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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Jing & 愈嘉
ID l qiyushi2016
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总部遭恐怖分子袭击，12人死亡。2020年5月26日，美国黑人弗洛伊德的死亡，引爆了美国全国范围的流血冲突。2020年10月16日，巴黎郊外，47岁的历史教师萨米埃尔·帕蒂，因为向学生展示与宗教有关的漫画，被当众斩首。这一切，人们通常将其总结为移民的危机，或者亨廷顿脍炙人口的“文明的冲突”，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剧烈冲突。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却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并非单纯的移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国家构成方式的变化。他在《移民与文化》一书中认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移民的遭遇与国家构成方式的变化分不开。而移民的处境伴随着国家凝聚方式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在前现代国家，国家的凝聚力主要靠一群人认同一个统治者，而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武力征服和宗教。比如说，罗马统治者恺撒以武力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罗马的皇帝宣称，自己是奥林匹斯山巅的众神后裔。还有法国波旁王朝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宣告——“朕即国家”。这样的前现代国家，对待移民是相对宽容的——罗马帝国对被征服的地区，不分肤色、不分阶层授予公民身份，甚至允许他们进入元老院。中国古代，长期鼓励民族通婚。但是，古代帝国的这种纵向认同，十分脆弱。罗马帝国因日耳曼蛮族冲击，分崩离析。秦帝国至二代即亡。现代国家，国家的凝聚主要靠一群人认同一个民族，因为我们是同一群人，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用暴力推翻波旁王朝，用“人民主权”取代“君权神授”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权力的来源，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结构。法国大革命后，“人人平等”与“民主政治”成为政治正确，这就必然需要一个标准把自己人识别出来，成为投票的主体。于是，不同的地区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以创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由此诞生。这种横向认同的方式，带来了远胜于古代的国家凝聚力、动员力和国家力量——拿破仑带领的民族主义的法国，对周围的封建王国形成降维打击，在短短10年间，横扫整个欧洲。然而，现代民族国家从诞生之初便带有暴虐和残酷的成分——强制了人民的参与，并要求每一个个体为之付出自由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当它发展到极端时，也为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比如，纳粹德国将血缘民族主义自我膨胀到极点，他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方式，来对待犹太人这一外来者——国家性的种族灭绝计划。当下，尽管民族国家仍然是国家凝聚力的主要组织方式，但是随着各种思潮的交锋，民族国家的理念开始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开始对民族主义进行反思，认为它是造成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于是人们越来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和血统观念，寻求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认同，重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西方左翼自由派，他们开始解构传统民族国家的构成叙事。以美国为例。进步派人士否认存在一个以清教信仰为共识的“美国人民”，他们坚信自由、平等与博爱（多元）这个现代“福音书”足够成为立国改政的基础。于是，强调移民开放，甚至认为“美国人”永远不该被定义。让现代美国变成了“马赛克一般的沙拉拼盘”——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正在瓦解，外来移民对母国的认同正在压倒美国。而这，也折射出现代世界移民危机的根源——国家的凝聚力正在被瓦解。许多人对此可能无法接受，其实，民族国家从形成到现在，不过两百余年，谁都无法保证民族国家在未来能够继续存在。今天，在移民文化撕裂美国、撕裂欧洲，甚至撕裂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性问题面前，要如何看待移民现象？而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方式将人类凝聚起来，构成一个更宽容，更有活力的社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学习历史是对抗当代自大的解药。它谦逊地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很新颖很有可能的肤浅假设，事实上都曾经被历史检验过。”托马斯·索维尔的《移民与文化》就是这样一本书，它从世界性历史角度出发，展现了人类国家构成方式的历史变迁、冲突与融合。它用优美的文笔展示了这一进程。这本书，可以说是思考这些重大问题的起点。为此，先知书店诚荐托马斯·索维尔的《移民与文化》（还可一键选购索维尔作品集），感兴趣的书友点击下图，即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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