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湖南平江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我县一学生坠亡事件调查情况通报》：2024年4月15日，平江县天岳街道一居民楼发生学生坠楼事件，坠楼学生经抢救不幸身亡，令人无比痛心和惋惜。自杀这种事，与其他的暴力伤害不同，它是外界刺激与主观意识之间的结果，他无法形成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在法律上，杀一个人这就暴力侵犯，但是，不管是言语羞辱、网暴、还是责骂、甚至是谈恋爱抛弃，都有可能引发自杀，也可能一点事没有，因此，基于自主意识的自杀，基本上不可能被法律所追究。但这件事情中，官方公布的一些内容，倒是需要我们刨根问底的。以下是官方通报中的两个问题，分别是抄写惩罚和打手心惩罚。1、关于“老师罚抄一万遍”的问题。据调查，该班数学老师陈某在2023年下学期期末复习时，多次讲解“分级”知识点，但课堂检测时杨某等7名同学未按要求掌握。陈某于是在班上讲，“既然讲了这么多次还不知道怎么做，就抄写‘分级’两个字，抄写一遍两遍不记得，就抄一百遍，抄一百遍不记得，就抄一千遍，抄一千遍还不记得，抄一万遍总会记得”。陈某要求相关学生每天抄写200遍（400字），因临近寒假，并未检查学生抄写情况。春季开学后，2024年2月26日开始由班干部检查抄写情况，陈某不定期抽查。3月29日，陈某认为这些学生对该知识点基本掌握，并且认为方法也欠妥，在班上明确罚抄不再继续。经核查，杨某在作业本上共抄写“分级”两个字21个单页。2、关于“打手心”的问题。据调查，为加强班级管理，该班科任老师在2023年下学期开学时和全班学生进行约定，如果不能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可采取“打手心”（使用一根缠有胶布、长37厘米、重27克的竹条敲打手心）的方式进行惩戒，同时要求全体学生回家后征求家长意见。之后，科任老师在课堂上逐个询问学生是否告诉家长，家长是否同意。有2名学生反馈家长不同意，包括杨某在内的其他学生反馈家长未提出反对意见。9月6日开始，科任老师对未按要求完成作业的学生（2名家长持反对意见的学生除外）采取了“打手心”的方式进行惩戒。调查中家长反映，“打手心”后老师会不定期与他们进行沟通。今年3月14日，杨某母亲通过微信与班主任老师交流，说孩子在家不想做作业，想蒙混过关，家长管教又不听，希望老师多帮助教育。3月20日至4月15日，共有184人次学生在21节课堂上，因未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被“打手心”，其中杨某被“打手心”8次。另据调查，本学期开学以来，学生杨某在校期间表现无异常情况。需要刨根问底的是，老师这么体罚学生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很多人喜欢上来就骂老师，认为老师不道德、欺负小学生，但这种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任何一个人的行动，都有其目的，背后往往都有其利益之推动。我们不否认，这个社会中有极少数人有变态心理，他们折磨另一群人心里能获得爽感，但这种人是极少的，也会遇到反制。在小学里，这种事，是一个常态。我小的时候，就被老师体罚过，包括站在教室后面听讲，站在教室外面，用教鞭打手心等等，原因大多是没完成作业，课堂打闹等琐事。说实话，这都是童年阴影。这么普遍、且长时间存在于中国教育领域的体罚行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难道个个老师都是变态吗？当然不是。对于公办教师来说，他们是有编制的人，并且是财政全额拨款人员，基本上，你不要犯上刑事罪，开除的可能性极小。干上这份工作，你要想躺平，一点问题也没有，月月有工资拿，没有谁能威胁你的地位，哪怕是校长也不行。各个公立单位，都有一批躺平的人，领导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问题来了吧，明明可以躺平，但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多名堂

国内，有不少人批评新自由主义。但这个词，已经是一个被严重污染的词。仅从学术界来说，有三种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主张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光这三个词的定义，你都得懵圈，比如主张国家干预又把自己命名为自由主义，这是什么鬼。再比如，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多拗口。因为这三个词，指的是对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的支持度的多少。古典自由主义里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论，而新自由主义主要指朝圣山学社（哈耶克发起）推广的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为根基的自由市场学说。仅仅这三个词，还不足以说明混乱。因为美国的民主党人，也自称自己是自由主义，并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观念也定义为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一种主张国家干预，节制资本，保障人人平等的哲学兴起。他们要求人和人的平等——实际是侵犯财产权的平等，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他们所主张的福利主义，实际是政府分配下的平均主义。这些人往往以社会良心自居，认为这种状态是自由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就连罗斯福这样极端敌视企业的干预主义者，他也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是打着自由旗号，实侵犯自由之实。流毒至今，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就继承了这一脉理念。他们主张高税收高福利，和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平等主义，男女平权，环保主义，动保主义）搭上线——完全的左派行径，却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然后，坚守财产至上，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遗产税的这些人呢？他们继承传统的自由理念，却被斥为观念保守，思想落后。他们干脆以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自居。在美国，保守主义者通常是共和党的支持者。而保守主义又涵盖了美国的不少爱国主义狂热分子和宗教狂热分子，虽然他们在某些领域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比如国内企业减税、减福利，但在一些社会事务上，则是主张加强政府干预，比如加关税保护国内企业、建墙阻止外来移民，不许赌博卖淫堕胎鸡奸等等。他们也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看看，几乎没有哪一派不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国内的一些人，则完全不懂新自由主义到底指什么，甚至把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放在一起批判

一提李嘉诚，我们知道他曾是亚洲首富，但他没有和具体的哪个产品有什么关联，因为他开超市、搞港口、开发房地产，投资基建，很多人都不认为李嘉诚算一个正经的企业家，只把他叫作一个商人。在二十世纪最后那几十年间，李嘉诚被认为是香港狮子山奋斗精神的代表人物，出身贫寒，却成为首富，没有比这更能激励人心的。那时的香港，是一个蒸蒸日上、充满希望的城市，李嘉诚的成功鼓舞了无数普通香港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然后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后就成为历史了，李嘉诚现在在香港已经成为唾弃的对象。最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一个香港的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里面写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要买东西，要去百佳超市，李家的，要打电话看电视，电信盈科，李家的，要喝水，屈臣氏，李家的，要买房，李家的，要租铺，李家的，要去码头，李家的，处处离不了李家。小学生讽刺道：“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打工仔遮风避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这段话，也许不久就要被大陆的网友改编成这样了：与朋友联系，用微信，马家的，打游戏，王者荣耀，马家的，要买东西，去淘宝，马家的，要理财，用支付宝，马家的，要借钱，用花呗，马家的，要买保险，上支付宝，马家的。。。。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付出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来帮我996.李嘉诚名望急剧下降，也是因为一宗劳动权益事件，2013年，一批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满工资15年来有减无增，发起罢工，前后历时40天，成为香港二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私营货柜码头，隶属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码头工人大多受雇于外派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并不是工人们的直接雇佣方，也非谈判对象。然而，工人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他们在位于中环的长实总部门前拉起横幅：“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各类社会媒体也开始对李嘉诚进行口诛笔伐，李首富在香港声望一度跌到谷底。李嘉诚曾深爱香港这座让他白手起家的城市，在成为首富后，坚称“爱国、爱港，永不迁册”。然而码头工人罢工事件后，李嘉诚不无伤感地向舆论婉转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欢他在香港投资，他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果不其然，李嘉诚加速了对欧洲的投资，转而大量出售香港和大陆的产业。投资欧洲他大赚特赚，但我想，被伤透了心也是他转移战场的另一个原因。“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富豪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在《地产霸权》一书的导读中，梁文道如此写道。不光是李嘉诚，整个香港商界的大佬都经常成为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伴随着这一股仇商的民意，政治也悄然地发生了巨变。香港曾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将其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却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香港模式的夭折》。事情的缘起，是时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个贵人、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提出，曾被写入香港中学教科书。香港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施永青说：“现时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么问题，都开始泛政治化。“香港现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强调劳动的功能，否定投资的作用，甚至将投资邪恶化。“商人投入资金建设社会仿佛还要做罪人”。他慨叹香港已从“重商”转变为“仇商”：“我们的意见领袖，简单地把社会问题用阶级矛盾的方式去解决，把矛头引向社会的富裕阶层，这是个非常坏的苗头。”施永青也跟随李嘉诚，大量抛弃旗下资产，以减少社会舆论的攻击。而香港这近二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香港福利制度在不断加强，2012年至2017年。港府社会福利经常开支增长了71%，由428亿港元增至733亿港元！政府开支不断加大，2021年，香港政府还抛出大幅提升印花税的计划，提升幅度高达30%，香港正在从低税收的小政府代表，一步一步走向大政府的陷阱。在曾荫权政府开始加大政府界入经济力度后，他的继任特首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楼市调控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港媒将此称为“双辣招”，同步开始的最低工资法上调，关闭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大门、发布限购奶粉令，以及仿效内地的住房限购令，实行“港人港地”——届时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上世纪七十年代，无数香港人走上街头，阻止港英政府遣返逃港的大陆人，让数十万大陆人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并带动了香港的新一轮的繁荣。而在这之前，香港还接收了数万越南难民，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那时的香港，是一个胸怀世界宽容大度的城市。而现在的香港逐步兴起了排外之风，甚至当街殴打带货的水客，辱骂来港的大陆人，认为这些人炒高了房价物价，占用了社会福利资源，香港社会变得一天比一天封闭。而现在的香港，呼吁向富人征收累进税，加强对资本的各种管制，媒体不断辱骂地产商，要求政府参与更多的经济活动，已经是一个主流的民意了，自由港的光环正在褪去。

大家好，我是老古。我将花一年的时间，为喜欢经济学的朋友做一件事，那就是改写十本以上的奥派经典读物，目的是让经济学读物读起来更轻松。第一个改写的是米塞斯在1956年在阿根廷的《奥派六堂课》非常精彩，当下正在美洲地区热销。读完这些书，我可以保证，你的经济学水平会超过国内90%以上的经济学家。链接如下：《奥派六堂课，震惊南美！》昨天的文章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今天继续谈这一个话题。其实这一次争议的核心

大家好，我是老古。先推广我的一个终身号，加这个，永远可以找到我不少读者问我，对重庆燃气事件怎么看，想让我写文章。这是一个大热点，但我没有写。首先是因为对事实并不太了解，虽然有这么多高收费的事件出现，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并没有充分的信息渠道。其次是，各种报道中，充斥着他们对因果关系的假构。比如，最为常见是在说，重庆燃气利润暴涨了，拿出财务报表一晒，然后说，这就是他们乱收费的原因。然而，对这种假构，我不认同。如果是利润不足，他要提价，那直接了当地提价，增加收入，不就可以了吗？这种荒唐的高收费，难道不比提价更麻烦吗？我们进一步地追问，如果重庆燃气，可以收到更高的价格，那么，他为什么为早就定一个更高的价格呢？他不是没有竞争吗？他是个国企，还是一个所谓的“自然垄断”企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明显会激出公愤的作法呢？这种针对重庆燃气高收费来达成利润的批评，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想象。国企最为常见的问题，并不是他制定一个高收费价格来“薅消费者的羊毛”，而是国企领导和员工往往在薅企业的羊毛。如果一个国企积极地追求利润，努力想办法让企业的利润增高，尽一切可能将产品卖出最高的价格，我会怎么看呢？这个时候，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家国企，已经快接近私企了，必定是因为某一种市场化的改革，让国企的问题解决了大半。不管国企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不管他背后有多少领导，有多少资源，他的收入只要来源于消费者，他能赚到更多钱的方式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迎合消费者主权，服务于消费者，接受消费者对于企业的要求。你是唯一的燃气企业就可以随便提价来增加利润吗？不能！第一、消费者会在价格上升后，减少燃气的使用；使得你提价增收的目的达不到；第二，消费者有的是替代，不行就用电，更不行就用液化气，这些全部国营了，我可以用煤球，没有任何产品是不可替代的国企低质低效的原因，并不是他借着垄断地位随意提价，反而是，他的利润动机不够，因为所有者缺位。掌控国企的官员和国企的领导们，更多的在意的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国企的利润。尽管我没有得到多少准确的信息，我依然可以对这一事件作一个简单的判断：1、重庆燃气事件，不是一个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乱提价事件，这种手段达不成目的，也不是国企的常见作为；2、重庆燃气事件，大概率是一次管理事故，是管理员和员工根本不在意企业的商誉，也不在意消费者，更不在意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在工作中随意处理的作风导致；3、重庆燃气事件，依然证明了国企的低效，消费者主权在混乱的国企管理中荡然无存，高管被撤职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4、真正要解决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让国企如何回归企业的本能，那就是为利润生产，只有真正为利润生产的企业，才会在乎消费者的感受。我对当下舆论对这一事件的批评方式，反而是担忧的，这种批评，其实是强化了“资本的灾难想象“，认定有人为会为了多赚钱，侵犯消费者。不管这一资本是指国企还是民企，这说明，对资本的恐惧，依然广泛存在于这个社会中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当然，我知道，这个时候痛批重庆燃气为了赚钱乱涨价才有流量

据大象新闻报道：4月16日，芜湖市调查专班成员、市政府（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在“芜湖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布会”上回应此前网传某企业“一年内被执法检查超200次”的问题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组织专班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2023年，芜湖市直相关单位和繁昌区对该企业开展检查、走访活动共计65次。但在这65次之外，相关部门还对该企业开展了安全环保等工作指导25次、宣传走访9次、助企纾困走访5次，65+25+9+5="104"。也即，在政府统计中，一年政府官员到这个企业达到了104次。其中，执法检查26次，内容涉及生产安全、环境保护、违法建设等，涵盖交通、生态、水务、应急等领域事项。但码头承包负责人称，自拿到《港口经营许可证》之后一年的时间内的200余次检查，都“有据可查”。也即，104次，是不是准确，现在都是存疑的。这样的事件，其实屡禁不止。天真的群众或许以为，这是政府机关人员尽心尽责，但只要有过中国社会的常识，就明白，这些执法机关人员的意图是什么？不就是吃拿卡要么？2022年八月，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江苏省兴化市对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企业沉重负担。“执法部门三天两头来厂里检查，连门口放个孩子的玩具都被记录说不规范。想在这里办企业，就要先认识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认识就得送东西，不送就搞不下去。”一名今年到兴化市创业的企业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他至少转给严某1万余元的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资料整理费、8000元的其他资料费。“兴化市各个执法部门没事就来厂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态。我们还必须找执法人员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做检测，每年检测4次要花1万元左右，想在这里开厂不按他们的来不行。”一名企业负责人直言。随便来几个政府官员，吃顿饭，就得上千。其间，严某要求杜某在现任科长万某亲属经营的酒楼接待专家组用餐，并支付餐费及烟酒费3000元左右，用餐人员除了2名评审专家，还包括严某、万某及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共9人。不但要吃，还得拿。此外，在严某要求下，杜某还向评审专家送红包共计3000元，支付路费1600元、住宿费360元。企业不仅要承担这些费用，经营上能正常吗？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上门检查或是宣传，企业里是不可能派一个普通员工接待的，即使以政府的数据来看，除去周六周末，两天政府就得来一次，企业的管理人员，还能干什么事吗？甚至很多企业老板，根本不敢派副总或普通高层去接待，因为官员们会不爽，会认为你瞧不起他。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板，哪怕是中国那些大企业企业的老总，不断地接待各种官员，都是一种常态。你敢不接待吗？不接待，对方说不定就给你穿小鞋了。越大的企业，越害怕这种事情。中国的大企业们，还往往设立了政府关系部门，聘请原政府官员来专职与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务。有不少幼稚的人骂企业搞政商勾结，绝大部分老板喜欢干这种事吗？不想干的，只要市场是来源于消费者的企业，他们建立这样的部门，就是要应对各种政府检查，以及减少管制对于企业的影响。而另一些做政府业务的企业，则建立了专业的政府攻关（没写错）部门，既然做政府业务，总得找决策人，不搞政商关系，很难拿到业务。这一问题，是存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问题，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为热点，但是，一直没有改善。因为始终找不到症结所在。更多的人将这种问题归结于没有监督，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各种监督不管是舆论上的、体制上的监督机制多如牛毛，但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正的问题出来在权力本身上面。这么多官员，能到企业里去检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手上有权力。这些权力具体叫什么呢？来自于各种管制法律。各种管制法律对企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标准，要求企业必须要达到，那怎么保证他们达到呢？就依赖于政府机关人员频繁地进行各种检查。正是各种管制授予了官员们管制企业的权力，而任何人拥有了权力，都不可避免会滥用，会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你不能指望几百万官员们，个个都有着高尚的理想，他们一切行动只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也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希望开好车，住好房。手上有权力，那么为什么不用他来换钱呢？靠监督，是解决不了权力滥用的问题的，因为监督者也会成为权力拥有者，他也会用这个权力换钱，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纪委的官员们，也频频出事。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权力。但减少权力，是史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他不仅来源于权力部门自身利益保护之必然，还来源于最为广大的民众。民众们不希望减少权力的存在，才是权力扩张、权力寻租更深层的原因。食品出问题了，他们希望成立政府部门，从源头、从生产端就开始检查，最好一天查八回，好让民众们吃上安全的食品。那个楼着火了，民众们希望消防大队最好天天检查每一栋楼，恨不得让所有的楼房都配上几十个灭火器，不配就罚款。人们对风险的恐惧，催生出他们对管制的呼吁。这种呼吁的结果

大家好，我是古老板。李玲，是中国推动免费医疗最有力的推广者，她的文章、视频广为流传，也被广泛赞同，被誉为有良心的专家。但是，李玲始终是偷换概念，她不敢大声地喊出来：什么免费医疗？那不就是公费医疗吗？不但是公费医疗，还是公费全包式医疗。也即，在医疗领域全面消灭市场经济，彻底地实施计划经济模式，全面消灭私有制，彻底地实现公有制。这才是免费医疗主张的真正内涵，不要再挂一个什么免费医疗的牌子啦，这是一种妖言惑众的手段。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医疗，只有公费医疗和自费医疗。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医疗这种服务可以无代价，无成本地享受，你想什么呢？所有支持免费医疗的朋友，也请大声地说出来：你就是羡慕那个躺在医院ICU里四年的高干，如果人人都这样，人人都可以让国家出几千万送ICU里维系生命，那才是文明。你们不是要批评这种特权，取消这种特权，而是在说，要人人都有这种“特权”，人人都有，那就不叫特权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享受公费医疗呢？主要就是公务人员嘛。说白一点，追求免费医疗，不过是追求人人都当公务员，人人都当官，人人都有使用税款报销一切自已医疗开销的权力。那么，在你们的心中，文明国家已经有了定义了，那就是一个国度内，公有制搞得越多，这样的国家越文明。你看，欧洲发达国家，不就是将医疗教育全部公有化了吗？人人都可以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公费养老，人生中最重要的几项开支，全部由公家包办了，这样的国家在他们的眼里才叫文明。数十年来，不管是公知，还是另一群左派，都在疯狂地批评中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废除了国企公费医疗、国企发退休金，国企办教育，在有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民众的医疗教育主要靠自已的支出解决。他们认为，这与“文明国家”的发展方向不符。在他们的眼里，

越南是否能超过中国，曾经成为了某种争议话题。首先，超过这个定义，就有分歧。第一种超过，是以所谓国家实力的概念，越南才九千多万人口，如果以总GDP计算，那越南人均GDP得是中国人均GDP的十四倍以上，才能超过中国，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种超过，是说越南人的生活水平、财富水平普遍高于中国人，一般会用人均GDP这种指标来衡量。但这种指标其实不太准确，最好是要看越南人的收入可购买的商品总和。我这篇文章里，当然指的是越南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谈国家实力，因为国家实力比较虚幻，对于个体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我得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如下：第一越南的国际环境非常好越南政府几乎与世界上主要大国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先来看美越关系，虽然北越曾与美国打的不可开交，但今天的越南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良好。越南和美国，1995年，建立外交关系

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参与到这一场地区冲突中，标志着这一场恐袭事件，不仅发展成为了加沙战争，有了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风险有多大，我在另一个号上分析过了。《突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中东要大乱了吗？》但伊朗政府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曾是亲密无间的战略盟友，但如今却成为了针锋相对的宿敌。一、从建交到密月:两国关系的缘起(1948-1979)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初。1948年，当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时候，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一致对其采取了敌对态度。但当时的伊朗在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下，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加入到阿拉伯国家的对以阵营中。相反，伊朗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并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以伊两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逐步升温、日益亲密的态势。这种亲密关系建立在双方地缘战略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说，伊朗是其在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非阿拉伯友邦。与阿拉伯国家不同，波斯人主导的伊朗并没有卷入阿以冲突，对以色列也没有领土诉求，这为两国的友好关系提供了基础。而对于当时的伊朗来说，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美国的支持，是其在中东地区制衡阿拉伯势力的重要筹码。两国间的合作涉及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在军事领域，以色列为伊朗提供武器装备，并帮助伊朗训练军事人员。据估计，在1970年代，以色列约有80%的武器出口销往伊朗。而伊朗则是以色列重要的石油供应国。在谢霍尔环之战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面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伊朗成为了以色列石油供应的重要保障。两国间的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据统计，1950年两国贸易额仅为1500万美元，到1970年代中期已经增长到近10亿美元。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展现出了良好的互信与友谊。1960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访问德黑兰，受到了热烈欢迎。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夕，面对阿拉伯国家的武力威胁，伊朗向以色列伸出了援手，允许以方使用伊朗领空，并为以军提供了加油服务。在1978年，以色列总理贝京再次访问德黑兰，时任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盛赞以色列是伊朗"中东地区最亲密的朋友"。综观1948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以色列和伊朗基于共同的地缘利益结成了牢固的战略同盟。这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被以色列官员形象地称为"边缘联盟"(Periphery

大家好，我是老古。先上案例，你是一家快餐店的老板，一人店，你就是老板也是唯一的一个员工，一个服装店老板去你店里吃碗饭，是一种什么行为？消费行为对吧。你笑脸相迎，那是正常的，有人来帮我做生意嘛，帮我赚钱嘛

大家好，我是老古。米莱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引发轰动。原因是，他将西方各国都贴上了一个标签，那就是这些发达国家衰退的原因就是一个，因为他们在经济制度上在向社会主义靠拢，也即，自由市场在消失。今天的文章，针对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舆论中经常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搞自由市场、私有制、资本主义，怎么没有几个国家搞得好的？这一句话的潜台词是，自由市场哪里好了？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坊间总有传闻，说世界上只有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这五个国家在搞社会主义。所以，这些人就认为，除了这五个国家外，其余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场国家。这段话里不仅对世界一无所知，对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无所知。如果稍有点国际视野的话，也会明白，中国、越南，与古巴与朝鲜，其社会现状，已经是天壤之别了。自从八十年代，邓公提出，社会主义与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剥离。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朝鲜与古巴是完全不同的。朝鲜与古巴，至今，依然是计划经济制度，而中国，除了在极少的领域，几乎消灭了计划经济。有人认为国企就是计划经济，中国有数量不少的国企，所以中国还有很多计划经济，这完全不了解什么叫计划经济。简单来说，计划经济是以消灭市场价格、以政府命令的方式组织生产。中国的国企，当下绝大部分是根据市场价格来组织生产，一样有利润亏损计算，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如同政府一般，是不需要计算盈亏的。中国国企的问题是特殊地位、竞争壁垒、多重职能以及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不是计划生产的问题。以自由市场的理论标准，国企是不匹配这一理论的，但是，我依然要揭示一个事实，那就是哪怕是在国企横行的某一些领域，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甚至在全球都在领先的。比如，过去三十多年的公立医疗，比起世界上绝大部分号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体系都要自由得多，市场化得多。譬如号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典范的英国的医疗体系，医生是公务员，医院是政府机构，在医疗领域自由市场荡然无存。将中国与朝鲜在经济制度上进行等同，这是完全无知的。中国的发展，就是自由市场（改革开放）的成功，虽然这个市场化水平，离理论中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在世界上，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并不算低。这也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繁荣的根本原因。这些人身处中国，难道看不到中国的市场化吗？私营企业可以运行，房产可以交易，有了股市，劳动力交易相对欧美来说更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小企业都是低税状态，劳动力可以自由迁徙，职业管制不多（比如美国当个理发师都得有证）。同样，我们一样可以列出中国市场化程度不如发达国家的问题，比如中国国企垄断性领域更多，英国很少有什么审批制度，比如中国近些年的市场化程度在某些领域有管制（监管）增加的情况。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与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无法比较，除越南快速在市场化外，老挝也搞了一点市场化，古巴朝鲜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他们才在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这些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将这五个国家之外的地方，全部视为自由市场、视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而将世界上无数失败、贫穷的国家视为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过头来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那么市场化的、才是最佳的制度。更为主流的看法是所谓辩证法，任何极端都是错的，要有一点市场化，也要有一点计划经济、一点公有制，才是中庸之道。这些人对世界的认知完全是错误的。这个世界有多少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世界上，自由市场这四个字到底有多稀缺。先说印度，印度从1949年独立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今翻开印度宪法，其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印度人民已庄严决定，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并确保一切公民：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享有公正；思想、表达、信念信仰与崇拜的自由；在地位与机会方面的平等；在人民中间提倡友爱以维护个人尊严和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虽然印度宪法至今已经修了快上百次，但是关于社会国家的定义却一直没有变过。不仅如此，印度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是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的，至今天，印度依然有大量的国企，并且农产品还是和八十年代前的中国一样，采取统购统销的制度。印度的劳动法管制比中国要严格地多，工会横行，而工会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是印度贫穷的原因。将印度的贫困归因于自由市场，是多么无知的表现。再来看一下南美，或叫拉丁美洲吧。整个拉丁美洲民众心中，切格瓦拉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和英雄，相信了解共运史的人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在整个拉美地区，有着数量众多的社会主义政党。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共产主义政党，如古巴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等；二是20世纪60年代从传统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如玻利维亚革命共产党、阿根廷革命共产党等；三是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巴西劳工党、智利社会党、阿根廷社会党等；四是21世纪以来新兴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如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拉美社会主义政党普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特别是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拉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多数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参加的“圣保罗论坛”在2017年发布了《我们的美洲共识》，批评资本主义是掠夺社会与自然的发展模式。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可不是小势力，而是非常强大。古巴共产党执政已逾半个世纪。除古巴共产党外的其他拉美社会主义政党积极参加选举，成为各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1世纪初，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上台执政，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执政党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掀起了拉美第一轮“粉红色浪潮”。在2021年智利大选中，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雷科莱塔市市长丹尼尔·哈杜埃（Daniel

先说件事：有一个号，可以永久关注我，不会被小黑屋、炸号影响。大家好，我是老古。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这个观点说，我们购买的每一个产品，都包含了税，因此，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纳税者。甚至进一步的主张是，既然我们消费就纳税了，那么，我们要求各种福利就有了税收的基础，因为是我们纳的税，你就必须要有对价。这样的话，听起来，当然是爽的。但，对于经济学来说，这是一个谬误。区分税收与消费先要说明，任何税收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将具体的一个人的收入，用于政府消费的行动，都是将个人收入转化成为了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消费。我们首先要区分消费与税收，消费是一个人自愿购买某一商品，他是存在对价的，但税收的原则是无偿的，是不进行对价的，并且是强制的。在现代共和制国家中，税收的定义如下：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按照法律的规定，强制、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这一定义中，公共产品是征收税收的名义，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这个民，是一个集体词汇，不是取之于你，用之于你。如果取之于你，用之于你，何必征税？税收，往往代表着财富的转移，即取之于你，用之于他。比如，中国现在针对低保人群的医疗，接近于免费医疗，这些费用肯定不是从低保人群来，也肯定不是政府的产出，而是另一些人的生产。通过征税的方式，税收将另一些人的生产转移成为了这一个人的消费。当然，中间还有公务人员的开支，比如，负责扶贫的干部的工资、各种管理费用。因此，税收必定是减少了某一个人的消费和资本存量，其用途主要是用于各种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税收会减少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和另一些人的消费，特别是对企业的征税，主要影响的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即未来的生产力来源。一笔资本，如果不被征收走，在企业中，大部分往往用于购买设备、增加生产土地、增加工作人员等用途，这种扩大生产，必须来源于企业的储蓄。企业如果储蓄减少，扩大生产就会减少，从而减少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总量。一笔钱用来于投入生产，还是用于消费，是有着巨大的不同的。比如，一个家庭，每年存一笔钱，存够后，购买了一台电脑用于工作，这也是资本积累，就能让这个家庭的生产力上升，效率更高，产出更高。如果不存钱，天天直接吃掉喝掉，那么，他们的生产力永远上不去。放在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拥有良好的节俭风气，很多企业主都看好未来，愿意节省当下的消费，投资于未来，就会形成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程度就是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若是税收不断增加，那就是资本积累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钱直接在当期被消费掉了，导致投入未来的生产的资本量不够，这将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未来的劳动者收入降低，因为资本量决定了工资率；第二、导致消费者未来的支出增加，因为生产量减少了，就会提高消费价格因此，税收，是影响了所有人的利益，不管这一笔税收向谁收取。这一句话是成立的。正如，如果世界某一地出现大型天灾，使得本来参与全球市场的一百万人死亡，那么，全球市场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受损，这意味着资本消失了很多，代表着未来的生产量降低了不少。为什么要先谈这个问题？因为先需要说明税收的确让每一个人受损，才能区分另一个话题：税收并非每一个人承担。天灾使得全球一百万人死亡，我们利益也受损了，但不能说，我们也直接被天灾袭击了，天灾袭击的是这一百万人而不是我们，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一种间接影响。同理，向某一个企业征收的税收，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积累，但不能说，对企业主征税，就是对所有人征税了，虽然从间接影响来说，也影响我们的利益。接下来的重点，才是为什么说，消费者并不交税？消费者没有交税这个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即，税收是否可以转嫁，如果可以，他转嫁给谁了？增值税是一种政府对所有商品的销售征收固定百分比的税种。我们以政府对所有商品销售征收20%的税为例。简单来说，如果这种税收能够在所有地方平等且有效地实施，你可能会认为商家会直接把这20%的税增加到商品价格上，由消费者来承担。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想象一下，一个特定行业的价格已经被设定在了一个点上，这个点可以让企业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时候，商品的数量和需求都没有改变。如果这些都保持不变，价格怎么可能就这样上升呢？进一步来说，当我们查看整个市场的价格时，我们发现这些价格是由货币的供应和需求决定的。要想让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就需要货币供应增加，或者货币的需求减少，或者两者同时发生。但是，增值税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比如，成本如果能决定价格的话，那么，父母送你的房子，叫作零成本，但是，你会按什么价格卖呢？市场价。再比如，今天你进货了一百双鞋，100块一双进的，但行业发动了价格战，市场上的同类的鞋只卖到了50双，那你只能亏损，按50块卖。你花了多少成本，市场根本不在乎。有人以为企业家计算时，将成本加上毛利就是商品的定价，那就认为是根据成本定价的。错了，实际上是企业先预测市场的定价，然后再根据这个定价来采购原料，并且，这个预测不一定准确，亏损清仓的老板多的是。如果成本能决定定价，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亏损的企业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因为增值税适用于所有企业，所以企业可以把税转嫁给消费者。然而，即使不考虑上述的货币供需因素，每个企业还是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曲线来设置价格，而这些需求曲线并没有改变。所以，增加税收并不能使得提高价格变得更有利可图。再来看长期影响，增值税对价格的影响比相同比例的针对特定行业的税（比如对酒的税）小。因为针对特定行业的税会驱使资源从被征税的行业转移到其他行业，导致被征税商品的价格相对上涨。但是，广泛实施的增值税并不会导致资源的这种转移。销售税向前转嫁的观点与认为工会能通过要求提高工资来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的看法类似，都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整体价格水平不可能仅因为提高工资而上升；如果没有货币供应增加，这种做法很可能只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让我们以去电影院看电影为例，假设你支付了40块钱的电影票费用，电影票上明确标注了其中35块是票价，5块是税费。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税金只是简单地叠加到了票价之上。然而，实际上你支付的总价格是40块；35是电影院在支付了税金之后的收入。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假设，票上不写税金呢？不写，你就不认为对你征了税了。也就是说，税金的征收实际上减少了企业的收入。增值税的直接结果是减少了企业的总收入，而税收的金额就是这个减少的部分。但增值税能不能转嫁呢？当然是可以的。长期来看，企业其实并不直接承担这笔税负。这个损失最终会转嫁到资本家的利息收入以及劳动力和土地等原始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上——换句话说，它会减少工资和土地价格。劳动力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原始要素，税收只能向上游生产端转嫁，所以长期来说，增值税让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降低，让土地价格变低。增值税实际上是通过减少原始生产要素的净收益来实现转嫁的，这意味着销售税被转嫁到了所有的利息、工资和地租上。这个过程中，每个原始生产要素的收入不再等同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相反，它们的收入现在比边际生产力低，因为其中包括了必须支付给政府的销售税部分。当我们讨论税收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政府收取的税收最终会被政府用于其活动或转给受政府支持的个人。这意味着，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会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或得到政府支持的人那里。简单来说，税收其实就是从生产要素手中把钱转给政府。政府的支出增加了某些人的收入，但这是以纳税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市场上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按照被征税的金额，从原来的生产者转移到了税收的收取者手中。这种转移并不会改变货币单位的价值（假设不考虑纳税人和受补贴者的货币需求差异），但会根据需求的变化而改变价格水平。例如，如果市场上大量消费服装，而政府用收到的税收主要购买军备，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服装的价格会下降，而武器的价格会上升。因为需求的改变，非专用要素会从服装生产转移到武器生产。因此，增值税税并不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入都会按税率等比例下降。需求从私人向政府转移会导致一些专用要素失去其价值，因为它们在新的需求结构中不再那么必需，从而损失更多收入。而需求增加的行业中的专用要素可能损失较少，有些甚至可能因为需求转移而增加收入。非专用要素的影响可能不那么直接，但由于需求转移造成的它们边际生产力的变化，它们的收益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本质上来说，增值税不是针对消费者的税收，而是针对企业的所得税，最终从长期来说，会转嫁到劳动力、土地价格、资本利息收入中去。但请注意，转嫁是一个长期影响，仅仅从征税来说，增值税就是企业收入税，就是直接从企业征收的，因此，即使是劳动者的价格会被影响，他依然是间接的，还是不能说，是他交的税。但有另外一种税，就真的就是劳动者交的。最后要说另一种销售税其实还有一种增值税，那就是社保税，即劳动者在出售劳动力的时候，是要强制交一笔税的，就是社会保险。而企业是消费者，这张帐单上写着，企业承担80%或50%。这和增值税是一个道理。那么，是谁在真正地承担这笔税收呢?是企业承担的吗？当然不是。劳动力供需也是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关键，因此，要求你交社保，并没有改变市场上的供需情况，企业家实际上为劳动力支付的价格就是明面上的工资加上所有的社保金。也即，社保金，不是企业交的，而是全部由劳动者交的。因为企业支付的总价格，即是劳动者真实的市场价格。为什么外卖小哥们收入还不错，很多能拿到上万，而在很多工厂是拿不到的，因为外卖小哥们不交社保。当然有一种情况，是企业承担的。那就是当企业与劳动者谈好价格以后，政府突然要求社保金额提高，这时，企业就得被迫承担社保税，但从长期来说，依然是劳动者交的。因为在通货膨胀下，企业会调高工人的收入，那就会在调整的过程中将税收进行转嫁，也即减少加薪的频次和幅度。这一笔税，是直接从劳动者的收入中征收的，不管你设定的比例是企业承担1%，还是承担100%，都是劳动者交的。因此，税收，永远是面向生产端进行生产的，作为消费者身份的你，并没有交税，但作为生产者的你，作为劳动力的你，都是税收的承担者。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交的税，可不止是个人所得税，其实，很多劳动者收入的一半（加上全额的社保），成为了税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这是各种社会问题、情绪的根本性来源。贫富差距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阶层固化，年轻人、中低收入者，他们如果税收过高，就会对感受到难以跨越阶层，从而增加不满情绪。叠加的问题，还有通货膨胀税，这种税，也是剥夺资产主要为现金的更穷的人的，这也导致阶层固化。但大多数人们不能正确找到因果，而是将这些问题指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其结果却推动政府征收更高的销售税，更高的社保税，反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教师这个群体一直有意见，一直认为自己的薪酬低。政府一直有承诺：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目标。一个职位的收入，到底要怎么计算才合理呢？他们的意见是，老师很辛苦，要早到，现在还要晚走。教师是一份特殊的职业，身上承担着教育孩子的重任，教师还是一份需要知识的职业，一般人干不了。教师的工资，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实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如果讲辛苦，农民更辛苦，烈日下要暴晒，寒风中要下水，有几个职业比农民辛苦的？如果讲工作时长，富士康的工人往往需要加班，一天工作12小时是正常的，谁有他们工作时间长？如果有知识就一定工资要高，那一年毕业九百万大学生，他们都可以说，我们要拿到高收入，否则我不是白学了吗？那些去美国留学回来的大学生，在国内都会找到四千块一个月的低新。薪酬，从来都不是根据这些来定的。你应该拿多少薪水，正常来说，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存在市场吧？当然也存在，虽然他是公办的。因为大部分教师都是通过考试录取的，这就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那这些人去考公办学校教师时，知道教师的工资吗？当然知道。那，这也是一个市场的过程，是老师自愿选择的结果。不但是自愿选择，而且是争着抢着去选择，因为考上公办教师，可是需要打败无数竞争者的。在一线城市你要当老师，至少需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是一线城市的学生需要更高的学历吗？不，是因为竞争的人数太多了，用学历可以直接淘汰一部分人，学校可以选择更好的。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不是被强行绑着去工作的，是他们自愿去参与激烈竞争获得的职位。接下来，我们来判断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收入是高还是低呢？看数字，毫无意义。一个职位的收入高还是低，你得看这个职位上的人，他们在干什么？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根本招不到人，富士康为招人，甚至开出了上万元的奖励，这说明，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人收入不够高，所以不好招人，或者说人们认为他们的辛苦程度与收入不成正比，所以去的人少，企业才开出高价来招人。那现在出现了公办教师的离职潮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既然你的脚是如此的忠诚于这个职位，那你怎么能说他的收入低呢？你不辞职，不离开，不就是代表你认同这个职业的收入吗？否则，你为什么不离开？之所以收入低，老师们还不离开，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中，除了工资以外，还包含有不会被开除导致失业，不会倒闭，是终身职，稳定，可以上班摸鱼等等其他的非工资性的收入。一个城市里的公办学校的女教师，从来都是婚恋市场当中的抢手货。对，这份职业还能为他们在婚恋选择上加分。好处这么多，这也是收入，这就让公办教师这份职业一直都是抢手货。如果学校实行淘汰制，每年末位淘汰20%，也许才会让这份职业的好处减少，让他不再成为铁饭碗，这时，公办学校可能也会面临招聘招不到人的情况，那就需要提升工资了。当然现在也不行了，双减下，这么多校外教培老师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公立校要是搞末位淘汰制，没过几年，公立校的老师可能要换掉大半，这些人在教学上和如何哄孩子学习上，比校外教培老师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当然，公立校不可能搞这种残酷的末位淘汰制，因为现在连评价标准都失去了。什么才是不好的老师，现在都没有标准了，因为不考试了嘛。那公立校的老师压力就变的更小了，就更好摸鱼了，反正教学不评价结果，多花点时间而已。总结一下，只要公立学校的老师，依然是市场当中抢手的职业，老师们没有出现离职潮，那就说明，这份工作的收入不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判断，公务员收入与教师收入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基层公务员工资也不高，大把中西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月收入就是3000左右，他们大部分毕业于985、211。他们其实也经常996，老是加班，他们的同学，走到一线城市去，月薪上万，只是普通收入，甚至叫混的不好。那是基层公务员收入低，所以也要调整吗？同样根据对供需市场的分析，我们依然可以认定，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是很高的。否则你无法解释，考碗为什么这么难？这么多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抢着当公务员，哪怕去乡镇也无所谓，因为他的实际收入高。工资只是表象，他一样的拥有公办老师一样的终身职待遇、职业稳定、工资稳定上升，社会地位高等等一系列工资外的隐形收入。当然，公务员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着职位上升带来的权力增加后的权力寻租空间。这个权力寻租空间，我倒不是一定指少数的腐败（肯定是极少数的啊哈），而是指广泛存在于中国现实的公务员的额外收入，比如，作为一个有点级别的公务员，抽烟要自己买单，可能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抽几包烟，喝几口酒，享受点各领域的特殊待遇，包括看病去插个队，搞点免费的加油卡，那都是一个算的上廉洁的公务员的基本作为。这些，都是权力的衍生物，也是公务员预期收入的一部分。如果老师要和公务员去比收入，这一块是永远比不上的。政府还有可能给到有权力的公务员更多的津贴，用以换来减少权力寻租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那教师又没有权力，这两种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你怎么去比呢？当然，我们还看到有大量的基层公务员也在叫苦，收入低，任务重。说实话，在我看来，这都叫矫情。因为公职单位收入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递增，只要你去参加各种考试，提升级别，不管是行政级别还是技术级别，最后你的收入是不断增长的。他们呈现的表象，不过是35岁以前的明面工资看上去比较少。人生很长，公职单位的人活的也很长，我看平均八十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再看他们35岁到80岁的收入，你就会发现，一点也不少，甚至是很多很多的。前15年收入少一点，后四十五年收入很高很稳定，当然要去考碗，考老师编。在中国的公立单位和国有企业，还有一种发薪的方法，那就是五险一金上交的比例很高，这就造成一种现象，每月到手的工资不高，但每月可以用来还房贷的公积金却很高。与普通人申请公积金很难相比，公立单位的人申请公积金一般是很容易的，很多单位人，他们还房贷是轻轻松松的，因为公积金高，且易申请。说到底，用最简单的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就可以判断清楚了。公立单位的收入高与低，市场已经用考编考碗热潮告诉你了。真的待遇不好，有本事离开公职，到市场上找饭吃，那我就承认你说的待遇不好。否则，我只能说，身体比语言诚实一百倍。当然现在更困难了，校外教培团灭了，你出来市场，都不知道吃什么。而校外教培老师不少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考编。你得感谢公办校不是企业，如果是企业，这种情况下，得降工资，供大于求了，反正有的是人来当老师，嫌工资低，你滚蛋就是了。不要怪我诛心，不少公办教师不过是羡慕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有更多的各种收入，心生不满，同样是全额财政供养人员，凭什么你就收入更高？这和某些所谓清水衙门的政府部门对另一些满是油水的部门羡慕嫉妒恨是一回事。而真正在市场中，用服务和能力获取消费者信任而创造收入的校外教培老师，却成了丧家之犬，满街喊打，你们就知足吧，同样是教人知识，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么多年，游走江湖，但凡碰到公职人员和我抱怨收入太低，我都笑一笑，但心里都想一脚把他踢到门外去。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还是太矫情。

最近，在另一个号上怼了好多次美国政府。引发了很多争议。今天在这里说几句。至于内容放在哪个号上，我是有考虑的，古老板那个号骂美国多一点，这个号评论中国的时政多一点。至于为什么，你懂的。总不能两个同时被干掉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理解亲美派们的情绪，比如，他们对我批评美国极度反感，当然

大家好，我是老古。不管是哪一派，都不能否认人类的合作，才是社会繁荣的因。社会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人与其他人合作的场景和环境。而所有的合作，本质上就是交易。既然要交易，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东西是你的，你才能交易。那么什么东西是你的，这就是产权。产权二字，必然是与来源的方式，产生的机制相关。假设你的家产被强盗抢劫一空，然后强盗宣称这个东西是自己的，你认为这是他的私有产权吗？私有制的当中的私有，必然是对私有的来源进行过判断。也即，某一种财产来源可以说是私有的，另一种财产来源却不是私有的，比如抢，比如偷。试图使用私有产权这一概念，却不进行这种判断，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会承认抢劫偷盗的正当性。如果抢劫偷盗具备正当性，那人们何必去交易呢？所以私有产权这四个字，不管是从经济学推导，还是伦理学推导，必然要否定偷抢。讨论经济学，也必然要追溯产权的来源是什么。什么样的产权来源才让交易更多，让繁荣更多，让生产更多。回避这一问题，必然使得经济学大厦崩塌。产权来源于什么方式才是效率最高的，也是拥有正当性的。必然是以下三原则：是先到先得，自我拥有（身体所有权），交易所得不管用何种方式推理，都会得出下列结论。后到后得，让人的产权不稳定，交易减少，导致效率损失，无益于扩大生产。身体权不被保护，必然让人人自危，远离人群，无法合作；不肯定交易所得，就无人交易。所以，当你说出私有产权四个字的时候，即宣布了抢劫、偷盗的非法性。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不需要讨论产权的来源，只要分给私人所有，就必然有效率，比如科斯。产权给谁无所谓，关键是产权界定清晰，就必然是最优。如果你的钱被偷，会无所谓吗？当然不是。那我再抢回来，不就界定清晰了吗？这样的世界，是充满抢劫的世界，而不是所谓帕累托最优解所以，当你认同合作是繁荣的因，就必然会在逻辑上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合作方式。因为基于每一个人的自愿和产权，自愿交易即符合人的最大利益。你也会因此，反对抢劫，反对偷盗。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权利主义，都会得出上述结论。然后，你顺着这个逻辑一直推论下去，就能得出更多的结论。任何侵犯性的暴力，都是破坏市场的，是减少效率的，是繁荣的敌人，不管这个暴力来源于政治组织、黑帮、还是抢劫犯。而任何自愿合作的组织，必然是增加市场交易量，提升市场交易效率，让繁荣增加的。总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学不需要讨论产权来源，只需要私有产权四个字就可以了。这就会让更多人迷糊，莫非你支持欺诈性的企业，支持通过权力管制其他企业获利的企业

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4年4月30日。征求意见稿共21条，我认为有着严重问题的有两条：1、第三条中，对同居期间财产纠纷进行了法律管制同居生活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而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双方对此无协议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同居生活时间、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精力及对双方的影响、同居析产情况、双方经济状况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收入水平等事实，确定补偿数额。2、第十九条是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认定和处理，规定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夫妻一方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精力及对双方的影响、对家庭所做贡献程度、双方离婚时经济状况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收入水平等事实，确定补偿数额。这两条法案是对现有婚姻法的巨大变更，基本上更改了婚姻关系的属性。婚姻是什么？婚姻本质上是一份关于财产权的契约。婚姻与爱情无关，与性关系无关，与情感无关，与是否生活在一起无关，而是一份关于成立共同家庭、拥有共同财产、并约定万一离婚后分割财产的约定。中国现有的婚姻相关法律，是一份标准的制式财产合同，其中约定，夫妻婚姻关系成立后，双方共同财产的分配方式为50%：50%。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也是一份标准制式劳资合同。但中国的婚姻法其实有足够多的自由空间，原因是，法律规定：双方有权自立契约。

彻底批判秦晖的南非观。摘要：南非问题绝不仅是看他国热闹这么简单南非问题的归因，其实是中国当代理论界的最最重大的争论问题之一。最近这段时间，南非骚乱引发全世界关注，自媒体上又一次复习了曼德拉搞死南非的传言，无外乎都是南非以前是发达国家，曼德拉搞去工业化，引进外资，提升黑人地位，然后把南非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些个传言是不是真的呢，应该说真真假假，但大部分其实是错误归因。南非现在的状况，绝不能仅仅归结于曼德拉，实际上，南非是代表着极左极右的两种政治观念的历史进程。只挑选一段历史来看南非，是有失偏颇的。对南非问题的看法，其实也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公知的精神领袖秦晖先生的诸多观点，就源自其对南非的研究。把曼德拉之前的南非比作当前的中国，并创造了一套低人权优势的理论，而这一套理论，是中国当代社会诸多错误思潮的总根源，没有之一。我之前说过，要批判中国当代影响最坏的理论家，而排在首位的，秦晖当之无愧。理论是什么?就是对现象的归因，对南非当下现象的归因的对错，就是理论的对错。对南非的归因问题，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归因问题，也是中国这四十年来为什么高速发展的归因问题。不同的理论家，得出不同的结论，然后传播到社会，在中国形成泾渭分明的几大派南非问题，绝非我们看个热闹这么简单，对南非的历史和当下现状的归因，是中国理论界的重大问题。要批判秦晖先生，那就先从南非问题开始吧。

这个世界本来没有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但总是有一些人创建各种理论来制造各种问题。医疗不可能三角，就是这种愚蠢的理论。金融理论里有个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说的是金融体系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这三者之中只能选择两项，不可能三者兼得，否则会导致金融崩溃。这个金融理论中，其实有前提，那就是法币。有人拿这个理论编了另一套理论，叫医疗体系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便宜、高效和服务好。三者同样不可兼得，不然也会导致崩溃。初一看，这个理论有没有道理呢，好象很有道理。我来先论述一下这种理论的常见观点。比如，美国选择了高效和服务好，所以导致医疗成本巨贵无比。贵到普通家庭打个狂犬疫苗，叫个救护车就能破产。美国高效、服务好，但价格贵。很多人赞美美国的医疗，觉得特别人性化。医生护士有耐心还笑眯眯，原因就是他们选了高效和服务好。既然在不可能三角里满足了高效和服务好，费用就绝不可能便宜。美国核磁1100美元，阑尾炎手术大概15000美元，住院一天5000美元起步。2012年的联邦调查发现，每次乘坐的救护车成本平均在224美元（约1485元人民币）至2204美元（约14610人民币）之间。再比如，英联邦国家和欧洲选择了便宜和服务好，结果就是见到医生很难，排队到死。预约牙科医生一个月，眼科七个月，拍个B超三个月起步。只要不是快死需要进急诊抢救的病，都得慢慢排队。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求便宜还服务好，结果就是效率极其低下。同样是不可能三角，英联邦和欧洲的医疗体系选了便宜和服务好。道理很简单，服务好就要求医生面对每个病人都要耐心倾听，要给病人时间倾诉。这样看完一个病人至少需要半小时。一天八小时工作时间里，每个医生连轴转也就能看16个病人。医生总量有限导致了每天能看的病人总量也有限，所以想看病就需要提前排队预约。只要不是马上要死的病，排三五个月才轮到你一点不稀奇。加拿大纪录片《你死定了》，讲的就是英联邦国家医疗系统排长队的问题。选择决定效率，所有英联邦和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医疗系统效率低下无处不在。为防止患者候诊时间太长，甚至有法律规定，90%的患者应该在13周内获得专科医生诊治，其余26周内必须诊治，手术的等待时间不应超过18个月。那中国呢，人口众多，人均费用紧张，选择了便宜和高效。代价是医生高强度工作，病床高周转，门诊高周转，为的是大家都能看上病。因为人口众多医疗资源有限，又希望大家都能看上病，就只能选择便宜和高效。选择便宜和高效意味着，三分钟看一个人，问两句诊断好病情成了常态。在公立三甲挂号，就不该排队。医生需要对微笑服务，还得有耐心听倾诉。可能么？大医院一天有多少患者？真要搞耐心服务，每个患者都得倾诉病情半小时，效率根本不允许。同样是中美最好的医院。梅奥诊所的医护人员是协和的15倍，接诊人数却只有一半。15倍的医护人员，1/2的接诊人数，这意味着协和的效率是梅奥诊所的30倍。梅奥诊所门诊费500美金起步，而在北京上涨了门诊费后，也就是50块钱起是不是觉得协和够累了？其实比起北京儿童医院，协和已经算轻松了。北京儿童医院冬季日均接诊量12000人，峰值在16000人。也就是说冬季每个月要接诊36万人。但是现在的一二级医院和社区诊所基本能做到随到随看。除了一些顶级医院，多数三级医院也能做到当天到医院，当天就诊，当天或者几天内出结果。如果这都算看病难，那急诊平均等候六到八小时的加拿大，预约动辄几个月的英国美国则难以想象。现在人们口中的看病难，其实说的是找区域顶级三甲著名专家看病难。连找区域顶级三甲主任看病实际都不难，因为很多医院都不限号，挂了号当天就要看完。患者都往三甲挤，也造成了病床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从各级医院承担的住院人次看，趋势非常明显。低等级医院越来越空，高等级却越来越挤。三甲的床位人满为患，再看看下面的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除了老慢支高血压长期开药的老头老太，基本是门可罗雀。为啥呢？因为患者根本不相信他们能治好病。好了，以上论述有问题吗？是不是实际的情况？以上论述的现实一点也没错，确实是真的，但理论却是错的。那错在哪里呢？第一大错，就是对英联邦国家系统中的低效、免费、高质的定义错误。不说别的国家，就说英国。在英国，每年人均绝对医疗成本为3327英镑（合4356美元）。但近年来，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而其他国家却有了显著改善。比如香港依然高居榜首，人均预期寿命为84.3岁，而医疗支出仅占其GDP的5.7%。其次是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为82.7岁，医疗支出仅占GDP的4.3%。英国的医疗保健从2014年的21位（共56个国家参与排名）下降到2015年的35位，下降了14位，目前落后于智利、阿尔及利亚和捷克共和国。这一变化意味着，它在彭博排行榜上已跌至榜单后半，目前落后于墨西哥，与斯洛伐克和秘鲁的水平相当。而NHS事故频发、供给不足、效率低下也是臭名昭著的。可见，英联邦体系的医疗系统，又贵、质量又差、又低效。医疗不可能三角理论，错将福利医疗当作免费医疗，给他设了一个便宜的标签，实际上不过是征税来实行的医疗罢了，费用非常高，人均开支接近美国的一半。其次，医疗不可能三角理论完全忽视人们的需求，居然把要排队看病当作服务好。看个病要等几个月，这叫服务好吗？医疗的服务品质的标准只有态度好一个维度吗？我不会看病，不是医生，你生病了花一万块找我，我满脸笑容陪你唠一天磕，叫作服务好吗？帮助病人解决痛苦才是医疗服务品质的第一维度，连就诊及时都无法做到，这怎么能叫作服务好？第二大错是什么呢？对全世界最为特殊的美国医疗的定义也是错误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将美国定义为贵、服务好、高效。消费者消费任何商品，都是追求性价比的。你花三十块去街边足浴店按个脚，不会追求豪华的大厅和美丽的迎宾，只要按的舒服，你会说服务真好，因为性价比高。相反，你花五百去高档会所按个脚，要是上来个抠脚大汉给你端茶送水，你会转头就走，因为你会计算花你的投入产出比，你多花钱是希望享受更好的服务。那救护车来一趟就要1200美元，这叫服务好吗？就象你点一份快餐就得一千人民币，有谁会说这是服务好？我都看不起病了，你和我说，这种服务高效、服务好？这是什么狗屁理论？再来看什么叫高效，效率是不是光指速度，还要看结果。中国以前的赤脚医生看病也很有速度啊，大多数病人过来开几片消炎药、止痛药就打发了，检查设备都没有，速度当然快。高效得看结果什么。医疗服务品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什么呢？是人均寿命的指标与投入费用的计算。美国人一年平均花了上万美元在医疗上，但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还经常在某些年份出现人均寿命下降的情况，这是哪门子的高效和服务好？

先说点花絮，昨天写一篇文章，发不出去。最后删除部分内容和修改标题后，发出去了。有点搞笑。不过呢，也没有什么。因为纯只谈欧美，也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搞清楚道理，自然也能用这一套道理要看任何一个地方的问题。当然，有一些只站立场，不想了解道理的人，就永远是看不懂的。对他们来说，批评某一方才能让他们爽，道理不能让他们爽，这就没办法了，只能说，我们无缘。好了，开始今天的正文。一周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哈以双方停火，美国投了弃权票。紧接着发生以色列炸死“世界中央厨房”公益组织七人的事件。前天，拜登也直接向内塔尼亚胡要求，立刻停火。就在昨天，以色列将大部分军队撤出加沙了，压力太大了，只留了一小支部队留在加沙，并且开始与哈马斯进行停火谈判。真的能停火吗？不可能。的确哈以双方是在进行停火谈判，埃及和卡塔尔也在居中协调，但是，二者之间对停火的理解是两回事。哈马斯要求的是永久停火，而以色列的方案是临时性停火。这种对停火不同的要求，导致了不可能达成什么停火协议，这场战争要结束还遥遥无期。哈马斯为什么不可能同意临时停火呢？现在摆在哈马斯面前的，主要有三个选择:一是同意临时人道主义停火;二是彻底投降;三是坚持到底。先说说同意临时人道主义停火吧。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无可厚非的选择。停火可以暂时阻止杀戮，让平民得到喘息，让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可是，以色列不在意平民的性命，哈马斯也不在意啊。在哈马斯看来，如果在没有最终和全面停火保证的情况下就轻易同意临时停火，无异于给以色列授权，让他们可以随时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如果不坚持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那驻扎在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力量随时都有被"围剿"的风险。即使哈马斯这个组织，最终活不下去，他为什么要同意什么临时停火呢？更何况，一旦接受无条件的临时停火，平民一旦被隔离到战场和冲突区之外的避难所，他们与哈马斯的联系就会被切断，哈马斯利用民众当作盾牌的手段将荡然无存。以色列可以趁机对避难的平民"隔离围堵"，让哈马斯失去民众支持，陷入进退维谷的孤立无援境地。一旦哈马斯和加沙民众被分开，以色列就有可能对哈马斯及其他抵抗力量实施"精准清剿"，采取新的战术和军事战略，打一场"持久消耗战"。据以色列军队指挥官估计，这种"慢刀子割肉"的战略可能会持续1-2年之久。所以，对于哈马斯来说，加沙死多少人，一点也不重要，所以才会在谈判中坚持自己的基本条件。无论遭受多大军事压力，它都绝不会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让步。再来分析一下彻底投降的选项。这个想法从3个多月前开始就有人提出来了。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力量把它描绘成"结束战争、化解危机"的一剂良方，甚至拿黎巴嫩内战时巴解组织投降撤军的先例来说事。哈马斯对此嗤之以鼻，根本不屑一顾。道理很简单。对于哈马斯这样一个恐怖主义政权而言，投降无异于自杀。第一，一旦投降，以色列就将彻底控制加沙地带，而他们绝对不会允许哈马斯继续保有原有的行政、安全和社会资源。相反，连根拔起、一干二净才是内塔尼亚胡的目的。届时，哈马斯多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权根基将不复存在，从政治实体到军事力量，从思想旗帜到社会影响，哈马斯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第二，投降意味着以色列可以一举扫清障碍，按自己的想法对加沙进行战后安排，而不会受到任何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干预。加沙没有哈马斯了，那中东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无话可说了。第三，投降相当于哈马斯自己给自己定罪。它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就是恐怖组织，是这次战争中的主要战犯。那加沙战争期间所有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将归咎于哈马斯，这才是彻底抽掉了哈马斯的根基。这完全是自杀，哈马斯不可能干这种事。哈马斯现在选择的这条路就是坚持到底，一直到国际舆论受不了为止。他们不仅不害怕加沙人民死，他们担心的是加沙人民死得不太够，几百万加沙人，现在才死了几万人，再死个十倍，他们的支持者的数量也还有几百万。加沙死三十万人，会有人把帐算到哈马斯头上吗？美国民众都不会这么算，都会认为这是以色列人干的，更何况加沙人和中东人呢？如果加沙平民再死个几十万，那么，整个国际舆论和中东阿拉伯世界会坐视不管么？当然不会。以色列将被彻底孤立。现在拜登就已经直接要求以色列停火了，这才三万人呢？如果三十万，中东地区的舆论风暴会逼迫一堆大国参与战争么？发展成为地区冲突，就不可避免。哈马斯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怎么可能是以色列的对手呢？但他为什么敢打，就是因为他手上有几百万加沙的人肉盾牌。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即便付出内部组织成员损失一点，只要组织尚在，旗帜仍在，人心不死，希望就在。作为一个在加沙地带执政的伊斯兰恐怖运动组织，哈马斯一直把争取加沙民心支持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意作为头等大事。没有全球伊斯兰舆论的拥护，哈马斯就将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在过去的8年里，由于加沙地带民生困顿，经济凋敝，失业率居高不下，哈马斯的执政成绩和形象大打折扣。据加沙一些民间组织的民意调查，近年来，哈马斯的支持率一度跌至30%左右的低谷。与之相对，以法塔赫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的影响力有所回升。但是，战争一来，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尽管战争带来了惨重伤亡和巨大创伤，但绝大多数加沙民众对哈马斯充满了敬意与感激之情。一位加沙居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哈马斯是我们的保护伞，是我们的希望。没有哈马斯，我们早就被以色列打垮了。"另一位妇女则激动地表示:"哈马斯的战士们是真主的勇士，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我们的尊严。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为有这样的抵抗运动而自豪。"你看，一场给加沙人民带来悲惨遭遇的战争，哈马斯收获的却是民心，他们没有认为哈马斯是这一切的灾难源由。可以说，通过这场战争，哈马斯重新赢得了民心。加沙民众把哈马斯视为民族英雄，把支持哈马斯等同于爱国。一项战时民调显示，有近80%的加沙民众对哈马斯持积极评价，超过90%的人认为抵抗是捍卫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一个因长期执政而民望下降的政治组织来说，这不是大赚了吗？不打，民心尽失，一打，民望越来越高。有这么好的韭菜，哪个政客会在乎人命呢？哈马斯的如意算盘，基本上都成功了，国际舆论反转了，美国都在要求以色列停战了，伊朗都可能参战了，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在骂以色列。免费给以色列军队送餐的麦当劳在中东被全面抵制了，以至于麦当劳总部要求收回以色列当地公司的经营权。其实这一结局，在这场战争发生时，我就预判到了。《哈马斯已经赢了！》这是去年10月的文章；《哈马斯即将赢下这场战争》这是3月的文章。这一场政治豪赌，哈马斯手上还有大量的筹码，手上有几百万加沙人呢，来炸啊，再死个几十万，内塔尼亚胡你还撑得下去么？搞不好，哈马斯高层巍然不动，内塔尼亚胡却黯然下台。这个世界上韭菜是如此的多，政客们才得以如鱼得水，没有任何一方真的会将平民的命当一回事的。永远需要记住的是，政客利益并不与平民利益是一致的。加沙人的命，正是哈马斯维持政治地位的肥料，他们还能得到肥料们的夸奖。世界就有这么荒唐。

在国内,UBER就是滴滴，因为二者合并了。滴滴在国内受到了很多的管制，但在国外Uber经历的，可比滴滴惨多了。从美国政府可以随意阻断华为与美国企业的交易、随意决定抖音与微信在美国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欧美国家其实是世界反市场经济的龙头老大。中国民众最大的误解就是，欧美等民主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是自由开放的地方，是无比尊重企业家，尊重创新的地方。狗屁！看看UBER的惨状吧。我们先从中国周边说起，先说台湾吧。中国运输管理部门几年前罚网约车司机引发民众公愤，但在台湾，这点罚款算什么。2016年，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公路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新规规定，对于违法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可处10万元（新台币，下同）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勒令歇业。这将是Uber在全球面临到的最高罚款。最高可以罚到500万人民币。司机现行也罚5至15万，但修正后司机则面临吊销驾照，且2年内不得重考，牌照也会被吊扣4个月到1年。这么残酷的法规，干的下去么？2017年11月，台湾地区所谓的“交通部”表示，将责令谷歌和苹果公司将Uber打车应用从其应用商店内下架。根据台湾地区“交通部”公路总局统计，截至2017年12月26日，已经对Uber开出481张罚单，罚款6845万元新台币。对接受派遣司机开出463张罚单，罚款金额2082万元新台币。总计罚款8927.8万元新台币，Uber已缴6825.6万元新台币。UBER罚的受不了啦，乖乖地滚出台湾了。大笔金额投资台湾市场，摸摸鼻子算了，认亏认栽，实在是惹不起，咱不干行不行！台湾人到大陆觉得好方便，手机上随便可以叫车，而在台湾，滴滴和Uber都被赶出来了。最后，UBER只有和出租车合作，才算在台湾重新落地了。2017年遭交通部重罰8.31億，只好轉向與租賃業者合作。然而2019年12月上路、俗稱「Uber條款」的「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03-1條修正案，要求與Uber合作的駕駛必須考取計程車執業登記證，促使Uber再改與計程車隊合作，並輔導Uber駕駛轉為多元化計程車，才終於合法。Uber在日本也是命运多舛。2015年2月，Uber正式宣布在日本福冈市正式宣布Uber日本游开始。和中国的滴滴出行一样，一时间风靡福冈，总是瞬间成为明星项目。可是好景不长，Uber很快就受到打压。同年3月日本交通省以私家车不得参与交通运输为由，强行停止了uber的共享汽车服务。Uber日本业务瞬间猝死。UBER为了绕开日本的法律管制，甚至开启了UBER外卖活动，你不让我送人，我送货可以么？要知道，没有哪国人比日本人更需要打车软件了。日本人想打个车可不容易，如果你看日本电影的话，你会看到日本人总是一路小跑，为什么，打车太贵了。当时日本做过一个调查，比较世界各个城市的出租车，看

这两天，写了两篇批评保守主义的文章。突然发现，在当代中国的舆论圈里，特别是在精英知识分子圈里，人们已经忘记什么叫作旧时代了。保守主义，在我看来，就是旧时代的代表，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他没有任何具体的内涵，他反对革命，反对新秩序的产生，对任何理论都持怀疑态度。现代政治中左右的分野，正是对于旧秩序旧时代的认知不同。左右发源于法国大革命，保皇党为右，革命党为左。那什么叫旧秩序呢？就是长达数千年的等级制身份社会，被君权神权所统治的那个黑暗的时代。在旧秩序被摧毁后，舆论圈里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大家已经忘记了，还有一个旧秩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这二者的争论，是基于对理性知识的讨论，是自由市场能带来繁荣，还是社会主义能带来繁荣。当然有对有错，但二者仅从知识上，是站在了旧秩序的对面。米塞斯说：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封建制度的保存和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相互排斥；废除封建制度，确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原则，才能扫除重重阻碍，让人类得以享受生产手段私人所有制，以及私人企业制可能带来的一切好处。继而，他说明了自由主义的主要敌人有两个：针对“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美好旧时光的讴歌者所提出的批评，主要是说该原则废除了旧时阶级的特权和尊严。他们会说，该原则“粉碎”了社会，把社会各“有机”的组成部分全都溶解、混合，成为一大堆“杂乱乌合、无定型”的群众。有“太多、太多人”现在至高无上、没人管得着，而这些人所信奉的、卑鄙的唯物主义，已经取代了往昔高尚的品行标准。金钱现在是老大。品行卑劣者，现在享受财富、物资丰饶，而品行高尚、令人敬佩者，则两手空空、拮据度日。这种批评言下之意无非是：旧体制下，贵族以美德突出、闻名于世，他们的社会地位、收入，也全都拜自身品行高尚、文化优越所赐。这里无须揭穿这种神话。任何纯正、绝不涉入价值判断的历史学家都忍不住会说：“旧体制时期，欧洲主要国家高阶贵族的祖先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和宪政斗争中巧妙选边，和那些分别在他们本国保持胜利的统治势力站在一起的军人、弄臣与宫廷名妓。”资本主义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毁谤，一是保守主义者，二是自封的“进步主义者”；这两方对于昔日旧体制的典型人、物好坏的评价，意见固然不合；不过，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人、物倒是同声谴责。在他们看来，现在那些获致财富与名望的都不值得尊敬，净是一些品行轻浮、卑劣的人。资本主义的这两方敌人都宣称，要以比较公平的“分配”办法，取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下盛行的那些显然不公平的办法。在旧秩序里没有关于人类繁荣的知识，在长达几千年的旧秩序中，资本没有办法积累，因为皇权和贵族是征掠者，他们不断地摧毁一切资本积累，大商人的财富几乎不可能继承下来，他们争权的过程造成反复的战争，使得一次又一次地资本清零。我今年春节去江浙游了一圈，那些美仑美焕园林的主人，都是历史上的官员。这些财富全部来源于旧秩序的征掠，对商人和平民无情的剥夺。在几千年的旧秩序中，财富几乎没有增长。经济史学家们统计，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没有增长。原因无他，除了等级社会对资本的掠夺外，一次又一次争权的战争，也是资本不断被清零的原因。没有了资本累积，就没有了经济发展。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甚至让中国不少人误以为大清帝国也是私有制社会，认为那是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他们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私有制和公有制两种经济制度，但却忘记了旧秩序下，是君主所有制、贵族所有制、教士所有制。这不叫私有制，这叫剥夺制。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才能带来私有产权制度，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内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最早，这个词来源于大学。大学生们刷爆朋友圈的几张“内卷”图片是这样的：有的人骑在自行车上看书，有的人宿舍床上铺满了一摞摞的书。这些图片最早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霸之间流传。现在说的就是，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现象。可以看作是努力的“通货膨胀”。这不就是报酬递减率吗？报酬递减律是个经济定律，它反映了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这一经济学上的基本法则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及畜牧业等各个生产领域。它的中心意思是：“从一定土地上所得到的报酬，随着向该土地投入的劳动和资本量增大而有所增加，但随着投入的单位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报酬的增加却在逐渐减少。”简而言之，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投入增加，但对应的报酬却在减少。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组生产要素，一起生产一种产品，比方说你要在一个花盆里面种小麦，那花盆里面有土壤、有水、有肥料、有种子。这时候别的因素不变，种子不变，土壤不变，水不变，你往里面加肥料，加一勺肥料，因此而产生边际收益，你种出来的小麦就会多一点；再加一勺肥料，你种出来的小麦又会再多一点。这叫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收益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有递增的阶段，但不管前面边际收益上升的期间有多长，总会有那么一天，你再往这个花盆里面加肥料的话，它带来的边际收益就开始慢慢减少了，它的收益会掉头向下了。如果世界不是这样的话，你往一个花盆里面不断地加肥料，它长出来的小麦就会越来越多的话，那你就能够在一个花盆里面种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小麦。这是不可能的。那关键就来了，什么时候会发生递减呢？这就叫拐点。就以教育为例，在九十年代，大学生很稀缺，大部分大学生出来后，都被各类单位所重视，那教育在一个人身上的收益是在递增的。那在高校扩招后，中国人都将上大学当作给儿女最好的出路的时候，这时，普通大学生的收益就开始逐步递减了。当985、211才是大学生质量保证的基础时，你会看到名校毕业生的边际收益率还是处于上升状态的，最近十年，名校热门专业毕业生的起始工资越来越高，毕业就拿十万甚至几十万年薪的名校生越来越多。而普通大学生、普通研究生，他们大多数并不能符合社会职业需求，而企业数量并未跟随大学生数量同步增长的时候，普通大学生的边际收益拐点就来了。资本有没有拐点呢？也有啊。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收益在拐点后必然出现下降。风险投资就是代表着资本与人力的拐点关系。一个风险投资商投入一个项目，对方项目可能只有五个核心团队成员，没有一分钱投入，而风险投资商却投入数千万，只占10%的股权，这就代表着资本的收益在边际下降，而人才的收益在边际上升。你现在熟悉的各个互联网大咖，马化腾、马云、黄峥、王兴，张一鸣，他们在企业里可能根本就没有投一分钱，或是非常少的钱，但却是价值万亿企业的前几大股东之一。而资本的收益率下降时，就是劳动力收益率上升的时候。作为劳动力，你要希望的是这个社会的资本越多越好，富者的资本越来越多的结果就是资本的收益率下降。而当社会普遍贫穷时，资本的收益率往往超乎寻常的高，越穷的社会资金借贷的利率也越高，而越富的社会，资金成本越来越低，借贷利率也低。这用最基本的供需理论也能解释，就是资金供给量大，资金的价格就将变低，需求曲线永远向下倾斜。所以劳动者仇富，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当资本被消灭时，钱才更值钱，人就更不值钱。内卷就是边际收益在下降了，一份劳动投入的产出在降低了，原因无他，就是资本在变少，储蓄率在降低，新增投资在减少，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在某些领域你再怎么努力，都增加不了多少收益。中国储蓄率节节上升时，其实是一个人人都觉得自己明天就能翻身的时代，当储蓄率节节下降时，什么内卷，躺平，丧社会全来了。而躺平，就是低欲望社会的起手式。为什么躺平？因为边际收益率在降低，我投入一份并不能产出到我预期的那一份。那我为什么不躺平。因为躺平也有收益啊，那就是收获了安逸。少数人选择安逸是自我选择，是正常的，但形成社会氛围则是干预主义的产物。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限的，你无法想象一个人类社会集体选择所谓低欲望。人总是在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中做出决策，如果我努力工资拿五千，躺平可以拿两千。同样是买不起房，不敢娱乐，不敢交际，不敢追女朋友，不能买车，为什么不拿两千，毕竟五千还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欧美现在就有数千万人死挺挺地躺在地上，坚决不起来。不上班可以拿一千多美元（欧元），上班拿两千五，我不躺平我有病啊。日本年轻人早就进入低欲望社会了。工资越高税越高，努力半天的结果是被剥夺，日本的老年人太多，福利太多，年轻人的收入大半被征去搞社会福利，导致边际收益早早进入拐点。如果你仔细了解下累进税，就会发现，累进税就是人为设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通路。在中国当你收入高到某个点时，这一部分的税率是40%。而法国早就经历过了，因为最高时他们的最高税率到了80%。也就是当你收入到一个高点时，八成归了政府，那你努力还有意义吗？日本年轻人一堆的宅男，一堆的号称无欲望的人，真没有欲望吗？不是，安逸也是欲望，努力得到的产出低，不如安逸带来的效用高，当然选择安逸。类似的名词，在台湾叫小确幸，在日本叫无欲望社会，在美国叫美国梦破灭了。内卷与躺平，当这些词天天在社会传播时，这代表什么呢？阶层固化。阶层固化的本质就是劳动者的边际效益进入递减状态。努力十分带来的结果是收益增加一分，阶层当然会固化。改开前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你努力有用吗？现在的社会也开始出现阶层固化的征兆了，普通人很难进行储蓄，很难累积财富，而物价、房价却不停地上涨，这当然会使人绝望。越是大学生，他们越容易感觉到边际效益递减，因为中国的五险一金占工资比已经达到40%了，而税收只能向前分摊，也就是说，实际承担者就是劳动者。相反，农村一些技术工种农民工反而有收益递增的感觉，不少技术工种月入上万，甚至数万，反而是一个新现象，原因无他，他们没有进入五险一金的系统。这种绝望大多数时候还被错误的认知带跑偏了，他们认为是资本让他们收入下降，资本让他们买不起房。互联网行业在一年前，是中国少有的管制比较少的行业，在这样的行业资本的收益率其实是低的，而劳动者的收益率其实是处于边际递增状态的。所以你能看到无数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仅仅就是打个工，也可以年入上千万。无数资金天天在找项目，找靠谱的团队来帮助他们的资金增值时，你要是一个有能力帮助资本增值的人，那你就得发大财，你就会成为资本的救星，你的每一分劳动的产出就会惊天的高。马化腾如果你计算他一天的产出的话，你会发现，他从创业的第一天起，每天的为自己增加的财富值应该超过了五千万，而马化腾自己可没有资本。所谓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其实都是社会资本不够的结果，你看看美国、欧洲、日本的储蓄率就知道了。社会失去了储蓄，减少了资本，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才越来越慢，越来越少。这时，你会看到更多的钱生钱，而在一个资本充足的社会，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人生钱。可悲的是，人们面对阶层固化时，往往是将资本列为第一敌人。如果你懂得边际收益递减率，就会明白，要破除内卷和躺平，要想让劳动收益增加，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资本变的更多，变的更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一段时间以来，鼓吹离境税的人开始多起来了。起先是一部分网络民粹，天天在主张要向美国学习，搞离境税。接着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所谓经济学家卢麟元，也公开主张。来大陆捞金的香港经济学家已经成功了一个，叫郎咸平。卢麟元显然也深谙其道，积极迎合民粹，也想在大陆捞点金回去，谁叫这里傻子多呢？可是，离境税，这种玩意是一种荒唐无比的玩意，美国实施了，不过说明美国也是一个荒唐的国家。离境税:开历史倒车的愚蠢之举离境税的核心，在于限制人身自由。表面看，他只是对离境、脱离国籍的人的一种惩罚，但其本质是通过经济手段，变相剥夺了个人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的权利，并对离开本国的人进行经济惩罚。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离境税无疑践踏了这一原则，赤裸裸地侵犯了个人自由。如果离境税是允许存在的，意味着政府有权阻止个人离开国家的边界。只要进一步升级，那就是象朝鲜一样，关在这个国家里哪也不许去。甚至到了战争阶段就发展成为了俄乌两国政府阻止民众离境。更荒谬的是，离境税的鼓吹者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在保护国家利益，防止人才把钱带走。一个国家的居民，他们在市场上赚到的钱，就是市场对他贡献的奖励，他同时还是一个税收承担者，特别是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不欠任何人的。政府的各种基础设施，警察、军队，都来源于企业家的税款。你凭什么在人家离开时，对他施以惩罚？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护的上升，没有这些，哪有今天的经济繁荣。相反，正是对财产权利的漠视，随意发钞、对企业产权的漠视，对人身权利的漠视，才让经济增长出现了困难。否则，为什么中央政府天天在谈保护产权？离境税的荒诞还体现在，它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参与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场，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离境税无疑是在逆全球化而动，将一国经济推向自我封闭和边缘化。这就像一个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车辆，不仅阻碍了自身前进的步伐，也给他国经济发展设置了障碍。二、离境税的逻辑陷阱支持离境税的人们，显然没有看清其背后的逻辑陷阱。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提高离境成本，就能阻止企业资金外流。殊不知，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加剧了资本外逃。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面对苛捐杂税，他的选择无非有三：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想方设法避税，要么远走高飞。在离境税重压下，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前两个选项。相反，越是限制人身自由，越是激发了人们"壮士断腕"的决心。正所谓"阳奉阴违"，表面上服从，背地里加速转移资产。东欧国家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对离境者征收高额费用，结果反而加剧了精英阶层的出走。这些人天天说美国有离境税，那么美国怎么样呢？2008年,美国政府将离境税上调，对富人征以高额（20%）的资本利得税，提高了放弃国籍的"门槛"。结果呢？脱籍的人越来越多。2020年，共有6705名美国公民放弃了国籍，比2019年的2909人增长了130%，创下历史新高。2011年，Facebook公司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移民新加坡。当时,萨维林持有Facebook公司约4%的股份,价值约30亿美元。如果他在美国境内出售这些股票,需要缴纳高达9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而新加坡实行的是属地税制，对非本地收入免税。因此,萨维林可以合法避税,节省大笔税款。虽然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他"不爱国""没良心",但事实证明,萨维林做出了一个明智的经济决策。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12年,美国著名投资人、亿万富豪约翰·坦普尔顿放弃美国国籍,移民到巴哈马群岛。2016年,Johnson

哈耶克说，金钱是最伟大的自由工具。的确，货币，这个伴随人类文明已久的交易媒介，其发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在物物交换的年代，人们用商品交换商品，诸如以布匹易得谷物，以羊只换取陶器。这种直接交易虽简单明了，但有一个致命缺陷：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渔夫想要木匠的椅子，木匠却想要农夫的谷物，农夫恰好又需要渔夫的鱼，这样的巧合又有几回?更不要说从产品品质到交易时机，还有诸多变数影响。可以说，物物交换之所以低效，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的"交易媒介"。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种类的繁多，物物交换的弊端日益凸显。人们开始自发地寻找一种通用交易媒介，既可以衡量不同商品的价值，又能随时用于购买自己所需。于是，贝壳、牲畜、青铜器等稀缺物品，开始成为原始货币的雏形。它们或易于携带，或易于分割，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实用性还相当有限。直到贵金属的出现，人类才真正找到了理想的货币材料。黄金和白银之所以成为货币首选，原因有三：一是稀缺性适中，总量不多不少，既不会因过于丰裕而贬值，也不致因稀少而不敷使用;二是容易铸造和分割，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规定面额;三是稳定性好，不易腐蚀变质，便于流通和保存。关键的是，金银的产出完全取决于市场，而非帝王的心血来潮，因而保住了货币应有的"中立性"。可以说，正是自由市场选择了金银，而不是反过来。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金银币的质量也得到了市场的检验。权威的铸币厂以信誉为本，决不敢在币重和成色上弄虚作假。即使个别钱币出现磨损，只要不影响交易，也在情理之中。日积月累，人们对"一钱一两"产生了普遍共识，对货币价值的认定有了直观感受。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是任何外在权威都强求不来的。不幸的是，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很快打破了这种自然均衡。当权者发现，只要垄断铸币权，就可以悄悄降低货币含金量，偷梁换柱牟取暴利。于是，各国竞相效仿，将原本成色上乘的钱币，越铸越薄、越铸越小。到了19世纪，英国的金币已掺杂了17%的贱金属，法国的银币则膨胀了6倍有余。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民众对政府发行的钱币信心尽失。与此同时，金银比价的波动也成了政府操纵货币的手段。17世纪，英国将金银比价定为1:16，而市场价格其实接近1:15。于是，聪明的商人纷纷将市场上的银币买进，再拿到铸币厂换成金币倒卖，坐收其中差价。反之，当金币在市场上升值时，银币又会大量流入市场，形成新一轮的套利。就这样，金本位和银本位交替更迭，但无论哪种本位，政府都能从中渔利。直到金银比屡遭操控,各国信誉扫地,英国不得不在19世纪确立金本位,金银复合本位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9世纪末叶，英国率先确立金本位制，将金币视为唯一法定货币，白银沦为辅币。自此，各国纷纷效仿，金本位制遂成国际惯例。表面看来，金本位制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货币含金量一目了然，各国汇率也基本稳定。但实际上，政府对货币的操纵从未停歇。在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币值稳定、汇率固定、国际贸易和投资空前活跃。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守住金本位，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正如一位智者所言:"任何制度的结局,都早已埋藏在它的开端"。这句话,放在金本位上,同样适用。金本位并不能真正制约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有了"币值稳定"的金字招牌，政府反而更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发行纸币。只要名义上可兑换等量黄金，实际流通中的纸币就可以超发。当公众要求兑现时，政府再以维护金本位为名，宣布关闭金窗，把民间金银收归国有。就这样，金本位沦为摆设，政府对货币的操控却有增无减。19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862年，林肯政府为筹集南北战争军费，滥发"绿背钞票"，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战后虽恢复金本位，但政府并未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到20世纪初，美元供应量已是黄金储备的三倍有余。一旦公众对政府信心产生动摇，挤兑风潮就会见怪不怪了。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被铭记为，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话说，“臭名昭著的日子”。在这一天，罗斯福总统下令没收美国人民的私人黄金财产。一位美国学者说，他攻击无辜的公民，就像日本轰炸珍珠港一样，炸毁了美国的金本位制度。为了彻底摆脱金本位的束缚，中央银行应运而生。它虽打着"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执行者"的幌子，实则是政府的傀儡，专门服务于其膨胀货币的需求。各商业银行在央行开设账户，央行规定最低准备金率。只要放松这个比例，银行就可以放贷放个痛快。至于客户要提钞。央行自有印钞机为其兜底。即便银行破产，央行也会毫不犹豫地接管，让纳税人埋单。而当危机来临，政府更会以维稳为名，宣布银行停止兑付，让储户的血汗钱化为乌有。就这样，在政府和银行的勾结下，通胀的暴利被攫取，货币的价值被稀释，而付出代价的，却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一战期间，欧美各国竞相滥印钞票，德国马克一度贬值到战前的万亿分之一。为偿还巨额战争赔款，德国政府铤而走险，又制造了魏玛共和国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直到1923年11月，德国货币供应量已是战前的1.47万亿倍。可以说，魏玛通胀的创伤，直接酝酿了纳粹上台的悲剧，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货币混乱，更暴露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名存实亡的窘境。如何重建战后的国际货币秩序？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开出了药方: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规则很简单：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初见成效。在布雷顿森林时期，世界贸易额翻了两番，经济增速创下新高，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暗流涌动之下，危机正在悄然酝酿。作为体系的核心，美国免于金本位约束，可以肆无忌惮地滥发美元。当美元大量外流，欧洲国家囤积的美元越来越多时，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已如泰山压顶。眼看华盛顿的黄金储备即将耗尽，外国政府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到了60年代末，这一矛盾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无限期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自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各国竞相滥发货币，在此后的牙买加体系下，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国际货币秩序的新规则，全球各国进入了依靠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时代。1973年，美元危机引发了石油危机，西方国家的通胀率普遍飙升到两位数，滞胀来袭，凯恩斯主义名誉扫地。货币主义者趁机上位，鼓吹采用铁腕手段调节货币供应。然而正如奥地利学派指出，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恰恰是政府对货币供给的人为扩张。没有政府的滥发货币，就不会有泡沫，更不会有泡沫破裂时的经济萧条。货币既不是生产要素，也不是消费品，增加或减少从来不会对生产力带来变化，人为地增加减少，不过是在经济体中进行财富的掠夺，让累积的资本一次一次地清零。在各国控制货币的时代，各国完全放任汇率自由浮动，互相较量外汇储备和经济实力。货币不再是交易媒介，而成了各国博弈的筹码。为了刺激出口，一些国家竞相贬低本币，打起了货币战；为了减轻债务负担，一些国家又醉心于制造通胀，放任货币贬值。种种行为，无不以政府利益为先，而将货币职能置于次要地位。回顾货币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当货币成为政治工具时，经济就会陷入动荡；当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时，物价就会失去稳定。通胀之所以频频发生，根源就在于人为操纵货币供给，背离了市场规律。只有还货币一个清静，让其回归交易媒介属性，经济繁荣才有希望。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诚实货币"理想。诚如罗斯巴德所言，实现货币非政治化，当务之急有三：一是取消政府对铸币发行的垄断，实行自由竞争的货币制度；二是恢复金银复合本位制，让不同币种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汇率也由供求决定；三是严惩制假售假等破坏诚信的行为，树立货币发行的道德底线。只有如此，个人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财富，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国家也不致因货币失序而陷入混乱。当然，要让政府放弃手中的铸币特权，绝非易事。重要的是，人们根本没有认知到，政府印钱是一种偷窃行动。他们堂而皇之地告诉你，这叫宏观调控，而人们信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公开的盗窃行动，才可以持续上百年。只有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认知到这一点，才能终结这种盗窃行动。

大家好，我是老古。最近几天没有发文，因为事情比较多。今天发这篇文，也不是最近写的，而是写好很久的，一直忘记发了，因为不少朋友关心我，所以还是找篇文章发一下，以免大家以为我失联了。亲美，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最为重要的一次思想运动。应该说，亲美派在中国有着庞大的数量，在各种舆论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个亲美派，也即一名“美粉”。但是，我今天却要来一出“狗咬狗”，我来夸一夸美国的自由，但骂的却是另一群“美粉”。因为，我们双方对什么是美国的自由，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大部分“美粉”是罗斯福的粉，也即四大自由的粉，普世价值的粉，而我却认为，罗斯福毁掉了美国绝大部分自由。如标题所述，我今天就来谈一谈，美国还残留有哪些自由值得我们向往，而这些自由，往往被另一群“美粉”认定为不是自由。一，美国的私人警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美国是一个私人警察多于政府警察的国家。而在不少亲美公知的理论中，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是他们最喜欢谈的一句话。但是警察作为具备胁迫功能的一种武装力量，在美国却是广泛私有的。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私人警察的数量已经趋近于官方警察的数量。进入21世纪

那个要继承农业发展银行家族事业的孩子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孩子是无罪的，他说的话可能也不完全真实，毕竟这么小，懂什么？不管这事多大，我都希望这个孩子不受责骂，不被打，不蒙上心理阴影。他或许只是说了一句天真无邪的想法。但是，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就引爆全网了呢？因为，孩子的话里，触动了人们反对身份社会普遍情绪。身份社会的痛苦在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全世界都是如此。古代中国，有贵族，那就是士大夫阶层和皇权家族，他们是社会的上层。欧洲的神权、皇权，也有一大堆的统治者。米塞斯说：历史表明，远古以来，强者就利用其强势攫取权力奴役广大弱者群众。在身份社会（status

南昌前天出了件大事，强对流天气下，有三个人在睡梦中从高层住宅中被吹下楼了，直接摔死了。这件事，实在是离奇，绝大多数人从来也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强对流天气在继续。预计4月2日20时至3日20时，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中南部、江西、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风力可达12级以上，最大冰雹直径20毫米以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西部、福建西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为什么强对流天气会导致这么离奇的灾难呢？如果看过空难片，你就能理解了。在我们周围充满着空气，虽然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空气是有压力的，正常情况下，空气的压力是一个大气压，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常压。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空间，空气减少，压力就会随之减少，这种低于常压的气体压力状态，被称为负压，而存在负压的空间，我们称之为负压空间。在空难片中，如果飞机破了个洞，那么，如果机舱内的人没有系好安全带，就会被接被吸出飞机。原理是：飞机外的大气压低于机舱内的大气压，形成了负压效应。飞机内是进行过人工增压的。这次南昌强对流天气下，睡在床上的人连同席梦思一起被吹下楼也是这个原理，准确地说，是被吸出窗外的。在强对流天气下，外面的风速很高，就导致房子外的大气压明显低于房子里面的，就形成了强烈的负压效应。大风天气中，其实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生活体验，比如你感觉没有什么风，但你一开门，门就被吸出去了，这也是负压效应。1944年9月18日，一架C-47军机，载着19名军人，正按计划起飞。目的地是阿拉斯加的“安德鲁”空军基地，全程大约1600公里。结果最后飞机失事了，搜救人员赶到失事地点时，发现一件无比奇怪的事，飞机残骸中，19名军人一个没看到，连同他们的行李，都全部消失不见，好象一件灵异事件。但后来经过分析发现，是因为碰到了极端气流，出现了强大的气压，将舱门都吸开了，将里面所有人全部吸出。其实飞机能起飞，也是这个原理。飞机翅膀上面是流线形曲面，气流速度快，气压就小于下表面，所以飞机随机翼上升。就是因为负压形成了压力差，使得几百吨的飞机可以飞上天。所以，只要风速够快，室内外的压力差就会越大。如果在一个密闭的卫生间开排风扇，会导致卫生间内负压增加，外面的空气进入，空气排不出去，这时，只有打开卫生间，才能排出风。那么，住在高层住房的人，要怎么应对这种极端风险呢？首先就是窗户得找质量好的，因为要把人吸出去，先得破掉窗户，才能形成巨大的负压力，单层窗户，就是危险的。最好是双层玻璃窗户。强对流天气，并不止是形成负气压，他是随时切换风向的，这与台风固定的风向不太一样，他一会对着窗户直接吹，这时，力量就是朝向窗户里面的，一会与窗户平行吹，这时负压力量就是拉扯窗户向外面的。这样就导致窗户一会向里鼓，一会向外鼓，单层窗户就很容易在这种反复拉扯中破掉，而一破掉，风向又改成平行，就马上形成强大的负压，把人拉出去了。所以，不仅是玻璃，包括窗户的支撑架，都得找厚重的材料

大家好，我是老古。巴勒斯坦这个地区，战乱了八十年。各种历史分析、现实分析，都忽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他们到底要争什么？争的无非就是两个字，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要在中东建个国，巴勒斯坦民众也要建个巴勒斯坦国。因为要追求这个国，因此才有了领土之争，才有了首都之争。然而国，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值得这么多人绑上炸弹，天天杀来杀去的吗？真没有这么重要。如果仅从个人来说，国家是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需要和平，需要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工作环境，他不可能高于个人的目标。那些绑上炸弹要去争取巴勒斯坦领土的人们，如果为了自己的权利抗争，那还有几分道理，若是为了国家而战，这就是荒谬的，因为这将把国家这一手段视为比自己更高的目标。以色列这么多年来扩张的领土，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利益，起码不是那些已经安家乐业的人的利益，或许，他们也只能是服从于政客们建立以色列强国的这么一个目标。为此，付出无数犹太人的鲜血和生命，价值何在？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在争论一个主题，那就是国家。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历史中，更多的普通人，心中没有这么强烈的国家概念，国家不过是一块区域，是他生活的地方，如果这一片地方没有什么好的赚钱机会，或是生活得不满意，很多人的选择是离开这一区域。离开一个国家，和离开一个县城，到另一个省、另一个州去生活，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之后，国家的概念就变得无比重要了。没有国，就没有家，这一句话，在当下的世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成立的，他的生活他的未来，完全绑在了这个国上。因为这不是一个自由迁徙、自由贸易的时代。所有的国家门口都树着一块牌子，非请勿入，你不能随便来工作，不仅如此，哪怕是签证官大人开恩了，允许你去，各种投资、工作都需要许可，除非你只是来消费和玩。在全球人口流动被阻断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开始需要一个祖国。把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把他的护照和身份证撕了，扔在国门外，他就真是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野狗。国家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维护国家，维护领土，成为了和每一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国家从手段，成为了目的。以色列人之所以需要祖国，因为他们广受歧视，也因为他们并不能全世界自由行商，巴勒斯坦人之所以需要祖国，因为除了这片地方，他们又能去哪呢？世界各国边境上都是戒备森严的高墙，严格的审核制度，不同身份国籍的人完全不同的权利，他们有地方可去吗？人们往往错置因果，说某一些人，天生就是坏，观念就是坏，所以，不能让他们来，但真实的因果是，就是因为流动不自由、贸易不自由，人们才被更坏的观念所吸引，成为了坏观念的奴隶。在二十世纪前，美国买张船票就可以去，中国人去日本留学坐船就去了，没有任何政府手续，欧洲各国的民众随时去任何一地工作。今天世界已经在贸易保护、劳动力保护的观念下，变成了不同的牢笼。也因此，再坏的政府，民众也没有办法用脚投票，因为外界不接收他，政府的权力扩张前所未有地庞大。政府之间的竞争，几乎不存在了。所有的民众无比依赖政府，哪怕是哈马斯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成为被依赖的对象，脱离哈马斯，巴沙很多人真的要去死，因为当地什么都缺，而哈马斯一手举着枪，一手操纵慈善。这时的民众，像极了一条狗，他们为了那一点狗食，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如果世界之大，可以任他们去，谁又在乎什么巴勒斯坦的建国梦，让自家几个孩子吃好穿暖上大学，岂不是更实在？那些中东国家真的支持这些人的话，开放国境接纳巴勒斯坦人去工作不就行了？难道他们不想去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工作吗？和平是如此的简单。或许有人会说，把领土让给以色列，太憋屈了，忍不了。忍不了的人，自己去和以色列继续杠嘛，想过好日子的人，去中东发达国家打工去。中东富裕地区，外劳的数量高达近千万，所有的巴勒斯坦的人都可以去那边工作、生活，可是，有哪个国家愿意接收他们呢？这些国家的长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是真的支持吗？不过是给些狗粮说，给我继续咬以色列。真相是，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变得如此的需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的盛行，人们阻断贸易，阻断人员流动，建立各种壁垒，让政府竞争消失，人们从此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转过头来只能拥抱这些集体主义观念，成为政客们实现目的的手段。然而，这个世界上，支持人口跨国自由迁徙的人，几乎找不到几个了，仅仅一百年，世界的常态，就变成无数人不可接受的未来。甚至一些天天说自由的人，都把国家和国界线看得无比重要。这能怎么办呢?正是广泛的观念反对人口自由迁徙，人们才把自己关进了国家的牢笼里，才让政府的恶劣程度增加，他们是自陷牢笼而不自知。巴以两方民众，都生活在观念的牢笼里，无法挣脱。然而全世界精英群体的堕落，对人口自由迁徙的反对，共同铸造了这个灾难。米塞斯说：如果法律、行政和法院不区别对待公民和外国人，如果每个人都能不受干扰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工作，如果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不受制于任何限制或者关税，那么个体的公民当然就毫不关心他的国家是大是小、国境线划在哪里。然而我们的时代依然不是自由放任、自由迁徙、自由贸易的时代，而是经济国家主义的时代。

新闻报道，农村断缴城乡居民医保的情况，出现了不少。据澎湃新闻报道：去年12月，河北沧州市某村村干部在村民沟通群中发布了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缴费通知后，村民李浩毫不犹豫，为50多岁的父亲李志勇续上了380元医保费。与给父亲积极续保相比，李浩放弃了给家里其他七人参保。这不是他和家人第一年断缴城乡居民医保了。他记得，前些年，母亲和爷爷也曾参保，自从缴费标准提高至200多元后，当时80多岁的爷爷和母亲便断缴了，而夫妻俩和三个孩子从没参加过城乡居民医保。他认为医保费用逐年上涨，如果全家都参保，八口人要缴费3040元，如果其他人没得病，2000多元的医保费就白交了。那么，问题出在哪了？是380元这个价格高了吗？要知道，实际的支出并非380元。据2023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之内容，2023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1020元，其中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达到每人每年640元，并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380元。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所上缴的380元，其实是不够的，政府还补贴了640元。明明每一个人交380元，就可以拿到640元的补贴，这不是沾大便宜的事吗？为什么他们不交呢？以很多城市人的眼光来看，380元一年的医疗保险，的确不高啊。为什么农村人却纷纷断缴呢？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同比分别减少0.3％、0.8％、0.8％和2.5％。李浩所在村的村干部赵军说，2024年，缴费截止前几天，全镇30多个村子虽然多数已达到90%以上的参保率，但半数村子的缴费人数比去年少100人至200人。各地村干部，将确保参保人数都当作重点工作来做了，但依然阻止不了断缴的趋势。今天，我就来剖析一下这一事件后面真实的原因。原因一：城乡居民医保的模式城乡医保和职工医保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自愿，一个是强制。同时，他们又有相同的属性，那就是他们都属于一种互助保险。互助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在于，互助保险是一种凑份子的保险模式，你看城乡居民医保的模式就是每一个人都交一样多的钱，都是380.这种交费一模一样的方式，就决定了这种保险模式的命运，那就是必然会出现这种大量弃保的现象。你先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保险公司老板，你会怎么设计健康险产品？七十岁的人，和二十岁的人，交的钱都一样吗？这样正确吗？肯定错误，因为这二者的疾病风险，完全是两回事。商业保险产品需要细分人群，对个体进行风险估价，以降低价格。比如你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那你的疾病险的价格可以打七折，比如你年轻，那你的价格还可以更便宜，因为越年轻得病概率越低，比如你是个跳伞爱好者，那你的意外险我得翻五倍，因为风险太大了。通过对人群的细分，保险公司就能将风险一致的人分到一个风险池里来，大家一起共同分摊大家的风险。这样的结果，就是年轻人购买疾病险、人寿险的价格就便宜了，喜欢健身的人购买疾病险就比那些不喜欢的人更便宜。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争取客户。与此同时，他还带来另一个结果，就是大家不会互沾便宜。假设你购买意外险和一个天天玩高空跳伞的人的保费一样，保额一样，那你肯定被别人占便宜了，因为你的风险更低。隔三差五，就摔一个，那你的意外险肯定就越来越贵，那你就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呆在一个风险池。你和另一群和你一样风险的人购买意外险五块一年，而那些高空跳伞的人则和搞翼装飞行等其他极限运动的人在另一个风险池，他们购买意外险可能是一年五万。最后极限运动者内部也发生矛盾了，有些人一年玩二百次，有些人一年才玩一次，怎么办？那保险就按次收，一次收一千，那这样玩一次的人就不被人沾便宜了。所以保险产品是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和扩大客户群的？依靠的就是对风险更加精准的估价，对风险人群的细分，甚至对风险行为的细分。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的保险产品。你看到，为什么农民给年纪大的人交，放弃给年轻的人交呢？因为，在这种每一个人一样价格的保险模式下，年纪大的人占便宜，年龄小的人吃亏。因为二者的风险定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城乡医保一开始那么便宜呢？只要交十块就可以了。因为，刚开始交时，年轻一点的人更有风险意识，交的人更多。但现在呢？农村也老龄化了，老年人越来越多了，这么便宜的价格就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人来加入，这时，保险池里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人群。为什么政府要催收呢？因为，如果都是中老年人交的话，年轻人和小孩不交的话，意味着，1020元的筹资额又不够了。明年还得涨。但你越涨，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年轻人更不交了。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年轻人的实际保费将在数年后高于商业保险的健康险。城镇职工医保有强制性，但城乡居民没有强制性，因此，除非政府不断地增加补贴，以维持低价，否则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弃保的年轻人将与日俱增。原因二，城乡合并医保不合理农村人的医保，最早是新农合，也即，只有农村人参与的一个政府医疗保险基金，起初一人交十块就可以了，保障水平也比较低。后来，新农合并入了城乡居民医保，城市人和农村人在一个池子里了。在更贫穷的时代中，农村人很多病都不去看，即使你报销，他们也不去看病，因为总要自负一部分。比如，一个穷人的家庭中的父母，患上重病，治疗需要二十万，医保报销十万，他还要支出十万，对他来说，依然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谁会去治病呢？生活条件更好的人——城里人。由于新农合（仅限于农村人）的医保制度被城乡居民医保所取代，这就使得城里人和农村人在一个风险池子里用这笔医保资金。这看起来是好事，城里人与农村人待遇一样。但其实是对农民不利。整个资金池中，使用医保资金更多的是城里人，而农村人由于更加贫穷，于是他们使用的比例会更低。这种互助医保模式其实是大锅饭模式，锅越小，其实是边际上更好的，锅越大，其实带来的麻烦越大。也就是说，新农合，如果不取消，由农民们在一个风险池子里，那么，由于大家的医疗消费水平差距不是那么大，大家平摊的费用也就更低。我们假设一个极端场景，中国农村人和美国人在一个风险池子里，每个人交一样多的钱，按一样的比例报销，那会出现什么情况？费用会被美国人花光了，因为哪怕是花费百万，美国人也会花。自付额的限制，会导致农村人不会治昂贵的重病，而这对美国人来说，这根本不是压力，因此，美国人的医疗消费会更多，风险池里的钱大部分被美国人消费掉了。消费水平一样的人，放在一个池里，大家的支出水平就是接近的。但把城乡居民放在一起，这就导致整体的保费水平不断地升高。我写过很多篇文章，反复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农村人与城市人在一起搞社保、搞医保，都是一种让城里人沾便宜，让农村人吃亏的模式。原因三，医疗消费价格没有下降其实政府在农村办医保，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将农村的诊所大量消灭了。由于医保有指定医院，诊所往往很难拿到医保资质，更难以被政府监管，所以，当农村政府医保普及后，诊所就生存不下去了。便宜的医疗服务，被低效的政府公立医疗机构所取代。同时，整个医疗行业的管制在不停地增加，导致医疗没有象快递一样，迅速降低价格，甚至在通货膨胀和医疗管制的影响下，价格不停地上升。这种上升，导致医保支出的金额也在不断地上升。支出金额上升，那缴纳的金额就得不断地上升。全民医保在中国推行后，医疗需求也出现了井喷的情况，很多没有必要的门诊、检查、药品，甚至住院，都在大量出现。既然可以大比例地报销，那么，人们医疗消费的冲动就越来越强大。在城市里，老人有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往医院里冲，需求的增加也进一步推升了价格的上升。但很多需求完全是医保带来的盲目需求，他消灭了人们实际生活条件下的医疗消费节制。由此就形成了两重天。城市人医疗消费频次越来越高，但农村人，则在不断攀升的医保面前选择了放弃。怎么解决？要解决价格问题，首先要对医疗领域进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只有自由放任，才能刺激大量的投资，才能增加医疗领域的大量供给，最终堆动价格下降。要解决交费意愿问题，边际改善是恢复新农合，更优解是，政府不管，让商业保险来干这个事。商业保险现在显得贵，且质量不好，并非市场失灵，而是官办医保让这些企业没有了发展空间。最好农村人及其子弟，都不参与什么各种社保医保，不要说给他们什么福利，不让他们吃亏，就是一件大好事了。农村子弟如果进厂工作不交社保，一人一年能多赚起码一万多，三个子女的话，能多赚三四万，还用担心这380的问题吗？农民们其实对福利没有高的要求，不要让人家受损好不好？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公，你去各个县城看一下，大量的普通城市人天天到处旅游，跳舞，但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他们一生的生产，其实远多于这些普通城市人，但他们拿到的实际消费却远远低于他们。正常来说，一个人的消费来源于他的生产。但有些人生产少，却消费多，不过是特权带来的结果。另一群人生产多，却消费少，这不过是被剥夺的结果。美国汽车工人收入是中国汽车工人的近十倍，而中国工人比他们更辛苦，不是他们生产多，也不是美国汽车企业效率高，是因为他们手里有特权，有工会，有人补贴美国汽车产业，有人阻止劳动力进入美国。只有特权，才能让人生产少而消费多。我一提到农民，想到通货膨胀、社保、医保、土地限制对他们的不公，我就无比难过，而且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么说吧，城里人能这么逍遥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只是这个特权阶层太庞大了，甚至我公号里的读者大部分属于其中，他们不接受被评为特权者，他们说，还有更加特权的人，比如住在ICU几百天的人。如果今天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他们不与城里人在一个福利池子里，城里人的社保收入和医疗报销得减半。农民之所以有此遭遇，完全是因为他们虽然人多，但在舆论上是弱势，而城里人则是舆论中的强势。天天要三免费的大部分是城里人，这些人在中国推动了福利制度的实施，但受害者是农村人。农村真的不需要扶贫，他们会出来打工，也不需要福利，他们可以自负其责。可以不关心，但不要伤害。中国的中产，还天天谈什么润美国，他要去了美国就知道，美国是底层剥夺中产，中产去了美国得阶级下沉。而一个上海的双职工家庭（两位老人，两个年轻夫妻，一个小孩），三十年内，可以拿到的各种补贴可以高达数百万。你算一下，上海孩子的生均教育经费，上海老人的平均寿命，平均退休工资，平均医保支出，就算得出来了。中国的城市阶层，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一群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么庞大的城市中老年旅游团。只要去除各种官方管制、福利制度，那么，退潮后，更辛苦生产的农民工的家里的老人，要比很多城市县城家庭要活得好得多，因为他们家庭对市场的贡献更大，他们的子女更多，完全可以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各种试图要公平分配的结果，却带来了最大的不公平。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舆论上鼓吹福利主义救穷人的公知们，对这一现实是有着巨大的舆论责任的。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当上特权阶层而呼吁。关于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中产，是怎么压迫穷人的》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收入没有提升，还是资本累积量不够，投资不旺，导致农民的收入低。380一年都嫌贵，那还不是收入低么？美国人一个月交医保平均要花一千美元。这种畸高的价格当然不是好事，但中国农民交不起380一年，还是让人实在是心疼啊。

有一个小道消息在流传，说是中国央行也准备学美国了，准备由央行购买国债，搞QE了？我不相信，坚决不搞大水漫灌，是不既定的方针吗？四万亿的教训，不是经过了中国学界、政界的一致认同吗？怎么可能学美国，人民币又不是美元，美元的通胀，可以转移至全球，中国可没有这条件。赤字货币化，可不是一件小事，是天大的事情。我想水库粉们要开香槟庆祝了。本文要先讲清赤字货币化是怎么回事，以及他对普通人的财富的影响是什么。赤字货币化是怎么回事？政府的开支超过税收，形成赤字。政府可以通过卖国债来填这个窟窿，但关键是要搞清楚，这个过程不一定创造出新钱。如果只是将国债卖给市场中的人，那买国债的人只是把自己账户里本来就有的钱换成了政府欠条，钱只是从债主手里转到了政府手里，政府再把这钱花出去。这个过程就是把钱从这个人的口袋倒腾到另一个人的口袋，并没有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总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赤字不会直接引发通胀。但是，政府还有另一招，就是把国债卖给银行系统，这就涉及到了货币创造的机制。银行买国债时，是通过增加存款额度，也就是"创造新钱"来支付的。这里创造的新钱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当政府把这笔钱花出去，它就永久地进入了经济体系，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供应。各国银行都可以在一定比例准备金的情况下创造货币。举个例子，如果央行规定准备金率是10%，银行有10亿元新增准备金，它就可以基于这个额外准备金创造出10倍，也就是100亿元的存款，用来买政府新发的国债，帮政府填赤字的窟窿。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实质上是通过银行系统"印钞票"来支付赤字。这个过程增加了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不同于第一种情况，它会导致通胀，因为更多的钱在追逐数量不变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就可能会上涨。当然啦，如果商品和服务供给也在同步快速增加，物价不一定会普遍上涨，因为这时候生产的增速超过了货币发行的增速。相反，如果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停滞不前，这时候货币量一增加，就会刺激物价飞涨。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政府赤字加速增长，通胀速度却反而下降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就拿这个现象说事儿，试图证明赤字增长和通胀之间没啥直接联系。就好比现在某国，明明超发了一大堆钞票，物价咋就不涨呢?但这种解释忽略了影响物价变化的两大核心因素:货币供应量和货币需求量。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央行的货币政策导致新钱快速增加，而且大量新钱都用来给不断扩大的政府赤字融资，但同时呢，经济萧条导致严重的商业损失，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这种需求增加主要体现为人们不愿意花钱买东西，宁可攥着钱不花，也就是现金握存的需求增加了。短期内，货币需求的增加部分抵消了货币供应量增加对物价的影响，导致通胀速度减缓。但这并不意味着赤字增长和通胀无关。等经济从萧条中恢复过来，人们又开始乐意花钱了，对货币的需求就会下降，这时候之前为赤字融资创造的新钱开始在经济系统里流通，通胀就会加速。（这是重点）所以说，即便赤字增长和通胀减速之间存在短期脱节，从长期来看，大规模赤字融资会给经济带来通胀压力。赤字本身就不对，何况货币化巨额政府赤字的更大问题在于，它会把储蓄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非生产性的政府开支上，形成所谓的"挤出效应"。这个逻辑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民间储蓄都被转移到政府债券上，那对生产性投资可用的储蓄就会减少，这实际上是在毁掉资本。说白了，所有政府支出都可能挤出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因为即使税收筹资的支出，本来也可能被投入私人储蓄和投资嘛。相比税收筹资，赤字融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大，因为赤字融资直接减少了公众可用于储蓄的资金，而税收支出则同时减少了公众的消费和储蓄，也即，他对投资的影响没有赤字那么高。不管赤字是通过银行系统(即通过创造货币)还是直接由公众(即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资助，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赤字由银行体系出资，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胀，因为这实质上增加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如果赤字直接由公众出资，那就会导致严重的挤出效应，把储蓄从私人部门急需的投资项目转移到效率低下的政府项目上。但是，即便赤字是靠创造新钱来融资，挤出效应还是会发生，因为政府用的"新钱"和私人部门的"旧钱"都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嘛。总而言之，不管是通过吸引现有储蓄还是通过银行系统创造新钱，赤字融资都有可能减少对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可用性，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呢，赤字融资还意味着政府将来得支付更多利息，这就成了老百姓永久的税收负担。赤字不断加大往往伴随着高利率，因为不提高利率，就没人买，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高利率不仅增加了政府债务的偿还成本，还会进一步挤出私人投资，因为高利率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降低他们的投资意愿。赤字高了，最后只能靠加税来解决。但问题是:第一，加税实际上可能并不会像预期的那样有效减少赤字，反而可能导致政府支出的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下，加税根本没解决赤字问题，反倒加剧了财政失衡。有一个叫帕金森定律的东西，大意是说:"一份工作所需要的资源跟工作本身关系不大，一件事情被膨胀出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与完成这件事情花的时间成正比。"这个定律想表达的是，官僚组织的支出会自发膨胀，把能用的收入都吸收掉。这就意味着，如果政府通过加税增加了收入，政府支出也可能相应增加，而不是拿这些额外收入去减赤字。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很少有在赤字不断上升后，还能降下来的。政府债务，总是不断累积，成为天文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增加可能只是为了维持一个固定比例的赤字，而不是真正在减少赤字。第二，加税会抑制经济活动，尤其是当税率已经很高的时候。高税率可能会挫伤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减少投资和消费，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加税不仅没能有效解决赤字问题，还可能进一步伤害经济。那么，有什么办法解决赤字问题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削减政府预算，控制政府支出。至于控制哪个领域的支出，答案是任何一个领域都行。但是，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向央行购债，直接印钱，这一条路一开，那就麻烦大了，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量的花钱。赤字货币化有利于谁？如果你有巨额的债务，那么，赤字货币化就意味着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中，货币贬值了，同时债务也贬值了（即降低了）。他反应到市场上，就是各类资产价格都在上涨，这并不代表着资产升值了，而是资产与货币的比值变化了，是钱贬值了，不是资产增值了。我为什么说，水库粉们会狂欢呢？因为水库系的操作，都是用各种工具将自己的债务不断加大，有些人不止加杠杆（贷款）买房，甚至首付都是贷款的，甚至月供都是靠信用卡在支撑的。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操作？因为，他们认定天量货币洪水，一定会到来，如果他们预测成功，在货币洪水中，债务就被稀释。前期的杠杆，就得到了巨大的回报。打个比方：比如，现在一个人的收入是三万，他贷款买了两套五百万的房，首付也是贷的，月供也靠信用卡，如果大通胀来了，那么，他的收入会变成六万（通胀下劳动力价格也会上涨），而他的贷款依然是1000万，而这时的房价，则涨至每套一千万，他只需要将房子卖掉，就能将贷款还清，还净赚几百万到一千万（取决于中间的利息成本多少）。你看，这种操作模式下，他甚至没有花一分钱，就有可能赚到很多人一生都赚不到的钱。如果房价是由于城市化率导致的上升，这种投资，叫作押对了宝，投资了正确的城市股票，但如果是由货币主导的，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些财富是从何而来的？是另一群人的钱，转移到了他们的身上。哪一类人呢？就是那些现金存款多的人。因为他们的储蓄在这个过程中贬值了，贬值的部分被转移到了有大量债务的人手上去了，谁有大量的债务呢？政府、国企、以及高杠杆炒房者。普通穷人想贷款都难以贷到的，因为资产不够，手段不够，因此，他们在通货膨胀中永远是受损者。通货膨胀税，是最恶的税，是直接剥夺穷人的税。但受益者不仅是政府，包括一切高杠杆的人群。过往许家印的恒大能做大，就是因为恒大就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他的企业利润

大家好，我是老古。前两天，这个号发了一篇战小锤写的批评美国的文章，文章的主旨是，千万不要把美国的一切当作市场经济的典范，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的侵犯一点也不小。当然，这样的文章是不讨喜的，原因是，不能骂美国，现在在某一群体内，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特别是在中国当下风雨飘摇的时候，这样的文章更不讨喜了。他们有如下逻辑：第一、骂美国，不能证明中国好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的，因为骂美国的同时，作者从未说一句中国的好话，也没有试图要证明中国比美国要好。但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你骂美国，就是想试图贬低美国，抬高中国。第二，在中国写文章，就应该只骂中国，而不要到处去批评外国理由是，你是中国人，你操美国人哪门子的心？美国再烂，也烂不到你头上。这个逻辑也不通，美国贸易保护抬高关税，芯片法案，具体打击的就是中国具体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任何权力对于个人的侵犯，应该一体批评。市场是一体的，全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影响市场中的任何一人。第三、欧美很好，中国很差，不能破坏国人对美国的向往这个逻辑也不通，近代中国一百年来反复折腾，这背后对应的思想和观念，基本上都来源于欧美思想体系。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对市场的管制，基本上发源于欧美。反垄断法难道是中国人发明的吗？医保社保难道是中国社会起源的吗？第四、欧美的繁荣是怎么来的？不是市场经济吗？你为什么要批评一个更加繁荣的地方呢？这个问题是最难的。没有错，欧美能有现在的繁荣，功劳当然是保护产权下的自由市场的结果。但是，欧美的繁荣是建立在几百年的资本积累上的，他们现在正在消耗掉这些资本，他们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退。正如一个富二代，他挥霍再多，也比发展中国家有钱。他现在过得好，并不代表他们走在正确的路上。让他们开倒车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市场的观念占了上风。而这些反市场的观念，却被很多中国人当作是繁荣的原因。富二代成天不事生产，夜夜找姑娘喝酒，然后穷小子一看，天天晚上找姑娘喝酒才能发财啊，我也要学。当有人说，富二代这是在败家时，穷小子们言之凿凿地说，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依据，你看他就是天天喝花酒，但就是过得比我好十倍。所以，必须得出喝花酒就能发财的结论。于是，社会福利，反垄断、公办医疗、关税保护、环保主义、高税收、劳工保护都被认定为是对方发达的原因，进而引进第三世界的国家。好了，那你今天要如何解决你所在国家的繁荣问题呢？印尼人在搞改革，改革什么？改革他们从西方学来的劳动法，改革的结果是企业大批流入印尼，印尼的繁荣与日俱增。非洲大量的国家之所以贫穷，不是资源匮乏，不是人民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继承了原宗主国现在的各种制度。一堆贫穷的非洲国家搞起了免费医疗，哪怕有些小国，全国只有一台呼吸机，人，但他们依然是拥有免费医疗的国家。试问，你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反对这些政策？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从观念上彻底批倒西方国家现有的和历史的反市场观念和政策。美国汉密尔顿早就提出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国家产业理论，这种理论即是美国反复进入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反复的源头。你不反对这些，你怎么来反对那些要求保护民族产业，对外资采取歧视态度的观念和制度。现代共和制国家，几乎一切制度、观念来源都源于欧美。而这些制度中，既有市场经济坚定的私有产权保护原则，也有一堆破坏私有产权的所谓文明制度。几乎没有几个东西是发展中国家原创的。要彻底批判

谁是中国受到舆论攻击最多的人？毫无疑问，就是胡锡进。特别是当下，胡锡进已经处在一个被网络舆论全面围剿的状态中。只要你看看他的微博，就能看到无数对他的谩骂，不管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哪怕他就在环球时报主编任上也是如此。以中国的官职来定位的话，他是一名正厅级的干部。全中国，人人可以随便骂、甚至直接人身攻击的官员，仅他一例。同时，他还是微博时政博主中的一哥，坐拥2784万粉丝，在抖音上有716万粉丝，在头条上1176万粉丝。胡锡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可以说，国内能看懂胡锡进的人，非常少，这些人批评他为骑墙派，批评他为忽左忽右，骂他叫刁盘，骂他一三五胡锡进，二四六胡锡退。这是完全没有搞懂胡锡进。简单来说，胡锡进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建制派。民族主义者、改开派、建制派，是我贴在他身上的三个标签。他会被民主公知批评，因为他建制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他会被司马南系的人攻击，是因为他是改开派和建制派。他与一般的小粉红不一样，他是有着自己明确的主张的，那就是强烈支持改革开放，可以说，在疫情最后一年，他是舆论中唯一一个能发声持续主张放松的大V，其他人没有他这种身份。他反对过度的安检，主张大学开门，反对对联想、农夫山泉等企业的攻击，反对对莫言的起诉、反对对脱口秀失言事件的严格处理。同时，他还在佩洛西来台时，发出了在某种条件下就击落的强硬言论，甚至还主张中国要多造核弹。他同时支持改革开放，反对走四十年前的老路。这些基本上就是胡锡进的观点，更多人看不懂胡锡进，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官样文章，胡锡进的微博，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一个领导说：你们工作都做得很好，就是某一个点还有提升的空间，他可能花了一小时表扬你，花了三分钟说这个，他的意思是表扬吗？不是，是在要求这个点要改变。胡锡进的文章大多如此，所有的真实的观点，就藏在几句话中。当然，他身上如此多的标签，现在受到各派围剿，就是一个必然。但主力要围剿他的不是民主公知派，而是极左派。原来，胡锡进代表着建制派（小粉红）的舆论势力，但新的一派在贸易战是崛起了，贸易战带来的外部威胁问题，使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爆棚，有一部分极左舆论势力（司马南系）借此机会崛起。在贸易战之前，普遍的认知是，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但这种情绪，有很多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日本右翼对当年侵华战争和暴行的否定，他针对的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并且这些情绪，并未影响到中日民间贸易，日本车还是在中国大卖，中国人是日本旅游市场的第一大客户群体。在贸易战之后，由于这一股情绪就与极左舆论势力所利用了。很多人以为司马南与胡锡进是一伙的，当然不是。司马南本质属于反建派极左，是乌有之乡的成员，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反对者。他们推崇的社会目标是要回到四十年前，比如司马南大谈鞍钢宪法，甚至要争夺共同富裕的定义权，以否定改革开放。一口一个资本家，试图否定民营经济对中国的贡献，甚至直接否定最高领导人对民营企业56789的定性。但司马南的大火，说明这一群人，借着中美贸易战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崛起了，从边缘化，走入了舆论的中心。极左的底色，注定了他们与普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小粉红是完全不一样的。小粉红，其实奉行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当家不闹事，认为舆论攻击，否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稳定不利。但极左们要从边缘走向舆论中心，当然就是要搞事情。在政治竞争中，政客们发起政治攻势的手段，就是选择议题。谁能主导议题，并推动议题舆论扩大化，谁就能赢得舆论战争。很明显，现在极左势力，正在不断地抛出议题，推进议题，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种舆论权力的快感。对于司马南这种人来说，舆论权力的快感后面，还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对于毛星火们来说，在网上指谁打谁，司法机关、政府机关就听从于他们的感觉太爽了，这意味着，他们实质上获得了权力。以至于，一篇骂日本鬼子侵略、主题是恶有恶报的小小说，都被他们打成了汉奸文章。他们是真不懂吗？当然不是。司马南在他的视频中，只敢断章取义，从小说中提取几句话出来，就开始批判

大家好，我是老古。刚刚在群里看到一个谣言，说苏锡常要搞特区了，这个谣言官方已经辟谣了，但分析这个谣言是谁编的，却是很有意义的，它充分反应了中国某一大类舆论群体逻辑混乱的思维模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谣言的内容：经国家批准，成立苏锡常经济特区，辖苏州、无锡、常州市全域，总面积1.7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00万，2022年经济总量4.8万亿元。1、苏锡常经济特区，明确为一级国家特区，与深圳、汕头、厦门、珠海、海南五大经济特区并列。2、明确苏锡常经济特区行政级别为副省级，成立苏锡常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特区总部位于苏州市。3、苏州市提升为副省级城市，苏州市委书记兼任苏锡常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苏州市长、无锡市委书记及市长、常州市委书记及市长，兼任苏锡常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4、经国家授权批准，在苏锡常经济特区实行特别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管理措施。5、苏锡常经济特区内部完全实现一体化，户籍统一，经济发展模式统一，居民待遇统一。6、苏锡常经济特区实行特别的税收上缴制度，直接向国家上缴税收。7、大幅降低物流成本，苏锡常辖区内高速公路全部取消收费。8、苏锡常经济在2026年前，建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实现旅游免签证。9、到2030年，苏锡常经济特区目标经济总量11万亿元，总控制人口3000万。10、苏锡常经济特区开展赛马竞技竞赛竞猜试点。11、2028年前，苏锡常经济特区全域养老院对65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12、2030年前，上苏锡常经济特区全域事业单位一律改制为企业，职工脱编；公务员队伍人员精简40%，岗位精简压缩30%。13、经国家授权，苏锡常经济特区全域试行每周休息三天的工作制度。14、到2030年，苏锡常经济特区在全国率先进入国际公认发达地区发展标准。15、到2030年，苏锡常经济特区全域居民实现医疗免费。16、2028年前，苏锡常经济特区全域普及16年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高中普及免费。

先从另一个号上引起不少争议的文章谈起。文章放次条，大家可以看，是关于人工智能联合国出了一个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号召各国政府治理人工智能，但是，决议明确说明，需要治理的是：大会强调，就本决议而言，“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指非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尊重、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也就是说，他们要治理的是民间企业搞的人工智能。我为什么提到好莱坞电影呢？因为好莱坞电影，就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他在编故事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他的故事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观念。治理大企业办的人工智能，正是出于人们对大公司的恐惧。甚至有专家学者，专门提出“大公司权力”这种概念。比如：美国一位学者，就写了一篇论文，对人工智能掌握在大公司无比恐惧。人权与人工智能：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

大家好，我是老古。这次恐袭

新华社哈瓦那3月18日电：古巴外交部18日召见美国驻古巴临时代办本杰明·齐夫，强烈抗议美方通过发布虚假信息和煽动街头骚乱，插手古巴内政。17日，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有民众上街游行，表达对停电和食物短缺的不满。古巴这个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算是异常熟悉，又非常陌生。熟悉是因为，曾经是冷战时期，曾与中国同属苏联阵营。而陌生的是，这个国家离中国太远，也没有几个人去过，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实际上，古巴早已不是当年的古巴了，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就来说说古巴的历史和现状。古巴那段特殊的历史古巴,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国,曾经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较量的前线,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带领的社会主义运动震撼了整个西半球。几十年过去了,古巴人民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痛苦。1959年,年仅3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革命军队在这座加勒比海岛国树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这位热血青年宣称,古巴将不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小岛宣告与邻国美国决裂,与苏联结盟,很快就卷入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古巴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前沿。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世界陷入核战的恐怖阴影；为响应卡斯特罗的呼吁,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远赴非洲参加反殖民战争。在国内,私有财产被没收,资本主义的一切商业活动遭到取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一直是古巴的痛处。苏联解体后，对古巴的援助终止了。古巴和朝鲜一样，经济系统濒临瓦解。1990年代,出现了被称为

大家好，我是老古。在几个月前，哈以冲突刚刚爆发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哈马斯已经赢了！》我同时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解释了，他赢得的是什么战争，就是舆论战。《巴以冲突背后的全球舆论战争，以色列正在节节败退》今天，我的这些预判，全部实现了。就在昨天，美国最挺以色列的犹太裔的民主党政治领袖，与内塔尼亚胡翻脸了。美国级别最高的犹太裔民选官员、以色列的“终生支持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大佬舒默，把我这个分析逻辑讲透了。他怒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这还不够，他甚至直接干预以色列内政，要求以色列提前举办换届选举，把内塔尼来胡给换掉。这种言论，无疑是最为强硬的表态了。内塔尼亚胡都跑出来说，你不能干涉以色列的内政，以色列什么时候选举轮得着你来说话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舒默的言论看起来像是美以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舒默把他的理由说得很明白，他说：“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让自己的政治生存凌驾于以色列的利益之上。”“内塔尼亚胡对于加沙的平民伤亡过于宽纵，这正将全世界对以色列的支持推向历史最低点。如果以色列成为弃儿，它将无法生存。”美国总统拜登被问及对舒默演讲的看法时表示，这是一次“很好的演讲”。舒默，可不是一名普通的国会议员，是国会领袖，就是犹太人，并且主导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各种支持，是在战争初期最为支持以色列的铁杆美国政客。他在战争爆发后几天内（10月15日）就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进行访问，期间发表声明称，美国国会议员已经讨论了向以色列提供多种先进武器系统的弹药以及防御系统的相关事宜。这些武器包括“铁穹”防御系统的弹药、精确制导炸弹、能够将标准炸弹转化为精确制导弹药的JDAM套件以及155毫米炮弹等。他还代表美国国会为以色列问题专访中国，与中国外部部长王毅直接对谈，要求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以色列，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广泛热议。现在，舒默的表态，却完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民主党众议员希夫说：“美国国会中最坚定的以色列捍卫者舒默发表这些言论的事实，应该会在以色列引起一场地震”。怒批内塔尼亚胡的可不止是舒默，战争刚刚爆发时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正在发表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讲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日重申，以军将继续推进在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则公开警告以方，攻入拉法将是踩踏“红线”，随即遭到内塔尼亚胡反驳。而拜登在之前，演讲后私下与官员直接说要与内塔尼亚胡要摊牌，由于麦克风未关，导致谈话泄露，引发舆论大哗。拜登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能让以色列在追击哈马斯的过程中，造成3万名巴勒斯坦人的丧命。”跟着反转的，不止是美国，中东最强金主沙特，也有了巨大的反转。我在之前的文章说过，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政治目标就是阻止以色列与沙特建交。因为当时以色列与沙特的建交谈判正在进行中。沙特在战争爆发后的发言是模棱两可的，他反对战争，要求两国方案，但没有骂以色列，也没有骂哈马斯，对于沙以建交也没有表态。而且美国的外交人员在11月时，依然确认沙特并未改变与以色列建交的目标。但现在不一样了。沙特外交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已经升级为侵略了。2月7日凌晨，沙特外交部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声明。声明显示，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沙特外交部还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略”，要求所有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否则将不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国家越来越多，政客们为什么前后不一？原因很简单，政客们必须服从于舆论。美国民主党今年就要大选了，而舆论对于美国民主党政府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对于加沙平民死亡的事件越来越不能容忍。国会和总统都要在今年选举，他们都在屈从于舆论，否则会对自己不利。如果在选举前，再爆发出各种战争对平民伤害的事件出来，那民主党就有可能输掉这场选举。因为民主党主要的选民中，已经有很多在舆论中反对以色列不加控制的战争手段了。其实任何政客都要服从于舆论，哪怕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沙特。沙特国内一样有汹涌的民情对以色列不满，就算是继承制的沙特，他们的政治人物，也必须在民意下转换立场。如果舆论不满，万一冲击到自己的政治地位，怎么办？有什么比沙特国王的地位更重要的呢？这些外部问题，最终要回到政客们具体的利益——执政地位来考虑。那些天天谈国家利益、正义与是非的人，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政客从来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而政客的第一利益，就是我得先成为一个政客。任何问题，不管你认为的什么正义是非，在政客的第一利益面前，都要让步。舒默和拜登真的是在乎平民伤亡吗？当然不是。平民伤亡在战争初期就大量出现了，但当时他们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是平民伤亡引发的舆论威胁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了，才出来批评内塔尼亚胡。这是由政客的第一利益决定的反转。哈马斯也是一样。哈马斯只要阻止了沙特等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他就在中东拥有了一个最有钱的盟友，长期以来，沙特政府及其民间富豪，正是哈马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如若失去这些金主，哈马斯怎么可能在加沙长期统治。据统计，沙特这么多年平均每天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就高达一百万美元以上。在2014年时，大手一挥就是五亿美元投入加沙进行重建。沙特太有钱了，各种援助起步就是几亿美元。还有一堆的中东国家对巴勒斯坦进行援助，比如卡塔尔、伊朗等。而联合国组织的各种援助也非常多。仅2014年至2020年,联合国机构就向加沙提供了价值近45亿美元的援助。一部分资金进入了巴解组织，另一部分则进入了哈马斯的口袋。哈马斯获得加沙人心的重要方式叫福利系统，因为他能从外部搞到金援。在被封锁的加沙，这种手段，最容易获得人心。如果加沙是一个开放可以与外界交易的地方，一堆的年轻人，自食其力就可以了，哪里需要什么援助？以色列的封锁给了援助的理由，哈马斯对援助的分配，就控制了所有的加沙人，他们成为了加沙人的神，很多人不工作甚至都有东西吃。如若大金主们都与以色列建交了，再给钱哈马斯这种恐怖主义分子，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哈马斯存在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哈马斯发动这场战争，难道不知道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结果。以色列政府的强硬，全世界都知道，哈马斯这种天天和他斗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哈马斯就是要引战，他们的恐袭的目的，就是挑动以色列政府发动大规模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对面的政府会如何反应。战争的输赢，不是以哈马斯成员死了多少计算，而是以最终他们的政治目标能否达成来判断的。在哈马斯政客眼里，下面的喽啰士兵死了多少个，重要吗？死几个官员重要吗？老百姓死多少重要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可以说，对于支持哈马斯的背后中东富豪们来说，哈马斯高层全死光又如何？不会换一批人当高层吗？他们要的是有人去对抗以色列。对于大多数哈马斯官员来说，只要政治地位还在，就还能继续统治加沙，甚至换个名字（比如不叫哈马斯了）继续统治加沙，继续当加沙民众的神，才是他们的政治利益所在。他们其实是加沙平民的敌人，他们在故意制造战争。因为正是他们将加沙平民当作肉盾，引以色列来战，造成极大的平民伤亡，由此改变国际舆论，从而最终达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哈马斯在战争中，天天在干的事是什么？就是统计伤亡，记录悲惨视频，特别是记录妇女儿童的各种尸体，然后通过互联网全球传播。联合国的各种救援组织，成为了他们的助手，也在不停地发布各种平民伤亡的信息。平民的尸体，就是哈马斯的舆论子弹，你不打死这么多平民，我怎么宣传，我怎么收获同情，我怎么将来继续找金主拿钱呢？死得越多，哈马斯高层越兴奋。你以为他们会难过吗？这都是他们算计中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才是真正的战争，并且，这场舆论战，哈马斯在一步一步胜利。不说在其他中东国家引发的舆论狂潮了，就是美国政客都被他们改变了。几个月前，谁能想到美国想尽办法促成哈以双方的停战协议呢？《以色列时报》1月29日称，当地时间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巴黎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领导人、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卡塔尔首相展开谈判，讨论为期两个月的停火协议当地时间2月4日至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地区多国，试图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几个月前，谁能想到全世界对哈马斯最强硬，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最支持的舒默会说出这种话来呢？现在拜登已经给以色列划下红线，不能打拉法，不能占领加沙。不能占领加沙的话，还能清除哈马斯吗？怎么可能，哈马斯是亦兵亦民的恐怖主义组织，现在加沙又死了三万多人，他会缺粉吗？这些死亡的家属不是他们潜在的兵吗？甚至是自杀敢死队吗？这些人不想复仇吗？就算是以色列打掉了哈马斯明面上的军队，未来呢？加沙可有几百万人，打死十万又如何？不会卷土重来吗？以色列哪来的安全？最后，还不是哈马斯赢了？以色列为了自身安全，战斗了八十年，结果安全了吗？没有长远的眼光，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可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的。

大家好，我是老古。资本是一个长期被污名化的一个名词。比如说，资本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比如说：资本就是压榨的代名词世间传言的各种资本控制论更是层出不空；犹太资本控制了世界，核酸资本是疫情防控的起因等等很多事一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些大V就都把责任往资本身上推，一口一个资本，骂得可来劲了。他们甚至把资本家和企业家进行分离以方便他们骂资本。此文试图破解大众对资本一词的误解，还资本一个清白。资本到底是什么？我先下一个结论，资本就是生产力的来源，就是效率的来源。没有资本的世界，每一个人都看过，那就是著名的电视节目《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中，动物们没有资本，他们的生产力就是自己的体能和天赋，它们满足自己欲望的唯一手段只有自己的身体。但人就不一样了。在动物眼里，人是非常奇怪的动物。一个动物坐在一台铁东西前面，不停地敲打，然后他就能活得比他们好一万倍。一个动物骑在几个轮子上跑来跑去，他们就能让全家人吃饱穿暖。动物们是震惊万分的，这是神啊，吃饱肚子不应该到处去找吃的东西吗？最贫穷的人与动物相比都是巨富，动物穷其一生，都一贫如洗，甚至每一天都在为活下去拼尽全力。让人成为动物眼里巨富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铁东西是电脑，那个四个轮子的怪东西就是汽车，这就是资本。简单来说，资本就是生产更多效率工具的来源。资本品的定义就是：它不是粮食、饮料、肉类这种消费品，他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需求电脑不能吃，汽车也吃不了，但是，他能帮助我们带来更多的消费品，因为他能提升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最终让你可以拥有更多的消费品。比如，机器，写字楼、货轮等等。那人为什么会拥有资本品呢？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这种能进行逻辑思考的动物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动物和人都拥有意志，都有自利的企图。但人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人的心智中，有一种叫形式逻辑的玩意。什么叫形式逻辑？简单来说，就是人会判断因果关系，比如胡鑫宇案，大家都在猜前因后果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找到两件事之间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比如，人看到石头在太阳下变热了，而下山后变冷了，会推断出，太阳能发热，他加热了石头。动物就没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创造了资本。那资本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不着急，慢慢听我讲，讲完你就明白了，资本是人性的产物，而不是什么邪恶的玩意。最早的人是采集为生的，天天找东西吃呗，这里吃光了，就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了全世界。当人类离开采集社会，开启农耕社会时，我们就能明显地观察到，资本出现了。因为，农耕必然需要等待，没有几个月的生长期，你是没有收获的。那么请问，这几个月，人类要怎么存活？那就必然需要储蓄。而这就是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决定的。人的脑子通过逻辑分析，得出一个因果关系：1、我现在存着粮食，那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时间后才有产出的种田，那我就不用跑来跑去找食物。人们在等待粮食生产期间，他们还是要消费，在吃粮食，吃不上饭不可能生产，这些粮食就是储蓄，所以，是储蓄带来了更长周期的生产。小麦、水稻成为人类的主粮的原因是，它们有壳，能够进行储存，这就是储蓄。让人们可以进行更长周期的生产的储蓄，就是资本。2、我现在少吃一点，留着种子，将来就能生产更多，养更多的孩子生产了三百斤粮食

TikTok在美国被禁一事，持续在中国互联网上发酵。但有一点，很奇怪，就是受害者无人同情。舆论上几大派别，忙着批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政策，或忙着为中国政府辩解，说中国对GOOGLE与美国对TIKTOK是不一样的。但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几乎没人提起。张一鸣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主，以及字节的所有股东，无疑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平台企业，又怎么可能只有这几个人呢？TikTok上的商家，绝大部分就是中国的商家，是那些做跨境生意的中国卖家们。当然还有无数在TikTok上累积了粉丝的美国网红们，已经靠直播打赏等方式一年赚到上百万美金的优秀博主们。如果最终TikTok被关闭，这些人损失惨重。有些商家是前期做了大量的投入，刚开始进入收获期，有些商家刚把粉丝经营好，正在赢利期。TikTok在美国的电商业务，正处于高速成长过程中，虽然GMV不如印尼，但是以美国人的消费力，只需要几年时间，成为TikTok海外电商第一大市场，是没有问题的。这背后，会有数百万中国人的利益在里面。工厂、自媒体博主，电商卖家，都身处于这一个利益网络之中。同时，也有数百万美国人的利益在里面。中国的舆论参与的各方，都被政治语言洗脑了，普通人的权利、利益已经根本不顾了，全忙着讨论国家大事。一些人说什么对等原则。试问：这些商家干了什么？他们违背了美国的法律吗？他们侵犯了美国政府吗？他们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对等吗？他们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清晰且简单。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剥削者，一个是剥削者，一个是被管制者，一个是管制者。什么时候，他们对等过？约翰·卡尔洪（西方保守主义学者）认为，正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创造出了“阶级”和冲突。尤其在征税这种干预中，他洞察到了这一点。因为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税入总是被运用、被花费，共同体中的某些成员必定是税款的净支付者，其他人则是净受益者。卡尔洪把后者定义为“统治阶级”或剥削者，前者则为“被统治阶级”或被剥削者，这种划分是非常令人信服的。由此出发，卡尔洪精彩地分析说：尽管相对而言只是少数，政府的代理人和雇员构成了共同体中唯一收益于税款的那部分人。不管他们以税收的形式从共同体中收取了多少资财，假如税款没有流失的话，都以财政开支或支出的形式流入了他们的腰包。征税和支出两者构成了政府的财政行为。两者是对应的。以税收名义从共同体拿走的钱被转移给共同体中以开支名义接受那笔钱的那部分人手里。不过因为受益者只是共同体中的一小部分人，因而，把财政过程的这两部分统而观之，可以说，政府的财政行为在纳税人和税款受益人之间必定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是别的关系，除非以税收名义从每个人那里拿走的钱又以支出形式返还给他们，而这将使这一过程毫无意义、荒唐可笑……既然如此，必然可以得出结论，共同体中一部分人的纳税必然多于其以支出形式得到的，而其他人得到的支出必然多于其缴纳的税赋。那么，考察这整个过程，很明显，税赋必然在事实上对共同体中获得的支出多于所纳税款的部分人而言相当于奖金，对于那些税赋多于接受的支出的其他人来说（才是真正的税赋）却是负担。这种结果不可避免，因为，它源于这种过程的性质，不管税收征取得如何平等。政府的这种不平等的财政行为的必然结果就是把共同体分裂为两大阶级：一个是那些在事实上纳税并且独自承受养活政府的负担的人们，另一个是那些税收收益的净获得者、并且在事实上靠政府养活的人；或者简言之，整个共同体分裂为税赋缴纳者和税赋花费者。其结果就是，政府的财政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整个政策体系，把这两大阶级置于敌对关系之中。因为政府征税和支出越多，一方之所得就越多，另一方之所失也越多，反之亦然……奥派学者罗斯巴德认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划分也适用于各种形态的政府干预,不过卡尔洪把税收和财政政策作为基石集中讨论是非常正确的,毕竟，正是税赋为国家执行其他无数种干预提供了资源和报酬。TikTok在美国就是一个被征税的主体，上面的商家和网红都是这个身份，他们有什么资格和一个统治阶级谈对等？政府要搞他，不就搞他了吗？能怎么办？不得乖乖地当一个被统治者么？还有人说，TikTok在美国煽动政治了。被统治者，连说句话都不行吗？你都要杀了我，我叫两声，还有错了？这个世界太荒唐了。统治者们对经济活动中创造财富的人随便处理，随便剥夺，但是在大洋彼岸却有一群被统治者为他们辩护。这一群被统治者其实也是受害者。这些中国商家生意做不下去了，你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不一样跟着受损吗？美国的网红博主们生意不能做了，你也是受损者啊。在一个市场中，任何一个交易被阻止，任何一个人的生意被政府砸了摊子，都影响全社会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所有人生活变得更加贫困。美国的事我们就不关心了？你错了。朝鲜的事，你可以不关心，因为朝鲜是个外星社会，里面的人与外界毫无关联，他们死也好活也好，与外部的人利益毫无关系。中美两国民众之间高达几千亿美元的交易额，事实上处于一个市场之中，对这个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影响市场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美国搞工会，搞罢工，导致美国企业效率变低，一样最终会影响大洋彼岸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美国如果繁荣发达，越来越好，也一定会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变得越来越高。因为大家同处于一个市场当中。更何况，那些在TikTok受损的商家，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甚至就是中国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某个政府动用权力，直接打死了一家企业，这就是A4纸的作为。不管说破天，不管国际关系如何，这样的行动，都是侵犯产权的事件，针对这么庞大的平台型企业的行动，那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我只看到无数将权利自由放在嘴里的人，这一刻，对于这些受损的普通人毫无同情，只顾着参与国际政治嘴仗。唉。

最近，在另一个号上怼了好多次美国政府。引发了很多争议。今天在这里说几句。至于内容放在哪个号上，我是有考虑的，古老板那个号骂美国多一点，这个号评论中国的时政多一点。至于为什么，你懂的。总不能两个同时被干掉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理解亲美派们的情绪，比如，他们对我批评美国极度反感，当然

大家好，我是老古。宗庆后去世后，引发了对娃哈哈产品的疯狂追捧。农夫山泉的老板就不提了，让他去厕所哭着吧，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中国。但是，一些人对娃哈哈的崇拜，似乎过了头，脑子都要坏了，这是很危险的。有人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个人让他几个月的孩子喝AD钙奶，他有点不忍心，就提醒了一句“这么小的孩子不建议喝，看看配料表。”一下捅了马蜂窝，引来无数娃哈粉的声讨。我看到这种刷屏式的一片声讨和盲从，真的有点吓坏了。现在不是民族主义、美国国籍、宗老人格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孩子的健康问题。娃哈哈的AD钙奶是一款饮料，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婴儿这种以液体奶为主食的人类最为重视的人群来说，蛋白质和钙的补充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这两项补充不到位，轻则营养不良，重则有生命危险。我们来看一下，AD钙奶能不能给婴儿喝吧。先说蛋白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1-2岁的宝宝每天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为25g，3-5岁为30g。以下是AD钙奶的蛋白质含量，这个含量按乳饮料的标准是合格的，但是，1-2岁的婴儿要补充到标准量，得喝2500ml，一瓶AD钙奶220ml，得喝11瓶，才能补充到位。3到5岁的得喝15瓶。谁家这么小的宝宝能喝十几瓶AD钙奶啊。你要是拿这个替代婴幼儿奶粉或牛奶，会犯下巨大的错误的。再来说钙。如果是冲着可以补钙去买的话，你就千万错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1-3岁宝宝每日钙的推荐摄入量为600mg，4-6岁为800mg。中国营养学会建议，2-5岁宝宝每天应饮用300-400ml奶，可保证钙摄入量达到适宜水平。要达到这个标准，1-3岁的宝宝，一天得喝AD钙奶5瓶以上（1公斤）。4-6岁得喝七瓶以上。（1.5公斤）以下引用的是乳品之家的综合测评

大家好，我是老古。有一位号称奥派的布尔费墨老师，发了个这个帖子：挺有意思的。他这个观点，其实会体现社保的本质，当然也显示出他保守主义的本色。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观点：50岁、60岁、70岁、80岁才能退休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就是拿社保金的多少。假设夫妇二人同岁，且预期寿命是80岁，平均退休金是3000，那么，按上述方案，不同年龄领取的金额如下：领取时间领取金额50216000060144000070720000800那么，50岁的人沾了大便宜了吗？人们会因为可以多领这么多退休金就多生吗？且慢，他们的子女，也要交社保啊，那就算一下，他们的子女要缴多少社保，假设他们的子女都要交30年的社保，布老师在上海嘛，就按上海的支出算一下，上海一个普通人最少月度上缴社会保险金额是3000元领取时间领取金额子女数量总缴纳额5021600004432000060144000033240000707200002216000080011080000以上表格计算得出：以家庭为单位的话，50岁生了四个，你是多拿了退休金，但你整个家庭的社保金额上缴得更多，当然，社保还捆绑医疗福利，假设医疗福利支出退休后，两个老人一共200万。算下来，这不就是打个个平手吗？也就是说，以退休年龄提前来刺激生育，这个布老师是连账都没明白。按布老师的方案，谁还交社保？生了四个子女，每月交三千五险一金，自己得这点钱，有意思么？不如不交，这个钱直接给他就行了。不过，现实比布老师的理解更为残酷，因为现实中，谁生得多，农村生三四个的还是不少，城里生一个的占比挺高的。真实的现实是这样的。城里老人农村老人生育子女1个4个寿命80岁70岁领取时间25年10年平均工资3000元150元退休总收入1800000元36000元家庭总缴费900000元3600000元这下你明白了吧，子女多，代表着社保系统中增加了四个年轻人，他们支出更多，反而子女少的城里人，沾了大便宜了。他们的子女交得少，自己领得多，多领的哪来的？不就是对应了另一些家庭多缴，但领得少吗？你知道城里人为什么这么支持社保了吗？不就是因为这套系统能让他们获得超过子女孝敬的金额吗？不管是县城还是一二线城市，一对双职工父母退休后，拿到的社保退休金和医疗福利，起码在八千元以上。他一个儿女，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可能花这么多钱养他么？没关系，农村生得多的，交得多，他们的收入才能有这么多。如果是各养各妈，城里老人的生活，马上要降低一大截。还想去旅游？跳广场舞？想都不要想，天天在饭店刷盘子才是正常的。普通的子女最多给他一两千，他要想活得好一点，有医疗费，工作到七十一点也不奇怪。当然布老师，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生育控制的向往。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是喜欢干预他人的生活，看见别人不生，他着急，得想法子通过政治手段让人家生。这种政治手段，叫处罚。你不生，就罚你不能领退休金，让你为别人白缴一辈子。美国保守主义也有这个特点，什么鸡奸、赌博、同性恋、嫖娼，堕胎，统统不允许，一句话，管到人家床上去。人口问题无比简单，把国界放一边，就马上就明白了，哪里缺年轻人嘛。越南、印度、印尼不是这么多年轻人吗？只要国界上不设立贸易障碍，哪里会缺人呢？至于每一个人的生育选择，更无需干预，难道你比人家更了解自己利益之所在？人家少生，就有人家的利益考虑嘛

自从我开公号以来，取关和增粉就是一个常态。每天都有人取关我。但是，几乎常常碰到一种情况，那就得他得在取关时和我说上那么一句话，比如，我取关你了。为什么他会和我打招呼呢？他在试图告诉我，他是一个消费者，对我这个文章的供给者，不满意。你没有满足我的情绪和认知，所以，我取关你。我是一个开了二十几年企业的小老板，我当然知道客户就是企业的命脉。不过不好意思，至少，这个古老板的老巢的帐号，不是一个企业。另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准备在上面卖点东西，比如，我会写点商业投资付费文，做点长期业务。虽然，我也会接广告，会接受打赏，但我清楚地明白，我不是办企业，因此，我不会迎合消费者。虽然我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自己还有丰富的经商经验，但是，我反对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将时政内容的自媒体办成企业。一切带有时政评论内容的自媒体、媒体，都不应该是一个企业。因为，思想不存在市场。思想领域也不存在市场竞争。在市场中，企业以迎合消费者需求为目标，谁能满足消费者，谁就是成功的企业家，因此，是消费者在指挥企业生产。那些留言要取关我的人，正是想在告诉我，他才是大爷，他是消费者，离开他们，离开粉丝，我什么也不是。你错了。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思想领域，只存在斗争，不存在市场。这种斗争，是基于对错的斗争，哪一个理论是对的，这个理论就将最后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其他的产品，不存在这个现象。即使你买的东西再奇葩，对别人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是奇葩的政治经济思想营销成功了，那就是灾难。司马南的成功，就将、且已经带来了灾难。如果这是一个市场，那么，所有的销售者，就应该找清晰的市场，我的文笔，我的创作能力，难道不能收获更多的爱国者吗？或是收获更多的亲美派吗？中国舆论界，不就是以这两个派别为主吗？不能最后带货，卖产品吗？这样的成功者，市场上比比皆是，比如卢克文、比如远方青木，比如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比如司马南。在民主派的“思想市场”里，搞打赏的人，也多如牛毛，甚至成为了某一种生意套路，只要你能迎合他们的情绪，收入不会差。我不仅有丰富的营销知识，我对市场上舆论的各方的观点、情绪无比了解。如果只是谈营销，讲舆论应该怎么符合民众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我不能说干得比他们好，但发点小财是没问题的。甚至我有资格来开课，讲要如何迎合各方的情绪。但是，就是因为我对思想领域的认知，让我对以思想为市场的营销，无比恐惧。因为，我观察到的所有的以客户为目标的时政、经济、政治自媒体，他们在营销时，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以客户情绪满足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确就是受到了消费者主权的制约，凡是消费者不爽的观点，他绝不会说。正如远方青木，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公知派，但却能转变成著名的胡说八道建制派。因为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主怎么想的，不重要了，最重要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卖LV包的人，不一定就认同奢侈品的价值，但是，他在卖货时，一定要塑造包的价值，否则他就卖不掉。也因此，在涉政媒体、自媒体领域，各种所谓的专家记者作者，大多数人就是跟着阅读量、转发量在走。这是将思想当作市场的必然。试想一下，改革开放以后，那些要福利的声音哪来的？那些三免费的声音哪来的？是民间自己发明的吗？当然不是，就是那些大V们宣传的结果。那大V们为什么要宣传呢？因为可以增加自己的声望。在报纸时代，他们能成为各种报纸喜欢请的明星专家，在微博时代，他们能成为具备有超级影响力的大V，甚至可以四处讲课。理记和烧伤超人阿宝，最近被人揭露出来是黑公关，利用所谓自媒体大V的力量，在为特定的利益团体平事。在越来越庞大的利益驱使下，观点对错，一点也不重要。司马南真信他自己说的那套吗？我看不象。他自己也办企业，自己老出国，一边在海南享受奢侈度假生活，一边痛骂民众们浪费买奢侈品带坏社会风气，一边在国内天天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一边自己在美国买小房子，送儿子出国留学。但，你得承认。他就是成功的“思想市场”营销者。他抓住了民众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并虚构了一个敌人，得到的评价是什么？正义的使者，人民的救星。当然，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甚至我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关于时政方面的媒体、记者，都不值得信任，不管他是在哪一个国家。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市场化的时政媒体，都以迎合用户为目标。在现代媒体管理的规则中，有一条规则叫“采编与经营分离”。这一规则是为了防止，记者们只为了利益，就帮助某一方说话，不能客观公正。但这种规则，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地隔离广告主的利益对内容的影响，但是他阻绝不了记者们想成名的欲望。记者们想要成名，他依然会追求迎合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在工商社会出现后的媒体，还有一个规则，叫采评分离，那就是记者只能调查客观事实，评论需要另一群人做，并且，评论要找两派不同的观点，这样才是客观的。但这样的规则依然没有什么用。因为记者们依然可以在事实上“造假”，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选择性的报道事实，用来迎合用户。这样的报道方式

大家好，我是老古。我想，在宗庆后去世后，对农夫山泉的攻击已经到了高点了。这一场攻击看似来得莫名其妙，其实根源于网络极左民粹的长期泛滥。表面看，娃哈哈是这一场舆论战中的受益者，不少极端者甚至开始以倒农夫山泉的水为噱头进行炒作，还有不少小店主，拍出视频说要只卖娃哈哈。饮料行业竞争无比激烈，宗老去世后带动的这一波舆论风浪，自然给农夫山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消费品行业的根本在于品牌。品牌受损，就动到了企业的命根。但作为中国头部企业的掌控者，宗馥莉应该明白，极左民粹攻击下，不会存在受益者。在十几年前，娃哈哈就是受害者。2008年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移民律师对媒体声称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且持有时间达9个年头。而曝料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的律师，以职业规范为由表示不便透露其背后的雇主。此事发酵后，各家媒体跟进：当时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宗庆后及家族多人等曾经获得美国绿卡或加入美籍。其中，宗庆后本人于1999年获得美国绿卡，二弟宗端后2003年获得美国社会福利号；取得美国国籍的则包括三弟宗泽后及其家人，以及宗庆后之女宗馥莉。此次爆料事件，据大多数媒体推测，正是达能所为。当时，双方正因股权、合作协议一事，闹得不可开交。事件爆发后，引发的舆情，对当时的娃哈哈，就带来了巨大的名誉损失。企业家拿绿卡，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同理钟睒睒的儿子是美国国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企业家的价值，是他为消费者提供了什么价值，而不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么看企业家，那中国几十万家外资企业的老板，要怎么想？你们中国籍的企业家，有个绿卡，有个外籍儿子都要骂成这样，那我们这些不是中国籍的企业家，要如何自处？宗馥莉不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她本人还担任过娃哈哈公关部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于舆论，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专业人士。宗馥莉更不是视野狭窄的人，她在国外留学多年，有着全球视野。她应该明白，这种民族主义民粹风潮，从来都是所有企业的劲敌。今天，这一股民族主义民粹，把娃哈哈架上了神坛，对于娃哈哈来说，绝不是好事，而是巨大的负担，这意味着，你的任何所作所为，必须向他们的标准靠齐，如若没有做到，那跌落神坛就是必然的事。在此之前，曹德旺已经成为了范例。在特斯拉上海工资收入较高的新闻火了后，曹德旺曾经的一个访谈关于工资的看法，就成为了攻击对象。最后，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之一的曹德旺先生，被无数民粹在评论区里污名为曹旺，我想，这对曹德旺来说，心里的痛苦是难以诉说的。最终曹德旺通过政府渠道还向上反映此事，并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回应，在一些管理规则中，就约定不得对企业家进行污蔑。但是，这种的管理规则，只能约束极少数自媒体博主，对于各种评论者，根本约束不了。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甚至很难控制汹涌的舆论。而曹德旺，之所以长期成为中国被点赞最多的企业家之一，很多元素与宗老的元素是一样的。也即，并不在于他的企业的价值有多大，服务了多少消费者，产品品质有多好，而是曹德旺被某一种神格化了。今天的宗老也是一样。在这种样的氛围中，你不要指望任何一个企业家可以从中受益，即使有，那也是短期利益，从长远来说，这种氛围如果放任的话，最终将摧毁所有的大企业。现在网上已经有一些娃哈哈的利益相关方，为了卖货，参与了这类的舆论。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成为，娃哈哈为了利益，参与了这样的舆论战。这件事，已经不止是农夫山泉的品牌危机了，它同时演变成为娃哈哈的品牌危机了。要知道

最近，香港政府全面取消各种楼市管制，特别是针对外地人购房30%的印花税，楼市气氛迅速升温。有人担心楼市是否会过热，这时，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港府随时可调整措施，又称如果出极端情况可考虑引入“空置税”。他说：“楼市如果过度炽热，政府随时都可以调整措施。“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可考虑引入空置税，但目前远远没有需要。”这位财政司司长，把自己当作了可以调节经济的神，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就加水嘛，但这种干预市场的手段，只能带来一个结果：预期的不稳定性。谈到香港经济

变董明珠连续八年在两会上提议，要降低个税起征点，每一次都引发一片叫好声音。然而，我对她这个提议，不以为然。很多人肯定奇怪，我不是个自由市场派吗？怎么会不支持减税呢？理由如下：什么叫减税先看看号称要减税的川普，一上台，一顿操作猛如虎。川普上台后实施的减税方案如下：税改和就业法案（Tax

万个孩子的家庭。我们在法令中将教育列为必要和紧急的基本服务，这将夺走工会手中的枪，迫使他们在任何罢工期间提供教育服务。我们总是说，我们要求人民投票，而不是将权力转交给我们。因此，我们的部委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