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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国!潘建伟请辞也是“勇挑重担”

安徽时评 安徽时评 2024-01-29


这两天,一则《潘建伟,主动辞去这一职务》的消息刷屏。


12月14日,九三学社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合肥召开。会上传出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主动辞去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会主委职务。


在提及潘建伟辞任主委一职时,会议是这样表述的:


潘建伟同志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出发、从安徽九三学社事业长远发展需要出发,主动提出辞去主委职务,体现了大局意识和坚定信念。


图片来自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会微信公众号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潘院士辞任要职,一则有利于他个人潜心科研、致力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二则是为九三学社事业长远发展而主动请辞。


而潘院士在会上则公开表示:“科技报国”是科学家的责任,今后将潜心科研攻关,为国家早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人到壮年的潘建伟院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回归科技报国的主业!



“百度”一下,你会惊叹于潘建伟院士的履历:

29岁,他参与的有关量子隐形传输研究成果,被《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列;31岁,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41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如果我们进一步梳理,你会发现,从2011年当选院士开始,到201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潘院士的科研成果日益辉煌,他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变变:中国科大校长助理、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院士的成果越大,加在身上的“担子”也越多:在外界看来,这既代表了一种肯定和期待,但客观上也是“加压”,分散其致力于“科技报国”的部分精力。


恰如当年钱三强力辞中科协主席,潘建伟坚守科技报国初心、情系科技强国,这次请辞合乎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让大批有知识有专业才干的人挑起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的担子,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从此,领导干部的优选标准从传统的革命型精英,转向拥有理工科技教育等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对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专业,在这一背景下,院士等顶级专家型人才不断走向重要领导岗位。


有人据此认为这是“官本位”,不利于对专家型人才的科学评价与使用。


其实,我们只要看远一点,基辛格出身于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现任财政部长耶伦曾经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研究员,就知道这不是中国特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国际惯例”。



院士辞“官”,容易让人联想到“官”当院士。


上个月底,澎湃新闻以《多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冲击”两院院院士成功》为题,报道了今年新增选的院士中,包括深圳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都当选了。一时间大家对高校“一把手”成为两院院士,给予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弦外之音是:他们是靠什么入选院士的?


这里举个例子,或可打消你心中的疑虑: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是今年新增的工程院院士。大家知道他有多厉害吗?他的研究方向是大数据知识工程领域,29岁时被破格晋升为西安交大副教授,32岁再破格晋升教授,38岁为二级教授……这次入选院士,靠的是他多年努力的学术成果,而不是靠头上那顶“校长”的帽子。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院士走上大学管理者的位置,且成一种趋势,这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因工作需要而走上领导岗位时,人们会有两种担心:一是院士会不会因为繁琐的行政事务而荒废了自己的科研?二是既当领导又是院士,会不会垄断学术与科研资源?


对于第一种担心,“能者多劳”或可消解。优秀的科学家当领导,是对现有人才价值的最大化发掘利用,同时也更利于推进其所擅长的科研“更上层楼”。


潘建伟既是院士,又是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这双重身份无疑有利于提升整个学校科研及管理的质量与水准,有利于整合优质科研资源进行核心科技攻关,对国家科研创新、推进科技强国,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第二种担心,自有一套严密的监管体系发挥监督功能,而且制度设计正在不断完善。


如去年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在大家关心的院士遴选评审与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了制度性约束,“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撰稿:华睿
编辑:陈昌清 蒙国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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