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之后，他们做了三件事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毛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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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释老毛

上海某教师不当言论，引发轩然大波，触动了中华民族最惨痛的一道伤口。

我感受到网络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一种是愤怒，愤怒继之以起的是网暴，全网怒涛汹涌澎湃，恨不得把这种“精日汉奸”一棒子打死，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超生。

一种是悲哀，是恐惧，是不寒而栗。因为舆情发酵竟源自学生举报老师，而且通过完整版视频的比对，学生是故意偷拍，对言论做了剪裁，掐头去尾，恶意为之，令人发指。

甚至能在视频中听到后排学生窃窃私语，边嘲笑边偷拍边议论，说去举报，还隐约听到剪掉“（罹难人数）50万”的只言片语。如果当真存在恶意剪拼，学生陷害老师，太可怕了！老一辈人应该记得，在极端年代里，学生举报老师，子女举报父母，配偶相互揭发，这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这群可怕的学生，在学校不能益智求真，正直善良，一旦走入社会，毫无疑问将成为人类文明之敌。

因为在任何社会，告密和背叛，欺师灭祖，都是最不值得提倡的行为，为人类文明所不齿。凡是盛产告密者的地方，一定缺少良知和底线，人与人互相警惕，互相提防，互相坑害，他人即地狱。

这两种反应，都可以理解。关于大屠杀，当然不容否认，不容遗忘，这是中华儿女心中永远的痛。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任何一次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我们都必须铭记，尽量搞清每一个细节，尽量统计每一个遇难者。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是对逝者的神圣义务。岂容青史尽成灰？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否认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大屠杀。

我谈谈另一群人，他们是怎么处理自己民族悲剧的。犹太人，同样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屠杀，种族几近灭绝。大屠杀之后，痛定思痛，他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建国

世上本没有以色列，大屠杀之后，就有了以色列。犹太民族在上古时代就失去家园，远离故土，成为著名的流浪民族。犹太人在漫长的中世纪，分布在欧洲各个国家，因为宗教等原因，信奉基督教的土著民族大都歧视犹太人，不允许他们购置土地等不动产，犹太人被迫只能以商业、金融等服务业为生，而这些高智力高回报的行当，更加深了当地人的仇富心理，并将这个群体妖魔化。

排犹主义在欧洲源远流长，历史上多次受到迫害和打压，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高潮。事实上，从大英帝国到苏维埃俄国，欧洲各地都仇犹反犹。还记得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吗？那不就是典型的丑化犹太人的作品嘛！直到今天，欧美还有很多反犹主义网站，流传着犹太国际集团秘密操纵世界的阴谋论，罗斯柴尔德家族、共济会、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希特勒当年就是青少年时代读了大量这类小作文，才树立起灭掉犹太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雄心”。

大屠杀之后，犹太人不再信任任何国家的承诺。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必须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自己保护自己。

回归故土，重建祖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犹太人不得不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不惜打了五次中东战争，长达四十年的战争状态，血海尸山，生灵涂炭，也挡不住犹太民族建国自立的磐石之心。

这就是大屠杀的教训，犹太人铭记不忘。以色列宣称，我是全世界犹太人的祖国，对所有犹太人提供保护。流落到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都有权利回国，自动取得国籍和公民身份。

第二，惩凶

犹太人对纳粹余孽，绝不饶恕。在犹太人的圣经旧约里，他们的信条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对方伤害了你的眼睛，就伤害他的眼睛；如果对方打掉了你的牙齿，就去打掉他的牙齿——《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所以，宽恕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你去见上帝。

以色列为此设立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工组织，摩萨德。摩萨德与一般国家的间谍机构不一样，除了捍卫国家安全，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猎杀漏网的纳粹屠夫。

二战之后，盟军举行了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纽伦堡大审判。在此之前，国家作恶，无人可管；在此之后，反人类罪，文明公敌，人人得以诛之。大屠杀的罪行昭示于天下，人类文明的人伦底线得以确立。

然而纽伦堡审判只是对纳粹大头目明正典刑，许多虾兵蟹将，双手沾满犹太人的鲜血，却趁着战争末期的混乱，转移资产，跑路逃生。这些纳粹余孽大都跑到当时没有引渡关系的中立国，南美诸国，隐姓埋名，苟活于世。

根据国际追捕纳粹战犯组织统计的数据，冷战前受到审判和惩处的纳粹战犯仅占全部抓捕战犯总数的三分之二；即便是此前被审判的纳粹，只要当时未被处决，他们之后的命运往往改观。在可统计的纳粹逃犯中，逃入阿根廷的人数最多，多达5000人；还有大约1500到2000名战犯逃至巴西；500到1000名战犯逃到了智利，其余战犯则大多进入巴拉圭和乌拉圭两个国家。

犹太人选择了血债血偿，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放过。这些脱逃的纳粹党徒都被以色列一一记录在案，永不过追诉时效，全球缉拿追杀，悬赏纳粹猎人。这项工作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哪怕这些漏网之鱼都已垂垂老矣，年近百岁。

与以色列有引渡条约的，就走司法渠道堂堂正正绳之以法；没有引渡条约甚至外交关系的，摩萨德实施秘密行动，甚至采取暗杀、绑架等手段，跨国执法，制裁凶手，哪怕引发外交纠纷，被骂作国家恐怖主义也在所不惜。

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是1960年跨国追凶艾希曼。

早在1934年，艾希曼就负责管理纳粹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1942年，他参加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会上确定了系统性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即“最终解决”方案。艾希曼督造了奥斯威辛等一系列死亡集中营，被称为“大屠杀建筑师”。德国战败后，艾希曼逃脱盟军的追捕，于1950年定居阿根廷。他化名“克莱门特”，在当地一家汽车工厂任职，和家人开启了新生活。

经以色列总理特批，摩萨德被允许通过绑架方式挟持纳粹分子回国。为此，摩萨德成立了一个32人行动小组。为不引起阿根廷方面注意，这些情报人员先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乃至国籍，以旅行名义被安排至世界各地。直到三年后，1960年，这些“旅行者”不约而同地来到阿根廷会合。

一天晚上，艾希曼回家，路边两辆小车突然车灯大亮，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塞进汽车。特工组给艾希曼化了妆，穿上英国航空公司乘务员的制服，麻醉后被带上飞机，送回以色列接受正义的审判。

1962年，艾希曼以屠杀犹太人的罪名被送上绞架。

第三，保存记忆

保存记忆，其实难度一点不亚于前两者。大屠杀据估计大约有600万犹太人遇害，由于战争和时间，很多资料流散遗失，如何为死难者留下印记，保存记忆。

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通过《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法》，设立“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日”，以便“为英雄和遇难者提供一个整体性记忆”。根据这项法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纪念之山上建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大屠杀纪念馆。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屠杀资料库：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

犹太人在全世界发起“受害者名录恢复计划”，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纪念馆向世界各地征集幸存者、遇害者家人、朋友和熟人的回忆和证词，统一保存。

纳粹对集中营的管理，是“去人性化，变成一串数字，系统地抹杀他们曾经存在的每一个记忆。”犹太人坚信，把遇难者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是“600万”的抽象数字，才是纪念这些受害者的最好方式。

最大限度复原每一名受害者的生前状况，是为了对抗遗忘。人，不是数字，而是有生活轨迹、有喜怒哀乐、有社交关系的活生生的存在。姓名、容貌、年龄、职业、履历、衣物、亲人和爱情，正是这些带着强烈个人印记的信息，才使他们标记为人，生而为人，不枉来世间活过一回。

截至目前，600万大屠杀罹难者中，已经搜集整理建立了470多万人的明细档案，有名有姓，有迹可循，各种资料，不断丰富，越来越立体化。遗憾的是，依然有130多万姓名不详，犹太人仍不断在努力。

记忆不容篡改。在以色列和德国，任何人否认大屠杀，均构成犯罪。以色列颁布《防止否认大屠杀法》第二条规定：“个人无论是通过书面还是口头的途径，否认纳粹大屠杀或者为其开脱，都是反犹太人甚至是反人类的犯罪，将被判处5年徒刑。”

与犹太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对自己的苦难岂能麻木不仁？如果听到完整版女教师言论，她的意思似乎不是否认大屠杀，而是埋怨对死难同胞的统计数据不够。

其实，这个责任是旧社会国民政府的，锅甩不到新中国头上。人口户籍档案不完备，战后忙于打内战，没有致力于搜集整理受害者具体资料，遗留下太多遗憾。

无论如何，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不容否认。有尸骨，有遗属，有目击者的拉贝日记，有当时日本媒体自己的“百人斩”报道，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抵赖。

至于受害人数，无论是50万，还是30万，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屠杀，都是罪行。具体数据，在史学上确实存在学术争论：日本史学界，尤其是右翼学者，往往倾向于压低死亡人数，日本学界有10万-20万人、4万、2万乃至切词狡辩的无耻否定说；中国学界当然要为罹难同胞捍卫死者尊严，最高的还有中国学者提出50万说，我们坚持的是民国时期的30万说，以此为定论。

战后的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严肃的法庭质证和辩论，是承认日军所犯大屠杀罪行的，确认至少有15.5万具尸体被掩埋，考虑到这一数据未算入日军焚烧或沉江的尸体，至少应有20万人死于屠杀。“至少20万”，这是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裁判依据，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具有国际法效力。1947年中国对引渡凶手谷寿夫的南京审判则采取了国民政府的30万人之说。

学术无禁区，教育有红线。教书育人，要注意场合。该教师对数据公开吐槽的场合是不当的，在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讲台上，多教实用技能，少东拉西扯，而且扯得野史逸闻，谬误百出。给技校生讲这些学术争论，貌似独立思考，实则轻佻，卖弄小智，没有意义，只会把别人思想搞混乱，误人子弟，误人误己。

事实上，统计罹难者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南京的纪念馆，也有一面哭墙，整理受害者名录，铭刻于上，目前有名有姓的已经确认一万多名，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

犹太人是值得借鉴的榜样，中国人不敢懈怠，搜集证据，确认更多的同胞名录，更多的个体资料，这是在保存记忆。国家曾经专门出版过一套大屠杀史料集，从2005年陆续出版了55册，第48-55册，这8册是遇难同胞名录。这8册名录采取卡片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共收录卡片14961张、实际遇难者13000余人。每一张卡片不仅标明了遇难者姓名、遇难者概况（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等）、遇难情形（被害时间、地点、方式），而且标注调查者、陈述人、具呈人、填报者、口述者、证人等的姓名、职业、住址、与遇难者的关系等。这就是证据，供专家学者进行历史考证。

学术也是战斗，史学也是战场，痛骂是没用的，只有拿出一宗宗证据和数据，越具体越详实，越有力量，才能真正堵住日本无良专家的嘴，让他们不敢也不能否认历史。

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做了三件事，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成就伟大，不是靠告密，不是靠网暴，不是靠口水战，而是靠独立思考、扎实取证、苦心研究，让人无可置疑，让人不容否认，让人永不遗忘。

30万死难同胞的冤魂正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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