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可敬的“叛国者”身上，闪烁着良知和人道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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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魏剑美
按理说，爱国是一国子民所应该具有的最起码情感，而帮助他国与本国政府、本国利益对抗的人历来被视为“叛国者”，是不齿于本国、本民族的一种败类，在中国那是“汉奸”，在别的国家肯定是相应的“某奸”。
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叛国者”不仅毫不卑劣，相反还因其超越国家、民族的狭隘之爱，而以“人类之爱”、“正义之爱”赢得世界人民普遍尊敬。
日本人小野贤二用了30年的时间，采访了300多名相关人士，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篡改”。1996年，其与人编撰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在日本出版。
拜伦算得上是最早和自己祖国决裂的知名人物之一，但和他比起来，其同胞托马斯·潘恩显然走得更远。身为英国人的他写出《常识》一书鼓励北美人起来反抗自己的祖国，他慷慨激昂地宣称“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这个以“世界公民”自居的伟大思想者号召，北美“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由于坚持独立的立场，坚持对一切强权的反抗，正像朱学勤所说的那样，“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到最后，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鼓动者、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居然被英法美三国政府同时抛弃。但他勇于坚持的品质和卓然冷静的洞见却赢得了全人类的敬意。
而自由撰稿人西摩·赫什当年对美国的“背叛行为”，一度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狼狈不堪。他在一次偶尔的聊天中得知，美国士兵曾经在越南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进行大屠杀，当即筹集款项前去调查，并将真相弄了个水落石出：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排在威廉·凯利上尉的率领下，在没有发现任何越共军人的情况下，屠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百名平民。
同样不懂得所谓“民族大义”、“国家形象”的美国媒体对此狂轰滥炸，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37家报纸报道和转载了西摩·赫什的调查。最终美国政府不堪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压力，从越南撤军，并对犯罪军人展开了调查。如此一来，就创下了美国记者“背叛祖国利益”的传统。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虐俘事件”仍然是美国人自己曝出来的。而英国记者也不甘落后，紧跟着爆出各种“虐俘事件”和照片，让英国在整个世界面前大丢其丑。
很难想象，像“美莱屠杀事件”和“美军英军虐俘”事件之类的新闻，如果出在别的国家会怎么样。做这种“自爆家丑”、“自毁形象”、亲痛仇快的事情，大约是逃不了“卖国”嫌疑的，很可能就成了国民公敌。但如果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来看，他们的这种“叛国”行为，却实实在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正义的达成。
也正因此，我始终对戈尔巴乔夫“在绝对正确的国家利益之上，应该还有更为正确的人类利益”的“新思维”抱有极大的敬意。在此之前，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内部，在“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念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少人，不仅无法想象还有“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利益”这样的观点，就连同一国度之内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会被有丝毫的考虑。也正因此，被“国家利益”、“国家机器”的先天合理性所占领了全部头脑的人们，才会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暴行。
著名的“华沙之跪”。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为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忏悔。
当今日本多的是为二战侵略历史进行辩护的“爱国者”，甚至不少人明目张胆否认一些铁的事实。但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在日本对华侵略推行最顺利的时期，也仍然有日本的“叛国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鼓与呼。
野坂参三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的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呼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苏联人民一道来进行斗争。片山潜多次演讲揭露日军的罪恶，并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战大会。
而在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中，更有日本的反战人士前来帮助中国人民对日军作战。在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搜集过程中，也有一些良知未泯的日本老兵出来提供证据、进行谢罪，还有不少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一道以翔实的资料，佐证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这些“叛国者”身上，闪烁着良知和人道的光芒，而赢得世界尊敬的，正是这些“叛国者”，而不是那些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历史辩护的日本“爱国者”。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当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喊出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而对那些伟大的“叛国者”来说，也许他们要表明的是：哪里有正义，哪里才是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