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
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也于日前印发《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加快“数字皖农”建设。
黄山市黟县在“黟川两岸”创意街区打造的数字游民社区，最近迎来了首批32名“数字游民”的入驻。
“数字游民”给“数字乡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能成为“数字皖农”建设的新力量？告别大城市的繁忙、地铁的拥挤、格子间的束缚……来到青山绿水的乡间或青砖黛瓦的古城，择一家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通过一台电脑远程办公。在安徽黟县、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等地，有一群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不以在某个地方定居、购置房产为目的，而是选择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气息浓厚的地方“流动”，同时实现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这一特殊群体便是“数字游民”。成为数字游民不仅是一场工作革命，更是一种追求身心自由、平衡与成长的生活态度，因此正逐渐成为当代年轻人向往和追捧的理想生活方式。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的数量已达3500万人，到2035年这一群体的人数将超过10亿人。“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日本日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在1997年提出。其含义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从职业来看，数字游民主要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创意内容的生产或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如自媒体创作者、短视频博主、程序员、远程翻译、插画师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高技能、高学历、高收入，有知识、有视野、有经验。”黟县“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负责人吴永泽说。在繁华与喧嚣的一线城市、静谧与清幽的三线城市中，他们选择了后者。盘点数字游民的聚集地，不难发现，这些地方除了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气息浓厚外，还有生活成本较低这一特性。数字游民“流动”的背后，还遵循着“地理套利（Geospatial Arbitrage)”的逻辑。这一经济学名词的含义是指利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在物价相对较低的地区生活，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把大城市的工作带到小城市里干，把在大城市赚到的钱带到小城市里花。在黟县首批32名数字游民中，超半数来自上海，其他则来自北京、广州、杭州等一线城市。他们集中入住在黟县的一家高档民宿，双人间每月1400元，单人间每月1900元，且包含水费、电费和网费等。与一线城市的“阁楼”“地下室”相比，黟县的民宿显然更“香”、更有“性价比”。除了享有“地理套利”外，数字游民还可以从旅居地的社会活动、传统节日以及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并拓宽视野、丰富人生经历。数字游民之所以“火”，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流动”中，遇见心灵契合的伙伴并产生灵感的碰撞。在黟县“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有人从小伙伴那里学会了如何用AI制作海报，有人在于同伴交流中收获了创作灵感与素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数字游民”显然是城乡融合的新现象之一。许多数字游民选择进入乡村，除了较低的生活成本、乡村宜居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人文情怀以及大量的发展机会等均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而他们也会给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来活泼生机。数字游民会自然地融入乡村，自发地建设乡村。在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DNA数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的游民们主动参与“溪龙乡白茶开采节”，为当地茶企提供各类白茶品牌及产业升级的方案和实现途径。DNA数字游民公社所聚引的人才团队，正在成为溪龙乡建设“一村一品”以及实现全民共富的强大引擎。虽然“流动”是数字游民的一大特性，但在“流动”中，也会有许多数字游民选择停下脚步，在乡村建立工作室等，逐渐从“数字游民”转变为“数字乡民”，从乡村的“暂住者”转变为乡村的“建设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认为，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而且两者是可以实现“双向奔赴”的。
一方面，乡村能为数字游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高效的工作条件和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为他们探索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让他们拥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感受。
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可以与当地社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运用自己的技能激活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力量，进而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数字中国建设战略实施以及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占GDP比重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化，可以预见，未来数字游民的数量将产生裂变，并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撰稿：袁中锋
编辑：陈昌清 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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