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声流淌——一位中国涉外领养工作者的自述分享
编者按：
Angela是中国人，因为曾经有过在福利院工作的经历，与许多涉外领养家庭结缘。因着上*帝在她身上有奇妙的安排，使她成为连接无数领养家庭与中国孤残儿童之间的纽带。透过她的分享，也许会让你窥见到领养家庭为中国孤儿所做的另一些从未被人所知的善举。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爱是永不止息。
我是Angela,今年是我在领养领域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了。我来自东北吉林，二十岁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决定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
那时候距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但是我没有条件继续学业，于是去和班主任讲我要退学。班主任尝试做我的工作（那时候大学学费不高，几千块，他觉得不是大问题，可以先借钱上学）,见没能说服我，他建议我写一份休学申请，等我改变主意再回来续读。当时并没抱任何希望，我只是简单写了几行字，交给老师。
最初来到北京,我在一家度假村做服务生，两个月后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一家福利机构工作，就是私人办的寄养机构。白天我是孩子们的老师，晚上我是他们的阿姨，一天24小时同吃同住。那段时间让我看到了世间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在中国，平时几乎见不到残疾人，在我的老家，也没有孤儿院，只有到了大一点的城市才会有一个福利院。所以那时候，上*帝真的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在那里工作不久以后，我开始每天晚上参加教堂举办的布道班，蒙恩受洗。
一年后，我利用假期回到学院参加了考试，顺利取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让我惊讶的是，我的恩师并没有给我申请休学，我的一切手续正常，没有交上的学费补交时也没有收取一分的滞纳金！我们系主任是出名的严苛，一切军事化管理，每天晨练，上课，自习，就寝都要点名，我不知道班主任是如何做到的，他也一直没有告诉我。当时，只觉得感激和神奇。
2002年顺利毕业后，我开始做涉外领养工作。
我对美国人并不了解，加上我们的中式口音，最初和家庭沟通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那些家庭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宽容我，给予了我最大的耐心和鼓励，让我不再羞于开口说英语，不管对错，想到什么说什么。
当时我们还是很小的一家机构，只能收到一些残疾孩子的配额，一年也没有几个孩子被领养。我一直都是从领养家庭踏上中国领土，一直跟到孩子取得移民签证送他们上飞机，至少11天的行程。我负责他们在中国的一切事务。得益于此，我有更多机会与家庭深入了解彼此，口语很快得到提升，可以和家庭无障碍沟通。我从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领养中国孩子，甚至残疾孩子，敬佩他们的大爱，慢慢理解这都是上*帝的工作。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原来他早有安排，一步步带领我走到现在。
后来我们机构的领养家庭越来越多，我也几乎没有在北京了，每次出差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半月，回到北京三两日，又开始奔赴各地。
2002年我开始做领养的时候，绝大部分被领养的孩子都是健康女婴，而且都是在南方。重男轻女思想在南方还是很普遍。北京奥运后，领养工作锐减，现在在福利院几乎没有健康孩子。之前曾有很多福利院院长都问过我，心脏病的孩子会有人领养吗？唐氏综合症会有人要吗？脑瘫？他们觉得病得太重，不会有人要的，就没有做材料。我因为一直在做残疾儿童领养，看到很多我们觉得“不可能”有人会要这样的孩子，却被领养家庭无比珍爱呵护着，并且得到了有效治疗和康复。每个领养家庭都会和我分享他们是如何认识他们的小孩并无比确信“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特殊需要，他们都无条件接受了孩子。所以每次福利院的领养工作人员或院长有顾虑的时候，我都会和他们分享一些我见到的案例，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机会呢？谁又会知道一定没有领养家庭要呢？慢慢我们看到除了唇腭裂，四肢畸形这些比较常见的特殊需要外，还有更多残疾儿童的材料被报上领养中心。现在几乎没有健康孩子可领养。
上*帝的工作远不止于此，很多家庭在领养完成后还会捐款捐物，尽心尽力继续帮扶福利院。我离开领养机构后不久，我的好朋友Kelly Rumbaugh问我可不可以帮正在领养的家庭了解孩子的近况并帮他们寄送礼物给孩子。这些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了，而且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很多福利院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我很高兴能够帮忙。
后来Kelly说我可以用这个作为谋生的手段，因为有很多家庭需要这方面的帮助，这会很大程度安抚他们的心。她帮我建立了网站，帮我打广告。再后来我开始接待到北京旅游的领养家庭，有一些还会住在我的家里。我觉得上*帝对我太好了，我遇到真的都是天使。我并不是说所有的领养家庭都是好的，我也有被骗的经历，被人利用。有一个家庭领养了很多孩子，我在他们来中国之前帮他们了解孩子近况，给孩子寄中秋礼物。到了订机票的时候，领养母亲联系我，说机构给他们订的国内机票太贵了，我可不可以帮他们订票，等他们到了国内再给我汇款。还是太年轻了，我只是单纯的以为，我可以帮他们，就垫付了一万多元。他们后来就失联了。但是这也是几千个家庭中的一例，那以后我也并没有对其他领养家庭失去信任，做一切我能做的帮助他们。上*帝引领我来到北京并不是让我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因我是有用之人，我就要做有用之事。
我在这些年从上*帝得到的礼物就是结识了这些家庭，除了Kelly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还有一些我认识的家庭也与我保持着联系。
有一个来自亚特兰大的家庭，在中国领养了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心系中国孤儿，觉得还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后来他们开始募捐，让我找真正条件不好，有需要的福利院，并确保资金被用到孩子们身上。在北方，涉外送养的孩子很少，他们几乎得不到外国机构的关注，四平市是一个贫穷的地级市，政府外债累累，福利院每年只能得到很少的拨款，三个阿姨24小时轮班倒。我们去考察参观的时候，发现与其他福利院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孩子们活泼开朗，对他们的阿姨一口一个妈妈叫着，阿姨们也称呼他们“我大儿子，我大闺女”。我带着领养家庭回访过很多福利院，这里的气氛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的，孩子们玩得“肆无忌惮”，孩子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这里条件艰苦，但是感觉很温暖。我们决定资助孩子们的奶粉和聘请三名保育员的工资。虽然钱不多，但是我们要确保钱真正用在了孩子身上。我每隔两个月坐火车去四平，到商场买好奶粉送到福利院，再把工资交给财务人员，开好发票。那个时候电商不发达，如果是现在就好了，省下的路费可以多买很多奶粉。
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家庭会捐一些电器，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会攒下他们的零用钱，逢年过节委托我给孩子们买礼物。那个时候很多福利院的硬件条件都不好，人手不足也是很大问题，孩子被忽视是很常见的。我也曾在福利机构工作两年，虽然那里的硬件条件比大多数福利院都要好很多，有些问题是共通的，所以即使福利院有些做不到的地方我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白天除了教学龄前孩子，还要接送在外面上学的大孩子，这个期间就需要另一个老师一个人带孩子们玩，稍不留神可能就会出问题。福利院的孩子敏感，希望得到更多的爱，他们虽然不说，但是内心很清楚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有些知道自己的故事，但不轻易讲出来，有些甚至有自虐的行为。他们会很努力讨大人们的欢心，那个时候我也年轻，刚刚二十出头，只觉得那样的孩子好乖，现在想来，很心疼。
暂时想到的就这些，真的是想到什么就写了什么。疫情发生两年以来，领养工作也停了，生活上是比以前艰难，但我相信*主，自有安排。不要焦虑，依靠*主，安排好眼前的事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