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偷走你的钱？

哈耶克说，金钱是最伟大的自由工具。

的确，货币，这个伴随人类文明已久的交易媒介，其发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在物物交换的年代，人们用商品交换商品，诸如以布匹易得谷物，以羊只换取陶器。这种直接交易虽简单明了，但有一个致命缺陷：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

渔夫想要木匠的椅子，木匠却想要农夫的谷物，农夫恰好又需要渔夫的鱼，这样的巧合又有几回?

更不要说从产品品质到交易时机，还有诸多变数影响。

可以说，物物交换之所以低效，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的"交易媒介"。

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种类的繁多，物物交换的弊端日益凸显。

人们开始自发地寻找一种通用交易媒介，既可以衡量不同商品的价值，又能随时用于购买自己所需。

于是，贝壳、牲畜、青铜器等稀缺物品，开始成为原始货币的雏形。它们或易于携带，或易于分割，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实用性还相当有限。

直到贵金属的出现，人类才真正找到了理想的货币材料。

黄金和白银之所以成为货币首选，原因有三：

一是稀缺性适中，总量不多不少，既不会因过于丰裕而贬值，也不致因稀少而不敷使用;

二是容易铸造和分割，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规定面额;

三是稳定性好，不易腐蚀变质，便于流通和保存。

关键的是，金银的产出完全取决于市场，而非帝王的心血来潮，因而保住了货币应有的"中立性"。

可以说，正是自由市场选择了金银，而不是反过来。

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金银币的质量也得到了市场的检验。

权威的铸币厂以信誉为本，决不敢在币重和成色上弄虚作假。

即使个别钱币出现磨损，只要不影响交易，也在情理之中。

日积月累，人们对"一钱一两"产生了普遍共识，对货币价值的认定有了直观感受。

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是任何外在权威都强求不来的。

不幸的是，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很快打破了这种自然均衡。

当权者发现，只要垄断铸币权，就可以悄悄降低货币含金量，偷梁换柱牟取暴利。

于是，各国竞相效仿，将原本成色上乘的钱币，越铸越薄、越铸越小。

到了19世纪，英国的金币已掺杂了17%的贱金属，法国的银币则膨胀了6倍有余。

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民众对政府发行的钱币信心尽失。

与此同时，金银比价的波动也成了政府操纵货币的手段。

17世纪，英国将金银比价定为1:16，而市场价格其实接近1:15。

于是，聪明的商人纷纷将市场上的银币买进，再拿到铸币厂换成金币倒卖，坐收其中差价。

反之，当金币在市场上升值时，银币又会大量流入市场，形成新一轮的套利。

就这样，金本位和银本位交替更迭，但无论哪种本位，政府都能从中渔利。

直到金银比屡遭操控,各国信誉扫地,英国不得不在19世纪确立金本位,金银复合本位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直到19世纪末叶，英国率先确立金本位制，将金币视为唯一法定货币，白银沦为辅币。

自此，各国纷纷效仿，金本位制遂成国际惯例。

表面看来，金本位制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货币含金量一目了然，各国汇率也基本稳定。

但实际上，政府对货币的操纵从未停歇。

在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币值稳定、汇率固定、国际贸易和投资空前活跃。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守住金本位，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然而,正如一位智者所言:"任何制度的结局,都早已埋藏在它的开端"。这句话,放在金本位上,同样适用。

金本位并不能真正制约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有了"币值稳定"的金字招牌，政府反而更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发行纸币。只要名义上可兑换等量黄金，实际流通中的纸币就可以超发。

当公众要求兑现时，政府再以维护金本位为名，宣布关闭金窗，把民间金银收归国有。

就这样，金本位沦为摆设，政府对货币的操控却有增无减。

19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862年，林肯政府为筹集南北战争军费，滥发"绿背钞票"，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战后虽恢复金本位，但政府并未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

到20世纪初，美元供应量已是黄金储备的三倍有余。一旦公众对政府信心产生动摇，挤兑风潮就会见怪不怪了。

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被铭记为，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话说，“臭名昭著的日子”。

在这一天，罗斯福总统下令没收美国人民的私人黄金财产。

一位美国学者说，他攻击无辜的公民，就像日本轰炸珍珠港一样，炸毁了美国的金本位制度。

为了彻底摆脱金本位的束缚，中央银行应运而生。

它虽打着"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执行者"的幌子，实则是政府的傀儡，专门服务于其膨胀货币的需求。

各商业银行在央行开设账户，央行规定最低准备金率。只要放松这个比例，银行就可以放贷放个痛快。

至于客户要提钞。央行自有印钞机为其兜底。即便银行破产，央行也会毫不犹豫地接管，让纳税人埋单。而当危机来临，政府更会以维稳为名，宣布银行停止兑付，让储户的血汗钱化为乌有。

就这样，在政府和银行的勾结下，通胀的暴利被攫取，货币的价值被稀释，而付出代价的，却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一战期间，欧美各国竞相滥印钞票，德国马克一度贬值到战前的万亿分之一。

为偿还巨额战争赔款，德国政府铤而走险，又制造了魏玛共和国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直到1923年11月，德国货币供应量已是战前的1.47万亿倍。

可以说，魏玛通胀的创伤，直接酝酿了纳粹上台的悲剧，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货币混乱，更暴露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名存实亡的窘境。

如何重建战后的国际货币秩序？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开出了药方: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规则很简单：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

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初见成效。在布雷顿森林时期，世界贸易额翻了两番，经济增速创下新高，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暗流涌动之下，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作为体系的核心，美国免于金本位约束，可以肆无忌惮地滥发美元。

当美元大量外流，欧洲国家囤积的美元越来越多时，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已如泰山压顶。眼看华盛顿的黄金储备即将耗尽，外国政府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到了60年代末，这一矛盾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无限期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

自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各国竞相滥发货币，在此后的牙买加体系下，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国际货币秩序的新规则，全球各国进入了依靠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时代。

1973年，美元危机引发了石油危机，西方国家的通胀率普遍飙升到两位数，滞胀来袭，凯恩斯主义名誉扫地。

货币主义者趁机上位，鼓吹采用铁腕手段调节货币供应。

然而正如奥地利学派指出，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恰恰是政府对货币供给的人为扩张。没有政府的滥发货币，就不会有泡沫，更不会有泡沫破裂时的经济萧条。

货币既不是生产要素，也不是消费品，增加或减少从来不会对生产力带来变化，人为地增加减少，不过是在经济体中进行财富的掠夺，让累积的资本一次一次地清零。

在各国控制货币的时代，各国完全放任汇率自由浮动，互相较量外汇储备和经济实力。货币不再是交易媒介，而成了各国博弈的筹码。

为了刺激出口，一些国家竞相贬低本币，打起了货币战；为了减轻债务负担，一些国家又醉心于制造通胀，放任货币贬值。

种种行为，无不以政府利益为先，而将货币职能置于次要地位。

回顾货币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当货币成为政治工具时，经济就会陷入动荡；当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时，物价就会失去稳定。

通胀之所以频频发生，根源就在于人为操纵货币供给，背离了市场规律。

只有还货币一个清静，让其回归交易媒介属性，经济繁荣才有希望。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诚实货币"理想。

诚如罗斯巴德所言，实现货币非政治化，当务之急有三：

一是取消政府对铸币发行的垄断，实行自由竞争的货币制度；

二是恢复金银复合本位制，让不同币种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汇率也由供求决定；

三是严惩制假售假等破坏诚信的行为，树立货币发行的道德底线。

只有如此，个人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财富，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国家也不致因货币失序而陷入混乱。

当然，要让政府放弃手中的铸币特权，绝非易事。

重要的是，人们根本没有认知到，政府印钱是一种偷窃行动。

他们堂而皇之地告诉你，这叫宏观调控，而人们信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公开的盗窃行动，才可以持续上百年。

只有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认知到这一点，才能终结这种盗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