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大学首位外裔“洋院长”：中国高校需要培养一批真正的国际专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国是直通车 Author 庞无忌
8年前，美国教授杰伊·西格尔 (Jay Siegel)放弃了瑞士苏黎世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来到中国，成为天津大学自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外裔“洋院长”。
这并不是这位“洋学者”首次做出这样的选择。2003年，时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终身教授的杰伊·西格尔，也选择了放弃熟悉的环境，到苏黎世大学接受新挑战。
在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担任院长的8年间，西格尔邀请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数十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参与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大力推动药学院的国际化。2018年，杰伊·西格尔当选美国化学会会士，这是美国化学会设立的极高荣誉，用于认可和表彰会员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为学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西格尔为何选择来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日前专访杰伊·西格尔，听他的回答。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将高等教育最佳实践带来中国
提问：2013年，您正式出任天津大学药学院院长，成为天津大学近60年以来首位外裔院长。当时您为何选择放弃国际一流大学终生教授职位来到中国？
西格尔：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在创办之初就是由美国学者丁家立和中国官员盛宣怀合作推动的，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在1895年开创了一种教育新局面，通过融合文化、打破专制规则、拥抱国际合作，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路。
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人，（对我来说）在（美中）两个文化、民族之间寻找共同点的机会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我放弃了苏黎世大学更好的学术和研究职位，接受了这个个人挑战，将国际高等教育的最佳实践带到中国。
提问：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中国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哪些地方还有进一步的改进空间？
西格尔：很多人希望覆盖高中阶段的通识教育能够标准化，或是自上而下的形成集中结构。然而，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启蒙和创新，有很浓的本土色彩，而且容易受到专家的影响。
中国必须培养出一批真正在自身研究领域以及高等教育方面的国际专家，来担任大学的院长和学者。他们需要招聘和指导那些把学生教育福利放在第一位的教师或学者。这样，教师和研究者就会成为政策的推动者。同时，行政管理人员要简政放权，更好地为大学的发展服务。这就是SPST改革的目的--学生福利、专家投入和实践者对大学功能的责任。
提问：8年过去，您认为这一目标完成得怎么样？您觉得在中国的大学任教、担任院长有哪些特别的机会和挑战？这些年来，对您来说，什么是最困难的事？中国政府、天津大学在有没有给您一些特别的支持？
西格尔：在这八年里，我们已经超越了第一个十年发展的阶段性预期目标，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世界一流药学院是以临床药学实践、药学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政策水平来衡量的。一流药学院需要大量具备基础、临床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和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教师。此外，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顶级的实验室和计算设施，医院的临床环境，以及来自政府和行业的大量数据库。
这也是一个高度规范的领域，以确保新药开发的公共安全。其中的机会主要来自自下而上进行设想，并在第一个十年打造研究端。
下一个十年的挑战是通过公共政策任务的扩展和临床部分的整合，将这个核心研究项目转变为一个完整的药学平台。如果到2030年能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功。
李家俊（曾任天津大学校长、现任天津大学党委书记）和SAFEA（国家外国专家局）（现在是科技部的一个子部门）一直是我们愿景的巨大支持者。然而，领导层和机构职权范围的众多变化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以争取支持者的帮助，从而实现目标。
应对文化冲击要避免以偏概全
提问：很多人都说您是中西方的文化桥梁。在中国工作，您是否感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的？
西格尔：当一个人生活在几大洲的许多不同国家时，就会意识到政府结构、治理政策、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不仅在国界之外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国界之内也有很大的差异。
文化冲击来自于对某种特定行为的假设或期望，或社会习俗的同质化，因此，避免刻板印象、避免偏概全是应对文化冲击的良方。终身学习不是书本上的课题，而是一种经验，也就是在实践中学习；而且，真正在自身舒适区以外的文化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应对文化冲击的方式。
对抗大流行病是公共卫生问题
提问：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都带来巨大冲击，全世界都在期待疫苗和治疗新冠的特效药。您是新药研发领域的专家，你认为，目前研制这样的药物还存在哪些挑战？我们什么时候能亲密接触，自由旅行？
西格尔：大流行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疾病。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特效药或疫苗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万灵药。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与标准模型多年来教我们的并没有革命性的区别。
除了像新药这样的技术进步外，对抗大流行病还需要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临床能力和社区遵从性--这正是为什么一个世界级的药学专业需要跨越这种广泛的专业知识。仅仅是良好的公共卫生实践以及缓解症状的做法就会极大地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系统的压力，挽救生命。
疫苗是抵御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因此，通过社区教育提升人们对收益风险比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此外，能有效治疗症状、降低感染性、杀灭病毒的药品，对抗击流行病也很重要。归根结底，能够降低死亡率，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才是成功，这样才能治疗其他疾病，使其他危及生命的情况得以避免。
中西医系统开始相互接近
提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西格尔：我看到中西医的区别源于对病人健康状态的平衡与解决疾病的病因的关注。随着中医在传统制剂中寻找更多的活性原则，而西医则更多地走向患者的整体健康，这两个系统开始相互接近。
在未来，我认为会有一个全球健康系统，它的重点是通过良好的个人健康和卫生习惯来保持健康。同时，以快速的健康状态诊断和有针对性的药物支持，以最小的副作用来治疗疾病（许多人称之为 “个性化医疗”）。
提问：目前，中国正由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大国加快转型，您认为未来10年，中国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前景和潜力如何？哪些短板亟待补上？
西格尔：中国有人口、有财富、有意愿成为全球卫生保健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参与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发展新的医疗和技术以及保障食品和药品质量。
未来十年，中国在医药领域的机遇包括：
（1）药品的分布式生产，特别是通过连续的自动化流程进行生产；
（2）在创新药物发现、医疗诊断和手术中应用人工智能；
（3）基因工程的进一步发展。
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进步将伴随着与人类身份和自我相关的伦理问题。对人类基因组的设计操纵和人工智能所实现的设备自主化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它们将影响个人的法律责任以及政府赞助医疗服务的尺度和界限。
在未来十年中，中国想要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应对伦理问题，就需要在决策中提高包容性，扩大科学和工程领域创新性，推动物流和运营的公开透明度。
实现包容性、创新性和透明度的关键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全球统一的安全的互联网；二是能相互访问，且强大、可靠的信息数据库；三是共享最佳治理实践；四是支持多样化的公开讨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做到这一切，中国人民也具备实现这些的必要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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