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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大时代”,但我们需要“好时代”

维罗听涛2
20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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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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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百年以来,人们不断回应着狄更斯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时代才是“好时代”?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好时代,就是走在街上,我们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因为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然而,“好时代”真的是这样的吗?

秦末,没有人敢小瞧泗水亭长刘邦;

明末,没有人敢鄙视失业的李自成;

在20世纪10年代的维也纳街头,没有人敢小瞧那个蓬头垢面,靠卖画为生的希特勒。

——上面这些年代,走在大街上,确实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但那都是战火连天,普通人命如草芥的时代。

它们绝非“好时代”,准确地说应该是“大时代”。然而,似乎人人都喜欢“大时代”。

政治家、军事家等大人物偏爱“大时代”——“大时代”是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历史机遇。

历史学家、文学家等知识分子偏爱“大时代”——激情澎湃的“大时代”,给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素材。

创业者偏爱“大时代”——剧烈变化的市场环境,是小公司“蚂蚁掀翻大象”的良机。

普通人也偏爱“大时代”——“罗马帝国”“大秦帝国”“拿破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大时代”,始终是游戏、影视剧经久不衰的爆款题材。
......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士兵存活时间不超过9分钟

然而,鲁迅却说:“大时代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一个不是生,就是死的时代,与其说是“大时代”,不如说是“极端年代”——对大人物来说,这或许是建功立业的好时代,但对小人物来说,却很可能是最糟糕的、生不如死的坏时代。


帝国的大时代

多是“大人物”的好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用一句话精准地概括了二者的关系:“土地产出的粮食,远远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所以多出的人口总会被某种方式消灭掉。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一灾难性的推论,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解剖了历史上诸多帝国“大时代”出现的底层逻辑。

在农耕时代,“马尔萨斯陷阱”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扼住了人类文明的咽喉。每个国家,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都在试图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争能力,在自保的同时,具备对外发动战争,夺取更多土地和人口的能力——越野蛮,越高效,获胜的希望就越大,在此面前,个体的安全和自由,显得微不足道。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变法无不以此为目标。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很快秦国从偏居西陲的弱小危邦,一跃崛起为当时最高效、最残酷的战争机器。

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中,这样描述秦国可怕的战争动员能力:“二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被歼灭33万人,这是工业时代的战争动员能力。而2000年前的农耕时代,秦国就能够动员百万大军,以进行长期战争。长平大战中,秦军光赵军战俘就坑杀了近40万人。

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崛起,也遵循着相同的逻辑。

罗马原本只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农耕城邦。虽然罗马人视土地为生命,但罗马法却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形成了一个以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核心。以农业立国的罗马,四面出击,不断发起灭国大战。罗马军团强悍的战斗力让整个地中海为之战栗。

如果说描述秦帝国的崛起,绕不开“长平大战”,那么叙述罗马帝国的崛起,绕不过残酷的布匿战争。

布匿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生死博弈

《兴亡的世界史·地中海世界与罗马帝国》一书这样描述迦太基人的悲惨下场:“经过三次布匿战争,曾经繁荣富庶的迦太基,被罗马人从地球上彻底抹掉了,城墙,神殿,房屋,市场等建筑全部遭到破坏,石头,泥土成堆的地面被犁耕平。这个北非最繁华的商贸城市,被罗马人撒上了盐,从此寸草不生,人类再次生活于此,大约在100年之后。”

是,若论对世界影响之大,武力征服之残酷,比罗马帝国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

透过《兴亡的世界史·蒙古帝国及其漫长的后世》,我们发现,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帝国,其扩张的逻辑,始于被称为“小冰期”的气候变化。

12-13世纪,全球气候异乎寻常地寒冷和干燥,导致牛羊等牲畜大量死亡——以畜牧业为生的蒙古部落不得不大规模南下劫掠——蒙古帝国迅速崛起了,并很快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屠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造就了一个血腥的“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有多血腥?看看《兴亡的世界史》中记载的,蒙古征服过程中最为惨烈的巴格达大屠杀,便可以管窥豹:

公元1258年,蒙古大军攻陷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随后,杀人如麻的蒙古人,把这座文明古都焚为焦土,包括代表了最高学术水平的巴格达智慧宫。昔日金碧辉煌的古都巴格达,街道上的尸体堆积得比桥还要高,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倒塌的房屋,空气中充满腐臭的气味。整个大地都布满了饥荒、瘟疫和死亡。

风起云涌的帝国大时代,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注定了这个时代的英雄,只能是那些杀人最多的人。由日本讲谈社出品的这套《兴亡的世界史》,道出了“大时代”之所以大动荡的三大原因:不公,成为播种仇恨的机器;贫富悬殊,是激化社会矛盾的加速器;而贪婪,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如今,当我们称颂由秦皇汉武、白起、汉尼拔、成吉思汗等大人物开创的“大时代”时,切莫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辉煌的历史舞台下面,葬着的累累白骨。他们是大时代中沉默的大多数。


科学造就的“大时代”

好坏参半



人类始终面临着三大天然威胁——饥荒、疫病和自然灾害。许多思想家一度认为,它们一定是上帝整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除非走到时间尽头,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

然而,随着科学时代的到来,这三大威胁逐渐被克服——

除了众所周知的几场工业革命外,化学的突飞猛进,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长,直接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人类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饥荒已不再是人类的心头大患。

曾几何时,黑死病、鼠疫、肺炎等疫病让人类束手无策,由于医学的落后,各国政府甚至只能安排大规模祷告,却完全不知如何阻止疫情的蔓延。但是,随着生物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与疫病的斗争已经占据了上风。

纵观历史,洪水、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地震台网监测等种种先进措施,来防止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科学技术由此被奉为第一生产力。

尽管科学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但不幸的是,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人类对科学的滥用,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虚妄和狂热——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表的一批“唯科学主义者”,试图把人类的一切问题都交给科学,他们认为越科学的世界,就越完美,越良善。

思想家对科学思维的推崇,很快被政治家付诸实践,于是,一个个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

◎ 纳粹主义者妄图用科学思维管理国家,改良人种,根除人性中的恶——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建立起了大量的集中营,以流水线的方式,大规模屠杀异见者、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纳粹德国成为人类历史最恐怖的极权国家之一。

◎ 乌托邦主义者试图用科学思维来管理国家经济,以构建一个“没有经济周期,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1920年以来,苏联、东欧、东亚等地,相继用“计划经济”这一“科学方法”运行经济,进行生产和分配。最终迎来的却是血迹斑斑的灾难——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
......

为遏制科学被滥用之殇,哈耶克出版了《科学的反革命》,他提出了一个惊悚的事实——人类的苦难史,正是一部对理性的滥用史,整个20世纪苦难的根源,看似是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思想,但错误的底层逻辑都一样:科学思维被滥用。 

在这个由科学开创的“大时代”中,在这些眼花缭乱,让人迷惑的幻象中,只有极少数的先知,才能指出真相和问题的症结——人类可能只是一群瞎子,但却总想着给自己动手术。

哈耶克就是这样的先知,他在《科学的反革命》中预言:“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随着未来科技的高速进步,一代又一代的人,会将‘致命的自负’,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本身的组织设计中去,人类可能将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对个人自由的诅咒!”


大时代并不是很重要 
好时代才重要


独立学者王东岳说:“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主要因为新思想的兴起。虚拟的头脑永远强大过 实性的地理关系,思想永远强大过 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许多文明古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缺乏新思想,导致它们沦为了旧文化的守护者,遮蔽者和羁绊者。没有新思想,再漫长的国史都是在积贫积弱。”

可见,没有伟大思想的时代,经济再繁荣,技术再发达,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时代”。

在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思想会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而在和平年代,思想的涌现,则源自“自由的思想市场”——

在启蒙时代,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以笛卡尔、卢梭为代表的法兰西启蒙等思潮相继涌现;

影响人类历史至今的康德、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耶克、米塞斯等一众思想家的出现也不例外。

自由的思想市场诞生或胜出的,未必一定就是好思想;但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就一定不会有好思想的涌现。

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器物层面的数据,常常被看作大时代的标配之一。但是,器物的进步,实则源自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而制度则源自新的思想和观念。然而,我们却常常陷入两大误区:

◎ 无知与短视:重视器物,轻视思想;

对造就灾难的坏思想——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带来的“大时代”,津津乐道,而那些“拓展普通人自由边界”的好思想,却提不起兴趣——

孟德斯鸠、贡斯当所倡导的“法治下的自由”;斯密、哈耶克、米塞斯、霍普所坚持的“保护私产与自由市场理念”;柏克、托克维尔、柯克、一以贯之的“保守主义思想”、以及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的理念,等等。

历史上,这些好思想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好时代”——与那些坏思想带来的激情澎湃的“大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好思想带来的“大时代”,因缺乏宏大叙事而显得平淡无奇,因缺乏卡里斯马式的魅力型领袖而不够传奇。

因此,一个时代是不是“大时代”并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好时代才重要。什么是好时代呢?其实也很简单:

好时代,生活中人们不必时时恐惧,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每个人的财产都能被保护,每个人对关乎自身安全的公共事件都能有基本的知情权;

好时代,天理等于王法,每个人只需要服从于心中的良知和世俗的律法;

好时代,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还能平安归来,背包丢在同一个角落,大衣挂在同一个衣架上。
......

这样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不向往。但是,灾祸密布的大时代,常常从天而降,而自由繁荣的好时代,绝不会不期而至。拥抱好时代,先要读懂历史上最主要的大时代与好时代,更需甄选造就好时代的好思想。

为此,先知书店精心策划了一份拥抱好时代所亟需的书单,精选了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九卷),以及斯密、柏克、米塞斯、哈耶克等思想家的经典作品。点击下图即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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