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社会学”专题（一） | 彭春凌：理解“进步”的前提

策划人/彭春凌

章太炎（1869-1936）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身兼清代朴学最后的大师与五四新文化人的导师两重身份，实乃中国传统思想学术近代转型的中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他融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使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种学问、儒释道名法各派思想都焕发出现代的精神。侯外庐说，章太炎的著述“反映19世纪末叶社会全貌”；贺麟则在太炎那里发现了近代“最富哲学识度”的作品。鲁迅对章太炎的思想和人格别有体会，他认为“战斗的文章”才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我曾撰《探索民族革命：章太炎的政治哲学》一文，指出章太炎要抵抗的，“不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不同形态的帝国主义政治，更是各种压抑个体独立性的现代化的制度和观念”；通过章太炎，“我们总能找到无待自由的甘泉，探寻另一种想象现代性的方式”。

回溯章太炎一生，早年与社会学的结缘，乃是他拓出思想学术全新格局的关键因素。1898年，他与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斯宾塞尔文集》包含了社会学奠基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两篇长论文，《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1857）和《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 1854）。前者用进化观念来解释从宇宙诞生、地球演化、生命出现、到人的起源、社会的形成以及人类文明的所有部门——制度、科学、艺术等由来演变的脉络，集中体现了斯宾塞进化论的宇宙哲学。后者详细论证了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如何从早期神权—王权一体的统治体系分化出法律、宗教、礼仪几种相互勾连的统治装置，并且还将斯宾塞的“同等自由原理”贯穿其间。章太炎早期代表作《訄书》《儒术真论》的整个知识图景都受到斯宾塞的影响。章太炎和严复携手，在戊戌时期推动社会进化学说扣开了中国知识界的大门。

翻译《斯宾塞尔文集》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章太炎都沉迷在社会学的诱惑里。他1899、1902年两次东渡日本，搜罗阅读了大量社会学书籍，并在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在东京专门学校的讲义《社会学》。这本书不仅是目前所见章太炎独立翻译完成的唯一一本完整的外文专著，也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构成了明治日本思想学术的核心。岸本能武太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的这册讲义综合了斯宾塞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之父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的《动态社会学》，能看到英美和日本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强调心理主义的新特征。通过章太炎对岸本《社会学》的翻译引介，我们能观察到面对生物和社会进化学说的冲击，儒家人与社会观念所做出的因应和调整（详细分析可参阅拙文《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1906年章太炎在同盟会的会刊《民报》上发表《俱分进化论》，这标志着他融合佛教唯识学和德国叔本华一系的形而上学，实现了“转俗成真”的思想转向。他开始深深怀疑社会进化必然会带来善的结果和乐的感受。与此同时，各种政治论敌在向革命派施压的过程中，纷纷举起社会进化的公理大棒以瓦解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其中就包括英美社会学在中国的另一位重要引介者严复。严复1904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甄克思（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诠》，以社会进化的阶段说来否定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主张。章太炎撰写《〈社会通诠〉商兑》驳斥严复的观点。他不仅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还对社会学这门发展中的现代学科之解释范围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次“章太炎与社会学”专辑，通过“章太炎与斯宾塞”、“章太炎与岸本能武太”、“章太炎与严复”三个单元，以六个专题的形式简要呈现章太炎在中国近代社会学草创和发展过程中的作为与思想。

学者丹尼尔·布雷斯劳在《美国的斯宾塞主义者：建设一种新科学的理论》中，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定义为“一个关于社会的整体的、自然的、进化的科学”（a holistic, naturalistic, and evolutionary science of society），即将社会视为自然发生、与自然秩序相持续，并服从于进化的宇宙法则的统一整体。[1]因此，要理解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必须首先理解斯宾塞进步哲学或曰进化哲学的前提，在他区分了“可知者”与“不可知者”两个范畴。在斯宾塞看来，科学理性方式讨论的进步，仅限于可知者的范畴，而引发宗教情感的终极意义上的进步的原因和起源，却属于不可知的范畴。“不可知者”的范畴有助于缓解科学进步时代维多利亚人的伦理焦虑。与此同时，斯宾塞理解的人以及人类社会，乃是镶嵌在宇宙自然中的一部分，服从宇宙自然的演化规律。这和中国传统儒家观念中强调人主观能动性的意志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章太炎所翻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显著的特征，在于他淡化了斯宾塞原文中“不可知”的范畴，并且仍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进步的意义。这里选录了《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首段斯宾塞的原文、章太炎的译文和严复的译文，从中可见出三者理解“进步”前提的差异。

文/彭春凌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progress is somewhat[2] shifting and indefinite. Sometimes it comprehends little more than simple growth—as of a nation in the number of its members and the extent of territory over which it has spread[3]. Sometimes it has reference to quantity of material products—as when the advance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is the topic. Sometimes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these products is contemplated; and sometimes the new or improved appliances by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When, again, we speak of moral or intellectual progress, we refer to the state[4] of the individual or people exhibiting it; while, when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5], of Science, or Art, is commented upon, we have in view certain abstract results of human thought and action. Not only, however, is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progress more or less vague, but it is in great measure erroneous. It takes in not so much the reality of Progress as its accompaniments—not so much the substance as the shadow. That progress in intelligence seen during the growth of the child into the man, or the savage into the philosopher,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consisting in the greater number of facts known and laws understood; whereas the actual progress consists in those internal modifications of which this increased[6] knowledge is the expression. Social progress is supposed to consist in the produce[7] of a greater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the articles required for satisfying men's wants; in the increasing security of person and property; in widening freedom of action; whereas, rightly understood, social progress consists in those changes of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organism which have entailed these consequences. The current conception is a teleological one. The phenomena are contemplated solely as bearing on human happiness. Only those changes are held to constitute progress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end to heighten human happiness. And they are thought to constitute progress simply because they tend to heighten human happiness. But rightly to understand progress, we must inquire what is[8] the nature of these changes, considered apart from our interests. Ceasing, for example, to regard the successive geological modification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Earth, as modifications that have gradually fitted it for the habitation of Man, and as therefore a[9] geological progress, we must seek to determine[10] the character common to these modifications—the law to which they all conform. And similarly in every other case. Leaving out of sight concomitants and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let us ask what Progress is in itself. (1868年版第1-2页)

Portrait of Spencer by John Bagnold Burgess, 1871–72.

言进境者，至噤口敝舌而人或不能喻。非其言之难喻也，其所包者既深闳广博，虽言进固不足尽之，假借[1]以立号，缘不得已以定名。则言进云尔，今夫五洲之国，其户口之多寡，版图之广狭，物产之盈绌，械器之良楛[2]，货殖[3]之奇赢[4]，法度之优劣，斯固可以进境言之矣。从而询其人之志识学问，与其技艺，则其用在虚，大气举之，其思虑与神明往来，不可以校[5]先后。进境之义，于此又非其剀切[6]者也。至微之理，或虚而无所薄，迹象所不能显，彼龀童[7]之为成人欤，野蛮之慕为圣贤欤，非阅历问学，不足以就，固也。然而，餍饫[8]于阅历问学矣，其智虑或不足以运之，则是安足为用也。今人类教化，所需于器物者愈多，斯似教化进境之准矣。庸讵[9]知识见既精，阅历既广，则所待于用者，自不能不求其博？非因物而增识，乃因识而须物，斯亦自然之势也。然则其内不足以表外，而其外乃可以表内矣。是故欲探隐索微，宜一切涤除其故见。譬之地球之变迁，沧海大陆之不能久，非深求地学，与考其变化之理者，无以知之。以是知凡事当得其比例[10]，而后可考其进境何如也。（第1页）

左图为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学乘，字枚叔，一作梅叔，以纪念西汉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絳，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

右图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行的昌言报，这一年《昌言报》连载了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

注释：

【1】假借：原为六书之一，指本无其字而依声托事。许慎《说文叙》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一文中不同意段玉裁“转注不系于造字，不应在六书”的观点，提出“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他说：“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渐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故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其声或双声相转，叠韵相池，则更为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又说：“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郭诚永《疏证》曰：“清人六书之说，皆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造字之则，转注、假借二者为用字之则。至章氏则以转注、假借亦在造字之科。比于故老，诚有讨论修饰之功矣。寻章氏之说，亦有所自。清曹仁虎《转注古义考》云：‘欲定转注之义，仍当以《说文》“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上语求之。既曰建类一首，则必其字部之相同，而字部异者非转注也。既曰同意相受，则必其字义之相合，而字义殊者非转注也。《说文》于转注，特举考、老以起例，而考字从丂得声，则必其字音之相近，而字音别者非转注也。’惟曹氏以建类一首为字之同部，章氏则以类为声类，首为语基。细绎两家之说，盖大同而小异耳。章氏以音义为主，而曹氏亦非遗音弗取也；曹氏以形音义并重，章氏亦但言转注不局于同部，而非谓其多不同部也。综观《说文》全部互训之字，其相为转注者，或分隶形义相近相通之部，如页部与首部或面部，足部与止部或辵部或走部之类，其例颇众。斯可补正曹氏字必同部之论也。而章氏侧重音义，又不如曹氏之与形体并重为得其全也。然此文所谓‘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云云，斯历来治许书者所未及见，大义炳然，足以准度百代矣。”（参阅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董婧宸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07-230页)这里殆指借用。

章太炎《国故论衡》书影，1911年，黄焯旧藏，晓韵楼藏

【2】楛(kǔ)：器物粗劣不坚固。《荀子·劝学》：“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杨倞注日：“‘楛’与‘苦’同，恶也。问楛，谓所问非礼义也。凡器物坚好者谓之功，滥恶者谓之楛。”

【3】货殖：经商营利。《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史记》有《货殖列传》，《汉书》有《货殖传》。

【4】奇(jī)赢：指商人获得的盈利。晁错《论贵粟疏》：“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颜师古注曰：“奇赢，谓有余财而畜聚奇异之物也。一说，奇谓残余物也…”（见《汉书·食货志上》）

【5】校：比较。

【6】剀切：切实，恳切；切中事理。

【7】龀(chèn)童：指儿童。

【8】餍饫：感到饱足。

【9】庸讵(jù)：何以；岂；怎么。《庄子·齐物论》曰：“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庄子·大宗师》曰：“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10】比例：比较，可作比较的事例。

夫世俗之言进也，说屡迁，而其义也混。有以滋长为进者，如国则指其民人之加多，与其幅员之弥广；有以所产之丰歉言进者，则树畜工虞之事是已；有时以所殖之美恶良楛言进，有时以操术之巧拙精粗言进，举无定矣。至于验德智之进否，则第人品能事之高下；言学问艺术之进否，则又视其思索之所及，与夫制作之所成。感物造耑，随地而易，盖不仅殽杂不章而已，谬误则大半也。夫言进有道，今既置其本而求其末，追其影而失其形矣。则以人为论，由孩提以至〔长〕大成人。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将徒见其发现外缘之先后，而不悟有内因焉实为之本。外缘者是内因所呈露之端倪，有所待而后能变者也。是故彼论一国一群之进化也，徒诧于人民欲求之日得，居养之日优，抑其生命之日安，财产之不寇，与其优游多行，日以自由，而无所抑困；而不知是国与群之中，必其条理形官有其先变者存，夫而后乃有是之显效也。惟常智不离人见，而穷理因以不精。不离人见者，举两间之变境，皆自人之利不利而进退之。苟利斯以为进矣，苟不利斯以为不进矣。而不知求进理之真实，必尽祛人见，而后其变之性情体用可得言也。今有为地学者，不知地体之进有大例，不系夫生民之初、生民之后也，乃凡水土奠分草夭木条之事，皆执民居、民食以验天演之浅深，于地学庸有当乎。故原进者，必就进以言进，而凡与进同时而并著，及夫利我之境，偶与偕行，皆不容稍杂于其际。能如是，则进之真可以见矣。[11] █

彭春凌 著

《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本文节选于《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彭春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9-135页。

注释：

编者注：推送正文中灰色脚注对应部分为原文中的脚注，着色加粗脚注对应部分为原文的正文部分。

[1] Daniel Breslau, “The American Spencerians: Theorizing a New Science”, in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40.

[2] 1891年版删去“somewhat”，Herbert Spencer，“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891，Vol.Ⅰ, p.8。

[3]1891年版将“has spread”改为“spreads”，第8页。

[4]1891年版将“the state”改为“states”，第8页。

[5]1891年版删去“of Knowledge”，第8页。

[6]1891年版将“increased”改为“larger”，第9页。

[7]1891年版将“produce”改为“making”，第9页。

[8]1891年版将“inquire what is”改为“learn”，第9页。

[9]1891年版将“a”改为“constituting”，第9页。

[10]1891年版将“seek to determine”改为“ascertain”，第9页。

[11]录自严复：《论译才之难》，《严复全集》卷七，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编辑 丨王　锐

校对 丨周天佑

审核 丨陈烨广、李昊玮