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泯灭个性和差异

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

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体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真正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成功后的重大转变。而且当初理想主义越是强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说，强制社会主义者都有“小波拿巴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与原来的统治者进行互换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列宁主义的政党从革命前的“灌输论”，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论”，到建设时期的“改造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这样说似乎有点绝对，其实革命政党在地下斗争阶段，因为不占据政治权力，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争取民众，总是表现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现了对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现了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一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时候，就会以一种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

这时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反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的奴性规律总是相冲突。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精神创造性，决定了他们是最难整齐划一的阶层，而且由于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产生物质产品，在阶级划分中注定会成为有罪的阶级：要经过一次次地“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种种改造运动，要在群众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的检讨和“过关”，最后变成“提线木偶式”的螺丝钉和砖头。每次政治运动拿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

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

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

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

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 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

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忍不住的“关怀”》，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

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

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D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D”，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D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

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D。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记得父母被贬到陇西后，因当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学。出身津门纺织世家的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她家（今天被称为“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创业的事情，我认为她是对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生活，便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来信责备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阶级斗争的说辞反唇相讥。搞得父亲很矛盾，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从天津召回，就近上学算了。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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