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 | 达尔文：我在剑桥大学的生活
文/达尔文
译/毕黎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我在爱丁堡大学度过了两个学年以后，父亲觉察到，也许是从姐妹处听到，我完全没有想去当医生的愿望,因此就提出要我去当牧师。他义正词严，竭力反对我到处闲荡，变成一个猎人，因为当时我的前途命运，确实有此趋势。我请求父亲给我考虑一段时间，因为我对这方面毫无所知，没有思想准备，因而顾虑重重,不能马上宣布信仰英国正教的全部教义。可是从其他方面来看，我却有一种乐愿去当乡村牧师的想法。因此，我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皮尔森论教义》和其他几本神学书籍。因为当时我完全相信《圣经》中所有字句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不久我就说服自己：一定要全部承认我国的《教义》。当时我决没有想到，要把我不能了解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我难以理解的东西，去说成是我相信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合于逻辑啊。我大概已经真心诚意地说过，我不想去怀疑任何一条教义；可是，我决没有愚蠢到这样地步：意识到而且又声称“教义是难以相信的”。
1800年芝加哥原版初印《圣经》羊皮卷精装本
一想到正教的神父们曾经对我作了多么凶恶的进攻时，我这种一度想当牧师的意图，就显得是太滑稽可笑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正式声明放弃这种意图，不再遵从父亲对我的期望；直到我在剑桥大学毕业离校以后，以自然科学家名义去参加贝格尔舰上的考察工作时候，这种意图和期望，方才自然而然地变得烟消云散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颅相学家的说法的话，那么，我在某一方面看来，是很适合于当一名牧师的。几年以前，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会的秘书们，寄信给我，恳切要求我复信并附去一张相片。过了不久，我收到该学会的一份会议记录报导，在阅读以后方才知道：他们大槪把我的头颅形状，作为公开讨论的专题；其中有一个会员发言说，我的（头盖骨上的）神圣隆核十分发达，表明出我的才能出众，相当于十个牧师的智能。
因为父亲已经决定要我去当牧师，所以我就必须先到本国的一所大学去读书，取得一个学位。可是，自从我离开中学以后，我一直没有去翻阅过一次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本。我十分沮丧地发觉到，在这最近两年内，简直使人难以相信，我竟然已经把过去学过的所有一切课本知识，甚至连几个希腊字母，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因此，我没有在十月份的正常的入学时间进入剑桥大学，而是先去向希鲁兹伯里的一位私人教师补习功课，直到圣诞节的假期以后，就是1828年初，方才到剑桥大学去入学。不久，我又恢复了中学毕业时的知识水平，能够翻译较浅的希腊文书籍，例如荷马的作品和《希腊圣经》。
英国剑桥大学
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三年光阴。这三年我在大学所学到的功课，也如同在爱丁堡大学和中学时代一样，仍旧是完全白白浪费了。
我曾经想学习数学，甚至在1828年夏季，跟随一位私人教师（一个脑筋很迟钝的人）到巴尔默思去，同时向他补习数学，但是我的学习进展极为缓慢。我对数学发生厌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认为代数学的初步原理毫无意义。我这种缺乏耐心的情况，是很愚蠢 的，后来我方才深深地悔恨自己没有进一步学习下去，至少是应当懂得一些重要的主导性原理，因为我觉得，掌握知识的人，就具有特殊的理解本领。可是，我以为，我决不会在初等数学范围以外获得什么成绩了。至于谈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方面，我除了去听取几门必修的大学课程以外，其他什么都不过问；即使是听讲也是敷衍了事，徒有其名。在第二个学年内，我不得不耗费一两个月时间，去准备功课，以便通过文学士学位的初次考试；结果，我很顺利地通过了这次考试。在最后一个学年内，我又相当认真地温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还有一小部分代数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课程，准备参加文学士学位的毕业考试。我那时对几何学有很大的兴趣，也同过去在中学时代一样。可是，为了通过文学士学位的考试，还必须研读柏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和他的《伦理学》。我非常细心地记住了这两本书的内容，而且自信能够正确无误地把全部《证验论》都默写出来，但当然是还没有柏利书中的词句那样清楚。《证验论》加上他的《自然神学》，这两本书的逻辑也同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使我很感兴趣。在基督学院的课程中的唯一部分，就是仔细研读这些书本，不必去背熟其中任何一段章节；当时我觉得，而且现在仍旧相信，这些课程对我的思想教育只有微小的用处。那时，我对柏利的思想前提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相信它们，同时被其中接连不断的证据所迷惑，因而信以为然了。我出色地回答了柏利的书中的考题，同时对几何学试题的解答成绩优良，而且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的考试方面也没有丢丑；因此，我在“群众”中间，也就是在多数不谋取学位的同学中间获得了良好的成绩。说来也很奇怪，我竟记不清自己在公布的名单上究竟名列第几：我不能肯定是否第五名,第十名，或者是第十二名。
在剑桥大学中，还讲授几门公共课程，学生们可以十分自由地去听这些课程；因为过去我已经对爱丁堡大学的课程异常厌恶，所以即使是塞治维克教授的雄辩的富饶兴味的地质学课程也没有去听讲。要是我去听取了他的讲课，可能比后来实际所发生的情形更早就成为地质学家了。可是，我却去听取了亨斯罗教授的植物学课程，听得十分高兴，因为他讲解得十分清楚，还同时出示精美的图解；不过我当时并不研究植物学。亨斯罗时常率领自己的学生，包括大学中几位年长的职员在内，一起到远处各地作野外考察旅行，有时步行，有时乘车，或者乘坐大船顺流而下，同时向大家讲解那些现场观察到的稀有的植物和动物，这些郊外旅行是很愉快的。
现在大家就会知道，虽然我在剑桥生活的时期，也有一些可喜的方面，但是我在该校度过的时间，是十足地损失掉了，而且甚至比损失还要更加糟糕。因为我对射击和打猎有强烈的爱好，而在不能实现这种爱好时，我却又对到乡村去骑马游览发生了兴趣，所以参加了一个游乐的团体，其中有几个品德败坏的浪荡子。我们一同在晚上聚餐；不过在这些聚餐会中，时常也有几位品德高尚的同学参加；我们有时喝得酩酊大醉，放声高歌，十分快乐，此后还打桥牌为乐。我明知道日日夜夜用这些方式虚掷光阴，应该感到羞愧，但是我的朋友中有几位是很愉快的，而且我们的兴致都十分浓厚，因此我总是在回忆到当时情景时，感到非常高兴。
可是，我还欣喜地回想到很多熟识的品性异常不同的朋友。当时，我同怀特雷的友情很深；后来他在剑桥大学获得数学学位考试一等毕业生的称号；我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作长距离的散步。他引起了我对图画和精美的版画欣赏的兴趣，因此我去购买了几幅画。我时常到费支威廉画廊去；我对绘画的兴趣一定很浓厚，因为我确实对名画赞赏非凡，当时还同这画廊的老年管理员品评这些图画。我还津津有味地阅读了雷诺兹爵士的论著。这种兴趣，虽然不是我天生就有的，却使我继续了几年之久;我去欣赏了伦敦国立美术馆展出的很多图画，感到乐趣无穷；其中塞巴斯蒂安·但尔·皮奥姆博的名画，激发了我一种庄严宏伟的意识。
我还参加一个爱好音乐的小团体；我相信，这是受到了热心的朋友赫伯特的引导而参加的；他后来也是数学学位考试的一等毕业生。由于同这个团体的青年互相结识，聆听他们的演奏，我就对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时常在上课日抽出时间,步行到英皇学院的教堂中去倾听圣歌。这使我感到异常髙兴，有时甚至激动得连背脊也发抖了。我确信，在这种兴趣方面，我既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单纯的摹仿，因为我时常总是独自走到英皇学院去，有时还出钱雇请教堂唱诗班的男孩们，到自己的宿舍房间内唱歌。虽然这样，我的耳朵的辨音力还是差得很远，以致还觉察不出一个不谐和音来，不会正确地打拍子，也不能独自哼唱出一支正确的歌调来。我怎样会从音乐方面得到乐趣，这个问题对我仍旧是一个谜。
我那些爱好音乐的朋友，很快就看出我的辨音力很差这个缺点，有时就给我来一次测验，借此把我取笑一番；这种测验，就是他们在演奏时把原来的歌调改变，有时快些，有时慢些，要我辨认出其中有多少个旋律。他们就这样来演奏赞美歌《上帝拯救吾皇》；这就成为使我苦恼的谜题。在这个音乐团体内，还有一位朋友，他的辨音力也很差，同我真好比是难兄难弟；可是，说来也奇怪，他竟会用长笛略为吹奏几曲。有一天，我获得了胜利：在我们的音乐测验中，有一次我的成绩比他优良。
可是，在剑桥大学时代，我却爱好采集甲虫，甚至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消遣，能够比它更使我有同样强烈的热情，同样浓厚的乐趣了。这只不过单纯对采集方面的强烈爱好罢了，因为我并不去解剖它们，难得把它们的外表特征去同专集图书上的记述作对比，而且还随便胡乱地规定这些甲虫的名称。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这种热情：有一天，我从树上撕下一张老树皮时，看到了两只稀有的甲虫，马上就用双手分别各抓住一只，但是忽然又见到第三只甲虫；它是一只新奇品种的甲虫，我决不能错失良机；于是我马上把自己右手抓住的一只甲虫塞进嘴中咬住。哎呀，这只甲虫竟发射出一股极其辛辣的液汁，灼伤了我的舌头，使我不得不马上把它吐出去，因而让它逃跑了；而这第三只甲虫也因此失踪了。
犀牛甲虫
采集甲虫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同时我还发明了两种新的采集办法：我雇用一个工人，命他在冬天从老树皮上刮下很多青苔，把它装进大口袋内；还去收集那些堆积在货船底面上的垃圾，其中有从剑桥附近沼泽地区运来的芦苇。因此，我获得了几种很稀有的甲虫。任何一位诗人，在看到自己的处女作诗篇初次发表时，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可是，当我看到斯蒂芬的《不列颠昆虫图集》，其中出现“查·达尔文先生采集”这几个富于魅力的字句时，我的喜悦之情，却超过了这些诗人。我的隔房的姑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引导我去研究昆虫学；他是一位聪敏的极其愉快的青年，当时也在基督学院读书；我和他变得十分亲热，常在一起。此后，我结识了三一学院的阿尔伯特·魏伊和哈里·汤姆普森成为知交，一同去采集甲虫。后来，魏伊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而汤姆普森则成为卓越的农学家，一条大铁路的主管人、国会议员。因此，显然可知，采集甲虫的兴趣，似乎预示了一种将来一生中的成功哩！
真奇怪，我在剑桥捕捉到很多甲虫的往事，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仍旧能够回忆起，我在成功地捕捉到甲虫时的一些地点：路灯杆，老树和岸滩的鲜明景象。当时，美丽的大十字步甲虫是我的珍品；在这儿的达温宅，我曾经见到一只甲虫正在越过人行道向前跑着；把它抓起来一看，马上辨认出，它不同于大十字步甲虫；原来它是四星步甲虫，是大十字步甲虫的变种，或者是亲系极其相近的种；两者的外形差别是很微小的。在过去的岁月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只活的异颚步甲虫；它的外貌，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几乎同步甲虫科中的很多黑色甲虫毫无区别。可是，当我的几个儿子在这儿找到了异颚步甲虫的标本时，我马上辨认出，这是我未曾见到的新种；然而不觉已过了二十年之久，我连一次也没有去观察过一只不列颠的甲虫。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到一件事：它无可比拟地对我一生事业起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我同亨斯罗教授的友谊关系。早在我进剑桥大学以前，我的哥哥已经向我讲到了他，认为他对各门学科无所不知，因此我准备要向他表示敬意。每星期，他在自己家中举行一次公开的招待会，所有爱好自然科学的大学生和几位年纪较大的教职员，时常来参加这个晚会。不久，我通过福克斯的介绍，被邀请到亨斯罗家中，后来就按期参加晚会。不久以后，我同亨斯罗就结成深交；在我的剑桥大学时代后半期，有很多天，我们两人时常在一起，作长距离的散步；因此，校中有几位老师,就把我称做“那个伴随亨斯罗散步的人”；晚上，他时常邀请我到他家中同桌共餐。他学识广博，对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都有深切的研究。他最浓厚的研究兴趣，就是根据长期积累的许多细微观察资料来作出结论。他的判断力是卓越的，他的全部思想是十分稳健的；可是，我以为无论是谁，都未必会肯定说，他具有很多独立创造的才能。
约翰·亨斯罗
他是虔奉宗教的信徒，而且有十分正统的思想。例如：有一天，他对我说，“如果有人把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教规改动一个词，那么我就会十分伤心”。他各方面的道德品质，都是令人景仰的。他丝毫没有一点虚荣心或其他卑劣的心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谁能像他那样，很少考虑到自己，或者自己的私人利益。他秉性沉着慈祥，最能循循善诱，而且彬彬有礼。可是，我曾经亲眼目睹，他在见到任何不良行为时，也会义愤填膺，采取果断行动。有一天，我们两人正在剑桥市街上散步时，我目击了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相似的可怖景象。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倒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他们简直好象是死尸一般；可是，围观的人群很拥挤，因此我只能从人缝中瞥见几次这两个不幸的人。亨斯罗在目睹这幕可怕的情景时，脸色突变，愤慨异常；我生平从未见到过有他这样怒容满面的人。他几次三番试图冲进这一群暴徒的包围圈中去，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于是，他马上奔跑到市长那里去，同时命我不要再跟随着他，快去找更多的警察来。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后来的结局，只知道这两名罪犯以后终于被关进了监狱，总算没有在半路上被弄死。
亨斯罗待人无限仁慈，可以举一个例来证明：他后来居住在希却姆的几年内，为了谋取他的教区贫民的利益，实施了许多卓越的规划。我以为同这位贤师结成知己，应该会获得无法估计的益处；的确，我后来是如愿以偿了。在此不能不提出一件微小的事例，来证明他对人十分亲切关心，一次，我正在察看一块潮湿的板上放着的一些花粉粒时，观察到有几根花粉管伸出来了；我就赶快跑去找亨斯罗，报告自己这次奇异的新发现。现在据我推想，要是我这样急急忙忙跑去向任何其他的植物学教授报告这个消息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忍不住发笑起来了。可是，他当时却对我表示同意，认为花粉管的发生这现象很有兴味，而且说明了它的意义，同时还使我清楚知道，这种现象早已众人皆知了。因此，我在向他告辞时，毫不感到自己受到了屈辱，反而由于亲自发现这个著名的事实而十分高兴；不过，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这样急冲冲地赶去报告自己的发现了。
达尔文在花房
有几位年长的著名人士，有时来访问亨斯罗。其中有一位是惠魏尔博士；有几次在夜间，我曾经伴随他一起步行回家去。他的健谈仅次于麦金托什爵士；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谈得娓娓动听，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伦纳德·詹宁士（是著名的沙乌姆·詹宁士的孙子），是亨斯罗家的常客；他们俩是姻兄弟；他后来发表了几篇关于自然史的卓越论文。起初，我并不敬爱他，因为他的脸容带有几分阴郁和尖刻的表情；初次见面时的印象，时常是先入为主，不易忘记的；可是，我却完全犯了错误，后来发觉他原来是心肠十分温柔，谈吐令人高兴，而且带有几分幽默口气。他的教区牧师的家，是在剑桥沼泽地区边缘处（斯瓦夫汉·勃尔贝克）；我曾经去他家中访问，同他作了多次很愉快的散步，并且经常津津有味地谈论自然史方面的问题。我还认识了几位比我年纪大的教职员；他们虽然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但也是亨斯罗的熟友。其中有一位苏格兰人，是亚历山大·雷姆赛爵士的哥哥；他在基督学院担任导师，循循善诱，受人爱戴，可惜不久中年夭亡。还有一位是道斯先生，后来担任赫里福德郡的教区主教；他由于在贫民教育方面的成绩卓著而闻名。上述这几位和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时就同亨斯罗集体到乡间去作长途旅行；我也被允许参加同行；这些旅行游览，都使大家感到极其高兴。
我在回忆往事时，可以推论说：我必定是具有某种品质，要比一般青年的水平略为高些，否则上述这几位年龄和学位都比我高得多的人士，就未必会容许同我结交了。当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有什么长处；我记得有一位共同游乐的朋友吐尔纳，他见到我正在研看自己的甲虫时就说道，我终有一天会成为皇家学会会员；可是，他这种说法，却使我觉得好像是十分荒谬的。
我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内，津津有味地仔细阅读了洪保德的《个人记》。这部著作和约翰·赫歇耳爵士的《自然哲学研究入门》，激发了我的热烈渴望，要对于建筑高贵的自然科学之宫方面，尽力提供自己一份最微薄的贡献。这两部书，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超过了其他一本书、甚至一打书的效果。当时我从洪保德的这部书中，抄录了好几段关于特内里费岛的长篇记述；后来又在上述的一次乡间旅行时，把这篇记述高声诵读给亨斯罗、雷姆赛和道斯听（我想是这几位）；因为在更早的一次乡间旅行时，我已经向同游的朋友们讲述过特内里费岛的美丽景色，当时有几位朋友宣称，他们也想到这个岛去旅游；不过，我以为，他们的话有些半真半假。尽管这样，我自己却十分真心诚意，想要到那里去；甚至还请人介绍去找伦敦的一个商人，向他打听出国航行的船期消息。可是，由于我后来参加了贝格尔舰的航行，这个计划当然就被废除了。
“贝格尔号”的航行
我把这几年夏季的假期用来采集甲虫，阅读一些图书,并且作了几次短期旅游。在秋季，我总是把全部时间专门用来打猎：主要是在华脱好斯和美尔两地，有时也同埃顿家族的小埃顿去打猎。总之，我在剑桥大学这三年，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身体十分健康，而且几乎经常朝气蓬勃，兴趣盎然。
因为起初我是在圣诞节（以后）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我在1831年初通过毕业考试以后，按照校规，还必须留校两个学期，才算学习期满。当时，亨斯罗就说服我去开始研读地质学书籍。因此，在我回返施洛普郡的途中，我考察了希鲁兹伯里周围几个地区的地层断面，并且在地质图上分层涂上不同的颜色。在这一年的八月初，塞治威克教授打算到北威尔士去，继续进行他关于古代岩石的著名地质学研究工作；这时，亨斯罗就请他准许我跟随他一起去。因此，他就到我的父亲家中来住宿。
当天晚上，我同塞治威克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这使我发生了深刻的印象。曾经有一次，我在希鲁兹伯里附近考察一个古代的砾石坑时，听到一个工人说，他在这个坑内发现了一个热带地区的大涡螺的磨破的贝壳，它很像是一种可以在独宅房屋内的壁炉架上看到的蜗螺壳；因为他不愿把这个螺壳出售，我就相信他确实是在那个坑内找到它的。那天，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塞治威克；他马上说（毫无怀疑，这是正确的），这个螺壳一定是被人丢进这个坑内的；但是他接着又说，如果它真正是天然沉积在地层内的话，那么这对地质学是极大的不幸，因为这会推翻我们关于英格兰中部各郡地面沉积层的一切知识。这些砾石层，实际上是属于冰川时期的产物；后来，我在其中发现了北方地区的软体动物贝壳碎片。可是在那时，我非常惊异，为什么塞治威克在听到了英格兰中部地面下不深处发现热带软体动物贝壳这个惊人事实时，却并不表示高兴呢？从前我虽然已经阅读过各种科学书籍，但是还不能从其中明确地认识到：科学在于把事实分门别类，借此可以推导出一般的规律或结论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人动身，到朗果伦、罗辛、康卫、班戈尔和卡彼尔罕立格等山区村镇去。这次考察旅行，对我有相当的益处，因为它教会我一些方法，怎样去搞清楚一个地区的地质状况。塞治威克时常命我沿着一条平行于他亲自走过的路线的山路前进，指导我怎样采取岩石的样品，并且在地图上标明出岩石的层理。我简直毫不怀疑，他这种办法对我有好处，因为我还是学识太差，无法去帮助他。在这次旅行中，有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就是：甚至是一些最明显的现象，如果过去还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也就会很容易给我们忽视。我们在科姆-伊得瓦尔逗留了好几个钟点，极其仔细地査看了所有的岩石，因为塞治威克急切想要在岩层内找寻到生物的化石；可是，我们全都没有在自己的四周看出一丝奇异的冰川现象的痕迹：我们竟没有注意到有许多明显刻痕的岩石，大堆的漂砾，侧碛和尾碛。然而，这些现象却有这样的显著，正像我在几年后在《哲学杂志》中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写：一座被火烧毁的房屋，还没有像这个山谷那样，能够更加清楚地表达出它过去所发生的情形了。倘使这个山谷仍旧还被冰川覆盖着，那么这种现象反而没有现在这样明显了。
Charles Darwin In Cambridge: The Most Joyful Years
by John Van Wyhe，World Scientific ，2014.
在卡彼尔罕立格地方，我同塞治威克分别，独自用罗盘和地图确定方位，朝着巴尔默思，按照直线方向渡越山川前进，一路上都不沿着山区小径行走，只有几段与自定的路线相合者除外。因此，我走过了一些人迹全无的荒僻地点，对这种旅游方法感到乐趣无穷。我到巴尔默思去会见了剑桥大学的几位同学，他们正在研究教学问题。此后，我又回到希鲁兹伯里，并且到美尔堂去打猎，因为当时我还认为，要是为了研究地质学或者其他的学科，而放弃最初几天猎取沙鸡的机会，那我真是个疯子了。
本文载于《达尔文回忆录》第二章，达尔文著，毕黎译，商务印书馆。
编辑 丨刘诗予
校对 丨肖永虹
审核 丨杨勇、赵逸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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