的人，可以看上去很成功，在美国有这种情况，而在中国显然有不少例子可以在事业上做的非常成功，扮演科学家，成为掌握行政和经费大权的领头人，或者以“商人”的才华通过忽悠扮演“企业家”的也不乏其人。
历史巧合
二十世纪， 生物医学发生过基础和应用两个方面的革命。
基础方面是：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向全世界推出分子生物学。虽然之前1944年Avery等的工作也许更重要，但对世人来说，1953更有代表性和普遍认知。
应用方面是：旧金山的博耶和斯坦福的科赫于1973年重组DNA技术的发明。
这两项工作，不巧正好在中国相对闭关锁国时期。1953-1973这一时间巧合，导致中国生物医学界出现断层。
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留学西方的老科学家，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次老科学家，缺席了1953至1973年的两个革命。
这一缺席不仅是没有参加，而且没有观摩、绝大多数也没有学习。这样，导致一大批老科学家不能很好地对后来科研工作者进行质量传承和监督。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学、物理、化学都没出现这种情况。1949年之前留学西方的老科学家、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次老科学家，在1976年之后，都能继续承担学术权威的重任，也能传承学科和监督质量。
中国生物医学界只有极少数几个例子，有信心传承和监督、但被很多人认为极端，而作用受限。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生物医学的大部分领域，都因为历史原因基本失去了传承和监督。
也就是说，1980、1990年代以后回国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年轻一代，在中国有年资高的科学家选择和监督，质量得到相当程度的保证。
而中国生物医学方面普遍出现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缺乏老科学家的选拔和监督，1980、1990年代之后频繁、长期出现问题。很大程度损害了中国生物医学界的标准。
无德、无才、无能成为--哪怕是局部的--主导，导致标准扭曲、道德降低、边线突破。
无德、无才、无能主导和影响下，相当的成功地故意排斥合适的标准、道德和边线。
现行体系
中国的医生，特别是在医科院校附属医院的医生，大多数不愿意只做医生，而希望有教授头衔，认为教授才更被社会所尊重。
而教授就不应该是只行医。
还有很多学校（可能基本是所有大学），急切希望科研论文更多，以期在中国目前评价体系得到更多认可。
这就造成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论文工厂服务的最大对象。这一现象，有可能世界其他国家没出现过。
为了纠正这一体制机制问题，首都医科大学于2020年率先全国建立新的体系：临床教授体系。
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教授系列人员不需要发论文，只要是好的医生、加上为大学做教学工作（可以是上课，也可以是其他，如带临床实习），就符合基本资格，当然做的好也是因素。
这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的19个医院、21个教学医院的医生，应该不会因为需要教授头衔而学术不端（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不是学校体系本身能够解决、或者一时很快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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