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丨不要靠谎言过日子

01

在这个谎言遍地的世界上，居然还要专门为谎言设一个节日---愚人节，可见谎言有多么受人欢迎。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据说这句话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讲的。不管他讲没讲过这句话，他任宣传部门的第三帝国，就是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笼罩在千千万万人头上。

戈培尔倒是的确说过这样一句话：“宣传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在他对意识形态的掌管下，全国新闻机构必须统一口径。没有经过纳粹党审核的稿件，万万不能发布出去。

据说戈培尔在宣传会议上讲：“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庄严撒谎的戈培尔

02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柏林记者夏伊勒在他的书中写道：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宣传部门不仅控制报纸，把广播也牢牢控制在手中。戈培尔说：“灌输纳粹党的学说比工人生活更重要。”由于当时收音机的普及率还不高，纳粹便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在工厂、餐厅、咖啡馆、广场、路口等公开场所，都安装了扬声设备，没有人能躲过谎言的轰炸。

在德国民众被谎言征服之后，便心甘情愿生活在谎言之中。老师在课堂上稍微讲到出格些的内容，就会遭到学生举报。遭到举报的老师，轻则丢了饭碗，重则受到刑事追究，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

在纳粹德国，偷听国外广播节目被视为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纳粹德国，千千万万群众真心拥护纳粹党的宣传政策。他们相信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丑闻”是不能公开报道的，他们相信来自纳粹高层的说法，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

二战后期，当德国在战场上连续遭到失败时，戈培尔依然绞尽脑汁编造胜利的谎言。他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西线防线必须是坚固的，我们不能让公众知道帝国在溃败。”

总是编造谎言的人，一定会被谎言所蒙骗。戈培尔的秘书冯.奥芬在回忆中说，当第一驾P-51“野马”远程战斗机出现在柏林上空时，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就知道游戏该结束了。就连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也在开始寻找出路。但戈培尔依然坚定不移，仍然对希特勒怀有信心。

03

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在散布谎言，多少人为谎言所蒙蔽，多少人心甘情愿，生活于谎言之中。

当一个国家生活于谎言中，乃至于要靠谎言治国，这个国家就无药可救了。

也有难得清醒的人

就像索尔仁尼琴论述前苏联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不可说谎，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可作假证陷害人，是上帝向人类颁布的十诫之一。所罗门在《箴言书》中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祂所喜悦。”（箴12:22）

谎言是生命的癌细胞，即使暂时让你得到平安，但它会慢慢扩散，乃至于遍布你生活的全部，吞噬掉你的生命。

索尔仁尼琴称杜绝谎言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他在《不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写道，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受到普希金在他的诗中所表达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重轭和鞭子，岂不是给甘于生活于谎言的愚人最好的待遇吗？

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索尔仁尼琴“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

可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击碎谎言，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索尔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红轮》，这套书：

◎深度揭露苏联谎言：本书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比史记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而我们依然生活他的延长线上。

◎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

◎经典稀缺：《红轮》中文版共出版三卷、16册，但因为目前已经绝版，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元，可见多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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